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挺可怜正在进餐的男男女女,因为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些圆桌并不是星球,他们也不懂怎样才能摈弃习见的外表,找出表象背后的相似之处。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他们和某某人一起在吃晚饭,是这顿饭大概要多少钱,是明天还要吃一顿。他们对身旁的年轻侍者行列视若无睹;这些年轻伙计此刻大概没要紧活儿可干,正提着一筐筐面包结队而行。有几个年纪特别小,酒店总管刚才经过时打了他们几巴掌,这会儿他们脸色忧郁,眼睛直勾勾地在走神;他们曾经在巴尔贝克酒店干过,所以假如此刻有一位在那儿住过的客人认出他们,跟他们攀谈,亲自吩咐他们把根本没法儿喝的香槟拿走的话,他们就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心中充满了骄傲。

我听见自己神经汩汩的搏动声,其中传递出的是一种愉悦惬意的信息,这种舒适不依赖于那些能带来愉悦感的外界物体,我的体内或意识中稍有一点细微的变动,就足以让我领受这种愉悦的感觉,就如闭上眼睛稍稍用力一挤,就会感觉到色彩一样。我已经喝了好些波尔多酒,而我之所以还要喝,并不是因为觉得再喝几杯会更惬意,那是前面喝的那几杯酒带来的愉悦感在起作用。我听凭乐声牵引着快乐的感觉,让这感觉温顺地憩息在每一个音符上。里弗贝尔餐厅好比化学工业,它提供了大量在自然界只是偶然能见到的、非常珍稀的物质,而这家餐厅在同一个时刻聚集了平日散步或旅行整整一年也见不着的那么多女性,从她们那里获得幸福的前景激励着我;另外,我听见的音乐——这些由华尔兹舞曲、德国轻歌剧以及咖啡歌舞厅歌曲改编而来的乐曲,对我来说都很新鲜——犹如一个让人感到轻飘飘的温柔乡,叠合在另一个欢乐天地之上,却又比它更令人陶醉。每个音乐动机宛如一个女性,而又不如她那么矜持,只肯把从中透露出来的感官享受之谜告诉她所爱的人:它向我出示这秘密,贪婪地斜眼看着我,迈着任性或猥亵的步子向我而来,和我搭讪,轻柔地抚摸我,仿佛我突然间变得更有魅力、更强壮或更富有了。我在这些乐曲中,清楚地感觉到一种残忍的意味,那是一种对美的事物毫不留恋,对精神层面的东西不闻不问的态度,对它们而言,除了肉体的享受就什么都不存在了。它们是受妒意煎熬的人的最冷酷无情、最无法找到出路的地狱,它们把这种快乐——他所爱慕的女人和别的男人一起享受的快乐——当作这世界上对占据他整个身心的女人而言唯一存在的东西,放在了这个可怜虫面前。当我低声哼唱这乐曲的旋律,回吻它的时候,它让我感受到的那种特殊的快感变得如此珍贵,以致我甘愿离开父母,追随这个音乐动机去到一个奇异的世界,那是它用一行行时而充满惆怅、时而充满活力的音符,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构建的奇异世界。尽管这样的快乐并不能使得到快乐的人在别人眼里变得更重要,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感受得到,尽管在生活中,每当某个瞧了我们一眼的女子没觉得我们可爱的时候,她不会来管此刻我们心中到底是否拥有那种内省、主观(因而不可能改变她对我们的看法)的幸福,但我感到自己变得强壮而有力,变得拥有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魅力了。我觉得自己的爱情不再是一种不讨人喜欢、让人哂笑的东西,而是确确实实具有了这种音乐扣人心弦的美感和迷人的**力,我觉得这音乐本身就像一个可爱的新天地,我和心爱的人会在那儿相遇,在一瞬间变得亲密无间。

常来这家餐馆的,不光有交际花类型的女子,也有真正高雅的上层社会人士,他们四五点钟来喝下午茶,或者在这儿举办盛大的晚宴。茶点摆放在一条过道模样、装有玻璃的狭窄长廊里,长廊沿着花园的一侧从前厅通往餐厅,与花园之间仅隔着玻璃门窗——如果不把那几根石柱算在内的话——好些门窗都是打开的。所以,除了多处的穿堂风和时时骤然射进的阳光,炫目而摇曳的光照叫人几乎没法儿看清用茶点女客的模样。于是,瞧着她们两张桌子、两张桌子地拼在一起,沿着这细瓶颈似的长廊坐在那儿,或喝茶,或相互打招呼,一举一动都亮晶晶的,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鱼塘,一个捕鱼篓,渔夫捕来的鱼儿一半浸在水里,一半鳞光闪闪地沐浴在阳光中,变幻不定的光芒夺人眼目。

几小时后,晚宴开始了——那自然是在餐厅里,虽然外面天色还亮,但餐厅的灯早早就点上了。于是,只见花园里的小楼,在斜照下犹如夜间脸色苍白的幽灵,小楼边上青绿的树篱掩映在落日余晖之中,从宾客正在用餐的灯火通明的大厅望出去,玻璃长窗外的树篱——不再像刚才我们说的下午在闪着蓝光、金光的长廊里喝茶的夫人们那样,仿佛是在闪亮而潮湿的渔网里——看上去就像一个在神奇的光线照射下的硕大无朋的、绿幽幽的鱼缸里的水生植物。

大家从桌旁站了起来。这些宾客刚才一边用餐,一边时时刻刻都在注视、辨认邻桌上的宾客,或者让人告诉自己他们的名字,虽然有一股很强的凝聚力把他们维系在他们的餐桌上,但是这种吸住他们整晚绕东道主运行的引力,在大家回到喝午茶的那个长廊去喝咖啡的当口,终于失灵了;往往就在从餐厅去长廊的半道上,这个或那个餐桌会缺失一个或几个粒子,这些粒子在邻桌强引力的作用下,骤然脱离了原来的轨道,而这空缺当即由某几位先生或夫人所填补,他们过来落座前,边跟朋友打招呼边说:“我得赶紧去看看某某先生,今晚我是他的客人呢。”有那么一小会儿,简直就像两捧不放在一块儿的花束,相互换了其中的一些花儿。

随后长廊也变得空****了。由于晚餐以后天色还没有暗下来,往往长廊上并不点灯;在另一侧窗外摇曳的树木的映衬下,这长廊倒像花园树丛间黑黢黢的小径。有时,在夜色中可以看到某个赴宴的女客还没回去。一天晚上我穿过长廊出去,瞥见美丽的德·卢森堡公主坐在那儿,周围是一群我不认识的来客。我脱帽向她致意,但没停下脚步。她认出我,笑吟吟地朝我点了点头;在这道笑容上方的高处,升起悦耳的声音,向着我而来,那想来该是问好致意的话,并不是要我停下,而只是要补充那点头的动作,让它成为有内容的致意。可是我没法儿听清她说些什么,只是觉得那声音如乐声一般动听,仿佛有一只夜莺在渐渐变暗的树丛中啭鸣。

要是碰巧圣卢兴致很高,要和我们遇见的一帮朋友上邻近海滨的游乐场去消磨夜晚余下的时光,要是他安排我独自乘坐一辆马车,那么等他和那帮朋友一走,我就吩咐车夫全速前进,这样我才能让得不到任何人帮助的时光变得短一些,我是多么需要有人帮我克服我的多愁善感——犹如凭借倒退来摆脱齿轮系统中的钝态——来到里弗贝尔后,总是别人在帮我调整情绪。小路只容一辆马车通过,夜色已很浓重,车子上下左右猛烈地颠簸,崎岖的路面上时有峭壁的石块崩下,马车就行驶在陡峭的悬崖边上。可是这一切都没能起到提醒我的作用,没能让我因惧怕而恢复理智。因为,正如要能写出一部作品,靠的并不是扬名天下的愿望,而是习惯成自然的勤奋努力,真正能帮助我们创造未来的,并不是眼前一时的欢悦,而是对过去冷静的思考。然而,如果说刚到里弗贝尔那会儿,我就已经把理智和自控这两根能帮我这病残之躯走在正道上的拐杖扔得远远的,已经在受一种精神上失调的折磨,那么此刻,酒精的作用在把周身神经变得异样绷紧的同时,使眼前的分分秒秒都变得美妙而富有魅力,但我并不因此变得更有能力或更有决心去卫护它们;因为,就在我听凭自己将这分分秒秒看得比剩余的生命贵重一千倍的同时,我的**已经把它们隔离了开来。我被禁锢在现时之中,有如英雄,又有如醉汉;往昔悄悄隐去,不复在我面前投下人称未来的影子;我的生活目标,不再是实现往昔的梦想,而是享受现时每一分钟的欢悦,我不想看得比这更远。这事从表面上看,的确是挺矛盾的,恰恰就在我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欢乐,感到生活可以是幸福的,按说应该感到生命更有价值的时候,我却把至今为止生活所能给我带来的烦恼,全都抛到了脑后,毫不犹豫地把生命交付给随时可能倾覆的飙车。其实,我无非就是把别人稀释在全部生活中的轻率,浓缩在了一个晚上,他们每天都面对着可能的危险,坐船在海上航行也好,乘飞机或汽车出行也好,亲人在家里等着他们,而他们万一失事会让亲人伤心欲绝,或者他们衰弱的大脑里,还维系着对即将面世的那本书的牵挂,而那本书,是他们支撑着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我们在里弗贝尔餐馆的这些夜晚,倘若有人抱着杀我的动机前来,由于我在只是一个不现实的远景中看见我外婆、我未来的生活和我要写的书,由于我能感觉到的只是邻桌那个女子身上的香味、酒店总管彬彬有礼的举止,以及华尔兹舞曲悠扬的乐声,我此刻完全沉浸在了现时的感受之中,除此之外我别无所感,除了不要和它分离的想法,我再也没有别的目标,为了它我愿意去死。所以面对那个要杀我的人,我会听任他下手,既不反抗,也不动弹。有如被烟草熏得麻木的蜜蜂,既无心去保护辛辛苦苦积聚的储备,也不指望保全自己的蜂巢。

不过,我还是应该说,正因为跟我极度兴奋的心情相比,所有那些最重要的事情,最终包括西莫内小姐和她的女友们在内,都变得无关紧要了。结识她们这件大事,此刻在我变得容易但又无所谓了,唯有我现时的感受,因为它变得异乎寻常地强烈,因为它无论是有细微的变化还是仅仅不过在持续,都使我感到心头充满喜悦,所以这种感受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父母,工作,游乐,巴尔贝克的少女,都无非是大风中随时会被吹走的一朵飞沫,都只是相对于这种强烈的内心感受而存在的:一连好几个小时,醉酒成全了主观唯心主义和纯粹现象论;一切都只是表象,都仅因我们自身的崇高而存在。不过,这并不是说,真正的爱情——倘若我们有过这样的爱情——在这样的状态下是无法存活的。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就如到了一个新环境一样,陌生的压力改变着这种感情的维度,所以我们不能再把它看成以前的样子了。我们明白,这仍是先前的爱情,但由于发生了位移,它不再使我们有负重之感,它满足于现时赋予它的感受,而我们也满足于这种感受,因为,跟现时不相干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在乎的。可惜,导致数值发生如此变化的这个系数,只是在这种醉酒的时刻才起作用。此刻像肥皂泡一样一吹就破的轻飘飘的人,到明天又会变得厚重起来;今天看似毫无意义的工作,明天还得重新着手去做。更重要的是,这种明日数学跟昨日数学一样,我们无法回避这一数学的种种问题,它在我们自己不知晓的情况下,影响并支配了我们醉酒时的言行举止。倘若在我们身边有一个端庄的(或抱有敌意的)的姑娘,昨夜想来还是那么困难的事儿——弄清楚我是否能博得她的欢心——现在仿佛容易了一百万倍,但其实并非如此,而只是我们的眼睛,我们内心的眼睛有了改变罢了。当时要是我们对她过于随便,她也会不高兴,这跟第二天我们记起头天给了侍者一百法郎小费,心里会感到不痛快是一样的道理,她是当场,我们是过后,但原因是同一个:此时没有醉酒。

里弗贝尔的这些女性,我一个也不认识,但她们跟我醉酒密不可分,正如反射与镜子密不可分,这个晚上在我眼里,她们比那个越来越离我远去的西莫内小姐更风情撩人一千倍。一个金发姑娘,独自一人,戴着一顶插满野花的草帽,看上去挺忧郁,她用一副耽于梦幻的神情望了我一会儿,让我觉得她挺可爱。尔后是另一个姑娘,尔后又是第三个姑娘;最后是一个脸色红润的棕发姑娘。这些姑娘,尽管我一个也不认识,圣卢几乎全都认识。

原来,他在结识现在这位情妇之前,经常出入于这个小小的花花世界,所以这几天来里弗贝尔赴晚宴的女客,他差不多没有不认识的,她们上这儿海滨来,有的是来和情人相会,有的则是想来找一个情人,圣卢——或者他的某一个朋友——至少和她们共度过一个良宵。要是她们身边有个男友,他就不跟她们打招呼,她们也装得不认识他的样子,但暗中频频转眼去望他(比望身边的男友更勤),因为大家知道,他现在除了那个情妇,任何别的女人都不放在心上,这一来他的身价反而更高了。有一个女客低声地跟身旁的女伴说:

“他就是圣卢。他好像还一直恋着那个**的小妮子,吃得她要死呢。小伙子长得多漂亮!我觉得他棒极了!多帅啊!有的女人就是运气好嘛。他可真讨人喜欢。我和德·奥尔良在一起那会儿,跟他很熟。那时候他俩形影不离,那才叫花天酒地呢!现在可不一样了;他的心思放在别人身上喽。哦!我真不知道她是不是明白自己交了好运。我挺纳闷,他在她身上能看出什么好来呢。敢情他本身也是个大笨蛋。她的脚大得像船,还像美国女人那样长着唇髭,内衣也脏得要命!我想啊,她的裤子哪怕送给一个小女工,人家也不会要。您再瞧瞧他的眼睛,为这么个男人,往火里跳也值。哎,别说话,他认出我了,他在笑。哦!他忘不了我。人家只要跟他提一下就行。”

她们和他之间心照不宣的目光,碰巧让我给瞧见了。我巴不得圣卢把我引见给这些女人,巴不得能单独约她们见面,而她们又慨然应允——即使她们说的时间我去不了,也无妨啊。因为要不是这样,在我的记忆中,她们的脸始终有一部分是看不到的——就像被面纱遮住了似的——这个对每个女人都因人而异的部分,我们在没见到这道目光之前,是无法想象的。只有当这道目光射向我们,怂恿我们的欲望,向我们许诺它会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才见到了这一部分的脸。而这些女人的脸,即便有看不到的部分,在我眼里仍要比那些我也许觉得更端庄的女人的脸耐看,比那些平平的,就那么一片、没有厚度可言的脸更有内涵。当然,这些脸之于我,想必跟它们之于圣卢有所不同,看着这些装作不认识他(他对此并不在乎——这在他是真诚的)的不动声色的脸,听着这些跟他打招呼和跟别人没什么两样的不冷不热的寒暄,他的记忆中会浮现出那些散乱的秀发、痴狂的嘴和半闭的眼睛,这无声的场景,好比画家充满**创作的油画,而当有人参观他的画室时,他在上面盖了一幅似乎更为得体的画作,免得大部分的参观者感到受不了。但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中,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东西进入其中任何一个女子的心灵,而且永远也不会被带上她那陌生的人生之路,所以对我来说,这些脸自然都是封闭的。然而,知道它们能开启,这就足以让我觉得它们是一种奖励了,倘若它们只是一些美丽的奖牌,而不是珍藏着爱情纪念物的珍贵挂件,我是不会这么觉得的。

至于罗贝尔,他在那儿实在有些坐不住,廷臣的微笑下隐藏着军人对投入战斗的渴望,我凝视着他,心想他这张下巴尖尖的脸骨架之结实,想必不输给他的祖先们,这样的骨架对一名勇猛的弓箭手,要比对一个风雅的文人更合适。在细腻的皮肤下面,大胆独创的结构样式和中世纪的建筑风格隐约可见。他的头颅则让人想起古代城堡的主塔,当年的雉堞历历在目,内部却已改建成了图书馆。

回巴尔贝克的路上,我一刻不停念叨着圣卢介绍给我的某一位陌生女子,几乎是下意识地反反复复说:“多美妙的女人!”就像唱着一首歌的叠句。当然,驱使我这么说的并不是理智的判断,而是一时的冲动。这就好比,假如我身上有一千法郎,而街上这么晚了还有首饰店开着,我准会为那个陌生女子去买一枚戒指。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像这样迥然不同的环境时,往往会对一些萍水相逢的人慷慨相赠,尽管到了下一天他们就成了陌路人。我们觉得自己对头天说过的话负有责任,执意要兑现它们。

这些天我回来得很晚,所以见到房间(它对我已经没有敌意了)里的那张床,觉得挺高兴,我刚来巴尔贝克的那天,还以为在这张**永远也没法儿好好睡个安稳觉呢,现在我疲惫不堪的肢体却在寻找依托,大腿,臀部,肩膀,相继在各自的部位贴紧床垫上包着的床单,仿佛我的疲倦是个雕塑家,在刻意打造一个人体的模具。可我还是没法儿入睡;我感觉到清晨在临近;安宁、健康仿佛离我而去。我烦恼地觉得自己再也找不回它们。我对自己说,我得好好地睡一觉,那样才能把它们找回来。我终于坠入了沉沉的睡乡,在梦中回到少年时代,逝去的岁月重现,失去的感情恢复,灵魂在脱离躯壳寻求转世,亡人的音容依稀可闻可见,虚妄的幻灭在心头留下忧伤,一切的一切,都回归到了自然的原生态(据说,我们在梦中常会看见动物,而忘记我们自己在梦中也往往是动物——丧失了将确信之光投射到万物之上的理性的动物,我们仅仅将朦胧不定的影像提供给现实的场景。而且由于遗忘的作用,这些影像每一分钟都在变淡,后一个情景一出现,前一个情景就消失了,就像放幻灯时每换上一张新的幻灯片,上一张的图像就隐匿不见了),所有这些我们以为自己不了解的神秘的事物,其实我们几乎每天夜里都在与闻它们的奥义,如同对于另一个更大的奥秘——毁灭与重生的奥秘那样。由于里弗贝尔的晚餐不易消化,在往昔游移的幽暗场景相继显现的亮光,变得更飘忽不定了,到头来,我成了这么一个人,因为在梦中刚跟勒格朗丹聊过天,就把遇见这位老兄当成了至高无上的幸福。

我自己的生活,也被一个新装置完全遮蔽了起来,它就像舞台上换景时临时在台前加置的一片布景,几个演员趁换景的工夫在这片布景前演些小节目。我这时演的角色有一种东方色彩,我对自己的过去,对自己是个什么人,全都一无所知,原因就在于这插入的布景离我太近;我在剧中成了一个遭鞭笞、经受各种不同刑罚的人物,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过错,但想必就是喝了太多的波尔多酒吧。突然间,我醒过来了,这一觉可睡得真长,那场交响音乐会我都没听见。我想支起身来,可起先怎么也抬不起来,几次头刚仰起来,就又落在了枕头上,醉酒或病后虚弱的人,在醒来时都会出现这种为时很短的极度困乏的状况,我终于抬眼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了;其实,在支身看时间之前,我心里就知道该是过了中午了。昨晚,我就不过是个掏空了的、没有重量的东西,而且(正如先得躺下才能坐起,先得睡着才能闭嘴)没法儿有一刻不动弹,没法儿有一刻不说话。我既没有稳定性,也没有了重心,整个人被抛了起来,只觉得这沉闷的行程要永远持续下去,一直跑到月亮上去。然而,虽然躺在**眼睛看不到钟表,我的身体却能计算时间,按照的不是钟面的刻盘,而是体力逐渐恢复的程度,它就像一架走时有力的大钟,靠齿轮的啮合把恢复的体力从大脑传递到躯体的每个部分,现在已经把充沛而饱满的精力积聚到了膝盖以上。如果真像传说中说的那样,大海曾经是维系我们生命的所在,我们必须将自己的血投回大海,才能重新获得力量,那么现在的大海就是遗忘,就是精神上的虚无;在这种时候,你会觉得时间仿佛消失了;然而在这段时间里积聚起来、没有花费掉的精力,却在依据自身的累积量,有如挂钟的摆锤或沙漏的沙堆那般精确地度量着这段时间。何况,要从深沉的睡眠中醒来,并不比熬夜过后要入睡来得容易,所有的事物都有维持原状的惰性。如果说,有的麻醉药能催人入睡,那么长时间睡眠就是一种药效特强的麻醉药,在这样的睡眠过后,醒来是很困难的。这就好比一个水手,他要让自己的小船去泊靠的海岸明明就在眼前,可是小船在海浪中兀自颠个不停。我明明是要看看时间,想支起身来,可是身体始终被睡意在往下拽;靠岸非常困难,我又倒在枕头上两三次以后,才终于站起身来,把积聚在我那软绵绵的双腿中的体力所测得的时间,跟表盘的时针核对了一下。

我这才看清楚:“下午两点了!”我按了下铃,但马上又睡着了,醒来时只觉得仿佛刚经历了一个漫漫长夜,而且心头很平静。于是我心想,这回睡的时间一定又要长得多。不过,这次我是因为弗朗索瓦兹进来才醒的,而她是由于我按了铃才进来的,所以这次我原以为想必要比上次长得多的,让我感到浑身舒服、把什么都给忘了的睡眠,其实只有半分钟之久。

外婆推开我的房门,我问了她几个有关勒格朗丹家族的问题。

要是只说我恢复了宁静和健康,那是不够的,因为,昨晚把我和它们隔开的不仅是一段距离,我整夜都在奋力挣扎,逆流而上,最后,不光我回到了它们旁边,它们更回到了我的身上。我那空落落的脑袋说不定有一天会裂开,听任思绪飘散开去,而现在,那里面有几个位置很明确的点还在隐隐作痛,思绪再次返回原来的位置,重又安顿在它们至今(可惜!)未曾派上用场的这些地方。

我又一次逃避了无法入睡、神经质躁狂发作的厄运。我不再害怕昨夜当我不能入睡时让我感到恐惧的那些东西了。一种新生活展现在我眼前;我没有动弹,因为我虽然精神抖擞,但浑身还像散了架似的,我欣喜地品味着疲乏;疲乏已经将我的骨架从双腿、双臂中抽离出来压碎,但我此刻感到它们正在集拢,准备重新接合——我只要像寓言中的建筑师那样唱个歌,就能重构这副骨架。

突然间我又想起在里弗贝尔见过的那个神情忧郁的金发少女,她当时注视过我一会儿。那个晚上,另外还有好几个少女也让我觉得赏心悦目,而现在只有她的倩影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当时我觉得她在注视我,心里指望着餐厅的哪个侍者替她来给我传个话。圣卢不认识她,不过他觉得她还不错。要见到她,要不断地见到她,可能很难。但我为此会不惜一切代价,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她。哲学常说什么自由行为和必要行为。也许我们更完整地感受到的,仅仅是这样一种行为,一旦我们的思绪平静了下来,这种行为便会凭借一股在行动过程中受到抑制的升力,使某一回忆脱颖而出(直到此刻之前,这一回忆始终被那种由于心思不放在上面而形成的压力压住,与其他回忆处于同一水平高度),高高耸起——因为它自有一种胜过其他回忆的魅力,只是我们当时并不知情,要在一天一夜以后才觉察到罢了。也许,这种行为也并非自由行为,因为它还没有成为一种习惯,还没有达到在爱情中促使某人形象复活的那种痴迷的程度。

那是我看见这群少女列队走过大堤的下一天。我向好几位酒店客人打听她们的情况,这些客人差不多每年都来巴尔贝克,可是他们没能说出什么内容。后来我看见了一张照片,才明白其中的缘故。现在谁能认出这群刚从体貌整个儿发生变化的年龄段过来,娇美而又尚未定型、未脱孩子气的小姑娘呢?才不过几年以前,你还能见到她们在沙滩围坐在帐篷四周,宛如一个白蒙蒙的星座,你即便从中分辨出了一对比旁人格外明亮的眼眸、一张狡黠的脸、一头金色的秀发,它们也很快就会从你脑海中消失,混入这团模糊的乳状星云中去。

想必在那些不算遥远的年头,她们并不像上一天我刚见到她们时那样,以群体的形象出现在人家面前,当时那还是一个没有清晰成形的群体呢。那时候,这些小女孩还处于雏形的阶段,个性还没有给每张脸烙上印记。这些尚未以个体形式存在的初级器官,确切地说是由珊瑚骨,而不是由组成珊瑚骨的珊瑚虫构成的,所以那时它们还是你推我搡地挤在一起。要是有谁把旁边的姑娘推倒了,她们中间就会爆发出一阵疯笑(这仿佛是她们个体生命唯一的体现方式),人人都兴奋不已,一张张尚未定型、扮着怪相的脸蛋交融在一起,犹如同一根花枝上的亮晶晶、颤巍巍的几滴露珠。在她们后来给我,我始终保存着的一张当年的照片上,这群稚气未脱的小姑娘,已经跟后来的少女队列人数一样多了;照片让人感到,她们那时想必已经是海滩上引人侧目的一景了,不过她们的面貌还不大分得清楚,只能凭推测来辨认谁是谁,为青春期蜕变预留的这个空间,足够在同一个人身上,让蜕变后的新形象来取代原先的那个形象,而这张漂亮的脸蛋,配上高挑的身材和卷曲的头发,十有八九也就是照相簿上从前那个干瘪瘦小的丫头片子了;这群姑娘的容貌特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反倒使得这些特征成了很模糊的标准,再则她们所共有的,或者说集体的存在从那时起就一直很显著,所以有时就连她们最好的女友,也会把这张照片上的某个人认作另一个人,非要到看清她身上有某件别人不用的配饰,才最后认准。从那时起到我在大堤上见到她们的那一天,时间并不长,但她们的情形已大不相同,她们还是经常像我初见她们时那样放声大笑,但那已经不是孩子的时断时续,几乎是不可抑制的那种笑声了,往日那种**性的爆发,似乎随时会让这些脑袋一个猛子扎下水去,犹如维沃纳河里成群的鲦鱼,骤然间四散消失,尔后重又聚拢在一起。如今她们的容貌已经有了自控的能力,目光已经凝定在追求的目标上;只有我头天那种犹犹豫豫、摇摆不定的感觉,才会将这些个员混淆起来(就像往日的痴笑和旧照片让人分不清谁是谁一样),如今这些个员都已有了个性,从乳白色的石珊瑚上分离开来了[245]。

确实,曾经有过很多次,当漂亮的少女从我面前经过时,我暗自发愿一定要再见到她们。通常她们不会再出现,而且可能还没等我们的眼睛认出她们,我们就已经瞧着别的少女走过了——尽管这些少女我们以后也不会再次相见。可是另一方面(这个特立独行的少女帮大概正是这种情形),机缘又非要把她们带到我们面前来不可。这时候,我们的感觉会很不错,因为我们从中看到的是给生命注入活力、使其成形的一种努力;由于这种机缘,让一些形象栩栩如生地保存在记忆中变得很容易,很自然,有时甚至——在让人以为会就此不再记得的那些中断过后——很残酷,事后我们会觉得记住这些形象是天意使然,而要不是有这种机缘,我们很可能像对其他那么多人一样,一开始就把她们给忘了。

圣卢很快就要结束在巴尔贝克的假期了。我没有在海滩上再遇见那些少女,他下午只在巴尔贝克待一小会儿,忙得顾不上她们,没法儿按我的心意去结识她们。晚上他稍空些,仍常带我去里弗贝尔。在这些餐馆里,就像在公园里或火车上一样,你会遇见一些人,他们外表看上去普普通通,姓氏却非常显赫,我们倘若偶然问起他们的姓名,会大吃一惊地发现,我们以为就不过是草民百姓的这些人,竟然是久闻大名的大臣或公爵。在里弗贝尔的餐馆里,我和圣卢已经有两三次看见,所有的客人开始离座的时候,总有一位个子高高、肌肉发达、五官端正、胡子花白的客人来到一张餐桌旁坐下,目光专注地凝望着半空,像是想什么事情想得出了神。有一天晚上我们问老板,这个身份不明,总是等到大家都吃好了才独自姗姗来迟的客人,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你们不认识大名鼎鼎的画家埃尔斯蒂尔?”老板对我们说。

斯万有一次对我说起过这个名字,他当时说些什么我全都忘了;不过,记忆的省略就如看书时略去某些句子成分一样,有时造成的后果并非无法肯定,而是过早的肯定。“他是斯万的朋友,一位很有名气,身价很高的艺术家。”我对圣卢说。顿时,圣卢和我脑海里闪电般地冒出同一个念头:埃尔斯蒂尔是个大画家,是位名人,在他眼里我俩跟别的用餐客人没什么两样,他根本不会知道我们看到他有多激动,对他的才华有多仰慕。当然,倘若我们没来海滨度假,那么他不知道我们崇拜他也好,不知道我们认识斯万也好,都没什么要紧。可是,我们还处在无法让热情保持沉默的那个年龄段,想到他竟然对我们的渴慕一无所知,我们就受不了。于是我们给他写了张便条,签上我俩的名字,告诉他有两个非常仰慕他才能的绘画爱好者,他的好友斯万的两个朋友,此刻正坐在离他两步开外的桌旁,请他接受我们的敬意。一个侍者受命将便条送给这位名人。

埃尔斯蒂尔当时已经有了名气,但恐怕还没像餐馆老板说的那么有名,还得等上几年他才有那么大的名声。不过,当年这家餐馆还是一副农家景象的时候,可是他率先带着一帮艺术家入住这个地区的(等大家在披檐下吃饭的农庄变成气派的餐厅,那些艺术家就另择去处了;埃尔斯蒂尔和妻子住得离餐厅不远,但要不是妻子不在家,他今天是不会来这儿吃饭的)。不过,一位天才,即使还没有名扬天下,也必然会引来一批崇拜者,农家餐馆的老板从不止一个英国女游客热切企盼了解埃尔斯蒂尔近况的提问,以及这位画家收到的许多来自国外的信件之中,嗅出了这位天才的气息。这时他又注意到,埃尔斯蒂尔作画时不喜欢有人打扰,还有,在月色皎洁的夜晚,他会悄悄起床,把一个小模特带到海边,让她摆出姿势来作画。当这个老板在埃尔斯蒂尔的一幅画上认出立在里弗贝尔镇口的大十字架的时候,他更觉得那么些心血都没白花,那些女游客的赞美也不是瞎说。“就是里弗贝尔镇口的大十字架呗,”他一遍又一遍惊讶万分地说,“那可是四段大木头拼起来的!哦!他可费了不少劲儿哪!”

可他不知道埃尔斯蒂尔送他的那幅小小的《海上日出》是不是能值大价钱。

我们看见埃尔斯蒂尔读了我们的便条,放在衣袋里,继续吃饭,然后吩咐把他的衣帽拿来,站起身来往外走去。我们心想我们那么做肯定是惹他不高兴了,现在巴不得(我们太怕他了)能不引起他注意,悄悄地溜走。有一件事,本来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我们却压根儿没想到,那就是,我们对埃尔斯蒂尔的热情,并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那种倾慕。我们从来没见过他的画,要说倾慕委实太空泛了些;这种热情的对象,只是“大画家”这个空洞的概念,而并非某幅我们根本没见过的画作。这种热情,充其量只是一种悬空的仰慕,一种全无内容的空疏、浮泛的仰慕,换句话说,它就如某些成年后不复存在的器官一样,是跟童年时代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依然还是孩子。这时埃尔斯蒂尔已经走到门口,却突然转过身,朝我们走来。一种美妙的惊恐使我激动万分,这种感觉我在几年以后大概就再也不能感受到了,因为在年龄消减能力的同时,对社交圈的习焉不察也消磨了**,使人无意再去寻觅这种不寻常的际遇,感受这样的激动。

埃尔斯蒂尔坐到我们桌前来,跟我们交谈了几句。我屡次提到斯万,他总不接茬儿。我心想,莫非他根本不认识斯万。不过他还是邀请我去参观他在巴尔贝克的画室(他没邀请圣卢),原因是我说了一些话,让他觉得我挺喜欢艺术的——要不然,即使他跟斯万有交情,光靠斯万的推荐我恐怕也未必能得到这样的邀请(在人际关系中,情感漠然的情形远比我们所想的常见得多)。他待我态度的亲切,是圣卢所不能比的,正像圣卢的亲切是一个小市民所不能比的。跟一个大艺术家相比,一个大贵族的态度再怎么和蔼可亲,总显得像演员在演戏,有点假装的意味。圣卢意在取悦对方,埃尔斯蒂尔则喜欢给予,喜欢互相给予。他所拥有的一切,思想、作品以及其他那些他并不怎么看重的东西,他都很乐于给予一个能理解他的人。但是他找不到合得来的伴儿,所以就离群索居,处于一种很孤独的生活状态。社交界的人士说他摆架子、少教养,有权势者说他思想有问题,邻居说他神经病,家里人说他自私、傲慢。

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孤独中的他大概(甚至颇为欣慰地)是这么想的:他在用自己的作品和那些不了解他、伤害过他感情的人沟通,改善他们对他的看法。那时他孤独地生活,也许不是出于冷漠,而是出于对他人的爱,正如我放弃吉尔贝特,是为了有一天更可爱地出现在她眼前。他的作品是为心目中的某些人而画的,他仿佛是在寻求跟他们和解,让他们在看不到他的情形下,也能喜欢他、钦佩他、谈论他;我们放弃一样东西,一开始总不是那么决绝的,让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是旧日的我们,那时我们还不曾体验到放弃对我们的影响——无论那是一个病人的放弃,一个修道士的放弃,还是一个艺术家或英雄人物的放弃。虽然他是为心目中的某些人作画,但作画时他远离已经变得跟他不相干的社会,为自己而活着;孤独的实践使他爱上了孤独,这种情形我们在面临一桩大事时都会遇到,一开始我们会有一种畏惧感,因为我们知道,它是跟我们平时很在意的种种小事无法相容的,它不仅要把这些小事从我们身边夺走,而且会使我们不再把它们放在心上。所以我们着手去做这件大事以前,心心念念想知道,对于那些一旦着手做大事就无法再享受的某些乐趣而言,这件大事(我们一旦经历了这件大事,那些乐趣就不成其为乐趣了)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它们和平共处。

埃尔斯蒂尔跟我们谈了没多久。我原来打算过两三天再去看他的画室,可是第二天我陪外婆从海堤尽头往卡纳镇悬崖的方向散步,回来的路上,在一条直通海滩的小街的拐角处,我们遇见一个少女低着头迎面走来,神情活像一头很不情愿地被人赶回圈的牲口。她手里拿着高尔夫球杆,身后跟着一个盛气凌人的人物,俨然就是一副英国家庭女教师(或者是她某位女友的英国女教师)的模样,她长得很像贺加斯画笔下杰弗雷家的人,脸色红彤彤的,让人想见她平时爱喝的不是茶,而是杜松子酒,没嚼完的嚼烟往上翘着,让花白而浓密的唇髭看上去又长了一截。走在前面的姑娘,长得很像那帮少女中戴黑色马球帽、胖胖的脸蛋不大转动而眼睛含着笑意的那个姑娘。此刻正在回家的这个姑娘,也戴着黑色马球帽,不过我觉得她比那个姑娘更漂亮,鼻子线条更挺,下端的鼻翼更宽、更肉感。还有,那个姑娘在我看来像个脸色苍白、傲气十足的少女,而这一位像个被驯服的孩子,脸色也很红润。不过,她俩推着一样的自行车,戴着一样的鹿皮手套,所以我心想,刚才的差别很可能是由我所处位置和周围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否则在巴尔贝克怎么会有这么两个脸蛋长得如此相像、打扮更是一般无二的姑娘呢。她朝我的方向投来迅速的一瞥;在我接下去的几天想起海滩上这帮少女的时候,甚至在我后来认识所有这些少女以后,我还是没有绝对的把握说她们中间有哪一个——即使是其中最像她的,也就是推自行车的那个姑娘——就是那晚我在海堤那头的街角看见的姑娘,她跟我当初在队列中注意到的那个少女几乎没有差别,但毕竟又有点差别。

前些日子我一心想着那个高个子少女,可是那个下午以后,这个手握高尔夫球杆,听说名叫西莫内的少女,却弄得我心神不定了。她走在其他少女中间时,常常停下脚步,那些看上去挺尊重她的女友也就只好中止前进。现在浮现在我眼前的,就是她站在那儿,两眼在马球帽下闪闪发光的模样,远处的大海映衬着她的身影,她和我之间,隔着一个蔚蓝色的透明的空间,以及从那以后流逝的时光,对这张脸的初次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占着一个小小的位置,惹我想望,让我追寻,尔后被我忘却,尔后重又寻回。此后我常把这张脸投映到过去,好让自己在心里说,和我一起在房间里的某个少女,“就是她!”

不过我最想结识的,也许还是那个脸蛋红扑扑、眼眸碧绿的少女。某一天我也许会格外想见她们中间的某一个,但是除了她,其他的少女也足以让我心神激**。尽管我的情谊这一次系在这一个身上,那一次系在那一个身上,可是在我心目中,她们仍然——就如我第一天远远望见她们时那样——是一个整体,一个别有一番景象的小世界,而且她们大概有意要过这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我若能成为其中一人的朋友,我就能进入——犹如一个细心的异教徒或审慎的基督徒进入蛮荒之地——一个让人焕发青春朝气的圈子,其中洋溢着健壮、没心没肺、感官享受、暴戾、非理性,以及欢乐。

外婆听我说了和埃尔斯蒂尔见面的事,挺高兴的,认为和他交往能使我在学识上有所裨益,觉得我还没去拜访他真是不可思议,有点不近人情。可是我满心想的都是那帮少女,我说不准她们什么时候会从大堤上经过,所以不敢走远。外婆对我的讲究衣着也感到挺吃惊,因为我突然想起了一直压在箱底的那些衣服。我每天都要换一套衣服,甚至还写信到巴黎,让他们给我寄来新款的帽子和领带。

如果一个漂亮姑娘,一个在我们脑海中留下明亮颜色的卖海鲜、蛋糕或鲜花的女郎的脸庞,每天从早晨起便是我们在海滨度过的优哉游哉、充满阳光的生活的目标,那么一个像巴尔贝克这样的海水浴疗养地,就平添了许多魅力。这个目标,使海滨的生活——虽然是在度假——变得跟工作日一样忙碌,就像被磁铁吸引住了似的,永远指向下一个时刻,到时候我们会一边买油酥饼、玫瑰花和菊石化石,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那张女性脸庞花儿般纯净的鲜亮色彩。但首先,这些卖东西的女郎,我们至少可以跟她们说说话,而无须凭着想象,在单纯的视觉为我们提供的情景之外,再去构建别的场景,如同站在一幅肖像画面前那样,去重新创造她们的生活,去渲染这种生活的魅力;尤其是,正因为我们和她们说过话,所以我们知道几点钟、在哪儿可以再找到她们。然而对我而言,这个少女帮的情况就全然不是如此了。我不了解她们的生活习惯,所以碰上哪天没看见她们,我就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不来,我想弄明白其中的原因是不是固定的,我是不是得每隔一天,或者在某种天气的情况下才能见到她们,要不,或许在有些日子里,谁也甭想见着她们。我事先把自己想成她们的朋友,在心里跟她们交谈:“某天你们不去吗?”——“哦!对,那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我们从来不去那儿,因为……”而要是事情就这么简单,知道每逢倒霉的星期六,我再上劲儿也不顶用,倒也就好了,那样我就干脆在海滩上四处乱逛,坐在糕饼店门前,装着在吃糖霜蛋糕,去古玩铺转转,算着时间等着洗海水浴,听音乐会,看潮涨和日落,看夜幕的降临——反正我见不着心仪的那帮少女。

可是这个要命的日子并不一定是每星期一次,也不一定就是星期六。它说不定受某些气候条件的影响,又说不定跟天气完全没有关系。对于这个未知世界表面上全无规律的现象,我纵使心情不平静,也得耐着性子反复观察记录多少次,才能不被偶然的巧合所蒙蔽,才能做出比较可靠的预期,才能以残酷的体验为代价,得出这一扣人心弦的天文学的某些规律哦!赶上哪天,我想到上星期的这一天没见到她们,以为她们不会来了,等在海滩上也是白搭,想不到她们却来了。而当我按规律算出某一天是个吉日,这些星座都会回归的时候,她们偏偏不来。但这只不过是个开头,就不过是确不准她们来不来而已,问题更严重的是有些日子里,我根本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能见到她们,她们到底是要去美洲,还是要回巴黎。我一无所知。而这就足以让我爱上她们了。对某个人感兴趣是一回事,要激发那种愁绪,那种事已无可挽回的感觉,那种堪为爱情前奏的焦虑,则是另一回事,那非得有不可能的危险——说不定**的对象恰恰就在这上面,它急不可耐地要去拥抱的正是这一对象,而并非某个人——横亘于前不可。这种在爱情中一次又一次重复着的影响,就是这样起作用的(不过,它们往往更多地发生在大城市中的女工们身上,爱恋她们的男人不知道她们哪一天休息,唯恐在车间门口没看见她们),或者说,至少在我的爱情生活中是这样一次次起作用。说不定它们跟爱情本来就是分不开的,也说不定是初恋的某个特点借助回忆、暗示或习惯,在相继而来的各个生活阶段中介入后继的爱情,赋予了这些爱情一种共有的特色。

每天一到时候,我心想兴许能碰到她们,就千方百计找借口去海滩。有一次我们正在吃午饭,我远远望见了她们,此后我总是晚些去就餐,在大堤上久久地等候她们经过;坐在餐厅里的那一小会儿时间里,我眼睛始终望在蔚蓝色的玻璃窗上;我往往没等餐后甜点上桌,就要站起身来离开,生怕她们换了个时间散步,我会跟她们错开。如果这时外婆要我再陪她待一会儿,把时间给耽误了,我心里就很恼火,外婆俨然不自觉地干了坏事。我把椅子斜放,好让视野更远些;要是我碰巧看见她们中的某一个,由于她们都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所以我就仿佛在眼前活动的、凶险的幻觉中,看见了那个噩梦的些许投影,而在这一刻之前,这个噩梦还仅仅存在于(以一种永久停留的方式)我的脑海中,它是一场不祥的噩梦,我却沉迷其中、如痴如醉。

我不专爱她们中的哪一个,我个个都爱;能和她们相遇,成了这些日子里唯一让我感到美妙,让我萌生出打碎一切障碍的希望的事情,而要是见不到她们,希望往往就变成了狂怒。这时候,这些少女在我心目中遮蔽了外婆;倘若有段旅程是要去见得到她们的某地,我一定会二话不说,兴冲冲地上路。当我自以为在想别的事情,或者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其实我的思绪总是不胜愉悦地牵挂在她们身上。而每当我想到她们(即便我自己并不知道),她们在我心目中(她们当然也不知道)就是大海上起伏的碧波,就是海堤上列队而过的倩影。倘若我到一个可能遇见她们的城市去,我最先去找的就是大海。对一个人最专一的爱,总是对另一个物的爱。

外婆有些轻视我,因为我现在居然对高尔夫和网球大感兴趣,而对一位她觉得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宁可坐失看他作画、听他发宏论的机会,可我认为这种轻视源于某些狭隘的观念。以前在香榭丽舍公园我就模糊地感觉到,后来又更清晰地意识到,我们爱上一个女人,无非就是将我们的一种精神状态投射到她的身上;因而这个女人是否出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状态是否深刻。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在我们身上激起的热情,往往会使我们心灵深处最隐蔽、最个性化、最细微、最本质的东西上升到意识的层面来;而和一位出类拔萃的人谈话,甚至充满敬意地凝视他的作品,纵然能使我们感到愉悦,未必能产生这样的效果。

我最后还是听外婆的话去拜访埃尔斯蒂尔了。可他住在巴尔贝克的一条新街上,离海堤挺远,我觉得去那儿真麻烦。天实在太热,我去海滨街乘电车时,只好一个劲地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辛梅里安人的古王国,是在马克王当年可能统治过的地区,或者是在勃罗塞利昂德森林的遗址中穿行呢,尽量不去看那些在我面前伸展开去的假充高档的建筑。而埃尔斯蒂尔家的小楼,也许称得上是其中最难看的豪华建筑了。他之所以租下这座小楼,是因为在巴尔贝克恐怕再也找不到一幢房子,里面能有这么宽敞的画室。

我穿过花园时,也掉转目光不往前看;花园里有一片草坪——就像巴黎郊区的每个布尔乔亚家庭都有的那样,只是稍小些——还有一尊风流花匠的小雕像、一些让人照见自己的玻璃球、种在边上的秋海棠和一个小小的棚架,棚架下的铁桌跟前,并排摆着几张摇椅。看多了周围这些烙着城市丑陋印记的东西,我走进画室时,已经对踢脚板的咖啡色线脚视若无睹了;我觉得兴奋无比,因为环顾四周的画作,我感到自己的认识有了提升的可能,对至今为止我一直未能从现实世界的总场景中分离出来的许多形态,可能会有一种充满诗意、兴味无穷的认识。埃尔斯蒂尔的画室,在我看来像个重新创造世界的实验室,他从我们见到的杂乱无章的世界中提取新意,画在横七竖八放在画室里的大大小小的矩形画布上,这儿是惊涛拍岸、淡紫色的浪花四处飞溅的大海,那儿是一个穿着白色斜纹布上装的年轻人臂肘支在甲板上。小伙子的衣装和飞溅的浪涛,虽然失却了通常的意味,浪涛不会打湿看画人的身子,衣服也不能再穿,但它们将就此永存,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尊严。

我进去的当口,这位创造者正手持画笔,在完成一幅落日景象的油画。

屋里的百叶窗差不多全都放下了,画室里相当凉爽,光线很暗,偶尔有一缕阳光透进来,刹那间把一块墙壁镶嵌得亮晃晃的;只有一扇小窗开着,四周忍冬环绕的长方形小窗临着一条街道,窗下是花园的一角。画室的大部分空间处于半明半暗的氛围中,空气既透明又致密,而阳光镶嵌的那一小方墙壁,显得湿润而光彩夺目,好似水晶石已经裁割、打磨的一个切面,不时像镜面那样闪烁着虹光。应我的要求,埃尔斯蒂尔继续作画,而我在这半明半暗的画室里转来转去,在这幅画前看一会儿,又在那幅画前看一会儿。

周围的这些画,大部分都并不是我最想欣赏的他的画作。这些画,按照酒店客厅桌上一本英国艺术杂志的说法,属于他的第一和第二时期,也就是神话风格时期和受日本影响时期的画作,据说这两种风格的作品,德·盖尔芒特夫人府上都收藏得很完备。诚然,他的画室里放着的画,大都是在巴尔贝克就地取材的海景。但是我能从中感觉到,每幅画面的魅力都来自对所表现事物的变形处理,类似于诗歌中的所谓隐喻,如果说天主创造万物并为它们命了名,那么埃尔斯蒂尔重新创造了它们,取消了它们的名称,或者说给了它们新的名称。指代事物的名称,通常是一种理性的概念,与我们的实际印象并不相符,因而凡是与这一概念相左的印象,理性都迫使我们去除。

在巴尔贝克酒店里,有些早晨弗朗索瓦兹掀开遮住光线的毯子,或者有些傍晚我等圣卢一起出发的时候,我从窗口望出去,会受阳光的播弄,错把一块颜色深暗的海面当成远处的海岸,或者欣喜地望着一片蓝色流动的区域,不知道那是大海还是蓝天。但很快,我的意识帮我重新在这片景象中做出了为印象所忽略的区分。在巴黎的卧室里,情况也是如此,我会仔细倾听街上的喧闹声、争吵声,最后听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例如一辆马车辚辚驶近时,尽管我确确实实听到了尖厉刺耳的叱骂声,但起先我并没把这些声音跟车轮声分清楚,后来才意识到车轮是不会发出这种声音的。有时人们会诗意地发现大自然的本来面貌,但这样的时刻很罕见;埃尔斯蒂尔的作品就是在这种时刻诞生的。此刻在他身边的那些海景画作中,出现得最多的一种隐喻,就是在陆地和大海的对比中取消两者间的分界线。在同一幅油画中悄悄地反复使用的这种对比,使画面显得多姿多彩而又极其协调。埃尔斯蒂尔的作品时常会赢得一些绘画爱好者的喜爱,原因就在于此——尽管观众有时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例如,在埃尔斯蒂尔几天前刚画好、我驻足看了很久的一幅描绘卡克迪伊港景色的油画上,就可以看到这种隐喻技巧。他在表现小城时用的全然是海洋的语汇,而表现大海则用城镇的语汇,以此来让观众做好接受隐喻的思想准备。时而房屋遮蔽了一角海港,时而船坞的锚地,甚至大海本身,深入陆地形成海湾,正如在巴尔贝克这一带时常见到的那样,在已经兴建起小城的海角的另一边,屋顶上露出桅杆(犹如烟囱或教堂钟楼),仿佛它们就是一艘艘船的组成部分,沿海堤停泊的其他船只,更让人对这种富有城市和陆地建筑特色的景观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麇集的船队中,一条船跟另一条船上的人聊天时,你根本看不出他们是在不同的船上,中间还隔着海水;就这样,这支打鱼的船队看上去并不怎么像——甚至不比,举例来说,克里克贝克镇的那些教堂更像大海的一部分。远处的那些教堂四面环海(因为我们只见着它们,而看不见城市),在阳光照耀的浮尘和浪花中,犹如洁白的大理石或晶莹的飞沫,裹着七彩霓虹的腰带,从大海中喷薄而出,构成一幅非现实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画面。而当看画者的目光落在前景的海滩上时,他会不由自主地习惯于不在陆地与海洋之间去分辨固定的界限或绝对的分野。水手们在沙滩上,又在海浪中奔跑着,把渔船推向海中,湿漉漉的沙滩照得出船身,仿佛已是海水一般。海水不是齐刷刷地上涨,而是随着海岸的地形起伏,蜿蜒曲折地溢上来,远远看去海岸线时断时续,一艘行驶在大海中、被关栈的户外工程遮掩了一半的船只,看上去好像在城市的建筑中间航行。在岩礁间捕虾的女人,由于周围都是海水,也由于圈在岩礁里的这片海滩(在最接近陆地的两端)凹陷下去,与海平面齐平了,所以看上去像待在一个海中洞穴里,四围上面是船只和波浪,而这洞穴奇迹般地安然偃于海浪之间。虽然整个画面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大海深入了海港的腹地,陆地成了海洋的一个部分,人成了两栖动物。但是,大海的威力依然从画面随处迸发出来。岩礁边的防波堤入口处,海浪翻卷着,我们从水手用力的姿势,从侧成锐角斜卧在小城静静耸立的货栈、教堂、房屋(有人回到这儿,也有人从这儿出发去捕鱼)跟前的船只,我们都能感觉到他们在海面上猛烈地颠簸,犹如骑在一头性子暴烈、乱冲乱撞的牲畜背上,只要稍不当心,它就会把他们颠翻在地。

一群游人兴冲冲地乘船出海,小船犹如乡村小推车那般摇来晃去;一个神情快活而又专注的水手,操纵着鼓得满满的风帆,像勒着缰绳一样驾船前行,船上的人都乖乖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生怕一边过重会引起侧翻。就这样,他们一路穿越阳光明媚的田野、浓荫覆盖的景点,沿着斜坡直冲而下。尽管昨夜风狂雨骤,今儿上午却是风和日丽。你甚至可以感觉到,这些一动不动地沐浴在阳光和清风中的船只,为达到这样的平衡,得付出多大的努力,这一片海域风平浪静,粼粼的波光几乎显得比鳞次栉比伸向远方、被阳光蒙上一层薄雾的船队更厚实,也更真实。或者应该这么说,这片海域跟大海的其他部分全然不同。不同海域之间的差异,就犹如一片海域跟冒出水面的教堂,或者跟城市后面的船只之间的差异。但我们的理智还是会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尽管这边是暴风雨,黑压压的,稍远的前方却已水天一色,天光映在水面上;那边的阳光、薄雾和水沫则使海面一碧如洗,显得格外紧致,格外像陆地,给人以屋宇的错觉,让人想到堤道或雪原。而当我们瞧见在这堤道或雪原上面,有条渔船从陡峭的斜坡上冒出头来,犹如一辆刚涉水而过的马车,湿漉漉地悬在那儿,我们更会惊愕不已,但稍后当我们看见一望无际、绵延起伏的高原上行驶着船只,我们终于明白,这些层出不穷的不同景象,说到底都还是大海哟。

有人说,艺术上是无所谓进步,也无所谓发现的,只有科学上才有进步和发现,对每个做出个人努力的艺术家,任何别人的努力都帮不了他的忙,也拖不了他的后腿。这种说法自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就艺术所揭示的某些规律而言,一旦某种技巧普及了这些规律,那么回过头去看在这以前的艺术,它们也就丧失了些许新颖独特的意味。埃尔斯蒂尔创作伊始,我们已经看到了描绘自然风光和城市景观的所谓“奇妙”的照片。如果一定要让那些摄影爱好者明确说出,这个形容词到底是指什么,那我们就会看到,它通常用来指一个熟悉的事物的某种奇特形象,这种形象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形象,奇特而又真实,因而给我们的印象格外强烈,它不仅让我们惊异,让我们跳出习惯的窠臼,而且通过唤醒一种印象而使我们进入自己的心灵。举例来说,这些“技艺高超”的照片中,有一幅表现的是一种透视规律,画面上的那座教堂,我们平时都是习惯于看见它处于城市中央的,摄影师却用了一种特殊的视角,所以看上去它比普通的房屋高三十倍,而且往前伸到了江边,而实际上它离江边还很远呢。对眼前的事物,埃尔斯蒂尔不是按照自己对它们的了解,而是按照为我们提供最初视像的光学错觉来表现它们,这种努力使他得以精确地揭示透视的某些规律,这在当时就更令人感到震撼了,因为这些规律居然是艺术首先发现的。一条江河由于流向蜿蜒曲折,一个海湾由于看似邻近峭壁,看上去就像在平原或山崖上挖出了一潭被团团围住的湖泊。在一幅描绘巴尔贝克暑天景色的油画上,一块凹进来的海域仿佛被围在粉红色的花岗岩壁中间,不再是海,而要从稍远一些的地方开始才是海呢。海洋的连绵性,我们是从海鸥身上才联想到的,这些海鸥在我们原以为是石头的东西上方回旋着,吮吸着波涛湿润的气息。

这幅油画还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些规律,比如在雄伟的峻岭脚下,点点白帆优雅地呈现在蓝色的镜面上,宛如睡梦中的蝴蝶,再如深邃的阴影与暗淡的光线之间某种对比,等等。有了摄影术以后,对于这种光影的关系,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然而埃尔斯蒂尔对这种关系还是兴趣很浓,所以他曾经画过真正的海市蜃楼,一座竖有塔楼的城堡,看上去像是滚圆滚圆的,顶上延接一个塔楼,底下延接一个颠倒的塔楼,也不知是分外晴朗的天空使映在水面上的倒影呈现出岩石坚硬、光亮的质感,还是清晨的雾气使岩石变得像倒影一般朦胧了。在大海的远方,一排树木后面,又是一片被落日映成玫瑰色的大海在延伸开去,那是天空。阳光,犹如一种新创的坚实物质,推动着受它直射的船体前进,前面的船只则笼罩在阴影里,本来是平滑的海面,一时间变得像水晶的阶梯那样,但清晨大海的光照很快就会使这幻象消失。一条从小城的桥洞下流过的大河,在画家的视角下仿佛折成了几段,这儿宽为湖泊,那儿窄若细丝,其间还有一座树木葱郁的小山,城里的居民傍晚来林间散步乘凉;这座乱纷纷的小城,唯有那挺拔不弯的教堂钟楼才让人看出了它的节奏,钟楼并不升向天空,而是有如用重垂线标明凯旋进行曲的节奏那样,仿佛在自己的身躯下悬挂着层层叠叠的民居,这些房屋沿着被压得断断续续的河流排开,掩映在雾气之中。而且(由于埃尔斯蒂尔的早期作品可以追溯到画家喜欢在风景画上加进人物的时代)在悬崖或山岭上,道路这一具有一半人工印记的自然景观,也像江河、海洋一样,由于透视的缘故,远处变得隐没不见。或是山峰,或是瀑布的雾气,或是大海,遮断了我们的视线,蜿蜒的道路不复可见(但对画中人而言,还是看得见的),身着过时服饰、迷失在荒僻的野外的小人儿,仿佛常常驻足在深渊之前。他们脚下的小路到那儿就断了,而在这些松树林三百米的高处,我们重又在游人脚下见到了细沙含情的羊肠小道,让我们看着感动,放下了心来,原来刚才是围绕瀑布或海湾的山坡遮掩了绵延的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