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像圣卢这样的年轻clubman[238]也好，一个年轻的工人也好(比如说，如今的电工可是很吃香的呢)，都会由于太爱自己的情妇，太尊重她，而无法不把这种感情延伸到她所尊重、所喜爱的对象上面去；对他而言，价值的天平偏到另一头去了。她由于性别的缘故，天生是脆弱的，容易无缘无故地情绪激动或心绪不宁，这放在一个男人，甚至放在另一个女人，比如说他的舅妈或表妹身上，都会让这个身体健壮的年轻人嗤之以鼻。然而，他看不得自己心爱的人受苦。圣卢这样的贵族青年有了一个情妇，就养成习惯，跟她一起去小餐馆吃晚饭时，身上会揣着瓶缬草精，以备她要用，他会吩咐侍者关门要轻，而且用的是断然的、绝非说笑的口吻，他还会关照餐桌上别摆放潮湿的青苔，因为这种他并不介意的装饰，说不定会让她不舒服。对他来说，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她教会了他相信这个世界的存在，现在他用不着亲自去体验那种不适，便会感到心里充满了同情。而且，即使那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人，他也会有这样的同情心。
圣卢的情妇——有如中世纪最早的教士之于基督徒——教会了他懂得怜悯动物，因为她热爱它们，走到哪儿都带着她的小狗、金丝雀和鹦鹉；圣卢像母亲爱护子女一样细心地照看这些小动物，凡是不能善待小动物的人，按他的说法就是野蛮人。另一方面，像她这么一个女演员，或者说自称的女演员，跟他生活在一起，不管她聪明不聪明——对此我一无所知，总会使他对社交圈里的女子感到厌倦，觉得要去参加晚会是件苦差事，这样一来，他就不仅不会去赶时髦，而且治愈了肤浅的毛病。有了这样一个情妇，社交关系在他的生活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虽说如此，她还是教会了他在跟朋友的交往中注入高雅和细腻的情感，而倘若他仅仅只是一个出入沙龙的年轻人，他的友情肯定会被虚荣自负和利害关系所左右，烙上粗俗的印记。她特别欣赏男人身上某些敏感的气质，而要不是她的缘故，圣卢对此很可能是不理解或者看不起的。她凭着女人的直觉，很快就能在圣卢的朋友中间分辨出真正对圣卢有情有义的那个朋友，对他另眼相看。她自有办法让圣卢心头对那个朋友充满感激之情，而且把这种感情付诸行动，注意有什么事能使对方感到高兴，有什么事是他不喜欢的。过不了多久，圣卢不用她提醒，自己就会关心这一切了，尽管她没来巴尔贝克，从没见过我，圣卢或许也还没在信上提起过我，但圣卢自己就会为我关上马车的车窗，拿开我闻着难受的花朵。当几个朋友在一起要说再见的时候，他会设法稍早一点跟他们分手，好最后跟我单独告别，以此表明我和他们有所不同，他待我和待别人是不一样的。
她为他的心灵开启了通往看不见的世界的通道，赋予他的生活严肃的意味，赋予他的胸怀优雅的情操。然而这一切，圣卢的家人是毫不理会的，他们一遍又一遍激动地说：
“他会毁在这个**手里的，她会弄得他声名狼藉。”
诚然，他已经从她那儿得到了她所能给他的全部好处；但现在，她讨厌他，折磨他，成了他经受无休无止的苦难的唯一根由。事情的起因是，有一天她那伙剧作家和演员朋友明确告诉她，圣卢又愚蠢又可笑，打那以后，她就觉着他真的既愚蠢又可笑——当一个人从外界接受、采纳他全然不了解的见解、做法时，往往就会像她这样，人家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表现出一种毫无保留的狂热态度。她学那些演员的样，断然声称她和圣卢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因为他俩是两类不同的人，她是个知识分子，而他，不管他自己怎么说，生来就是个厌恶智力的人。她的这一观点，看上去倒像是根深蒂固的；她一心要在情人无心的言谈、随意的举止中，为这个观点找到佐证。尔后，那些朋友又措辞果决地告诉她，那个并不适合她的剧团，原本对她抱有很大的期望，现在她正在摧毁这些期望，她的情人到头来一定会影响她，她跟他在一起生活一准会毁掉自己艺术家的前途。她听了他们的话，对圣卢的轻视中又加入了仇视，假设他自己得了一种致命的疾病，死乞白赖地要传染给她，她对他的恨也不过如此而已。她尽可能少跟他见面，以此来推迟最后分手的时刻(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分手好像是不大可能的)。圣卢为她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除非她貌若天仙(可是圣卢从来不肯给我看她的照片，他对我说：“首先，她并不是个美人，其次，她很不上照，我是用自己的柯达相机拍的快照，你看了会留下错误印象的。”)，否则看来她很难再找到另一个男人肯做这样的牺牲了。
我没想到，即使是在一个轻佻小女子的身上(不过圣卢的情妇说不定不在此列)，对好名声的痴迷(尽管她可能并无才能)，博得她所在意的某些人的赞许(哪怕只是私下的赞许)，都会比赚钱的乐趣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圣卢不很清楚情妇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所以，那些不公正的指责也好，信誓旦旦的爱情表白也好，他都并不相信它们是完全真诚的。但他有时候也会感觉到，一旦她能够跟他断绝关系，她是会这么做的，因此，出于保住爱情的本能(这种本能也许比圣卢本人更有洞察力)，他使出了调和自己身上强烈而盲目的冲动很实际的一招儿，拒不同意在她名下存一笔本金，他借了为数可观的一笔钱，保证她的一切需要，但钱是逐日给她的。看来，哪天她当真想要离开他了，她也得静等攒够了钱再说，从圣卢给的钱来看，这大概用不了多久，但无论如何，这让我的这位新朋友赢得了一段时间，得以延续自己的幸福——抑或不幸。
他俩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现在它已经到了很尖锐的地步，圣卢为此痛苦不堪，因为她一见他就恼，不许他回巴黎过假期，非打发他来驻地附近的巴尔贝克不可——是从一天晚上在圣卢的一位姑妈家开始的。那天晚上宾客很多，圣卢征得姑妈同意，安排女友为大家朗诵一个象征主义剧本中的几个片段。她有一次在一个先锋派剧场里演过这出戏，而且圣卢和她一样，很喜欢这出戏。
可是，当她穿着从《Ancilla Domini》里模仿来的戏装(她让罗贝尔相信，挑这套行头才是真正的艺术眼光)，手里拿着很大一朵百合花上场的时候，在座的社交界男士和公爵夫人们嘴边都浮出浅浅的笑意；而等到她诵经般的单调声音、某些稀奇古怪的字眼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时，浅笑变成了狂笑，起先还强忍着，后来终于不可抑制地爆发了出来，弄得她没法儿再朗诵下去。第二天，大家异口同声责备圣卢的姑妈居然让一个如此可笑的女戏子上她家去。一位名头挺大的公爵毫不客气地对她说，她受到大家的责备是自作自受。
“真见鬼，居然弄些这样的货色来给我们看!这女人要有几分才气倒也罢了，可她没有，这辈子也不会有。呸!巴黎人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蠢。社交圈子里的人不全是傻瓜。这小娘们明摆着是想镇一镇巴黎人。可巴黎人不是这么容易镇住的，有些东西她只好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喽。”
至于这个女戏子，她走出大门时对圣卢说：“瞧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来了？除了些蠢婆娘、坏女人，就是没有教养的粗坯!我告诉你吧，在场的男士没一个人不曾向我丢眼风、碰我的脚，就是因为他们跟我调情，让我给甩了，他们想要报复呗。”
这几句话，一下子把罗贝尔对这些社交界人士的反感，变成了痛切无比的憎恶，而首当其冲的是最不该让他恨的亲戚，这些忠心耿耿的亲戚受圣卢家人之托，前来劝他的女友和他断绝关系，按她的说法，他们这么来劝她，是因为他们本身对她有意思。罗贝尔虽说立即中止了与这些亲戚的来往，但他心想，当他像现在这样跟女友离得远远的，这些亲戚或者其他人就会乘虚而入，向她求爱，说不定还会得逞。一说起这些欺骗朋友、诱良为娼的浪**子，他就满脸都是痛苦和仇恨。
“我杀条狗还会有几分悔疚，可杀他们一点也不会，狗毕竟还是乖顺、忠诚的畜生哪。这些家伙就该上断头台，比起那些因为穷、因为富人为富不仁而走上绝路的罪人来，他们更该死哦。”
他把大半时间都花在给情妇写信、发电报上。她不许他回巴黎，又变着法子远距离地跟他使性子闹别扭，每当这种时候，我都能从他痛苦变形的脸上看出端倪。他的情妇从来不告诉他，她到底对他有什么不满，于是圣卢猜想，她之所以什么也不对他讲，说不定就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讲什么，而就是对他厌倦了。但他想得到确切的解释，他在信上对她说：“请告诉我，我哪儿做错了，我已经准备好承认错误了。”他愈是伤心，就愈是相信自己做得不好。
她留给他的是无穷无尽的等待，而且即便有回音，也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所以我瞧见圣卢从邮局回来，几乎永远是眉头紧锁，而且常常是两手空空的，整个酒店里，就他和弗朗索瓦兹两人亲自上邮局去取信或发电报。在他，是出于情人的急迫心情；在她，是信不过别的下人(要想发封电报，他就得多走好些路呢)。
在布洛克家吃晚饭过后没几天，外婆喜滋滋地告诉我，圣卢说如果她愿意，他想在离开巴尔贝克前给她拍些照片。而当我看见她特地为此换上最漂亮的衣服，对戴哪顶帽子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心里有点不快，觉得她怎么这样不持重。我甚至在想，我是不是看错了外婆，是不是把她看得太清高了，她是不是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对外表全不在意，她是不是也有我一直以为她最不沾边的爱打扮的毛病。
这个拍照计划，尤其是外婆这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让我感到很不高兴，可惜这种情绪流露得太明显，弗朗索瓦兹注意到了，她赶紧冲我说了一通很动感情的话，无意间让我添了几分愠意：
“噢!先生，您可怜的外婆知道要给她拍照，高兴得什么似的，还要戴上她的老弗朗索瓦兹给她端整的帽子呢，您应该让她才对，先生。”
凭她的这番说教，我没给她好脸色看。我对自己说，我不把弗朗索瓦兹的神经过敏放在眼里，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我处处引为楷模的母亲和外婆，也常是这么着的。
外婆瞧我有点生气，便对我说，要是我不高兴她拍照，她就不拍了。我不想让她这样，向她保证说我没觉得拍照有什么不好。但看着外婆梳妆打扮，我心里想，我得说几句揶揄、刺人的话，给她的拍照热情泼点冷水，以此证明我有眼光、有魄力，结果，虽说我还是没法儿不看外婆戴上那顶漂亮的帽子，但我至少在她脸上抹去了那种欢愉的表情——这种表情，本该让我感到高兴才是，可是我并不高兴。事情往往是这样，一样东西，当我们最亲爱的人还在世时，我们常常觉得它惹人生气，体现的是一种低级趣味的怪癖，而不知道它恰恰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东西，其中包含的正是我们亟愿为他们谋得的幸福。
这个星期我心情一直不好，我觉得外婆像是在躲我，我找不到哪怕一小会儿跟她待在一起，别说晚上，白天也一样。下午我回到酒店，想和她单独待一会儿，可是人家告诉我说她不在；或者是，她正和弗朗索瓦兹关在房间里进行长时间的密谈，旁人不得打扰。晚上和圣卢一起从外面回来，一路上我想着马上就能见到外婆，抱住她吻她。可是我白等了，她没有在板壁上轻轻敲几下，叫我过去道晚安，我听不见一点声响；我终于上床睡了，心里有点怨她竟然这么冷淡地(这种冷淡，她是新近才有的)剥夺了我无比珍视的一种快乐，我心头犹如儿时那般怦怦直跳，依然侧耳听着默不作声的板壁，噙着泪水睡着了。
*
那天，跟前几天一样，圣卢得上冬西埃尔去，他每天傍晚前都没法儿离开营地，而过一阵他就得整天待在那儿了。我在巴尔贝克挺想他的。我远远看见下车走进游乐场的舞厅或冷饮店的年轻女子，只觉得她们非常迷人。我处于这样一个青春时期，还没有具体的爱恋对象，迷茫而充满渴念，四下寻觅，随处看见美的存在。瞥见一个身影——从远处，或从一个女人背后望去，依稀看见她的面容——就会让我们觉得她是美的化身，以为自己认出了它，心头怦怦地跳着，加快脚步走上前去，她却已经走远了，可我们在心里对自己说，那就是它：只有在我们赶上她的当口，我们才明白自己想错了。
况且，我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即使最起码的乐趣，我也无力去享受它，于是它也就在我心目中被放大了。体态优雅的女性，我似乎处处都瞥见她们的身影，这正因为我在哪儿都没法儿接近她们，在海滩我会太累，在游乐场或糕饼铺我会太腼腆。然而，倘若我不久就得死去，那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去仔细瞧瞧，这些承老天爷恩宠的漂亮姑娘到底长什么样儿，即使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甚至没有任何人来分享这份恩泽，我也会这么做(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我的好奇心追根溯源还是一种占有欲)。要是圣卢在就好了，我可以和他一起进舞厅。可我此刻独自站在大酒店门前，等着外婆过来找我；这时，只见几乎远在大堤的那头，犹如一个黑点缓缓移近，五六个少女正在走过来，她们的外貌举止，都跟巴尔贝克平时见到的姑娘不一样。一群不知从何而来的海鸥，在海滩上悠闲地踱步——迟到的鸟儿振翅追赶着同伴——对鸟儿们仿佛视而不见的洗海水浴的游客来说，这群鸟儿要去向何方根本无从知晓，而在鸟儿的头脑里，这目的地是非常明晰的，这中间的差异，就好比那几个少女与其他姑娘的差异。
这几个我不认识的少女中，有一个推着辆自行车，另两个手里握着高尔夫球棒，她们的穿着和巴尔贝克别的姑娘们迥然不同，尽管那些姑娘中间有几位从事的正是体育这行当，但她们从没有特殊的着装。
每天这时候，一批女士先生们要到大堤上来转上一圈，把自己暴露在首席法官夫人那架长柄眼镜的无情火力之下，她倨傲地坐在音乐凉亭前那排令人生畏的长椅中间，定睛瞧着这些人，仿佛他们身上都有某些瑕疵，她非得细细端详，弄个明白不可，而这些女士先生们也纷纷走来落座，身份顷刻间从演员变成了看客，现在轮到他们对眼前走过的人们评头品足了。走在大堤上的人脚步摇摇晃晃，就像是在船的甲板上(他们不懂得，在迈出一条腿的同时，应该摆动胳臂，眼睛平视，肩头下沉，以相反方向的适当动作来平衡刚才做的那个动作，让脸上泛出红晕)，他们装作没瞧见那几个少女，想让人相信他们根本没把这几个女孩放在心上。可是他们时时偷眼张望走在身旁或逆向而来的行人，生怕撞着他们，结果偏偏碰在那几个女孩身上，跟她们撞了个满怀，其实，这些人和那几个女孩一样，在表面的轻蔑后面，各自都暗暗地关注着对方；对人群的爱——以及由爱而生的恨——是每个人心中最强大的原动力，他不是想方设法让别人快乐或吃惊，就是向他们表明他蔑视他们。对一个孤独的人来说，绝对的自闭，甚至持续直至生命终结的幽居，其起因往往是对人群的一种失控的爱，这种过于放纵的爱，淹没了所有其他的情感，以致一旦他在外出时无法赢得看门人、过往行人乃至路旁车夫的赞赏，他就宁可永远不再见到他们，并为此放弃了一切必须外出的活动。
大堤上的行人，有的想着心事，颠动的步态、飘忽的眼神，则透露出思绪的变幻不定，跟旁边小心翼翼摇晃着身子的行人显得很不协调。我刚才瞧见的那几个少女，旁若无人地走在这些人中间，她们的自如，来自身体的极度放松和对旁人发自内心的睥睨，她们径直往前走来，既不畏缩，也不绷着，完全是想怎么动就怎么动，四肢中每一部分都不受其他部分的影响，整个躯体的绝大部分保持不动，有如出色的华尔兹舞者那般引人注目。她们离我不远了。虽然她们每人所属的类型都跟旁人截然不同，但她们都长得很美；不过说实话，我见到她们的时间很短，又不敢盯着她们看，所以我还没能分别看清她们的特点。只有一个，笔挺的鼻梁、棕色的皮肤与其他少女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她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幅壁画上那个阿拉伯人模样的博士[239]。我对其他几个少女的了解，仅限于其中一个长着双爱笑的眼睛，但目光严峻而固执，另一个脸上的古铜色红晕让人想起天竺葵；但即使通过这些脸部特征，我也没能把它们跟这些少女一一对应起来；当我有如循着调色板上的色彩顺序(这些脸部特征，因其色泽各异、并列一处而令人惊异，却又如同一段嘈杂的音乐，我没法儿把一个个乐句从中辨析出来——尽管每个乐句都能听清，但转眼就已忘却)先后看见一张白皙的鹅蛋脸、一双乌黑的眼睛、一双碧绿的眼睛跃入眼帘时，我不知道方才令我惊艳不已的，是否就是这些特征，我无法从这些少女中间指认出某一个来，把某个特征归于她。稍后我才能渐渐分清她们谁是谁，当时在我的印象中，这群少女有如一团谐美的浮云，透过她们身上，散发出一种变幻不居的、浑然一体的、持续往前移动的美。
在生活中要聚拢一批朋友，个个都挑选得这么漂亮，恐怕光凭偶然是不行的；也许，正因为这几个少女(从她们的举止态度，可以看出她们放肆、轻浮、无情的性格特征)对一切可笑、丑陋的事物极度敏感，无法感受一种来自智力或道德方面的**，所以在同龄的同学中间，她们很自然地对那些在腼腆、拘谨、笨拙，在种种被她们称为不合口味的做派中流露出沉思或易感秉性的同学有一种反感，有意地疏远这些同学；她们保持往来的，是另一些集雅致、灵巧和体态优美于一身的同伴，只有对这些同伴，她们才会显露天性中最富有魅力的一面——坦率，才会愿意与之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不很清楚她们属于哪个阶级，说不定这个阶级正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或由于富有和闲暇，或由于新养成的运动习惯(这些习惯，目前甚至传播到了某些平民阶层，但这种可以归于体育的文化习惯中，还没有加入智育的内容)，一个社会阶层就好似某个和谐、多产而且尚未流于过分雕琢的雕塑学派，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大量优美的躯体，腿部和髋部都那么优美，健康的脸上容光焕发，神情中透着机灵和狡黠。我在这儿，面对着大海看见的，难道不正是高贵、安详的人体美的模特儿，有如希腊海岸上那些沐浴着阳光的雕像吗？
这群少女，犹如一团发光的彗星，沿着大堤向前推进。在她们眼里，周围的人群俨然就是另一种族的生灵，这些人即使有痛苦，也无法唤起这些少女的怜悯心，她们就像看不见这些人似的，径直往前走去，堤上的行人只觉得一架失控的机器全然不顾前面有没有人，轰然迎面而来，只得停住脚步，让出一条路来；而她们，即使看见某个她们既不屑一顾也不屑一碰的老先生或大惊失色，或怒气冲天地夺路狼狈而逃，也只是相视一笑而已。她们无须对她们之外的人或事表示轻蔑，有内心的轻蔑就已经够了。但她们每看到一处障碍，总忍不住兴冲冲地迎上前去，或冲过去，或原地跳过去，因为她们正处在感情充溢、精力充沛的青春期，即使在忧伤、痛苦之时，也必须把过剩的精力和情感宣泄出来，某一天心情的好坏，跟这样的年龄特点相比是算不得什么的，因而她们不肯错过任何一个跳跃或滑步的机会，她们中断前行的步子这样做，完全是下意识的，却又在这缓步的行进中——有如肖邦最忧郁的乐句那样——加入了优美的回旋，其中交融着即兴的情绪和精湛的技艺。
有个老年银行家的妻子，为丈夫找来找去，最后在大堤对面音乐家表演的凉亭旁边，给他找了个地儿，把他安顿在一张折叠躺椅上，凉亭既可挡风，又可遮阳。见老伴坐好了，她就走开去买份报纸，好给他读报，让他解解闷。报亭离这儿不远，一来一去花不了五分钟，就这样老头已经觉得挺长了，但她(她对老伴照顾得无微不至，可又不想叫他明显地感觉到)还是经常这么走开一小会儿，好让老伴有一种他还像所有的人一样正常生活、无须有人照料的感觉。凉亭的舞台，就像位于老人头顶边上的一块天然跳板，那帮少女中最年长的那个，当即受它**奔跑过来，纵身一跳，足尖在台上一点，又跳下台；她从惊恐万状的老人头顶上一跃而过，灵巧的双脚正好擦过老人戴着的海军帽。其他少女看见，觉得好玩儿极了，尤其是那个绿眼眸、娃娃脸的姑娘，同伴的此举似乎让她既钦佩又开心，我觉着她的神色中有几分腼腆的意味，那是一种既羞涩，又想显示自己勇气的腼腆，这种神情是在其他几个少女脸上看不到的。
“可怜的老头儿，那副半死不活的模样，让人看着就惹气。”其中一个少女粗声粗气、略带讥讽地说。
她们又走了几步，然后，全然不顾会不会堵路，就那么停在路中央，形成一个紧凑而奇特的、不规则的队列，叽叽喳喳的，像起飞前聚集的鸟儿；过了一会儿，她们继续沿着高出海面的堤坝缓缓前行。
现在，她们那一张张迷人的脸变得清晰可辨了。从老银行家头上跳过去的姑娘身旁的这些少女，我在头脑中把她们挨个儿排了下队(名字我还不知道，没法儿排上去)：一个姑娘个子矮小，长着绿眼睛，红扑扑的娃娃脸映衬在远处的海面上；一个姑娘皮肤黧黑，鼻梁挺直，显得与其他姑娘很不一样；另一个，肤色白得像鸡蛋，小巧的鼻子像鸡雏的嘴那般拱成弧形，整个脸庞让人想起某些少男；还有一个，身材高大，裹着短披肩(这使她看上去有股子穷酸相，跟她优雅的举止很不相称，我对此做出的假设是，这个姑娘的父母想必不同凡俗，根本没将巴尔贝克这些洗海水浴的家伙放在眼里，自己的孩子该怎么打扮才高雅，他们自有一番见解，至于女儿如此着装走在大堤上，那帮小市民会不会笑她寒酸，他们是全然不在乎的)；有一个少女眼眸明亮而含笑，胖乎乎的腮帮子没有什么光泽，头戴一顶黑色马球帽，帽檐压得很低，她推着辆自行车，髋部一摇一摆的，样子很笨拙，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粗口，声音还挺响，我从她身边走过时(正好听到她在说一句很不雅的话：“不就是吊膀子呗。”)，否决了方才对她女伴的短披肩所做的假设，心想这几个少女无非就是经常出入自行车赛车场的角色而已，没准还是赛车手的小情妇呢。反正，我的种种假设中，没有一个是假定她们纯洁无瑕的。从看到她们的第一眼——从她们相视而笑的样子，从脸颊没有光泽的那个少女不依不饶的目光中——我就明白她们不会是纯洁无瑕的。何况，外婆一向把我照看得无微不至，甚至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所以我没法儿不相信，所有不该做的事情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几个少女既然不尊重老人，那么碰到比跳过一个八十岁老人头上更有趣、更有**力的事情，她们是不会因为有所顾忌而突然歇手不干的。
她们现在分别有了自己的特征，然而彼此间交流的眼神还是一模一样的，目光中闪烁着自豪和友谊的光芒，时而流露对朋友的关切之情，时而显示对路人的傲慢和冷漠。从中还可以看出，她们为相互间同气相求、同进同出，俨然拉帮结派而感到骄傲。正是这样的眼神，在她们的缓步行进中，把这些彼此独立、相互分开的个体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一种无形而协调的联系，她们就像行走在同一个温热的阴影、同一种氛围中，她们之间的相像，恰好跟她们与周围人群的不同形成了对比。
我从腮帮子胖乎乎、推着自行车的棕发少女身旁经过时，有一瞬间，我的目光和她那含着笑意的斜睨的目光交汇了；这目光来自将这个小小部落的生活封闭其间的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无法接近的未知世界，我是谁的这个问题，是肯定无法到达那儿，也无法在那儿容身的。这个把马球帽低低地压在额头上的少女，正全神贯注地听着同伴说话，她的黑眼睛里射出的目光与我相遇的那会儿，她究竟有没有看见我？如果她看见了我，我在她眼里是怎样的呢？她认出了我是来自哪个世界的吗？这些问题我都难以回答，就好比当我们从望远镜里看见邻近的星球上有某些异象出现时，我们很难就此下结论说，有人居住在那个星球上，他们看得见我们，更无法知道他们看见我们后，会有怎样的想法。
倘若我们把这样一个少女的眼睛，想象成两片发亮的云母片，我们就不会急切地想了解她的身世，要把她的生活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了。但是我们感觉得到，在这两个反光小圆片里炯炯发亮的东西，并不仅是其中的物质成分；那是这位少女关于她所熟悉的人和地方——赛车场的绿草地和铺着细沙的跑道哟，她会蹬着车穿越田野和树林，就像那个比波斯天堂的精灵对我更有**力的小佩丽[240]，把我带到那儿去吗——的思考(种种我们无从知晓的思考)的黑色投影，也是她即将返回的家园，以及她自己做出或人家为她做出的计划的投影；那就是她，就是她的想望，她的喜好，她的厌恶，她萦绕脑际、不曾吐露的意愿。我知道，要是我不能占有她目光中所包含的这些东西，我就不能占有这个推自行车的姑娘。因而，我胸中涌起了想要了解她全部生活的愿望；这种愿望折磨着我，因为我感觉到它是无法实现，却又令人心醉的，因为我迄今为止的生活，突然不再是我的全部生活，而只是伸展在我面前，由这些少女的生活所组成的空间的一小部分，我迫不及待地想拥有这个空间，这个愿望给了我自我延伸、自我扩展的可能性，这就是幸福。可能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生活习惯——正如没有任何共同的观念，——我会难以和她们结交，难以讨得她们的欢心。但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差异，由于我意识到这些少女的个性、举止中，没有我所熟悉、所拥有的任何东西，我心中的餍足才变成了干渴，我的心渴望着——犹如干枯的大地渴望雨水——另一种生活，而正因为它至今为止从未尝过一滴这样的甘露，所以一旦可能，它就会整个儿浸润其间，贪婪地饮个痛快。
我这么凝神望着眼睛明亮的推自行车姑娘，她好像觉察到了，朝个子最高的姑娘说了一句话，我没听见她说什么，只见那个姑娘笑了起来。说实话，这个棕发姑娘并非我的最爱，原因就在于她的头发是棕色的，而(自从那天在当松镇的斜坡上看见吉尔贝特以后)一位金栗色头发的少女，才是我心目中可望而不可即的心爱之人。但是，即便是吉尔贝特，我爱她难道不正是因为在我看来她有着一圈光环，是贝戈特的朋友，能和他一起参观大教堂吗？照这样说来，我看见这个棕发姑娘望着我，不是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嘛(我心想，这样就比较容易先认识她)，她可以给我介绍其他几个姑娘：从老人头上跳过去的厉害姑娘，说“这个老头儿，让人看着就惹气”的狠心姑娘，还有别的几位姑娘，她身为她们亲密无间的伙伴，当然有权把我介绍给她们。我在心里假设，有一天我会成为其中某一个少女的男友；这些陌生的目光如同阳光射到墙上那般、有时于无意间拂过我的脸而让我难以忘怀的少女，早晚有一天会凭借一种神奇的炼金术，让意识到我存在的感觉，让对我个人的些许情谊，穿透她们那无法形容的小圆片，进入她们的思绪；终有一天我也会和她们一起出现在沿着海面往前的行列中，——这个假设，我觉得包含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就好比我身为观众站在描绘出行场面的古代檐壁或壁画跟前，却以为自己受到其中女神的青睐，也能置身队列之中一样地不可思议。
认识这些少女的幸福，当真是无法得到的吗？的确，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错过这样的幸福了。只要想想在巴尔贝克，疾驶而去的马车带走了多少陌生的女性，让我就此错过了认识她们的机会吧。这一小帮高贵有如古希腊童贞女的少女，她们之所以让我感到愉悦，正是因为我在她们身上依稀看到了路上疾驶而过的女性的影子。不相识的人在我们眼前转瞬即逝，迫使我们脱离习惯的生活轨道(在这种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女性早晚会让人看到她们的缺点)，处于一种追求的状态，这时是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我们想象的。其实，要是给我们的欢愉脱掉想象的外衣，还这种愉悦本来的面目，那它就一无所有了。倘若这些少女是我在某个幽会屋(前文已经说过，我对那种拉纤的女人并没有看不起的意思)里遇见，不曾有这层微妙而朦胧的薄纱蒙着的，那么她们就不会这么让我着迷了。能否得到某样东西的不确定性，会唤起我们的想象，应该为这样的想象设定一个目标，用它来取代另一个目标，用了解熟悉另一种生活的渴念取代感官快乐，从而确保我们既不识这种快乐的滋味，也无意去尝尝它到底是什么滋味，当然也就更不会沉溺其中。拿我们和鱼儿的关系来说吧，只有当我们在垂钓的那个下午，见到滑溜溜的鱼儿在透明的、漂动的、蔚蓝色的水流中游上河面，却又看不清它的形状，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要对它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才会费尽心机、想方设法非要把它钓上来不可。倘若一开头看见的就是盛在餐盆里的鱼儿，我们才不会去这么折腾呢。
海滩的生活环境，模糊了社会等级观念，这几个少女也从中占了便宜。往日生活圈子里种种使我们延伸、放大的优势，在这儿都看不见，也就是一笔勾销了；反过来，以往大家认定并不占有这些优势的人，却被硬生生地撑大了。这样一来，那些我不认识的女郎，以及今天的这些少女，都轻而易举地就在我心目中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我根本没法儿让她们知道，我其实也并非一无所用。
虽说这帮在海堤散步的少女，只是一次又一次撩动我心弦的无数稍纵即逝的女郎的一个缩影，这次的稍纵即逝，却回归成了一种缓慢的动作，而且慢到几近不动的地步。确切地说，在这样一种动作缓慢的状态中，脸容不再是一闪而过，它们变得安静、清晰，却依然让我觉得那么美；先前我乘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马车上，总想要是能停下细看的话，那些女郎脸上的痘瘢，鼻翼的疵点，还有乏神的目光，尴尬的笑脸，难看的身材，所有这些细部的缺点，一定会取代我对她们脸庞和身段的想象。可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因为，只要瞥见一个美好的身影、一张红润的脸蛋，我就会诚心诚意地把记在心间的、有着先入为主印象的迷人的肩膀、妩媚的目光，加到这个身影、这张脸蛋上去，这种惊鸿一瞥式的邂逅常常容易出错，恰如匆匆扫一眼书页往往会只看一个音节，没看全整个词，记住的词跟书上印的不是同一个词。
不过，这一次不是这么回事。我仔细看过了她们的脸；虽然我没有分别从两侧，也没怎么从正面来看她们，但我是从两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的，因而能对光凭第一眼看到的轮廓、肤色做出的各种假设做出修正、核对和证实；透过她们不同的表情，我看到了她们身上某种保持不变的具体的东西。所以，我可以很有把握地对自己说，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巴尔贝克，那些让我的目光停留在她们身上的过往的女郎，即使我对她们做出最好的设想，甚至假定我停下来和她们攀谈了，她们也不会像这几个少女这样，尽管我还不认识她们，但她们的出现和随后的消失，使我怅然若失，让我感到跟她们做朋友是多么令人心驰神往。她们是我见过的女演员、乡村姑娘、教会学校寄读女生中最美丽，最陌生，最弥足珍贵，最可望而不可即的少女。她们是生活中我们未曾体验过的、可能存在的幸福的一个样本，这个样本风姿绰约，又处于如此完美的状态，让我为自己没能体验到美人儿赐予的神秘礼物感到莫大的遗憾。但这几乎完全是出于理性的考虑，其实，当我们无法占有心仪的美人儿时，我们常常会转而——但斯万在遇见奥黛特之前，一直不肯这么做——到自己并不喜欢的女人那儿去寻欢作乐，到头来，至死也不知道那另一种欢乐究竟是怎样的。
当然，这可能并不真是一种未曾体验过的欢乐，神秘感一旦消失，它就只是一个投影，只是欲念的一个幻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也只能感喟自然规律的无情——它适用于这几个少女，也就适用于所有的少女——而不去责怪眼前的对象有所缺陷。她们是我从所有的对象中挑选出来的，她们好比鲜艳的花朵，我怀着植物学家的满足感，清楚地意识到，如此罕见的品种聚集在一起，是极为难得的。此刻，这疏朗的花篱在我眼前中断了起伏的流波，有如一丛开放在悬崖花园中的宾夕法尼亚玫瑰，从花丛中望出去，只见远处蓝色的海面上有一艘轮船在徐徐行进，从一根茎秆缓缓滑行到另一根茎秆。一只懒洋洋的蝴蝶停在花冠里面，尽管船体早已驶过，但它拿得稳自己能比轮船先到达，要等船艏驶向最前面的花瓣，跟那片花瓣之间只留下一小块蓝色的时候，才起飞呢。
我回去了，因为我得和圣卢一起去里弗贝尔餐厅吃晚饭。这几天，外婆坚持要我出发前先在**躺一个小时。这还是在巴尔贝克那会儿医生关照的，后来就成了规矩。
回酒店去，不用走下大堤绕到后面，也就是说绕到正门才能进去。这儿晚饭开得早，在贡布雷，要到星期六才提早一小时开晚饭，巴尔贝克酒店开晚饭的时间，就跟那差不多，夏季的白天特别长，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空，看上去就不过喝下午茶的光景，大酒店里就在准备晚餐的餐桌了。带滑轮的大玻璃门仍然开着，大堤和餐厅的地面是齐平的，只要跨过一道细细的门槛，就进了餐厅，随即可以去乘电梯上楼。
路过办公室的当口，我向经理投去一个微笑，而且一点不嫌憎地从他脸上收回了一个。打从我来巴尔贝克以后，我在这张脸上倾注了我的关心，以我的善解人意促使它起了变化——有如自然史的标本那样一点一点地在演变。这张脸在我眼里变得熟悉起来，虽仍不脱俗气，但已如同常见的文字那般可以读懂，不再是我第一天见到它时那种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怪字了。当时站在我面前的那个人，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或者说，倘若我偶尔还记起它的话，但觉得已经认不出来，很难跟眼前这个与常人无异的彬彬有礼的经理对上号，相比之下，当初那个人只是个粗线条勾勒的极其丑陋的漫画形象罢了。
刚到这儿第一晚的腼腆和忧郁，早已过去了；我按铃叫电梯。在电梯里，我犹如置身于一个沿着立管在运动的胸腔，缓缓向上升去，身边那个开电梯的人，现在也不再闷声不响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人不像一个月以前那么多了，大家都要走了，天凉喽。”事情并不像他说的这样，他这么说，是因为在一个更热的海滨地区找了份差事，一心盼着我们赶快动身离开，酒店早日关门，他在回到新的职位之前，自己可以有几天时间。回到和新的这两个说法并不矛盾，因为对这个开电梯的来说，回到就是进入这个动词的惯用形式[241]。唯一叫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居然也肯说职位，因为他显然属于意欲在言谈话语中抹除雇佣制度痕迹的现代无产者的队伍。稍过了一会儿，他又告诉我说，回到那个位子，他就可以有一套更漂亮的制服和一份更好的待遇；显然，号服和薪金的说法，在他看来都已经过时，不适合用了。不过，在主子一方，语汇比不平等的观念更加顽固地残存着；所以，他说的话，我总是不大听得明白。我只关心一件事，就是要知道外婆是否在酒店里。还没等我问出口，这个开电梯的对我说：“这位夫人刚从您房间出去。”
我又让他弄蒙了，还以为他是说我外婆。
“不是，这位夫人我想是你们家的雇员。”
在早先的布尔乔亚语汇(它想必很快就要被废除)中，一个厨娘是不能称为雇员的，所以我心想：“他准是弄错了，我们家没有工厂，也没有雇员。”可突然间我想起来了，雇员这个词儿，就好比咖啡馆侍者留的唇髭，体现了做下人的在自尊心上的一种满足，他说的那位夫人就是弗朗索瓦兹(说不定她是去咖啡座串门，或者正在看那位比利时夫人的女仆做针线活儿呢)。不过对这个开电梯的人来说，光有自尊心的满足还是不够的，说到自己的阶级时，他通常满怀同情地用单数人称形式说“工人”或“小百姓”，跟拉辛说的“穷人”如出一辙。
不过，我第一天刚到时的那种热忱和腼腆都早已过去了，所以不大主动和开电梯的攀谈。电梯上上下下穿行在酒店各层面间的这段时间里，现在通常是他开口跟我说话，我却不去搭他的腔。电梯犹如一个玩具，中间镂空，一层一层地在我们周围铺展分叉出去的走廊，灯光在走廊尽头显得柔弱而幽暗，通道的门、楼梯的踏级都显得细细的，沉浸在一种晨曦般稀薄而神秘的琥珀色调中，这正是伦勃朗勾勒窗台或井栏最好的背景。每一层楼，都有一缕金色的光线辉映在地毯上，让人想起落日的余晖和临海的窗户。
我心想，不知这些少女是否住在巴尔贝克，不知她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当一个人的心念，像这样落在选定的一小拨人身上的时候，跟这一小拨人有关的事情，都会激起他的情感波澜，让他浮想联翩。我在大堤上听到一位夫人说：“她是小西莫内的朋友。”那副自鸣得意的神气仿佛在说：“那是拉罗什富科府小少爷的要好同学。”顿时，说话者感到她所说的那个少女引起了听话者的好奇心，听话者很想再好好瞧瞧那个能当小西莫内的朋友的幸运儿。小西莫内的朋友，显然不是谁都能当的。贵族是相对而言的：在最普通的居住区，一个家具商的儿子也会以风度优雅著称，像一个年轻的威尔士亲王那样享有名望。从那以后，我常常回想，西莫内这个名字在海滩上是怎样传到我耳畔、引起我注意的——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西莫内是什么模样，到底是指哪一个少女呀。总之，这个不怎么清晰的名字充满了新鲜感(下文会提到，这将会对我有很大影响)，我屏息静听，感觉到每一秒钟过去，这个名字的字母就更深一点地印入我的脑际，成为日后(那得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第一个从记忆中跳出来的词儿(在刚睡醒，或是昏厥过后刚苏醒的当口)，不仅先于当时是几点钟、我是在什么地方这样的概念，甚至先于“我”这个词儿，仿佛它所指代的那个少女比我更我，仿佛在短暂的失去知觉之后，最早结束的，就是我没有想它的那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何以会从第一天起就认定，西莫内应该是这几个少女中某一个的名字；我反复思忖怎样才能认识西莫内这家人；当然，得让这家人觉得地位比他们高的朋友介绍——要是她们只是些傻乎乎的平民百姓，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好叫她们不至于小瞧我。你要是让人给小瞧了，你就没法儿真正认识这些小瞧你的人，也没法儿在心里完全接纳他们。然而，每当各不相同的女性形象进入我们的脑海，在它被遗忘或被其他形象淘汰之前，我们若不能把这些陌生的形象转换成与我们类似的某些东西，总是没法儿得到安宁的。就这一点而言，心灵具有与肉体相同的反应和机能，无法容忍异体的介入，必将入侵者消化或同化而后快。
小西莫内想必是这几个姑娘中最漂亮的——而且，我觉得她早晚会是我的情妇，因为这些姑娘中间，只有她似乎注意到了我的凝视，有两三次朝我侧过脸来。我问开电梯的人，在巴尔贝克是不是认识有谁叫西莫内的。他不喜欢说有什么事他不知道，所以就回答说，好像听人说起过这个名字，电梯开到最后那层时，我请他把最近入住旅客的名册给我拿来。
我出了电梯，没回房间，一径沿走廊往前走去，因为每天这时候，负责这个楼层的仆役——尽管他怕穿堂风——会打开走廊那头的窗户，这扇窗不是面朝大海，而是面朝小山和山谷，因为窗玻璃不透明，平时又总关着，所以通常是望不见窗外景色的。我站在窗前，瞻仰酒店背靠的这座小山上难得一见的景观，稍远处只有一所屋宇屹立在暮色中，从我的角度望去，它在黄昏的光线中宛若一个雕镂精美的丝绒首饰盒，又如一座用金银珐琅制成的寺庙或教堂模型，里面珍藏着圣物，一年只有几天可以让信徒们礼拜瞻仰。我才站了一小会儿，可这点朝觐时间已经太长了，只见那个一手拎串钥匙、另一手碰一下帽檐向我致意(他怕傍晚的凉风，所以没抬起教堂圣器室庶务戴的那种无边圆帽)的仆役走来关上两扇窗扉，遮断了我遥望金色圣堂、圣物的视线。
我走进房间。季节时令更迭嬗变，窗前的景色也随之变化。起先，景色经常是明亮的，只有天气阴霾时才变暗下来；这时，鼓起圆浪的蓝莹莹的海面，镶嵌在窗子的铁框里，宛如彩绘玻璃一般，海浪拍击海湾深处的岩礁，卷起一堆堆呈倒三角形、看似静止不动的飞沫，宛如皮萨内洛[242]画中笔触细腻的羽毛或绒毛，这种奶油状的洁白釉色，在加莱[243]的玻璃制品中是用来描绘积雪的。
没过多久，白昼就变短了。我回到房间时，仿佛烙上了太阳那张绷紧、匀称、短暂而闪光的脸的印痕(就像是在显示某个圣迹或幻象)的紫红色天空，向着水天交接处的海面沉去，好似教堂主祭坛上方的一幅油画；同时，色泽斑斓的余晖照在沿墙一溜排开的桃花心木矮书橱的玻璃门上，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一幅绝妙的画面，它就像当年某位古典大师为一座圣堂祭坛装饰屏创作的一组绘画，如今在博物馆大厅里，屏板被隔开陈放，观众只有凭想象才能把它们还原成当初的情景。
几星期过后，我上楼时，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就像我在贡布雷散步回家，准备下楼用晚餐时在耶稣受难像上方看到的景象一样，一抹红霞悬在大海上方，海面看上去有如肉冻那般浓稠，稍过一会儿，大海已经变得色泽冷峻，蓝得如同鲻鱼那样，天空则红得就像我们晚上会在里弗贝尔吃到的鲑鱼，我看着眼前的景色，想到一会儿要换装外出去用餐，心情好极了。在大海上面，紧靠着岸边，一层层黑得如烟炱，却又玛瑙般光亮而紧致的雾霭，正在使劲往上升腾，一层高过一层，越来越宽阔。但是这雾气看上去又显得很沉重，已经把它们托上半空的支架，仿佛再也承受不住，最上面的雾层压弯支柱，偏离了支架的重心，整个支架眼看就要倒塌下来，掉进大海。看着一艘轮船有如夜行的旅人那般渐渐远去，我回想起坐在火车车厢里，想要摆脱蒙眬的睡意、不愿被囚在一个房间里的感受。然而在现在的房间里，我并没有被囚禁的感觉，因为一个小时以后，我就要离开它去乘马车了。我合身扑到**；我仿佛置身不远处驶过的轮船的卧铺上——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沉沉的暮色中行驶得那么缓慢的轮船，就像天鹅幽暗的身影静静地在滑行——我只觉得大海的景象团团围住了我。
诚然，这往往只是图景而已；我忘记了斑斓的色彩下面，凄然躺着空****的海滩，我刚到巴尔贝克那晚令我悚然的晚风，正在无情地劲吹；我身在房间里，却满脑子都是日间那几个少女的倩影，心绪不宁，杂念难去，没法儿真正去领悟美的真谛。等着去里弗贝尔吃晚饭，更让我心浮气躁，心心念念想的，就是穿什么衣服才能让灯火辉煌的餐厅里注视我的夫人小姐们觉得最可爱。我的脑子里这会儿除了衣服的颜色，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从窗口望下去，只见轻盈的雨燕和燕鸥在不倦地飞翔，往上翻飞的身影如水柱，又如充满生命力的焰火，在水平方向平稳滑翔时，则在空中曳出一缕白色的轻烟，这种只有此地才有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将眼前的海景与现实世界融合在一起。而要不是这样，我多半会相信自己看到的只是些随意选来挂在我的住处的画作，相信这些天天更新的油画跟住处本身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一次，我觉得眼前的是日本木版画：镂刻出来的红日，圆得像月亮，旁边黄色的云朵宛若一潭湖水，湖岸戟立着黑色利剑，一条玫瑰色带(如此轻柔的玫瑰色，我只在生平第一次拥有一盒水彩颜料时见过)有如一条河，搁浅在两岸的船舶仿佛正等人去拖曳下水。我就像某个外行观众或趁两次社交拜访间隙逛画廊的女士那样，用鄙薄、厌烦而轻浮的眼光看着这画面，心里在想：“落日画成这样挺奇怪的，是有点与众不同，可这也算不了什么，跟这一样精巧、一样奇妙的玩意儿，我以前见过。”
我更喜欢的是在有些夜晚，看着一只船儿驶往水天相接的远方，渐渐与大海融为一体，化为一色，犹如一幅印象派油画，画家仿佛只是勾勒出船只和缆绳的轮廓，在缆绳的映衬下，船体显得更纤小，**漾在天际的蓝色雾霭中。有时候，大海几乎占满了整个窗户，窗的上缘露出一线天空，跟海水一样蓝，让我不由得以为那还是大海，只是由于光照的缘故才显出不同的颜色。
另一天，大海仅仅占了窗子下部的画面，一大半窗户满是云彩，层层叠叠地推挤着，窗玻璃上的图景，不知是出于画家的预先构思，还是出于他的癖好，俨然是一幅《云景习作》；书橱门玻璃上映出相似的云景，但那是另一处地平线上的云层，被光线染上了不同的色彩。它们犹如某些当代艺术大师在不同时刻反复描绘同一对象的珍贵习作，各个时刻不同的光线效果被定格在了画作中，而此刻，它们集中到了一个房间里，以玻璃下面的色粉画的形式呈现在我眼前。有时候，在海天交融的灰色调中，露出一小点极其精致的粉红色，而与此同时，栖息在窗子下部的一只小蝴蝶，仿佛正用翼翅在这幅惠斯勒[244]风格的《灰与粉红的和谐》下缘留下这位切尔西大师惯用的签名。这点粉红渐渐消去，没什么可以看的了。我站了一会儿，便拉上厚厚的窗帘，又去躺下了。我从**看着窗帘上端投进来的那条亮光慢慢变暗，变细；就这样，我听凭平日就餐的时刻从窗帘顶上消逝，既不感到忧伤，也不觉得惋惜，因为我知道，今天不同于其他日子，白昼就如极地那样长，黑夜只有区区几分钟；我知道，里弗贝尔餐厅的华灯，正在暮色的蛹壳中涌动，随时准备绽放出绚丽多彩的光亮。我心想：“该起来了。”我在**伸了个懒腰，起身梳洗。此刻别人正在楼下用晚餐；我却用躺了小半晌积聚起来的精力来擦干身子，穿上常礼服，打上领带，我感到这些看似无用的时光，因其卸脱了物质的负担而自有它的魅力，此刻我做这做那，都由重睹某位女士的芳容这样一种预期的欢愉在引领，我上次在里弗贝尔注意到，这位女士好像一直在看我，她有一会儿离席，没准正是希望我跟去呢；我乐滋滋地为自己补上这些**，好让自己全心全意、精神饱满地投身到一种全新的、自由自在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去，到那时，圣卢的安详会使我打消顾虑，在自然史上现存的海鲜品种和来自各国的珍馐美味中放手挑选，而这些非同寻常的、对我的胃口和想象都极具**力的菜肴，我的朋友会马上吩咐侍者记在点菜单上。
最后，这样的日子终于来了，我不能再从大堤走回餐厅，玻璃门不开了，因为外面已是夜晚，黑压压的一群穷人和看热闹的人，被他们无法进入的灯火通明的大厅所吸引，愁容满面地站立在北风中，趴在热气腾腾的大餐厅明亮而光滑的玻璃窗上往里张望。
有人敲门，是埃梅给我送最近新来的旅客名册来了。
埃梅回身出去前，执意要对我说，德雷福斯确实罪该万死。“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他对我说，“不是今年，而是明年。参谋部有位先生常跟我有联系，这是他告诉我的。”我问他，他们是不是在今年底以前还下不了决心立即揭露真相。“他放下烟卷，”埃梅继续说，模仿着当时的情景，像这位老主顾那样摇了摇头，晃了晃食指，意思是说不能太性急，“不是今年，”埃梅碰了碰我的肩膀说，“今年不可能。要到明年复活节，对!”他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瞧，他怎么对我说的，我都照式照样告诉您了。”他说这话，既是对自己跟一位大人物时有过从表示得意，也是让我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对他极有价值的论断倍加赞赏，信服他所说的可以抱有希望的理由。
在新来旅客名册的第一页上看到“西莫内一家”这几个字时，我不由得心头微微一震。我心底有个可以追溯到孩提时代的旧梦，觉得珍藏在心中的柔情，这被心灵所感受却没能显现出来的全部柔情，会由一个与我全然不同的人儿激发出来。这个人儿，现在我又一次用西莫内的名字和记忆中这几个少女的和谐之美生成了她，我眼前浮现出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的身影，依稀看到她们行进在海堤上，矫健的身姿堪与古希腊雕像和乔托画笔下的形象媲美。我不知道这几个少女哪一个是西莫内小姐，甚至不知道她们中间是不是有叫这个名字的，但我知道西莫内小姐爱着我，我要靠圣卢帮忙来试着认识她。可惜的是，圣卢每天都得回冬西埃尔营地，这是他获准延长假期的条件；不过，我心想，就算不靠他对我的友谊，我也可以靠人种学家的好奇心呀，这样圣卢就可以不必遵守那项规定了，我经常有这种好奇心——哪怕只是听人说水果店来了个漂亮的收银员，还没见到她本人，我就心痒痒地想认识她——就像人种学家那样，总盼着发现女性美的一个新品种。我指望在跟圣卢说起那几个少女时，在他身上也能激发起这种好奇心，这我可想错了。自从他有了情妇以后，他对那个女演员的爱情就让好奇心进入了休眠状态。即使心里略有所动，他也会竭力克制，因为他有一种迷信的观念，相信情妇对他是否专一，取决于他自己是否专一。所以，我们动身去里弗贝尔的时候，他还没答允想办法帮我结识那几个少女。
最初，我们抵达里弗贝尔时，太阳刚下山，天色还很亮；饭店花园里的灯还没点亮，日间的暑气散去了，仿佛沉淀到了一个瓶子的底部，而空气沿着瓶壁形成深色透明的雾露，看上去像果冻那么浓稠，一大丛蔷薇花贴着墙，让变暗的墙壁显出粉红的纹理，宛如我们在缟玛瑙石里见到的分支状结晶。
没过多久，我们走下马车时已经是夜晚了，碰上天气不好，或者我们想待天转晴，吩咐备车关照得晚了点儿，那往往在离开巴尔贝克时夜色就已降临了。但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听着风儿吹过，心中并没有伤感，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我的计划，也并不意味着要关在一个房间里，我知道，在我们即将在茨冈音乐声中步入的那家饭店高敞的餐厅里，无数的灯会以它们金色的光华融释黑暗和寒冷，轻而易举地战胜它们。我兴致很高地走到在大雨中等候我们的马车跟前，上车坐在圣卢旁边。这一阵我常想起贝戈特的话，他说不管我自己怎么说，他坚信我生来就是个在精神生活中享受乐趣的人，他的话让我在想到“以后我能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时重新有了希望，而这希望每每落空：每天坐在桌前开始构思一篇评论或者一篇小说的当口，我总感到很郁闷。“别去管它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写作的乐趣，也许并不是判断一篇东西是否有价值的可靠标准；也许这确实是常常会附带出现的情况，但没有这种乐趣，并不就是说没有价值。也许有些杰作就是打着呵欠写出来的吧。”外婆的话给了我安慰，消除了我的疑虑，她对我说，要是我身体好些，我会写得很好也写得很开心的。给我家看病的医生出于谨慎提醒我说，我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变得很危险，他列举了许多饮食健康上要注意的地方，要我严格遵守，以免发生意外。而我呢，觉得所有的乐趣都得服从于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对我来说比它们重要一千倍、一万倍，那就是让自己身体好起来，可以写出那部也许蕴藏在我心间的作品。于是，来到巴尔贝克以后，我就在饮食起居各方面实行细致周密、持之以恒的控制。喝了咖啡，我晚上会睡不着，第二天势必就会感到很疲倦，所以谁也甭想劝我喝上一杯咖啡。可是一到里弗贝尔，顷刻间——由于一种新的乐趣的刺激，也由于精心编结了那么多日子，要把我们引向一种更理性的生活方式的那张网一旦冲决之后，任何有些特殊的事情都会使我们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仿佛不再有什么明天，也不再有什么要等你去实现的崇高目标，为保护你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一整套严密的保健措施，也根本用不着了。这时，一个侍者过来帮我脱外衣，圣卢对我说：
“您不冷吗？也许您还是别脱的好，里面不热。”
我回答说：“不，我不冷。”也许我是没觉得冷，但反正不管冷不冷，我已经不怕生病了，会不会死我不在乎，要不要写作我也不管了。我把外衣交给侍者；我们在茨冈人演奏的军乐声中步入餐厅，有如很轻易就凯旋的英雄，行进在一排排已经上了菜的餐桌之间，乐队把军人的荣誉，把我们不配领受的褒奖授予我们，我们感觉得到音乐的节奏在将欢快的豪情注入我们的身体，我们装出一副严肃、冷峻的脸容，踩着懒散的步点，掩饰我们心中感受到的**，显得跟那些平时在咖啡馆表演的浓妆艳抹的女歌手全然不同——她们此刻正放开嗓子唱着**的小曲，一路奔上台去，那种雄赳赳的样子，俨如得胜而归的将军。
从此刻起，我仿佛变了一个人，不再是外婆的那个小外孙，在离开餐厅前不会再想到她，我成了那几个给客人助兴的乐队小伙子的哥们儿。
我在一个小时里喝下的啤酒(香槟就更不用说了)，在巴尔贝克一个星期也喝不了，饮料的味道在我意识清醒的时候确实很诱人，但随后就说不上来了，我还往里面加了几滴波尔多酒，但心不在焉地没咂出滋味来，我给了刚才演奏的那个小提琴手两个路易，这是我省了一个月攒起来的，原来打算买一样什么东西来着，可现在我想不起来要买什么了。有几个上菜的年轻侍者手托菜盘，脚步轻快地在餐桌之间来回穿梭，看上去像是在参加一场赛跑，看谁跑得最快而又不让托盘里的东西掉下来。这不，巧克力蛋奶酥安然无恙地抵达了终点，英式土豆尽管在奔跑中晃晃悠悠，可最后还是在波亚克羔羊肉周围排得整整齐齐。我注意到其中的一个侍者，个子高高的，长着一头浓黑的头发，仿佛扑过粉的脸，让人更容易想起某些珍稀的鸟类——而不是人类；只见他脚不停步地，而且似乎是漫无目标地从大厅这头奔到那头，活脱脱就像只南美大鹦鹉，在动物园瞧着这些羽毛色泽艳丽的大鹦鹉在大鸟笼里奔来跳去，真让人感到不明白它们在干吗。不一会儿，整个场景变得井然有序，至少是在我眼里，变得高雅而安静了。所有那些令人头晕目眩的**戛然而止，偌大的餐厅显得宁静而和谐。我瞧着那些圆桌，它们在餐厅里一张挨着一张，宛若一个个星球，就像早年的寓意画上画的那样。而且在这些星球之间，相互作用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引力，每张桌子上用餐的人，眼睛都盯着别的桌子，唯一的例外是那位有钱的东道主，他路道粗，请来了一位有名的作家，此刻正拿旋转的小桌子做由头，怂恿作家说些不咸不淡的闲话，好让那些夫人小姐大惊小怪地乐上一乐呢。这些星球般的餐桌之间和谐的格局，并不妨碍无数侍者持续不停的运行，他们由于不是像餐桌旁的人那样坐着，而是站着，所以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运行。诚然，他们奔来跑去，有的是端冷盘，有的是换酒，有的是添酒杯。但是，无论到底是干什么，他们无休无止地穿行在这些圆桌中间，最终还是点明了这种令人炫目却又自有规律的运行的法则。硕大的花丛后面，坐着两个丑八怪似的女收银员，忙忙碌碌地算个不停，就像两个女巫在忙于天文计算，靠它来预测这个中世纪学者眼中的苍穹时或有之的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