埃尔斯蒂尔尽力在表现现实时摒弃任何智力的观念，他在作画前总让自己保持一种坦诚的心态(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并不真正是我们自己的)，把此前所知道的东西全都置之脑后，尽量忘记它们——而这正是一种具有高度修养的非凡智慧，所以他的努力也就更让人钦佩。我向他承认我站在巴尔贝克教堂跟前感到挺失望，他对我说：
“哦，您是说教堂的正门让您失望了，这可是人们难得一见的《圣经》故事大全呢。那个圣母像，还有那些描写她生平事迹的浮雕，让我们看到了中世纪为圣母荣耀歌功颂德的长诗中最温情、最有灵感的篇章。您想想，要把《圣经》内容的每个细节都表现得那么生动，年迈的雕塑家得付出多少艰辛的劳作，其中包含的思想是多么深刻，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天使们用长纱运送圣母的遗体，这想法真是绝了，天使是不敢直接碰到她的(我对他说圣安德烈乡村教堂也有这样的雕像；他说他见过这座教堂正门的照片，那些农民围着圣母热切奔走的景象，跟这儿教堂两位如此瘦长而温柔、带有意大利味儿的大天使的庄严形象，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将圣母的灵魂带去和她的肉体合在一起的那个天使；圣母和以利沙伯相遇，以利沙伯触到马利亚的腹部，觉得它隆起时的惊叹表情；还有没有亲手摸到，怎么也不肯相信无玷成胎的接生婆那裹着绷带的手臂；圣母为向圣多马证明她的复活而扔给他的腰带；还有圣母为遮掩儿子**的身体而从自己胸口撕下的那块细麻布——在耶稣的一侧，天主教会在收集鲜血，那是圣体圣事的圣酒，而在另一侧，已结束统治的犹太教会，蒙着双眼，手握断成两半的权杖，听凭先王的戒律跌落在地，王冠也从头上掉下；最后审判时，丈夫扶着年轻的妻子走出坟墓，把她的手按在她的胸前，向她证明她的心真的在跳动，让她放下心来，所有的这些，不都是绝妙的主意吗？而那个把太阳和月亮带走的天使——既然经上说，十字架的光辉胜过星体七倍，那太阳和月亮不都没用了吗；还有把手浸在耶稣的浴盆里，试试水够不够热的天使；从云端徐徐降下，把花环戴在圣母前额的那个天使；还有那些从上天耶路撒冷圣殿的栏杆间俯身向下，眼见恶人受罪、好人得福而惊恐或快活地扬起手臂的天使!各层上天都在这儿了，它们构成了神学和象征体系的宏伟诗篇。真是出神入化，令人不可思议，它要比您在意大利见到的雕刻作品高明一千倍，那儿教堂的三角楣就不必说了，那都是些没有才气的雕刻匠依样画葫芦弄出来的。您明白吗？问题的症结就在才气。哪儿会有人人都是天才的事儿，那是胡说八道，比黄金时代的说法还要荒唐。您得相信，雕这座教堂正门的家伙，比起您现在最崇拜的那些人来，一点不比他们差，他的想法和他们一样深刻。我们哪天一起去的时候，我会一一指给您看的。圣母升天节仪式上某些歌词的内容，得到了非常精妙的表现，那是勒东[246]也无法企及的。”
我现在明白了，这些雕像里原来有这么壮观的天国景象，有这么宏大的神学诗篇，可是我充满渴望的目光刚开始投向这座教堂时，我并没看见它们。我跟他说起那些耸立在底座上，俨然形成一条大道的高大的圣像。
“这条大道从远古时代起始，通到耶稣基督，”他对我说，“一边是他精神上的祖先，另一边是犹大王国诸王，他肉体上的祖先。漫长的世纪都浓缩在这儿了。如果您仔细瞧瞧您觉着是底座的东西，您就知道立在上面的都是些谁了。这是摩西的脚，您可以认出金牛来，在亚伯拉罕的脚下，是公羊，在约瑟夫的脚下呢，是给皮蒂法尔老婆出主意的魔鬼。”
我还对他说，我原以为会看到一座波斯风格的宏伟建筑，这大概也是我感到失望的一个原因。“不，”他回答我说，“您没想错呀。有些东西东方色彩很浓。有个柱头上的雕刻，分毫不差地表现了一个波斯题材的故事，单单说受东方传统的影响，似乎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雕刻家很可能是以航海家从东方带回的首饰盒为原型的。”果然，他后来给我看了一个柱头的照片，上面雕着类似中国龙的动物在相互吞噬，不过先前在巴尔贝克，这一小段雕刻并没引起我的注意，当时那座建筑的整体，跟我心目中的“近乎波斯风格的教堂”这几个字有点格格不入。
在这个画室里体验到的精神上的愉悦，并不妨碍我感受周围的环境(尽管它们似乎是全然不顾我们，自管自就那么着的)：画幅上透明的淡色散发的温热气息，房间里闪烁的幽光，忍冬围绕的小窗尽头，一派乡村风味的大街被太阳(只有远远的树荫才仿佛给它遮上一层透明的面纱)烧灼的泥土的干热景象。见到《卡克迪伊港》引起的喜悦，也许被这个夏日所引起的不自觉的惬意给放大了，就如一条支流给扩展了似的。
我原以为埃尔斯蒂尔很谦虚，可当我瞧见我在一句表示感谢的话里用了荣誉这个词儿，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不快的表情，我明白我想错了。那些相信自己的作品会传诸后世的艺术家——埃尔斯蒂尔就是这样的——习惯于把这些作品放置在一个他们自己早已化为尘土的时代之中。所以，当你用荣誉这个概念让他们不得不面对虚无世界进行思考的时候，他们会感到不快，因为这个概念是和死亡的概念密不可分的。我赶紧转换话题，来驱散这片我不愿看它升上埃尔斯蒂尔额头的愁云。
“有人劝我别去布列塔尼，”我对他说，心里想到的是我和勒格朗丹在贡布雷的那次谈话，我挺想知道埃尔斯蒂尔的意见，“因为那儿的环境对一个容易耽于幻想的人是很不利的。”
“不，”他回答我说，“一个人已经耽于幻想了，就不该让他远离幻想，不该去限制他幻想。一旦你从自己的头脑里甩开这些幻想，你就没法儿理解它们；成百上千的表象会来迷惑你，因为你已经不能理解本质的东西了。如果说有一点幻想是危险的，那么治愈这个病症的方子并不是少去幻想，而是多去幻想，尽情地幻想。有一点很要紧，那就是一个人只有把所有的幻想都历遍了，才能不为幻想所苦；把幻想和生活适当地分开，是大有好处的，所以有时我在想，是否应该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一开始就把幻想和生活适当分开，就像有的外科医生主张每个孩子都得割掉阑尾，以免日后患阑尾炎一样。”
埃尔斯蒂尔和我走到了画室那头的窗前，窗下是花园，外面是一条窄窄的横街，颇有几分乡村小路的风味。我俩来到这扇窗前，呼吸一下黄昏前清新的空气。我心想反正这帮少女不在眼前，所以我就干脆牺牲一次见到她们的指望，毅然答应外婆的要求来看望埃尔斯蒂尔。一个人寻寻觅觅的东西到底在哪儿，自己是不知道的，我们往往会由于某种原因，总是躲着不去人人都邀请我们前去的那个地方；但我们怎么也料想不到，到了那儿我们居然会遇见自己心心念念想着的那个人儿。
我随意地望着窗外的乡间小路，这条小路跟画室挨得很近，但不在埃尔斯蒂尔的宅子里。蓦然间，小路上出现了少女帮中推自行车的那个姑娘，她踩着快捷的步子往前走来，黑色的秀发上，马球帽压得低低的，腮帮胖乎乎的，眼神快活而有点执拗；我瞧着她在这条满含甘美的许诺、奇迹般幸运的小路上，在树下笑盈盈地向埃尔斯蒂尔点头致意，这笑容于我不啻一道彩虹，连接了我们的地球和我至今以为无法到达的那些地区。她还走近来，把手伸给画家，但没有停下脚步，我瞧见她下巴上有一颗小小的美人痣。
“您认识这个姑娘吗，先生？”我问埃尔斯蒂尔，心里明白他能把我介绍给她，能邀请她到他家来。这间看得见乡村景色的宁静的画室，变得越来越迷人了，就像一座房子，有个孩子待在里面本来已经挺开心了，但人家告诉他，那些美丽的东西，那些心地高尚的人还要更美丽、更高尚，还有许许多多礼物要给他，还要为他准备一席精美的点心。
埃尔斯蒂尔告诉我，她叫阿尔贝蒂娜·西莫内，还把她那些女友的名字也都告诉了我——我对她们的描绘具体而微，他一听就明白我在说谁了。关于她们的社会地位，我可想错了，但跟平常在巴尔贝克犯的错很不一样。我在巴尔贝克往往把骑在马上的店铺小开当作王子。这一次，这些出身于富有的小布尔乔亚、工商业界家庭的少女，却让我给归进了社会地位令人生疑的阶层。一开始，这是一个我最不感兴趣的阶层，对我来说，它既不像平民阶层，也不像德·盖尔芒特家族那样神秘。要不是海滨空虚而浮华的生活给了她们一种先决的魅力(而且就此在我眼中再也没有丧失过这种魅力)，我也许怎么也摆脱不了她们是某个大批发商女儿的成见。我不禁由衷地赞叹起布尔乔亚这个神奇的雕塑家来了。这个最慷慨大度、最善于变化的雕塑家，创作了多么奇妙的作品啊。那些线条多么果敢大胆，多么别出心裁，多么童趣盎然!悭吝的老布尔乔亚既然生出了这些狄安娜和林中仙女，在我眼中自然就成了最伟大的雕塑家。
还没等我来得及觉察到这些少女社会地位的变化，意识到我们发现一个错误、改变对一个人的看法原来就像化学反应那样只是一瞬间的事，一个念头已经在这些少女流里流气的面孔后面扎下了根，原先我以为是赛车手或拳击手情妇的这些姑娘，如今我觉得她们很可能跟我父母认识的某个公证人的家庭有关系了。阿尔贝蒂娜·西莫内是个怎样的人，我几乎一无所知。她当然也不会知晓将来有一天她会成为我的什么人。就连我已经在海滩上听到过的西莫内(Simonet)这个姓，倘若有人要我写出来的话，我一准会拼写两个n，根本想不到这个家族会那么看重自己的姓氏里只有一个n。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一个人社会阶层的降低，虚荣心就会拼命攀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小事也许并不比那些贵族标记更无聊，但是更莫名其妙、更因人而异、更叫人惊讶。可能曾经有姓Simonnet的人做生意亏过本，甚至更糟。所以现在好像就是这样，这个西莫内家的人看见别人把他们的姓写成两个n，就觉得这是对他们的侮辱，一下子火冒三丈。蒙莫朗西家族为自己是法兰西最早的男爵而自豪，这个西莫内家族大概也同样为只有他们的姓是一个n，而不是两个n而感到自豪。
我问埃尔斯蒂尔这些姑娘是不是住在巴尔贝克，他回答我说，其中有几个是的。有一个姑娘家的花园住宅，就在海滩的那头，再过去就是卡纳镇的悬崖了。这个姑娘是阿尔贝蒂娜·西莫内的好朋友，这就让我更有理由相信，上次我和外婆一起遇见的，就是阿尔贝蒂娜。当然，海滩上有好些交叉的街口，街角看上去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也说不清那到底是哪条街。我们总想有个确切的记忆，可是视觉的印象往往已经模糊了。不过，阿尔贝蒂娜和走进她朋友家的那个少女是同一个人，这一点其实是可以肯定的。尽管如此，那个棕发高尔夫球手此后在我心目中呈现的无数形象，无论彼此有多么不同，全都重叠了起来(因为我知道它们都属于她)，如果我沿着回忆之线上溯，那么在这个同一性的掩护下，犹如行走在一条内部通道之中，我可以穿越所有这些形象，而仍然留在这同一个人里面；反过来，倘若我要追溯到那天我和外婆一起遇到的少女，我就必须从那里面钻出来，回到露天中来。我对自己说，我又见到了阿尔贝蒂娜，她就是行走在大海之上的那群少女中常常停下脚步的那个；然而所有这些形象依然是跟这另一个形象分离的，因为当时这个一见之下使我感到震惊的少女，跟这些形象并不是同一的，我没法儿在事后再把它们合在一起；无论概率的计算会是怎样的，这个腮帮胖乎乎，在海滩小街拐角处目光热辣辣地看着我，让我感到我可能被她爱上的姑娘，在那以后我从没再见到(在“再见到”的确切意义上)过她。
我在这一小帮少女中间犹豫不决，当初使我心驰神往的那种集体的魅力，她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也许正是这种犹豫又让我多了几分理由，在日后即便是我热恋(这在我是第二次)阿尔贝蒂娜的时候，也给自己保留了一种间歇的、很短暂的不爱她的自由？我的爱情，在最终落实在她身上之前，先是在她的这些女友之间游**，有时在爱情与阿尔贝蒂娜的形象之间保留着一种间隙，使爱情就像没有对准的光束一样，先是落在别人身上，然后才回转来打在她身上；我心中感到的不快，跟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之间，好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换了另外一个人的形象，说不定也会这样。这就使我能在一刹那间消解现实，不仅包括我对吉尔贝特的爱这样的外界现实(我明白我对吉尔贝特的爱是一种内心的状态，我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只从自己身上觅取我心爱的人的特定优点、独特性格，从而使爱情成为获取幸福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且甚至包括纯粹主观的内心现实。
“每天不是这个姑娘，就是那个姑娘，总有人会路过画室，进来坐一会儿。”埃尔斯蒂尔对我说。听了这话我挺伤心，心想要是外婆叫我来看他那会儿，我立即就来，说不定我早就认识阿尔贝蒂娜了。
她走远了；从画室里已经望不见她了。我心想，她准是到大堤上去找那些女友了，要是我和埃尔斯蒂尔也去大堤，我就能认识她们了。我找了一大堆借口，要他答应陪我到海滩去转一圈。那扇小窗先前围着忍冬，显得那么迷人，现在却空落落的，窗里的姑娘不见以后，我心头的平静就不复存在了。埃尔斯蒂尔说他可以和我去走一走，但他得先把正在画的这部分画完。听他这么说，我的高兴中间夹杂着几分痛苦。他在画花儿，但不是白山楂、红山楂、矢车菊和苹果花，要是我来请他画画，我不会请他画肖像画，而会请他画这些花儿，因为我看到这些花儿，总想从中寻觅着什么却又不可得，我希望他凭借他的才气将这东西向我揭示出来。埃尔斯蒂尔一边画，一边跟我谈论植物，但我根本听不进去；对我来说，他已经不算什么了，他只是我和这些少女中间必不可少的中介而已；他的才华在不多一会儿以前对我具有的魅力，说不定很快就会变得毫无意义——除非他能把它们给我一点，让我在他要给我介绍的这帮少女眼里，也有一点这样的魅力。
我在画室里走来走去，不耐烦地等他把画画完。有好些画面朝墙壁堆放在那儿，我把它们一张张地翻转过来看。我就这样偶然找到了一幅水彩画，它想必和埃尔斯蒂尔早年的某段生活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作品让我见了心头就会涌上一阵喜悦，因为它们不仅技艺精湛，而且主题非常特别，非常迷人。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把作品的魅力部分归因于主题，仿佛这种魅力本来就在大自然中有其物质存在形式，画家只要去发现，去观察，去把它再现出来就行了。这样的东西甚至在画家表现它之前就已经存在，就已经那么美，这跟我们天生就有(后来屡屡败在理性手下)的唯物论非常合拍，堪为美学的抽象充当砝码。
这幅水彩画，是一位少妇的肖像画，她并不漂亮，装束挺奇怪，头上戴的发箍，活像一顶裹着鲜红缎带的小圆帽；戴着露指手套，一只手夹着点燃的烟卷，另一只手捏着一顶宽边帽，完全就是遮阳的那种草帽，放在齐膝的位置。一只插满玫瑰的花瓶，放在她身旁的桌子上。常有这样的情形(现在就是这样)，有些作品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因为它们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完成的，而我们起先是对此并不清楚的。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一个女模特穿的奇装异服，是不是化装舞会上的装扮；又比如，一个老人身穿红色外套，看上去像是画家忽发奇想让他穿上的，但我们不清楚这究竟是他的教授长袍、议员长袍，还是他的红衣主教披肩。眼前这幅画上的人物让人有些看不懂，原因在于(可当时我并不明白)那是一个有几分女扮男装的旧日的年轻女演员。那顶露出短而蓬松的头发的小圆帽，还有敞着白色硬胸的丝绒上衣，都让我有些踟蹰，确不准这身行头是哪个年代的，这个模特又究竟是男是女，所以我看着眼前的画幅，什么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这想必是画家的得意之作。
这幅画给我的喜悦，又让担心给搅乱了，我生怕埃尔斯蒂尔磨磨蹭蹭，到头来我们会见不到那些少女，因为，日头已经斜下去，沉到小窗下面去了。这幅水彩画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就这么随手画画的，每件东西都是由于表现情景的需要而画的，画衣服是因为这个女人总得穿衣服，画花瓶是为了花儿。花瓶的玻璃本身就招人喜爱，康乃馨的茎秆浸在水里，而这盛水的容器如水一般清澈，仿佛也是液态似的。这个女人的服饰有一种特立独行而又异常亲切的意味，显得很妩媚，仿佛人工的杰作也可以跟大自然的美好事物相媲美，一样精致，一样养眼，如同柔亮的猫毛皮、康乃馨的花瓣、鸽子的羽毛一样画得栩栩如生。衬衣的硬胸，有如雪霰一般细洁，轻盈的褶皱呈钟形小花状，宛若铃兰的花蕾，在房间明亮的反光中闪烁，室内的光线本身很亮，但像行将绣到织物上去的花束那样，显出精细的层次。上装的丝绒闪着珠光，茸茸的戗毛让人想到瓶子里散乱的康乃馨。但看着这幅画，你会更自然地感觉到，埃尔斯蒂尔对一个年轻女演员如此装扮会不会显得有伤风化是不在乎的。对这个演员来说，她能给某些观众已经麻木的、低级趣味的神经带来多少刺激，大概要比出演一个角色的成功与否更加重要，而画家所着重描绘的，正是这些看似暧昧的特征，在他眼里这才是值得他强调、他必须倾全力去表现的美学意趣。
循着脸部的线条细看画中人的性别，先是觉得很明显这就是一个有几分男孩气的姑娘，随即这种性别的感觉消失了。然后出现的，或者说使人联想起的，是一个有点娘娘腔的、**的、耽于幻想的小伙子，随后感觉重又消失，变得不可捉摸了。目光中耽于幻想的忧郁意味，与戏剧界逢场作戏的生活细节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一点也同样是令人怦然心动的。不过我们会想，这大概是装出来的，似乎有意穿这么一身挑逗的服饰去讨人爱怜的年轻人，也许觉得再来点秘不示人的情感、不可明言的忧伤，加上些浪漫的表情，更能撩拨人家的心弦。画的下方写着一行字：“萨克丽邦小姐，1872年10月。”
看了这画，我不由得大声称赞。
“哦!这不算什么，年轻时随便画的，是给杂耍剧院画的服装效果图。陈年往事喽。”
“画上的女人后来怎么样了？”
埃尔斯蒂尔听了我的问话，脸上先是露出惊愕的表情，随即又显出冷淡的、无所谓的样子。
“咳，快把画给我，我听见埃尔斯蒂尔夫人的脚步声了，虽然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个戴帽子的女人跟我毫无关系，可还是别让我妻子看见这幅水彩画为好。我留着这画，是为那时的剧场演出保存一个有趣的见证。”
埃尔斯蒂尔可能已经很久没见过这幅水彩画了，他在把它藏起来以前，专注地望了它一会儿。
“其实只有头部值得保留，下面就画得太差了，那双手简直是初学者的水平。”
埃尔斯蒂尔夫人这一来，又耽搁了我们的时间，我有些怏怏不乐。窗子的边框很快就变成玫瑰色了。我们这会儿就是去，恐怕也是白费工夫了。已经不会有机会见到那些少女了，所以埃尔斯蒂尔夫人早走也好，晚走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不过，她并没待得很久。我觉得她挺讨厌；当年她二十岁那会儿，在罗马乡间牵着一头牛，想必她还是挺美的；可是现在，她的黑头发已经在变白了；她平庸而不纯朴，因为她认为举止的庄重、神情的威严都是她的雕塑美所必需的——何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美的魅力已经在衰退了。她的穿着极其朴素。埃尔斯蒂尔每说一句话，都要温柔、敬重地说：“美丽的加布丽埃尔!”仿佛只要一说这几个字，他心头就会涌上无限的柔情和敬意，听他这么说，真让人又感动又惊讶。后来，我看了埃尔斯蒂尔的神话题材画作，就也觉得埃尔斯蒂尔夫人很美了。我明白，在他的画作中随处可见的那些令人赞叹的轮廓线，那些无比美妙的曲线，人体各部位精确的比例，他都把它们归功于某个理想的模特儿，这样的模特儿对他来说有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意味，因为他已经把全部时间，把他所能付出的全部精力，总而言之把他的整个生命都奉献了出来，要把每一个部位、每一根线条都安排得恰到好处，表现得更加精准。这样一种理想的美始终激励着埃尔斯蒂尔，心存这样一个崇高、完美的偶像，他就一刻也不敢自满。这个偶像一直藏在他心头最隐秘的部位：他每次想到她就思绪不能平静，但又没法儿把这种激动转换成创作的**，直到有一天，当他在一个女人的身体，在日后成为埃尔斯蒂尔夫人的这个女人的身体上，遇见了心中的偶像，看见她变成了活生生的人儿，在她身上他感受到了——有些东西，我们只有在自身之外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偶像的崇高、感人和神圣。至今为止他必须千辛万苦从自身开发的那种美，如今令人不可思议地化为肉身，主动献身给他，一如灵验的圣宠，当他把双唇按在这至美之上时，心头是多么宁静啊!
那时的埃尔斯蒂尔，已不再是一心想用思想的力量去实现理想的少年。他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年龄段，相信肉体的满足能激发精神的力量，在这样的年龄，精神的疲惫会使我们追求物质的享受，活动的减少则会使我们被动地接受种种影响，我们因而会想，也许确实有某些人体、某些职业、某些令人赞叹的匀称比例，自然而然就能实现我们的理想，所以即使没有天赋，只要能把一个肩膀的动作、一个颈部绷紧的肌肉按原样画下来，照样是一幅杰作。在这样的年龄，我们会在自身之外把目光流连于至美，或是在我们身边，或是在一幅挂毯上面，或是在旧货店里见到的提香的一幅美妙画稿上，或是在一位有如提香画稿那般美丽的情人身上。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我就会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埃尔斯蒂尔夫人，她的身体不再显得臃肿，因为我在其中加入了一种理念，那就是她是一个非物质的创造物，是埃尔斯蒂尔的写照。在我眼里，她是这样一个写照，在他眼里想必也是如此。生活的题材对艺术家来说算不了什么，它们只是他展露才华的机会而已。把埃尔斯蒂尔的十幅画不同人物的肖像画并排放在一起，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它们归根结底还是埃尔斯蒂尔自己。只是当一度覆盖生活的才华的潮汐退去，当大脑陷于疲劳，平衡渐渐打破，犹如汹涌的潮汐倒灌过后江河重又恢复原来流向的时候，生活就又显露了出来。在最初的那个阶段，艺术家渐渐摸索到了他并不自觉的那份天赋的规律和模式。如果他是小说家，他知道哪些场景，如果他是画家，他知道哪些景色，能用来作为素材，这些素材本身并无高低大小之分，但对他的创作而言，它们是犹如实验室或画室一样必不可少的。他知道，他凭借这些柔和的光影，这些痛改前非的悔疚，这些置身树下或半浸在水中如同雕像的女人，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杰作。迟早会有一天，他的大脑功能会衰退，面对供他的天才所用的素材，没有精力再从事创作。然而他会继续探寻这些素材，由于它们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乐趣——创作的**而乐滋滋地置身于它们之中；他让这些素材处于一种过分的迷恋所形成的氛围中，仿佛它们是高于一切的，仿佛艺术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早已寓于它们之中，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蕴含着日后诞生的作品，所以他整天沉迷在跟这些可以作为原型的人和物的交往之中，对它们充满眷恋。他跟那些已经悔改的罪犯(他们的悔过自新曾是他写小说的题材)谈起来没完没了；他在薄雾使阳光变得柔和的地方买下一座乡间小屋；他久久地凝视着女人洗浴；他收集各种漂亮的衣料。于是，生活之美——这个词儿，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它是处于艺术之下的一个阶段，当年我曾见过斯万停留在这个阶段——成了这样一个阶段，由于创造才能的减弱，由于对激发过才华的种种形式的迷恋，由于不想再做很大的努力，像埃尔斯蒂尔这样的艺术家，早晚有一天会一步步后退到这样一个阶段。
他刚才终于在那些花儿上面涂上了最后一笔；我对着它们看了一小会儿；既然我知道那些少女未必会在海滩上，我看看花儿浪费一点时间，也就没什么关系了。不过，即使我相信她们还在海滩上，浪费这么几分钟就会让我错过跟她们见面的机会，我也还是会看的，因为我暗自在想，埃尔斯蒂尔对他的花儿，要比对我和那些少女的相见更有兴趣哦。我整个儿是个自私的人，跟外婆的天性正好相反，可是她的天性毕竟在我的身上有所反映。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人，我一直装作很爱他或者很尊敬他，有一天，他只是有点小麻烦，而我处境很危险，这时我一定会对他的烦恼深表同情，把那看作一桩了不起的大事，而把自己面临的险情看得很无所谓，因为我觉得在他眼里，事情所谓大小想必正是那样的。其实，如果情况还不止于此，我的做法还要过分一些，面对自己所处的险情，我不仅不唉声叹气，而且会迎着它而上，但对于别人面临的危险，我的做法就截然不同，即使我要承受更大的风险，我也还是会尽量设法让他避开这样的危险。这样做有好几个原因，说出来却都不见得让我脸上有光。其中一个原因是，虽说仔细想来，我相信自己是把生命看得很重的，但是在生命的过程中，每当我为道德层面的忧虑，或者仅仅是精神上的不安(有时这种不安是非常孩子气的，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来)所困惑的时候，如果突然发生了一个没有意想到的情形，我一下子就冒着生命危险了。这时，这个新的烦恼相对于其他烦恼来说，在我眼里就会显得非常微不足道，我会怀着一种很轻松的，甚至是很欢快的感情向它迎上前去。尽管我是世界上最缺乏勇气的男人，我却经历过这样一种细细想来跟我的天性格格不入的、令人不可思议的精神状态，那简直就是一种对危险的沉迷。即使是在一种极其宁静而美好的生活状态中，一旦发生危险，而且那危险是致命的，我还是决不会置他人——假如我是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于不顾，我一定会把他救到安全的地点，而宁可自己选择危险的位置。当这种体验次数渐渐多起来，而且我知道自己每次都会高高兴兴这么做的时候，我大为羞愧地发现，事情并不像我一直认定的那样，其实我是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我的。
不过，这种我连对自己也不肯承认的自尊心，跟虚荣或骄傲都毫无关系。能让虚荣心和傲气得到满足的东西，并不能使我感到快活，我在这两方面一向很克制。然而，对于那些我在他们面前完全把自己小小的优点(一旦他们了解我的这些优点，他们肯定就不会如此看轻我了)隐藏起来的人，我内心一直感到一种**，想要向他们表明我更关心的是把死亡的危险从他们的路上，而不是从我自己的路上，搬开。由于我这么做是出于自尊，而并非道德操守，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倘若他们另样行事而并不看轻我的时候，我总觉得那也挺自然的。倘若我是受责任心的驱使而那么做的，我当然就会觉得不仅我应当，他们也应当这么做，那时我也许就会责怪他们；但现在我绝不责怪他们。我反而觉得他们这样保命非常明智，不过就我而言，我照样还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第二位的。后来我才明白，我情愿在炸弹即将爆炸的那一刹那扑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人中间，有许多人的生命根本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时候，我感到自己那么做简直是太荒唐、太不应该了。不过，拜访埃尔斯蒂尔的那天时间还早着呢，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这种价值差距，何况这里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危险，我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把一种盲目自尊的预兆掩盖起来，别让人看出我把自己热切企盼的那份快乐看得比他没画完的水彩画更重要。
这幅画终于画完了。一走到外面，我立即发现——这个季节的白昼真长——时间并没我想的那么晚；我们到了海堤。我以为那些少女还会从那儿经过，就使出浑身解数缠住埃尔斯蒂尔，不让他回去。我要他看身边高耸的悬崖，不停地要他给我讲那些少女，目的就是让他忘记时间，留在那儿。我觉得往海滩另一头走，碰到这帮少女的机会更多些。
“我想和您一起再走得近一点，去看看这些悬崖。”我对埃尔斯蒂尔说，我曾经注意到她们中间有一个姑娘常去那边。“趁这工夫，您给我讲讲卡克迪伊吧。哦!我真想去卡克迪伊!”我又这么说了一句，全然没想到埃尔斯蒂尔在《卡克迪伊港》中以遒劲有力的笔触表现出来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特色，也许并非那片海滩所固有，而是画家赋予它的。“自从我见了这幅画以后，这个港口和海啸角就是我最想去看一下的地方了，不过从这儿去海啸角，实在太远了。”
“即使卡克迪伊不比它近，我恐怕还是会劝您去看卡克迪伊的。”埃尔斯蒂尔回答我说，“海啸角景色很壮观，但说到底也就是诺曼底或布列塔尼的那种悬崖峭壁罢了，那些您都见过。而卡克迪伊，低平的海滩上岩石遍布，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在法国没见过有跟这一样的地方，它让我想起佛罗里达的某些景观。这种景象非常奇特，可又极有野趣。它就在克利杜和讷奥姆之间，您知道那一带是很荒凉的；海滩的曲线美极了。这儿的海滩曲线挺平常；可那儿，我简直没法儿对您说那儿的曲线有多么优雅，多么柔美。”
夜色渐浓，得回去了；我陪着埃尔斯蒂尔朝他的小楼走去。突然，犹如梅菲斯特出现在浮士德眼前，大街的那头出现了——仿佛那就是一种与我截然相反的气质，一种近乎野性、冷酷的生命力的非现实的、魔鬼般的外化，而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恰恰是我那羸弱的身躯，我那令自己痛苦的过度敏感，以及我那过分的理性最最缺乏的——几个身影，它们自有一种独特的风致，我是不可能把它们跟别的身影弄混的，那是这个植虫类少女帮中的几个孢子啊。她们装作没看见我，但毫无疑问，她们正在那儿对我指指点点，笑话我呢。我感到这次势所必然的会见迫在眉睫，意识到埃尔斯蒂尔马上就要喊我，不由自主地侧转身去，犹如游泳的人看见海浪兜头扑来时那样；我停住不动，让我这位显赫的同伴兀自往前走去，我则站在他身后，向(当时我们正好路过一家古董店)古董店的橱窗俯下身去，仿佛我突然对这橱窗很感兴趣似的；能做出没在想这些少女，而是在想别的什么事情的样子，我还觉得挺得意的，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想象到，待会儿埃尔斯蒂尔喊我过去给我介绍的当口，我会用一种探询的目光去看他，其中流露的不是惊讶，而是佯作惊讶的神情——我们每个人都是蹩脚的演员，或者说都是看懂旁人脸部表情的高手——我甚至会用手指着胸脯问：“是叫我吗？”然后乖乖地低下头，赶忙往前跑去，但脸色是冷冷的，看古董彩陶刚看到兴头上，让人一下子叫出来，去介绍给我并不想认识的人，我心里正恼着呢，我只是不让愠色在脸上露出来罢了。
我瞅着橱窗，等待埃尔斯蒂尔喊我的名字，也就是那颗期待已久、失却杀伤力的子弹迎面击中我的那一刹那。我心里认定自己一定会被介绍给这几个少女，结果就是我不仅让自己装出，而且当真体味到了对她们的漠视。既然已是势所必然，结识她们的欣喜就不是那么强烈，那么无可抑制，似乎还比不上跟圣卢聊天、跟外婆一起用晚餐、到附近的地方去旅游来得让人高兴(既然身边的人看上去对历史遗迹不大感兴趣，我想来会因为不得不放弃那些郊游的机会而感到遗憾)。再说，我即将得到的快乐不仅来得这么急迫，而且来得这么突兀，这多少也使快乐减少了几分。我们头脑中有一些如同流体力学定律一般精确的法则，将按固定顺序叠放的图像排好层次，一旦突然冒出个什么事儿来，顺序就乱套了。
埃尔斯蒂尔要喊我了。我在海滩上、在房间里，一次又一次想象过结识她们的场景，可根本不是这样的。眼看就要发生的事情，我对它没有一点准备。从中我既看不到我想要的东西，也看不到这种想望的目标；我几乎后悔跟埃尔斯蒂尔一起出来了。尤其是，由于确信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可以从我手里夺走这份快乐，这份原先以为会有的快乐反倒消减了。可是当我下定决心转过头去，瞅见埃尔斯蒂尔站在这群少女几步开外，跟她们说再见的时候，这份快乐就像受到弹力作用似的，一下子又蹿了上来。离他最近的那个姑娘，脸蛋胖乎乎的，两只眼睛熠熠生辉，整张脸就像个大蛋糕，上面还给天空留出了一小块地方。她的眼眸，即使定住不动，也给人一种流动的感觉，正如大风狂作的日子，尽管肉眼看不见空气，但我们还是能感觉到它在天空中疾行的速度。有一瞬间，她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犹如风狂雨骤时天空中疾行的风儿挨近了一片行进速度不那么快的云朵，与它擦肩而过，碰着了它，又超过了它。可它们互不相识，各自远去了。我俩的目光也是如此，有一刹那它们面对面地相遇，谁也不知道面前的天国对未来是许下了承诺，还是撂下了威胁。但是，她的目光并没减缓速度，正好从我的目光前经过的当口，那目光轻轻蒙上了一层薄雾，有如明朗的月夜，被风儿卷走的月亮从一片云朵前经过的当口，有一瞬间被云朵遮住了它的清辉，尔后马上又显现出来。埃尔斯蒂尔已经离开这些少女了，但他始终没有喊我。她们走进一条小道，埃尔斯蒂尔朝我走来。一切都错过了。
我说过，那一天的阿尔贝蒂娜，在我眼里跟以前都不一样，而且她每次都会让我觉得不一样。不过就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一个人容貌、肥瘦、高矮的某些改变，说不定也跟介于此人与我之间的某些状况的变化有关。就这一点而言，起关键作用的是信念(那天晚上，我先是坚信我会结识阿尔贝蒂娜，然后这信念完全破灭，阿尔贝蒂娜因而在我眼里一会儿变得几乎微不足道，一会儿又变得无比珍贵；好多年以后，我先是相信她对我忠贞不渝，尔后又完全不相信她的忠诚，这时也起了类似的变化)。
诚然，在贡布雷我已经注意到，妈妈不在身边的忧伤会随着时间段的变化，随着我的情绪处于两种基本状态中哪一种的变化，或消减，或增长，整个下午，在阳光的照耀下，这份痛苦有如月光那般难以觉察。然而到了夜里，新近的记忆就都退去了，唯独剩下这份痛苦占据着我凄惶的心灵。可是那天当我看见埃尔斯蒂尔跟那些少女分手，而没有喊我的时候，我明白了，欢乐也好，忧伤也好，它们在我们眼里可以显得很重要，也可以显得无关紧要，这不仅取决于两种状态的这种交替，而且取决于肉眼看不见的信念的转变。例如，这种看不见的信念可以使我们视死如归，因为它给死亡洒上了一层非现实的光辉，它也可以让我们把出席一场音乐晚会看得非同小可，虽说一旦听到我们行将上断头台的消息，披拂晚会的信念之光立马就会烟消云散，音乐会的魅力也就会在刹那间消失殆尽；信念的作用，我们身上确实有对它很了解的东西，那就是意愿，可是只要理智、感觉依然对它毫无了解，意愿再怎么了解也没用；当理智和感觉诚诚心心相信我们想要离开一个情妇的时候，只有意愿知道我们的心还在她身上。这是因为，我们马上就会再见到她的信念遮挡了理智和感觉的视野。而一旦这个信念破灭，理智和感觉立时就会明白，这个情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时理智和感觉失去了准头，就会变得像疯了一样，微不足道的快乐也就会无限膨胀开来。
爱情的虚无也是信念的变体，爱情是早就存在、游动不居的，它停在某个女人的形象上，无非是因为这个女人几乎是无法接近的。从那时起，我们心心念念想着的，并不真是这个我们很难浮想她模样的那个女人，而是怎样去结识她的办法。焦虑不安的过程绵延开去，就足以将我们的爱落定在她身上了，她成了爱情的几乎不认识的对象。爱情变得无边无涯，我们根本不会想到，现实中的这个女人居然会在其中没有容身之地。如果突然之间，就像我瞧见埃尔斯蒂尔停下来和那些少女说话的那个时刻，我们由于知道她就是我们全部的爱，因而不再不安，也不再焦虑了，那么就在这个我们并没好好考虑过它的价值的猎物终于到手的一刹那，爱情就会倏地一下子消失不见。我对阿尔贝蒂娜了解些什么？大海之上的一两个侧影，肯定不如委罗内塞笔下那些女郎的侧影美丽，如果单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我当然会更喜欢那些女郎。然而，我难道不能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吗？既然卸掉焦虑以后，我心中只剩下了这几个无声的侧影，除此之外就一无所有了。自从见到阿尔贝蒂娜以后，我每天都在心里把她千想万想，与我所称的“她”默默地交谈，让她提问、回答、思考、行动，想象中的阿尔贝蒂娜在我的脑海中一个接一个出现，在不时更换的这一长串没完没了的形象中，在海滩见到的那个真实的阿尔贝蒂娜，只出现在起首，正如在一个系列的演出中，一个角色的“首演者”，也就是领衔的那位明星，通常只在开头的几场露露面。那个阿尔贝蒂娜只是个轮廓，加上去的所有内容，全都是我想象出来的，凡是爱情，无不如此，来自我们想象的内容——即使就数量而言也一样——总要来得比来自我们心爱的人的内容更丰富。即便是最实实在在的爱情，也是这样。有的爱情，只消周围有一点点养料，就不仅能绽芽，而且能存活——就连那些得到过肉体满足的爱情，情形亦如此。
外婆从前有个图画教师，他和一个身份不明的情妇生了个女儿。孩子出生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图画教师伤心过度，不久也死了。他最后的那几个月里，我外婆和贡布雷的另外几位夫人想着得让小女孩的前途有个保障，大家凑份子给她弄了个终身年金——尽管她们从来不肯在她们这位教师面前说起，哪怕仅仅是从旁提到那个女人(其实他并没正式跟她在一起生活过，发生关系的次数也少得可怜)。事情是我外婆提议的，那几位起先有点勉强：这个小女孩当真这么值得人家关心吗？别的不说，她到底是不是那个自称她父亲的男人的女儿呢？对于像她母亲的那种女人，人们通常总是疑虑重重。最后她们还是下了决心。小女孩前来致谢。她长得很丑，跟上了年纪的图画教师一模一样，这就打消了众人的疑虑；她唯一长得好的是一头秀发，一位夫人对领小女孩前来的父亲说：“她的头发真漂亮!”我外婆觉着，既然那戴罪的母亲已经死了，图画教师也将不久于人世，那段大家一直讳莫如深的往事，提一提也不妨，便说了一句：“这大概是随家里。她母亲的头发是不是也这么漂亮呀？”
“我不知道，”孩子的父亲天真地回答说，“我见她的时候，她总是戴着帽子。”
埃尔斯蒂尔在前面，我得去赶上去了。我从一面大镜子里瞧见了自己。没能介绍给她们已经够倒霉了，可我这会儿还看到，我的领带全歪了，长长的头发也从帽子里露了出来，样子很难看；不过即便如此，她们还是看见我和埃尔斯蒂尔在一起，不会忘记我了，这是个好运气；那天我原先想穿另一件背心，后来听了外婆的话，换了件挺好看的背心，把那件难看的撇下了，另外我还拿着我最漂亮的那根手杖，这也是好运气啦。我们所期盼的事情，通常是不会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发生的，因为我们以为可以指望的种种情况到头来都是会落空的，而我们并不希望看到它们发生的那些事情，又往往总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此消彼长，也就平衡了；我们担惊受怕唯恐出现更坏的情况，所以最终会这么对自己说，事情总的来说，大体上还是不错的。
“我本来挺想能认识她们的。”我对埃尔斯蒂尔说，我已经走到他身旁了。
“那您干吗躲得那么远？”
可他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这么想。他要是真想满足我的愿望，喊我一声，对他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儿。他这么说，也许是因为他听到过人家这么说(一般老百姓让人揪住小辫子时，常会这么说)，甚至是因为大人物在某些事情上也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也会跟他们一样找些琐细的借口，连说的话也是一样的，这就好比大家每天都是上同一家面包铺买的面包；也许不妨这么说，这种话是应该反过来听的，因为它们字面上的意思是跟真正的意思相反的，它们就像拍照的负片，是一种有意造成的效果。
“她们挺急的。”
我心想，十有八九是她们觉得某人对她们不热情，所以不许埃尔斯蒂尔去喊这个人，要不然他是决不会不喊我的，我问过他那么多有关她们的问题，他当然看得出我对她们是有意的。
“我对您说起过卡克迪伊，”我俩走到他家门口，就要分手的时候，他对我说，“我画过一张速写，上面海滩的轮廓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张画画得还不算太坏，不过我现在要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请您允许我把这张速写送给您，为你我的友谊留个纪念。”他这么说，印证了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人们往往不肯把你真正想要的东西给你，给你的总是别的东西。
“我很想要一张萨克丽邦小姐肖像的照片——如果您有的话。可她怎么会叫这个名字的呢？”
“这是这个模特儿在一部傻乎乎的轻歌剧里扮演的角色。”
“我对您说过我不认识她，先生，不过您看上去好像并不相信。”
埃尔斯蒂尔沉默。
“可她不会就是结婚以前的斯万夫人吧？”我突然脑子里灵光一现，脱口而出，这么冷不丁猜个正着的情形，可以说是很罕见的，但它已足以为预感理论提供某种依据了(倘若我们把所有那些猜想出错、依据无效的情形都忽略不计的话)。
埃尔斯蒂尔没有回答。画上的女人确实就是奥黛特·德·克雷西。她不愿保存这幅画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有一些很明显，另一些则不那么明显。这幅画是很早以前画的，奥黛特还是在那以后，才精心设计，把自己的容貌和身段打造成这么一个形象，从此以后，年复一年，她的发型师，她的裁缝，她自己——包括怎么站立，怎么说话，怎么微笑，手怎么放，眼神怎么流转，甚至怎么思考——都得以此形象为准，至少八九不离十。斯万在ne varietur[247]的奥黛特，这个迷人的情妇的众多照片中，偏偏看中了他放在卧室里的那张小照片，那只能说明他作为一个欲望得到满足的情人，口味有些异常，因为照片上的奥黛特戴着一顶饰有三色堇的草帽，头发蓬松，脸长长的，是个相当难看的瘦削的少妇。
不过，即使这幅画并非像斯万喜欢的小照片那样，是在奥黛特的容貌体态以一种庄严而又优雅的全新形象定型下来以前，而是在那以后画的，凭着埃尔斯蒂尔的眼光，他也完全能把这个形象重新解构。极高的温度能使一种物质的原子结构分解，按一种截然不同的顺序重新组合成另一种物质，艺术上的天才也正是这么做的。一个女人刻意要求自己的容貌体态保持一种人为的协调，每天出门前都要在镜前细加审视，把帽子压得稍稍斜一些，把头发理得更滑一些，把目光调整得更活泼一些，唯恐有个闪失破坏这协调，而一个大画家，只消看上一眼，就能把这种协调在一秒钟内捣毁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女人经过重组的形象，也就是他心目中的女性美、绘画美得以充分体现的那个形象。一个真正具有探索精神的大家，上了一点年纪以后，也同样会有这样的眼力，他到处都能发现必要的材料，来建立他兴趣唯一所在的事物间的关联。这就好比功夫了得的工匠和赌徒，他们从不犯难，甭管手上拿到的是什么活计、什么牌，他们都能说：行，这就行。德·卢森堡公主有个表妹，是个傲慢无礼的美人，有一阵她迷上了一种当时很时新的艺术，请了一位很有名的自然主义画派画家给她画肖像。这位画家很快就找到了他四处寻觅而不可得的东西。画布上出现的，不是一位贵妇人，而是一个服装店跑外勤的女店员，身后呈斜坡状的紫色开阔背景，让人想起皮加尔广场。即使情况没有这么严重，一个大画家给一个女人画的肖像画，也决不会让这个女人的某些愿望——比如说，她已经开始变老了，但要让摄影师把她拍成身穿一袭小姑娘服装，借此衬托自己依然年轻的身材，显得就像是身边特地按这个场合需要打扮得挺难看的女儿的姐妹甚至女儿——得到满足。非但如此，他还会把她竭力掩饰的那些缺点，表现得格外醒目，这些地方(诸如发烧般通红通红的脸色，甚至发青发紫的脸色)正因为有个性，所以对画家就更有吸引力；而就这样，也就足以让趣味不高的观众感到失望，使他们心目中的准则化为泡影了，一向以来，那个女人始终高傲地支撑着这个准则，并借此以一种独一无二的、不可征服的姿态，远远地置身于其他人之外，之上。如今她从显赫的位置上跌落下来，那种君临天下、仪态万方的形象已不复可见，她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我们已经不相信她有什么优越之处。
我们在这个形象中加入的内容，不仅是这么一个奥黛特的美貌，而且包括她的个性、身份，因此当我们站在这一形象**然无存的画像面前，我们会情不自禁喊道：“画得太丑了!”会大声说，“一点也不像!”我们难以相信这就是她。我们认不出她了。画上的人，我们觉着的确曾经见过。不过那个人并不是奥黛特；那个人的脸容、体态、神情，我们都很熟悉。这一切让我们想起的，并不是奥黛特，她从来不摆这样的姿势，她通常的姿态里，决不会含有这种奇怪的、挑逗人的舞姿意味，我们想起的是别的女人，是埃尔斯蒂尔曾经画过的女人，尽管这些女人各不相同，埃尔斯蒂尔却总喜欢让她们摆出正面的姿势，弓起的足背露出裙子，手里那顶宽大的圆帽遮在膝上，与上面的圆脸蛋相呼应。说到底，一幅才情横溢的肖像画，不仅将一个女子的娇媚之态，将体现她对美貌的自私观念的形象消解殆尽，而且，如果那是一个往昔的形象，他决不会像摄影时那样，让她身穿当年的装扮，毫无新意地把它画出来。这样的肖像画，时代的痕迹不仅表现在女子怎样着装上，而且表现在画家怎样作画上。这种作画方式，也就是埃尔斯蒂尔早年的作画方式，抓住了最让奥黛特感到难堪的出身这一特征，因为这个特征不仅有如当年的照片那样，表现了她与观众心目中那些著名的风尘女子的渊源，而且使这幅画跟马奈或惠斯勒笔下众多的肖像画成了同时代的作品。尽管那些大师当年的模特儿早已风流云散，沉入忘川，或成了历史。
我一边送埃尔斯蒂尔回家，一边在他身旁默默地咀嚼这些想法，引起我思考的是刚才有关她这个模特儿身份的发现，这个发现又带来了另一个更让我感到困惑的发现，那是有关画家本人身份的。他给奥黛特·德·克雷西画过肖像。莫非这位了不起的天才，这位孤独的智者，这位谈吐不凡、世事洞明的哲人，就是当初出入维尔迪兰沙龙的那个滑稽可笑、行为反常的画家？我问他是不是认识维尔迪兰夫妇，当初他们是不是叫他比施先生。他神情坦然地回答说是的，似乎那已是一段有些遥远的往事，并没料到这声回答会使我那么失望，但他随即抬起头来，看到了我脸上失望的神情。他的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我们已经快走到他的家门口了，换了不那么善解人意、不那么宅心仁厚的别人，很可能会冷冷地跟我告个别，就此以后不想再见到我了。埃尔斯蒂尔没这么做；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师——从纯艺术创作的观点来看，这(就大师这个词的本义而言)也许是他唯一的缺点，一个艺术家为了固守精神生活中的那份至真，就应该是独自一人，别把精力和时间花费在别人身上，即使那是自己的学生——遇到任何事情，无论那是涉及他还是涉及别人的事情，他都会尽力找出这件事情中所包含的哲理，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真正从中得到教益。所以，他并不想说些什么来挽回自己的面子，他说的话是我终身受用的。
“一个人再谨慎，”他对我说，“年轻时也难免会说过一些话，甚至做过一些事，后来想起来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恨不得当初没说那些话，没做那些事。但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后悔，因为他必须经过人生的各个阶段，在达到最终阶段之前历经种种可笑甚至可憎的阶段，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智者。我认识一些年轻人，他们的先人都曾显赫一时，他们从中学开始，接受的教育就是做人要精神崇高、道德高尚。他们的一生中也许并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地方，他们说过的每句话，都可以写下来，署上名字公之于众。可是他们只是些才智平庸、满脑子教条的没用的人，智慧的种子在他们身上没结出果实。智慧不能靠传授，每个人都得自己去发现它，这段发现的行程是没人能代劳，没人能帮你去走的，说到底，智慧就是看待事物的一种观点。你所羡慕的生活，在你眼里觉得高贵的举止，都不是家长或家庭教师安排或教会的，它们是以很不相同的另一种生活作为开端，是在周围粗俗平庸的举止的影响下脱胎而来的。它们意味着斗争和胜利。我知道，我们在早期某个阶段的形象，尽管已经不那么清晰可辨，但说到底总归是不讨人喜欢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个形象，因为它见证了我们曾经真正地生活过，曾经按照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法则，从生活中具有共性的内容，如果是画家，就还从画室生活和艺术家小圈子中，提炼出了超越于它们之上的某些东西。”
我们到了他的家门口。没能结识那些少女，让我感到有些失落。但我毕竟有了找到她们的希望；她们当初从水天相接的远处经过时，我觉得自己从此再也见不到她们了，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围绕在她们周围的不再是巨大的旋涡——这个把我们跟她们隔开的旋涡，其实就是我们心中始终炽烈似火、变幻不定、迫不及待的欲望，因她们可望不可即而激发的内心的**不安，因她们可能就此一去不复返而引起的担心，都使这个欲望变得更为强烈。而现在，我可以让我对她们的渴念休憩一下，让它和别的许多我一旦知道有可能，就暂缓把它们付诸实现的欲念储存在一起。
我和埃尔斯蒂尔分手以后，又是独自一个人了。这时，尽管我有些失望，可我骤然在心里看明白了这些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的巧合：埃尔斯蒂尔刚好跟这些少女关系很好，这些早上对我来说还是一幅以大海为背景的油画中人物的少女，现在看见了我，看见了我和一位大画家过从甚密，而这位画家也知道我心心念念想结识她们，想必会助我一臂之力。这些想法都使我感到快乐，但这种快乐一开始是藏在那儿不露面的；它是不速之客，它并不着急，它等在那儿让我们知道它在那儿，要等到别的来客全都走了，只剩下我们的时候，它才会现身。这时，我们瞧见了它，于是可以对它说“我悉听您的吩咐”，可以倾听它的谈话了。有时候，在这种快乐进入我们心间，和我们也得以回进自己心间的这两个时刻中间，相隔了那么长的一段时光，其间我们见了那么多人，我们不禁担心这种快乐会等不及而离去。但它很有耐心，并不厌倦，等所有的人都走了，它才出来和我们打照面。有时我们过于疲劳，觉得自己那不听使唤的脑子已经无力留住那些回忆和印象，那些以我们脆弱的自我作为唯一的栖息地，作为独一无二的再现途径的回忆和印象。对此我们也许会感到遗憾，因为毕竟只有在现实的尘土和魔幻的沙子掺和在一起，让某件普普通通的事情变成带有传奇色彩的契机的日子里，生活才是有意义的。在那样的日子里，远不可及的天之涯海之角，会骤然间从梦幻的光照中涌现出来，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犹如从睡梦中醒来那般，见到了那些让我们朝思暮想，本来以为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的人儿。
想到现在我想要认识那些少女，随时都有可能，我心头感到一片宁静，而因为接下去的日子里我没法儿再跟在她们后面，远远地望着她们，我就更感到这种宁静之可贵了。接下去的几天，圣卢忙着准备动身。外婆觉得圣卢对她和我都特别好，想向他表示自己的谢忱。我对她说圣卢是普鲁东的崇拜者，这让外婆有了个主意，她让人把她以前买下的这位哲学家的许多亲笔书信送来；东西送到的那天，正好是圣卢动身的前一天，他来酒店看了这些书信。他不胜渴慕地读着信稿，充满敬意地轻轻翻过每一页手迹，竭力把那些句子记在脑子里。然后他起身告辞，请外婆原谅他待了这么久，不想外婆却这么回答他：
“哦，您拿着吧，这是给您的，我让人送来，就是给您的。”
一阵喜悦涌上他的心头，犹如一种不由意志左右的体态那般，让他无法去控制，他就像刚刚受罚的孩子那样满脸涨得通红，外婆看见他竭力克制(但没克制住)叫他周身发颤的喜悦，再三道谢的模样，心中越发感动。可他还是担心没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谢忱，第二天乘当地小火车回营地的当口，还从车窗探出身来，请我原谅他的失礼。其实部队驻地并不远。他原来打算像平时当晚就回营地、不在外面过夜的情形一样，乘马车回去。可是这次行李很多，得由火车托运。他问过酒店经理以后，觉得还是也乘这趟火车更省事。经理是这样回答圣卢的：坐马车和乘火车，“其实也差无多”，圣卢明白他是想说“差不多”(换了弗朗索瓦兹，大概会说成“彼此几乎相当”)。
“那好，”圣卢说，“我就乘‘扭扭车’吧。”
我要不是身体太虚弱，也会乘上这辆车，把朋友一直送到冬西埃尔；虽说没这样做，可我还是趁等在巴尔贝克车站的时间——小火车的司机在等几个姗姗来迟的朋友，他们不来，他是不会开车的，这会儿他正不紧不慢地喝着清凉饮料——答应他每星期都去看他几次。布洛克也到车站来了——圣卢对此非常反感——圣卢见我这位同学一直听着他在邀请我去吃午饭、晚饭，甚至住在冬西埃尔，最后也冷冷地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