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也许仅仅是因为斯万知道，磊落大度往往只是自私的情感在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它时所采取的表现形式。也许他看出了我向他表示的好感全然因我对吉尔贝特的爱而起——而且热切地确认了这爱情——我的一举一动，说到底是由这爱情，而不是由我对他的——仅处于第二位的——尊敬所决定的。他这么看我，我觉得委屈，因为我还没能把自己的爱情抽象化，提升为一般意义的爱情，而后通过试验来估测它的结果；我很沮丧。且说当时，弗朗索瓦兹叫我了，我只得离开吉尔贝特一会儿。弗朗索瓦兹要我陪她去一座小亭子，这座装着绿色栅栏的小亭，模样挺像废弃不用的巴黎当年的入市税征收亭，不久前里面安置了英国人所谓的lavabo，到了喜欢说话夹英文词的法国人嘴里，就成了不那么雅的water-closet[50]。我在入口处等弗朗索瓦兹，潮湿而陈旧的墙壁散发出清凉的霉味，我的心头顿时好受了些，不再为吉尔贝特转告我的斯万那番话而忧心忡忡。这气息给我带来的愉悦感，不是那种来去不定、无从保留也无法拥有的愉悦感，而是一种稳定的、可信赖的，美妙而安详、切实而持久、无法解释而又确定无疑的愉悦感。我真希望能像以前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时一样，竭力去参透骤然攫住我的美好感受，凝神屏气探究这悠远的气息，我感到我将从中得到的不仅是区区的愉悦感，而是它尚未向我揭示的真谛。可是这当口，小亭的管理员，那个脸颊上搽着厚厚的粉、戴着红棕色假发的女人，和我说话了。弗朗索瓦兹说过这个女人是好人家出身。她的女儿嫁了个照弗朗索瓦兹的说法有家底的年轻人，也就是说他在弗朗索瓦兹眼里全然不同于工人，正如在圣西蒙[51]眼里公爵有别于出身低微的平民那般。这个女人在当管理员之前，大概是经过了些坎坷。但弗朗索瓦兹很肯定地说，她是侯爵夫人，属于圣费雷奥尔家族。这位侯爵夫人劝我别待在凉飕飕的地方，还打开一个小间的门对我说：“您进去不？这间很干净，您不用付钱。”她这么做，或许就不过像古阿施铺子[52]的女店员，我们上那儿订货，女店员会掀起柜台上的绿色玻璃罩，掏出一块糖塞给我，可惜妈妈不许我拿；或许她也像那个卖花的老妇人一样有点小小的心计，妈妈每回去为家里的花坛添点鲜花，那老妇人总会一边媚笑着转动眼珠，一边递给我一支玫瑰。总之，即便侯爵夫人对男童感兴趣，把一个个男人像狮身人面像那般蹲坐在里面的石墓小室为男童开放，她也并不见得有什么猥亵之想。她想要的，无非是一个女人为自己喜欢的人而挥霍所得到的乐趣，因为在那儿除了一个管花园的老头，我没再见过别的主顾跟她在一起。
稍过一会儿，我向侯爵夫人告辞，和弗朗索瓦兹一起回去找吉尔贝特。我一眼就瞧见她蜷身躲在月桂树丛后面的一把椅子上。她戴着一顶无边软帽，压得低低的，遮在眼睛上方，看人时有一种偷看的表情，她这迷惘而狡猾的眼神，我是在贡布雷第一次见到的。我问她，有没有办法让我跟她父亲当面解释一次。她说她跟父亲这么提过，他认为我说了也没用。随后，她对我说：“喏，把您的信拿回去吧。她们找不到我，我可得过去了。”
要是斯万正好在这时候，在我拿回这封写得如此恳切而没能打动他，让我觉着他奇怪的信之前来到这儿，他或许会发现自己想得一点没错。吉尔贝特只说要我把信拿回去，却不把它递给我，而我在挨近仰面躺在椅子上的她时，感觉到她的身体强烈地吸引着我。我对她说：
“嘿，我可要来抢了，我们瞧瞧谁厉害。”
她把信藏在背后，我把双手伸到她颈后，撩起她肩头的两根小辫。她母亲给她梳小辫，可能是因为她的年龄还适合这么打扮，也可能是做母亲的想让女儿看上去始终像个孩子，好让自己也显得年轻；我俩弓着身子相持不下。我想把她拉过来，她使劲挣扎，颧颊涨得绯红发烫，像樱桃那般又红又圆；她笑着，仿佛我在胳肢她；我用双腿把她紧紧夹住，就像夹住一株小树要往上爬；剧烈的运动和兴奋的嬉闹，使我大口大口地喘气，快感也随之从心里往外涌，我还没来得及辨别它的滋味，它已如身体用力时沁出的汗珠一样，挥洒了开去。很快我就把信抢到了手。这时，吉尔贝特和悦地对我说：
“哎，您要是愿意，我们还可以再这么玩会儿。”
她也许隐约有些觉着我这么跟她闹着玩，还有一个我没明说的目的，她没有看出我其实已经达到目的了。我担心她觉察到这一点(稍后她有个羞怯地往后缩的防范动作，我看在眼里，心想我的担心没错)，于是我答应再这么玩一会儿，唯恐她以为我原先就没有别的目的，所以拿到信以后就不想再和她闹了。
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发现，我回想起了一直隐匿着的那个形象，有栅栏的小亭清凉的、近于烟炱味儿的气息曾带我接近，但没让我看见它、发觉它的那个形象。它就是阿道夫叔公在贡布雷的小房间呀，那个小房间不也有股清新的潮湿气味吗？可我不明白，暂时也不想弄明白，回想起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形象，为什么会使我感到那么庆幸。当时，我只觉得我是活该让德·诺布瓦先生瞧不起：我非但在所有作家中唯独喜欢他蔑称为吹笛手的那位，而且竟然因为对一种霉味儿，而不是某个重要的观念有所会心而兴奋不已。
近来在有些家庭，要是哪位来客提起香榭丽舍的名字，做母亲的都会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仿佛说的是一个颇有名望的医生，而她们不止一次领教过他的误诊，已经不敢再相信他了；她们认定这个公园对孩子没有好处，好些毛病都是它引起的，喉咙痛啦，出麻疹啦，头疼发热就更不用说了。妈妈居然还让我上那儿去玩，对此她的几位女友并没明说她不疼我，但还是埋怨她过于大意。
对神经系统有病的人，很多人都有一种误解，不知道他们恰恰是最不溺爱自己的人：他们先是对自己的身体当心得不得了，后来明白了自己是大惊小怪，最后就根本不操这份心了。往往好端端的没什么事，就不过是天下雪了，或是要搬家了，他们的神经系统就会咋呼：“救命啊!”像是病得很重似的，久而久之，他们习惯了，不再在意这样的报警，就好比一个士兵身负重伤以后，唯有在一股战斗**的支撑下豁出命去，才能像个身体完好的人那样再活上几天。我平时小病不断，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对劲，我也习惯了，没把它当回事，对这种体内不适的循环，没比对血液循环操更多的心。有一天早上也是这样，我一路小跑进了餐厅，见爸爸妈妈已经坐在桌前，便也去坐下——心里像往常一样念叨着，发冷不一定是要取暖，说不定是挨了一顿骂的缘故；不觉得饿，也不一定是说不用吃饭，说不定是天要下雨——我切下一小块鲜美的牛排放进嘴里，可就在咽下这口牛排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和眩晕，这是犯病前的发烧反应，我强忍住不去理它，掩饰并延缓了它的征候，可是面前的食物说什么也吃不进去了。这一瞬间我想到的是，要是让爸爸妈妈看出我犯病，我就别想出去了，这一想我鼓起了一点劲儿，犹如伤员靠着仅剩的自我保护本能，支起身子慢慢离开餐桌，拖着脚步回到卧室，一量体温四十摄氏度，可我还是收拾了一下，往香榭丽舍而去。我的身子软绵绵的，虚弱得很，但思绪透过身躯的外壳绽出笑容，急切地期盼着和吉尔贝特一起玩捉人游戏的欢乐，一小时过后，我几乎连站也站不住了，可我还有劲头来品味在她身边的幸福。
回到家里，弗朗索瓦兹宣布我身体不适，一定是得了冷热病，随即请来的医生则表示，宁可来势凶猛、体温骤升，那是肺充血引起的，成不了气候，怕就怕一些隐伏的非典型病症。我受呼吸不畅之苦，已经很有些时日了，医生对症开了咖啡碱药方，还不顾外婆的反对(她认为我对酒精过敏)，劝我在觉得要发病时喝点啤酒、香槟或白兰地。据他说，喝酒引起的兴奋状态，能使呼吸保持顺畅。为了让外婆允许我拿酒喝，我只能不向她隐瞒呼吸困难的窘状，有时甚至还要稍加渲染。不过，每每刚觉得呼吸急促，还不知道会不会发作得很厉害，我就先为外婆会难过而忧心忡忡，我担心外婆为我难过，比对自己发病更担心。而与此同时，我的身体——或是因为过于脆弱，无力单独保守病痛的秘密，或是害怕旁人不知道我马上要发病，会叫我去做我没法儿做或很危险的事情——使我感到需要把我的病痛准确地告诉外婆，这种准确性被我掺入了生理的不安。只要我觉着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往往不等自己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就非得先去告诉外婆不可，否则我的身体会被折腾得苦恼不堪。要是外婆假装没看见，我的身体便要我不依不饶地非让她看见不可。有时我实在太过分了；那张亲爱的脸无法再像往常那般控制住情绪，显露出怜悯的表情，痛苦地抽紧了。这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不忍心看着外婆受煎熬：我纵身扑进她的怀里，仿佛我的吻就能抹去她的忧伤，仿佛我的爱就能像我的幸福一样使她欣悦。既然确信她知道了我觉得不舒服，我也就不再感到心神不安，我的身体也就不再反对我去安慰外婆了。我对外婆说，这点不舒服没什么要紧的，我根本不觉得难受，她可以放心，我开心着呢；我的身体刚才渴望的无非就是让人怜悯，只要有人知道了它的右边在疼，它就不在乎我说什么，即便说这点疼算不了什么，影响不了我的快乐心情，它也无所谓。我的身体不会为哲学去烦恼；哲学不干它的事。在康复期间，呼吸困难的症状差不多每天都要发作。有一天晚饭过后，外婆离开我时我还好好的，可等她晚上到卧室来看我，却只见我憋得透不过气来：“哦!天哪，你多难受啊。”她大声说道，脸痛苦得皱紧起来。她马上走了出去，我听见她关上大门的声音，稍过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捧着一瓶白兰地，这是她刚买的，因为家里没有了。我很快就觉得舒服了。外婆脸色微微有些泛红，表情很尴尬，眼里露出疲惫而灰心的神情。
“我还是让你一个人待着吧，那样也许你会好些。”她说完，抽身就走，我扑上去吻她，觉得她清凉的脸颊上湿漉漉的，不知道是不是刚才在外面沾上了夜晚的雾气。第二天晚上，她没到我卧室来，听说她出门了。我觉着她是要显得并不在意我的病情，我克制住自己，不去责怪她[53]。
肺充血痊愈后，呼吸急促的症状仍不见减轻，于是爸爸妈妈请来了戈达尔教授。碰到这样的情形，请来的医生光有医学知识是不够的。有三四种病都可能出现类似的症状，最后要靠直觉、靠眼力来确诊到底是什么病。具有这种神秘的天赋，并不意味着在智力的其他方面有过人之处，一个喜欢最拙劣的画、最拙劣的音乐，没有任何精神追求的俗不可耐的人，照样可以具有这种天赋。就我的病而言，他观察到的具体症状可能由多种疾病引起：神经性**、初期结核病、哮喘、肾功能不全并发的中毒性呼吸窘迫症、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其中几种病的综合征。对于神经性**，最好的办法是别把它当回事，结核病则需要悉心用药并采取过量饮食疗法，可是过量饮食不利于哮喘之类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对中毒性呼吸窘迫症患者更有危险，而适合呼吸窘迫症的食谱又对结核病患者有害。不过戈达尔的犹豫只在片刻之间，他用不容置疑的权威口吻开出了医嘱：“强效泻药，几天之内光喝牛奶。禁肉，禁酒。”妈妈柔声说，我身子很虚，得补充营养，又是猛泻又是禁食我会受不了的。只见戈达尔的眼里闪过一丝焦虑，仿佛在自问是否一不小心露出了温润的本性，眼神就像生怕错过了火车那么不安。他在尽力回忆刚才自己有没有想着戴上那副冷冰冰的面具，一如要找面镜子看看自己有没有忘了结领带。他有些吃不准，心想弥补一下总没错，就粗声回答说：“我开处方没有重复第二遍的习惯。给我一支笔。牛奶，牛奶是最要紧的。过几天，等呼吸困难和失眠问题解决以后，先可以喝点汤，然后可以吃点土豆泥，不过还是要喝奶，喝奶。您会喜欢的，现在西班牙不是很时髦吗？噢唻!噢唻!(他的学生都熟悉这个文字游戏[54]，他每次在医院里嘱咐心脏病人或肝病患者多喝牛奶时，都要这么开玩笑。)再往后就可以慢慢恢复到平时的生活了。不过，一旦咳嗽、气急复发，就要用泻药，洗肠，卧床，喝奶。”他神情冷峻地听完妈妈表示的不同意见，不作一声，扬长而去。由于他没有屈尊解释禁食的理由，我父母就认为禁食未必适合我的情况，只会使我变得更虚弱，所以他们没让我禁食。当然，他们不想让教授知道他们没听他的话，为审慎起见，凡是有可能遇到他的地方他们一概回避不去。后来，我的病情愈来愈严重，他们才决定让我严格遵照戈达尔的医嘱禁食；三天以后，啰音消失了，咳嗽停了，呼吸也顺畅了。这时我们才明白，戈达尔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注意到了我哮喘挺严重，而且有点疯疯癫癫，但他认准我当时的主要问题是中毒，于是他给我清洗肝和肾，疏通支气管，帮我改善呼吸和睡眠，恢复体力。于是我们明白了这个傻瓜是位了不起的医生。我终于可以起床了。但家里不许我再去香榭丽舍了，说是那儿空气不好；我想这只是不让我见到斯万小姐的借口，我逼着自己整天默念吉尔贝特的名字，就像沦为亡国奴的人们坚持使用祖国的语言，为的是不忘再也见不到的故国。有时候，母亲抚摸着我的额头对我说：
“怎么啦，小伙子有了心事不跟妈妈讲了？”
弗朗索瓦兹每天见到我时都说：“少爷脸色不好唉!您自己看不到，像死人一样哩!”这也不奇怪，平日里我有个伤风感冒，弗朗索瓦兹就会哭丧着脸。她的哀矜由她的阶层观念而起，跟我的身体好坏没关系。可那时我实在弄不明白弗朗索瓦兹身上的这种悲观主义，究竟是表明难过还是得意。我只得暂时认为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职业性的悲观主义。
一天邮差来过后，母亲拿来一封信放在我**。我拆信时有点心不在焉，我知道信上不会有那个唯一能让我开心的签名——吉尔贝特的签名，因为我平时只是在香榭丽舍碰到她，此外没有联系。然而，在信纸下方印着一个银色戴盔骑士纹徽，下面是排成半圆形的铭文：Per viam vectam[55]，信上的字写得很大，几乎每句都像加了下划线，其实是因为字母t的一横都没有穿过一竖，划到了上面，等于给上一行加了一道道下划线，我一看，信末的署名正是吉尔贝特。可我知道，我不可能收到她的信，所以即便看见她的签名，我还是不相信，也不感到喜悦。片刻间，我只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虚幻了。这个难以置信的签名，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打着转，床啊，壁炉啊，墙壁啊，都跟着一起转圈。看出去所有的东西都在摇晃，就像一个人从马背上摔下时的感觉。我心想也许真有另外一种生活，和我熟悉的生活迥然不同，格格不入，但它是真实的，它蓦然显现在我眼前，将一种踌躇充塞我的脑际，当初雕塑家在《末日审判》中塑造置身天堂门口的死而复生的人时，曾赋予他们这种踌躇的表情。“亲爱的朋友，”信上写道，“听说您病得挺厉害，不能再去香榭丽舍了。我也不去了，因为那儿生病的人太多。不过我的女友们每星期一和星期五都来我家喝茶。妈妈让我请您病愈后也赏光一起来，我们可以继续在香榭丽舍愉快地交谈。再见，亲爱的朋友，希望您的父母答应让您经常来喝茶。您的朋友 吉尔贝特。”
我读这封信时，神经系统以惊人的奋勉接收了这个信息：巨大的幸福降临了。但是我的心灵，也就是我自己，总之这主要的当事人，却还一无所知。这幸福，由吉尔贝特给予的这幸福，是我心心念念想着、时时刻刻念着的东西，一如莱奥纳多所说的绘画，是cosa mentale[56]。一张写满字的信纸，思想无法一下子吸收它。但从我读完信那一刻起，我就想着它，它成了我思念的对象，它也成了cosa mentale，我对它充满爱恋，每隔五分钟就会情不自禁地再读一遍，再吻一次。这样，我认识了自己的幸福。
对进入爱河的人而言，生活中的奇迹是无所不在的。但这回也可能是母亲安排的，也许她看着我这一阵失魂落魄的样子，就特意去请吉尔贝特给我写封信，正像以前洗海水浴时一样，那会儿我刚洗海水浴，说什么也不肯把头没到水里去，因为那样会透不过气来，母亲为了激发我的兴趣，悄悄关照游泳教练先把精美的螺钿盒和珊瑚枝放在水底，让我以为是自己找到的。再说，生活中有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但凡事关爱情，你最好别指望弄明白，因为这些事既不可抗拒又出人意料，简直像是由魔法在操纵，不受任何理性法则支配的。有个亿万富翁，有钱却仍可爱，一个既没钱又无趣的女人和他生活了一段时间，抛下他走了，他痛不欲生，不惜耗费巨资，动用一切关系，可就是没法儿让她回心转意。这时，与其为这个女人的执拗顽梗去找合乎逻辑的解释，不如把它看成命数，这个男人遭受这样的打击，甚至心碎而死，那都是天意啊。一个男人须要逾越的障碍，他因痛苦而变得异常活跃的想象所无法猜透的那些障碍，有时就在于他失去的情人的个性特点，在于她的愚蠢，在于他所不认识的一些人对她施加的影响，或使她感到的恐惧，在于某种她心向往之的一时之欢——他和他的财富都无法让她得到的一时之欢。无论哪种情况，他都无法了解这些障碍到底是怎样的，不仅他所爱的女人刻意向他隐瞒，他被爱情冲昏了的头脑也妨碍他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些障碍就像肿块，医生能消肿，但并不了解起因。这些障碍像肿块一样，很神秘，但时间长不了。只不过它们通常比爱情持续得更久些。而既然爱情并不是无私的**，当一个男人不再爱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想去知道，他曾经爱过的那个又穷又轻浮的女人为什么不肯再让他来养她，让他等了几年就是不回头。
然而，这种神秘不仅遮蔽了视线，让人无法看到灾难的起因，而且当事关爱情时，往往也会弥漫在某些突如其来的圆满结局周围(比如吉尔贝特的信带给我的这个结局)。说圆满，其实不如说看上去圆满，因为如果一种情感的满足仅仅意味着痛苦的移情，真正的圆满从何谈起呢？痛苦有时会暂时停歇一下，这时我们常常误以为它消除了。
这封信下面的签名，弗朗索瓦兹不肯相信是吉尔贝特的，因为G写得挺花，倚在缺了一点的i上，像一个A，最后一笔加了齿状花缀，拖得很长，吉尔贝特对我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变，让我满心欢喜，倘若一定要对此找个合理的解释，也许就不妨说我在某种程度上沾了生病的光，而我原来还以为一生病，斯万家就会把我忘了呢。此前不久，布洛克来看过我，当时戈达尔教授(我遵照医嘱饮食后，便又把他请了回来)正在我的卧室里给我检查。检查完了，我父母请他留下来一起吃饭，他就没走，而布洛克也进来了。他和我聊着聊着，说到他头天晚上在餐桌上听一位女士说起，斯万夫人很喜欢我，这位女士平时跟斯万夫人是常有来往的。听他这么说，我真想告诉他一定是弄错了，我不认识斯万夫人，从没跟她讲过话，我怕斯万夫人知道了会把我当成一个说谎的人。当初我稍一迟疑过后，向德·诺布瓦先生把事情和盘托出时，也是这么想来着。可是我鼓不起勇气来纠正布洛克的错误，因为我很清楚他是故意的，他杜撰一些斯万夫人没说过的话，是为了让我以为他昨天坐在这位夫人的朋友旁边共进了晚餐，这在他看来是很有面子的——尽管没这回事。不过，德·诺布瓦先生知道了我不认识斯万夫人，却又很想认识她，就绝口不对她提起我一个字，而戈达尔(他是她的家庭医生)听了布洛克的话，以为斯万夫人跟我很熟而且很赏识我，心想下回见到她时，要对她说我是个可爱的男孩。他常见到我，这么说既对我有好处，也让他很有面子，于是他打定主意一有机会就向奥黛特说起我。
就这样，我熟悉了从楼梯口就能闻到斯万夫人的香水味的那几个房间，而更让我心醉的是我在吉尔贝特的生活里所感受到的令人黯然神伤的魅力。无情的看门人成了好心的欧墨尼得斯[57]，每当我问他可不可以上去时，他总会举手抬一下制帽，客气地表示应允我的请求。从外面看过去，一排窗户隔在我和不属于我的那些珍宝中间，不啻是一道明亮、短浅而冷漠的目光，我隐隐觉着这就是斯万夫妇的目光。天气晴朗的季节，当我整个下午都和吉尔贝特待在她房间里的时候，我有时会推开这些窗户透透风，碰上她母亲接待客人的日子，我还会和她并排伏在窗口，看着客人的马车进来，来客下车时抬起头来，常会挥手和我打招呼，他们把我当成女主人的哪个侄子了。这种时候，吉尔贝特的发辫会碰到我的脸颊。我觉得这些纤细的发丝既自然又神奇，富有弹性的发辫犹如天堂之丝编成的绝无仅有的美丽叶饰。如果我能有哪怕很小的一段，要用怎样的天国植物图集才能珍藏它呢？我不敢有此奢望，只盼能得到一张照片，那也比达·芬奇画的小花更珍贵啊!我对斯万家的朋友，甚至对那些照相师低声下气，一心想讨好他们，可非但没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反而就此跟一批乏味得很的人缠在了一起。
吉尔贝特的父母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许我见她，而现在——我走进幽暗的前厅，想到这儿回翔着遇见他们的可能性，觉着比以前在凡尔赛宫期盼见到国王陛下时更为激动，更充满渴念。当我在前厅里磕磕绊绊地绕过《圣经》中烛台[58]似的七叉衣帽架时，懵懵懂懂地对着一个身穿灰色长袍坐在柴箱上的听差鞠了一躬，我把他当成斯万夫人了——吉尔贝特的父母无论谁在前厅遇见我，都非但不会生气，而且会笑吟吟地和我握手，对我说：
“下午好(他俩都把‘下午好’说成‘下儿好’[59]，我觉得挺逗的，一回到家里就忍不住绘声绘色地学他们)。吉尔贝特知道您来吗？好，那我先走了。”
不仅如此，吉尔贝特把朋友请到家里喝茶，原先一直被我看作她和我之间最难逾越的障碍，现在却成了我和她相聚的机会。她会先写封短信给我(因为我们还算是新交)，用的信纸每回都换。有一回信纸上凸印着一只蓝色鬈毛狗，下面是一句幽默的英文，后面加惊叹号，另一回印着一只船锚，也有印G.S.[60]的，两个字母拉得老长，撑在信纸上端，还有印吉尔贝特名字的，烫金的签名斜穿信纸的一角，收尾有个花缀，上面还有顶张开的黑色小伞，再就是四周围着一圈花体缩写字母，每个字母都用大写，可是没有一个是认得出的，整个形状像中国人的帽子。不过，吉尔贝特的信纸虽然品种繁多，终究也有穷尽之时，几个星期过后，我又看到了第一封信上的那个亮银色的印章，戴盔的骑士上面[61]写着铭文：Per viam rectam。当时我以为，某种信纸选在这一天用，而不在另一天用，是有一定规矩的，现在我明白了，吉尔贝特这样做是为了记得哪些信纸已经用过了，免得把同样的信纸寄给对方，至少对她觉着值得花这份心思的通信对象来说，好让间隔的时间尽量长一些。吉尔贝特请来喝茶的女友，由于各人上课时间不同，有人刚刚才到，有人已经得走了。我走到楼梯口，就听见楼上前厅传来隐隐约约的说话声，想到马上就要参加我心向往之的聚会，我激动得很，还没走到楼上，就觉着这些说话声突然间切断了我和此前生活的联系，至于进了暖和的房间要除下围巾，谈话时要看看时间别太晚回家，等等，也都抛在了脑后。这座木楼梯是当时在有些宅邸常见的，这种亨利二世时期的风格，奥黛特向来极为推崇，但很快她就要改换趣味了，只见楼梯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下楼禁止使用电梯。我觉得这事神秘而不可思议，回家就对父母说这座古色古香的楼梯是斯万先生从很远的地方带回来的。正因为我说事爱有个根据，所以即使知道没这回事，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对他们这样说，我知道，只有这样说才能让他们和我一样，对斯万家的楼梯肃然起敬。这就好比有个人对好医生医术高明在哪儿一无所知，那就还是别跟他说这位医生不会治鼻卡他为好。我根本没什么眼光，东西放在面前我也说不出名称和品牌，我唯一知道的是，只要是斯万家的东西，一定都是最出色的。我拿不准我对父母把这座楼梯说得这么有艺术价值、历史这么悠久，算不算说谎。好像不一定能算吧；但想必我还是觉着有可能算的，因为父亲打住我话头说下面一番话时，我满脸涨得通红：“我知道那几幢房子；其中一幢我去看过，那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斯万住了几个楼面。那是贝利埃[62]造的。”他还说曾想租其中的一套，后来觉得不大方便，前厅又不够明亮，就作罢了。他这么说着；可是我本能地感到，我的思维应当为斯万家的名声和我的幸福做出必要的牺牲，内心有个权威的声音叫我别去管刚才听到的话，我毅然摒弃了斯万家我们也能住的鄙俗念头，一如虔诚的信徒摒弃勒南[63]的《耶稣传》。
每次上楼的时候，我一级一级往上走，脑子里已经既没有想法，也没有记忆，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最低级的生理反应，就这样一直走到能闻见斯万夫人香水味的地方。我依稀仿佛看见了高大威严的蛋糕，周围排列着一圈点心碟子和绘有图案的灰色缎纹小餐巾，这就是斯万家的气派。而所有这些一成不变的排场，似乎都如康德[64]的必然世界一般，取决于自由意志的最终行动。这不，我们大家都在吉尔贝特的小客厅里，她蓦地瞧了瞧钟，说道：
“哎，吃过中饭好长时间了，我要到八点才吃晚饭呢。我挺想吃点东西，你们呢？”
于是她把我们带进餐厅，在伦勃朗笔下亚洲庙宇的幽暗中，只见一只城堡模样的大蛋糕，威风凛凛而又温厚、亲切，仿佛就那么随随便便地放在桌子中央，只等哪天吉尔贝特起兴掀掉巧克力的雉堞，捣毁黄褐色陡峭的扶垛，这些在烘箱里烤过的扶垛好似大流士宫殿的支柱。更有趣的是，吉尔贝特要摧毁这座尼尼微蛋糕，凭的不光是她自己饿不饿，她还会一边问我饿不饿，一边在倒塌的城堡中取出一堵墙递给我，这堵东方风味的墙壁，缀满红艳艳的水果，亮晶晶的，还嵌着细纹。她甚至还问我家里什么时间用晚餐，倒像我还能说得上来似的，倒像在这激动难抑的当儿，我空落落的记忆和失去知觉的胃里，还能有饿不饿的感觉，还能有晚餐的概念，还能想得起家里是个什么样儿。可惜这只是一时的失去知觉。不知不觉吃下的蛋糕，也总得有消化的时候。但那还早呢。眼下，吉尔贝特在把我的茶递给我。我喝了一杯又一杯，其实光喝一杯就够我二十四个小时睡不着觉了。所以母亲老是说：“真烦人，这孩子从斯万家回来就得生病。”可是，我在斯万家的时候，难道我知道自己喝的是茶吗？即使知道，我也照样会喝，因为就算我在那一刻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还是既想不起过去，更预见不了将来啊。上床睡觉，那是遥远将来的事情，这会儿我没法儿想得这么远。
这种让人无法做出任何决断的喝醉酒似的兴奋状态，吉尔贝特的女友们并没全都沉浸进去。有几位居然明明白白地说她们不喝茶!吉尔贝特的回答是当时很时行的说法：“当然啰，我的茶不成功啦!”她不想让茶会显得太一本正经，入座前先把桌旁的椅子弄乱：“要不就像个婚礼了；哎呀，这些仆人真够笨的。”
她侧身坐在一张斜放在桌边的X形椅子上，慢悠悠地吃着手里的蛋糕。斯万夫人刚送走一位客人——她的接待日往往和吉尔贝特的茶会在同一天——不一会儿便快步走了进来，她有时穿蓝丝绒长裙，但更常穿的是镶着几排白色花边的黑缎长裙。看她那神气，仿佛对吉尔贝特没经允许就能有这么多小蛋糕感到挺惊奇：
“咳，你们吃得挺香啊，瞧着你们吃蛋糕，我都馋了。”
“那妈妈您也来嘛。”吉尔贝特说。
“不行啊，宝贝，我那些客人怎么办？特隆贝尔夫人、戈达尔夫人和蓬当夫人还都在呢。你知道，亲爱的蓬当夫人是不会坐一会儿就走的，可她还刚到哪。这些客人看不到我回去，会怎么说呢？要是没人再来，我一等她们告辞就过来和你们聊天(对我来说这要有趣得多)。我想我也该可以歇一下了，今天已经来了四十五位客人，四十五位中有四十二位谈到热罗姆[65]的那幅画!”她正要抽身离去的时候又对我说，“哪天您再来和吉尔贝特一起喝茶，她会特地给您煮您喜欢的茶，就像您在家里studio[66]喝的。”她说这话的口吻，仿佛我到这神秘世界来寻找的，就不过是些我熟稔有如习惯的东西(即使我喝了茶，那能算习惯吗？至于studio，我真说不上有还是没有)。“您什么时候来？明天？我叫他们给您做toast[67]，跟科隆班[68]的一样好吃。来不了？你这个小淘气。”她的口气像维尔迪兰夫人，因为打从她也有了个沙龙，她就学维尔迪兰夫人的样，爱用娇媚中带专断的口气说话。不过我既不知道toast，也不知道科隆班，所以听了她的话我不为所动。还有件事也许更奇怪，我刚听到斯万夫人夸赞我家的老nurse[69]，竟然一下子没弄清是说谁——其实大家不都这么说吗？现在兴许在贡布雷也这么说了。我不懂英文，但我马上明白过来，这是说弗朗索瓦兹哩。以前在香榭丽舍，我一直怕她会留给人坏印象，听斯万夫人说了，我才明白她和她丈夫之所以对我有好感，就是因为吉尔贝特对她讲了我的nurse。“我觉着她对你们挺忠心，真不错。”(我立刻完全改变了对弗朗索瓦兹的看法。而且也不觉得身穿雨衣、头戴羽饰的家庭女教师是非有不可的了。)最后，从斯万夫人说起布拉丹夫人[70]的不多几句话里，我听出了斯万夫人虽然觉得她人挺好，但不希望她来做客，我和这位夫人有交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重要，丝毫不足以提升我在斯万家的地位。
这片一直对我封闭的仙境，想不到一下子向我敞开了通道，我又惊又喜、战战兢兢地开始了其中的探索，虽然如此，我只是作为吉尔贝特的朋友在这样做。接纳我的这个王国，本身处于一个更神秘的王国之中，斯万和他夫人在那儿过着神奇的生活，要是我上楼刚好在前厅迎面碰到他们，他们跟我握过手，会径自往那神秘王国而去。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深入了圣所的中心。比如说，吉尔贝特不在，斯万先生或夫人在家。他们问是谁拉铃，知道是我，就让仆人请我上他们那儿去一会儿，有个什么问题，有件什么事情，他们希望我能帮着劝劝他们的女儿。我回想起我写给斯万的那封既详尽又恳切的长信，当时他连回信都不屑于写。思维、推理和心灵无望改变的事情，束手无策的难题，生活居然就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轻而易举地改变了、解决了，想到这儿，我不由得感慨万分。吉尔贝特朋友的新身份，以及对她所能具有的影响，现在都使我备受优待，就好比我是学校里的好学生，又和一个国王的儿子同班，于是我可以出入王宫，在金殿上觐见国王了；斯万和蔼可亲地招呼我走进书房，仿佛没那么些让人引以为荣的事务在等着他似的。我在那儿待了一个小时，他问我的话，我激动得一句也没听明白，我兀自断断续续地说着，时而羞怯地闭上嘴，时而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说出几句。他把他觉得我会感兴趣的工艺品和书籍一一指给我看，我绝对相信它们比罗浮宫和国立图书馆所有的藏品都更美，可是我没法儿去看它们呀。在这种时候，要是斯万的总管请我把表、领带夹和高帮皮鞋交给他，或者让我签个文件同意他当我的继承人，我都会高高兴兴地照做。用那句最妙不过的俗话说，就是“我昏了头”，这句俗话和那些最有名的史诗一样，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它也和那些史诗一样有悖于沃尔夫[71]的理论，肯定是有过一个作者的(一个脑瓜好使而又谦虚洒脱的、长年累月出没于街头巷尾的聪明人，这些人创造了诸如往脸上贴名字之类的说法，而他们自己的名字却默默无闻)。而我惊奇地发现，在这迷人的所在度过的几个小时，并没有让我得到什么，并没有让我看到令人高兴的结果。但我感到失望，既不是因为对他给我看的那些杰作不满意，也不是由于我无法按捺心中的激动瞥上它们一眼。使我待在斯万的书房里显得那么神奇的，不是事物固有的美，而是附着在这些事物——哪怕它们是世上最丑的东西——上的奇特、忧郁而甜蜜的感觉，那是一种多年来流连忘返于一个地方，一种渗透到这个地方的每个角落去的感觉。一个穿束膝短裤的仆人前来通报，斯万夫人要在梳洗室接见我，我跟着他走在迂回曲折的过道上，只觉得芬芳的香味一阵阵地从梳洗室里飘来；屋里立着三位容貌美丽、仪态端庄的女子，她们是斯万夫人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侍女，正笑吟吟地为女主人精心梳妆打扮，我待在屋里只觉得自己渺小而卑微，而斯万夫人雍容而仁慈，也像在斯万先生书房时一样，这种感觉跟大大小小的镜子、一把把的银刷以及斯万夫人熟识的著名艺术家雕刻的帕多瓦圣安托万祭台的华美并不相干。
斯万夫人回到大客厅后，我们还能听见她的说话和笑声，即使只有两位客人，她也像高朋满座时那样提高嗓门，拖长语调，因为她在维尔迪兰府的小圈子里时常听到女主人这样引导谈话。新近从别人那儿听来的新鲜说法，至少在一段时期里，正是我们最喜欢引用的说法，斯万夫人引用的既有从丈夫出于礼貌给她介绍的上层人士那儿学来的说法(她学他们的样儿，故意在形容一个人的修饰词前面略去冠词或指示代词)，也有比较俚俗的说法(例如：小菜一碟!这是她的一位女友喜欢说的)，按照在小圈子里的习惯，她不时喜欢讲个段子，这时她会想方设法把这些说法用进去。然后她往往会说：“我挺喜欢这段子。”“嗨!怎么样，是个精彩段子吧!”这是盖尔芒特家的说法，她不认识他们，但听丈夫说起过。
斯万夫人离开餐厅后，她刚回家的丈夫进来了。“你母亲是一个人在吗，吉尔贝特？”——“不是，还有客人呢，爸爸。”——“啊，还有客人？都七点了!真是要命。你可怜的妈妈准是累坏了。麻烦哪。(在家里我听到大人说麻烦时总把‘麻’拖得很长——麻-烦——而斯万夫人就说麻烦，‘麻’字说得很快。)”他接着转身对我说，“您想想，从下午两点到现在!卡米耶告诉我，四点到五点一下子来了十二个客人。不是十二个，好像是十四个。不，是十二个；反正我也弄不清。我回家那会儿，没想着今天是她的接待日，瞧见门口停着那么些马车，还以为家里在办婚事呢。我在书房待了一小会儿，只听得门铃响个不停；说实话，我头都疼了。她身边客人还多吗？”——“不多，就两个。”——“你知道是谁吗？”——“戈达尔夫人和蓬当夫人。”——“噢!公共工程部部长办公室头儿的妻子。”——“我只知道她先生在一个什么部里当差，到底干什么就不知道啦。”吉尔贝特故作稚拙地说。
“啊，小傻瓜，你说这话像两岁的孩子。瞧你说的：在部里当差!他是办公室的头儿，那儿全归他管，哎哟，我怎么也糊涂了，不该说什么头儿，他是办公室的主任。”
“我可不知道；这么说办公室主任权挺大啰？”吉尔贝特说，对于能让父母的虚荣心得到满足的事情，她从不放过机会来显示自己的冷淡(再说，她可能觉着这么显得无所谓，反而会让客人的地位更引人注目)。
“啊，权大不大!”斯万一反往常委婉的语气(他要是那样说，我想必会有所猜疑)，直截了当地大声说，“部长下面就是他!他的权甚至比部长还大，所有的事都是他在张罗。而且听说他很有才干，是个出类拔萃的政府官员，得过荣誉勋位勋章。他举止优雅，人也长得挺帅。”
他妻子当年就是不顾一切物议嫁给这个美男子的。柔滑的金黄色胡须，挺帅气的脸蛋，齆声齆气的嗓音，浊声浊气的呼吸，外加一只玻璃假眼：也许这就足以勾勒出一位难得一见的妙人儿的尊容了。
“其实呢，”斯万又对着我说，“在现政府里瞧见这些人，我也觉得挺可乐的，要知道他们都姓蓬当，都来自蓬当-谢尼那个思想狭隘、观念保守的教权派家族。您外公跟老谢尼很熟，至少是听说过、见过面吧，这位老爹那时候挺有钱，可他赏马车夫酒钱就给一个苏。还有布雷奥-谢尼男爵，他敢情也认识。普联银行[72]股票暴跌，弄得他们倾家**产，哦，您还太小，不会知道这事。当然啰，后来他们又重振了家业。”
“他有个侄女在我们学校里，比我低一个年级，她是出了名的阿尔贝蒂娜。她将来一准很fast[73]，可现在瞧上去怪怪的。”
“我女儿可真了不起，什么人她都认识。”
“我不认识她，只是看见她走过，听到这儿有人喊她阿尔贝蒂娜，那儿也有人喊她阿尔贝蒂娜。可我认识蓬当夫人，我也不喜欢她。”
“那你就错了，她既可爱，又漂亮，而且聪明。人也挺风趣。我这就去跟她打个招呼，听听她丈夫对时局的看法，比如会不会打仗啊、迪奥多兹国王会不会帮我们啊。他想必都知道吧，他接触的不都是些上层人物吗？”
以前斯万是不用这种口气说话的。不过，这样的事儿我们也见得不少了：头脑简单的公主先是和贴身男仆私奔，十年过后又想重新回到社交圈，却觉得人家都躲着她不肯去她府上，久而久之说起话来就像个讨厌的老太婆，听到有人提起某位当红的公爵夫人，不是说“她昨儿晚上来看我啦”就是说“我啊，现在不想跟人多来往”。因此，生活习性这东西是不用考察的，根据心理学去推断就都有了。
斯万夫妇这样的人，平时就苦于难得有人登门；所以有人来访、应邀做客，甚至哪位有头有脸的客人说了一句客气话，在他们眼里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唯恐大家不知晓。要是奥黛特某次晚宴堪称成功，而偏不凑巧，维尔迪兰夫妇俩远在伦敦，那么这个消息就会由他们某个共同的朋友发电报送抵海峡彼岸。就连奥黛特收到的贺信、贺电，她和斯万也定然会公之于众。他俩会告诉朋友们，让大家传阅这些信和电报。因而斯万府上的沙龙颇像大堂里张贴着电报的海滨度假旅馆。
不过，有些人不是像我这样仅仅在社交圈外，而是在社交圈，在盖尔芒特的圈子里认识当年斯万的(这个圈子要求极严，除几位殿下和公爵夫人外谁也不能例外，进入圈子的男男女女，首先必须风趣机智、风度翩翩，否则即便是某领域的杰出人物，只要大家觉得他乏味、平庸，他也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这些人看着旧日的斯万变得这么多，非但说起朋友熟人时不像过去那么谨慎小心，而且挑选朋友也不那么慎之又慎，他们想必会感到惊讶吧。这么一个粗俗、乖戾的蓬当夫人，他看着难道不觉得讨厌？居然还口口声声说她挺可爱。在我们看来，似乎回忆一下盖尔芒特府上的社交圈，就足以让他不这么着了；可是不然，这样的回忆反而促使了他这么想、这么说。没错，盖尔芒特的圈子跟社交界四分之三的沙龙都不同，这个圈子里是有鉴赏趣味的，甚至趣味相当不俗，然而附庸风雅毕竟是在所难免的，鉴赏能力因此暂时失准也就不足为怪了。一个并非小圈子不可或缺的人物，比如说对于一个外交部长(有点自命不凡的共和派)或者一个多嘴多舌的院士，通常都是和小圈子气味不相投的，听到德·盖尔芒特夫人在某个大使馆和这样一些宾客共进晚餐，斯万对她深表同情，这些人和趣味高雅的人相比，不啻云泥之别。而所谓趣味高雅者，也就是指盖尔芒特圈子里的人，此人可能一无所长，但他身上有盖尔芒特家族的才智，他和他们是同道中人，是一伙的。然而，一位常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府上进晚餐的大公夫人或公主，也会觉着自己是同他们一伙的，即使她缺乏盖尔芒特家族的才智，不合加入圈子的要求。社交场上的人自有其天真的一面，一旦小圈子接纳了她，大家就会想方设法看出她的可爱之处，至于是否当真觉得她可爱才接纳她的，那就不好说了。公主殿下离去以后，斯万来安慰德·盖尔芒特夫人：“其实她还是挺好的，也还有点幽默感。我当然不想说她研究过《纯粹理性批判》，可她并不让人讨厌吧。”
“我完全赞同您的看法，”公爵夫人回答说，“她还有点怕难为情，瞧着吧，以后她会出落得很迷人的——再说，跟滔滔不绝向您报出二十本书名的XJ夫人相比，她也算不得叫人厌烦了。”(XJ夫人就是那位饶舌院士的夫人，她本人也很有才学。)——“那是比也不能比啰。”斯万说，谈论这类话题，把话说得很诚恳，斯万在公爵夫人府上练就的这手本领，一直没荒疏过。现在他把这本事用于接待来访的客人，努力发掘、赞赏他们身上的长处，其实只要你不带挑剔苛责的眼光，本着与人为善的初衷去看人，这些长处是人人身上都有的；他说蓬当夫人怎么怎么好，就像当初他称赞帕尔马公主一样，而要是公主殿下没享有某种特权的话，凭她的才智和风度是根本进不了盖尔芒特圈子的。我们也知道，斯万当年就认为(现在只是一以贯之、身体力行而已)一旦在某些场合觉察到自己在社交场上的地位不很合适，就该设法改换一种地位。有些人之所以相信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一成不变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乍一看似乎不可分的事物，其实还是可分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生活阶段会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而且未必后来居上；在其中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感觉到自己受到某个社交圈的眷注，与之建立或重建联系，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就依附于这个社交圈，在它中间扎下了根。
至于蓬当夫人，我心想，既然斯万把她说得这么好，那他想必不会反对我把这位夫人去看斯万夫人这回事告诉我父母。说实话，对斯万夫人渐次结识的这些人，我父母虽说颇为好奇，却并不欣赏。听到特隆贝尔夫人的名字，母亲说：
“啊!这个新兵一招，后面还会有人入伍呢。”
她似乎把斯万夫人这种简捷、速决而有点过火的交友方式比作一场战争，说：
“现在特隆贝尔家归顺了，邻近的部落早晚也会投降的。”
有一次她上街碰见斯万夫人，回家就对我们说：
“我眼看斯万夫人雄赳赳地迈着步子，大概去向马塞舒托家、森加莱家和特隆贝尔家[74]展开凌厉攻势了。”
这个有人为凑合之嫌的小圈子中新来的人，原本属于不同的社交圈，往往都是颇费周折才招募来的。我每回告诉母亲小圈子里来了哪个新成员，她马上就猜测此人的出身背景，说起此人的口气仿佛在说一件重金购进做装饰用的战利品：
“出征某某家虏获的呗。”
让父亲感到惊异的，是斯万夫人不知看上戈达尔夫人的什么了，居然连这么个颇为俗气的布尔乔亚也要招募进去，他说：“教授归教授，我实在没法儿理解。”母亲则不然，她很能理解；她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跻身于一个与往日不同的社交圈以后，倘若不能把这个信息让旧日的同伴得悉，没法儿让她们知道她已经有层次较高的同伴取代了她们，那么她从中感到的快乐会大打折扣。因此得有一个见证人也跻身于这个既新又雅的社交圈，有如一只嗡嗡飞舞于花丛中的昆虫，一会儿飞到东，一会儿飞到西，把这个消息，把这颗采来的妒羡之种传播开去——至少这么指望吧。戈达尔夫人现成放着适合于充当这样的角色，她在来客中属于这么一类人，按妈妈(她在某些方面的思维方式很像外公)的说法，就是“过路人，去告诉斯巴达”里的过路人[75]。此外——除了一个我们要多年以后才知道的原因之外——斯万夫人邀请这位和气、谨慎、谦逊的女友来参加自己的沙龙，不用担心引来的是个叛徒或竞争对手。她知道，这只忙碌的工蜂装备好帽子羽饰和名片匣，就能在一个下午遍访众多的布尔乔亚花萼。她了解这只工蜂散播花粉的本领，而且基于概率的测算完全有理由相信，很有可能不出三天维尔迪兰府上的某位常客就会知晓巴黎警署总监去拜访过斯万夫妇，或者维尔迪兰先生亲自听说赛马协会主席勒奥·德·普雷萨尼先生曾带斯万夫妇去出席迪奥多兹国王陛下的招待会；这两件事对她来说当然是很有面子的，不过她并不存奢望，打量维尔迪兰夫妇除了这两件事还知道什么，因为风光体面到底能落实在哪些细节上，我们再怎么憧憬，再怎么费神去想，也是想不到多少的，这得归咎于想象力的贫乏喽，尽管——说穿了——我们巴望着(哪怕单单就为了我们也应该这样啊)荣耀表现为许许多多的形态，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去这么想象的。
再说，斯万夫人只不过是所谓官场得意。那些高雅的女士从不来做客——倒也并非她府上有共和派名流出入吓着了她们。在我的童年时代，社交界盛行保守风气，一个稳重的沙龙是不会接纳共和派[76]人士的。对生活在这样的社交圈子里的人而言，不邀请温和派已是天经地义，激进派就更不消说，这个信念会像油灯和公共马车一样绵亘永久。但社会好比一个万花筒，每转一下，看似不变的排列方式就会打乱，变幻出一个新的图案。我还没初领圣体那会儿，举止优雅的犹太女士已然出入于社交沙龙，令观念正统的夫人们吃惊不小。万花筒的新格局源于哲学家所说的标准的变化。我和斯万夫人认识后不久，德雷福斯事件[77]就带来了一个新的变化，万花筒里的彩色菱形小块又一次翻转了过去。只要是和犹太人沾边的，都压到了底下，就连举止优雅的夫人也不能幸免，原本无人知晓的民族主义者翻到了上面。一个奥地利亲王、极端保守的天主教徒府邸，成了巴黎最显赫的沙龙。倘若发生的不是德雷福斯事件，而是对德战争，那么整个万花筒的格局就会颠个个儿，犹太人所表现出的爱国热情会使舆论为之震惊，他们的社会地位会很稳定，那个奥地利亲王家里，非但不会有人问津，而且没人会承认曾经去过。但尽管如此，每当社会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时，生活在其中的人就会以为不可能再起变化了，这就好比他们看到发明电话以后，就怎么也不会相信还会有飞机那玩意儿。与此同时，舆论界的名人猛烈抨击前一段时期一切的一切，不光种种娱乐消遣方式一概被斥为腐朽没落，就连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作品，在他们眼里也绝无半点价值，无一不与形形色色轻浮浅薄的社会风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唯一不变的，是每次他们都会说法国似乎有了点变化。我刚去斯万夫人府上做客的时候，德雷福斯事件还没发生，有些上层的犹太人当时很有权势。其中首屈一指的是鲁福斯·伊斯拉埃尔爵士，伊斯拉埃尔夫人是斯万的姨妈。她和上层社交界的交往不如外甥密切，做外甥的也不喜欢和姨妈多有来往，尽管他很可能是她的遗产继承人。不过，她是斯万所有亲戚中唯一意识到他社会地位的人，而对这一点不仅我们家长期以来一无所知，其他亲戚也始终不甚了了。当一个家族中有某个成员冒出头来，跻身于上层社会——当时看来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桩大事情，其实在后来的十年中间他眼看着不止一个同龄人通过别的途径，凭借不同的办法做到了这份儿上——他就会在自己周围画出一个影子地带，一个terra incognita[78]，对待在里面的人来说，那儿的一切纤毫毕现，但对不曾涉足的人而言，那儿是一片黑暗和虚无，他们哪怕就挨着它边上在走，也不会觉察到它的存在。没有哪家哈瓦斯通讯社[79]播发过消息，让斯万的表兄表姐们得知他平日交往的都是哪些人，所以他们在餐桌上笑吟吟地(当然是在他那桩可怕的婚事以前)提起这位表亲会有明显的优越感，他们谈论星期天怎么赏个脸去看望夏尔表弟，把他当作心存几分妒意的穷亲戚，用巴尔扎克的小说书名来调侃，管他叫傻表弟[80]。而鲁福斯·伊斯拉埃尔夫人却心里雪亮，清楚那些和斯万交情好得让她妒羡的朋友是何等人物。她夫家世代替奥尔良亲王府理财，实力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81]相比。伊斯拉埃尔夫人财大气粗，对所有认识的人施加影响，不准她们接待奥黛特。其中只有一人暗中没听她的话，那就是德·马桑特伯爵夫人。不过，合该奥黛特倒霉，有一天她去德·马桑特夫人府上，前脚刚到，伊斯拉埃尔夫人后脚就来了。德·马桑特夫人尴尬得不得了。而像她这样的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她别转头，一句话也不跟奥黛特说。从此以后，奥黛特也就提不起精神再闯这个她原本就不爱去的社交圈了。圣日耳曼区对奥黛特抱极其冷漠的态度，在那些贵妇名媛眼里，奥黛特始终是个无知无识的轻佻女子，和家系谱牒烂熟于胸的布尔乔亚不能同日而语，那些布尔乔亚的夫人小姐，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无缘亲承贵族的润泽，可还是阅读了不少前朝回忆录聊以解望梅之渴。但斯万的心却似乎依然系在奥黛特身上，旧日情人的种种出格之举，在他看来好像都是讨人喜欢，至少是不讨人厌的，我常常听见他妻子说出非常不得体的话来，而他(由于旧情未了，或没多加留心，或懒得去为她转圜)从不帮她改个口。当初在贡布雷把我们长期蒙在鼓里的，也许正是斯万的这种天真，如今他仍是这样，尽管继续在结交地位显赫的新朋友，却无意让他们在自己妻子的沙龙里显得有什么与众不同。对斯万来说，他们的重要性确实也大不如前了。不过奥黛特对上层社交界的无知，也真是叫人哭笑不得，谈话间话题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转到她的表亲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奥黛特就会说：“哟，怎么变亲王夫人了，这不是晋爵了吗？”要是谁在提到夏特勒公爵[82]时称他亲王，她马上会纠正：“公爵，是夏特勒公爵，不是亲王。”对于巴黎伯爵的儿子奥尔良公爵[83]，她有个说法：“真怪，儿子的爵位比父亲高，”由于崇拜英国，她还会接一句，“这些Royalties[84]的事真让人犯糊涂。”碰到有人问她盖尔芒特家族出生在哪儿，她回答说：“埃纳省[85]。”
事关奥黛特，斯万往往会变得视而不见，不仅对她的缺乏教养如此，对她的智力平庸亦如此。只要是奥黛特说的故事，无论怎么愚蠢，斯万都会礼貌地聆听，那种津津有味、近于歆羡的表情，想必是由感官的欲念激发的；而在同样的场合，当斯万说起一些很机智甚至很深刻的话题时，奥黛特总显得爱听不听的，很快就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有时还会疾言厉色地反驳。而家庭生活的另一面，却是许多卓越的女子对粗鲁的匹夫倾心相与，这个笨伯横挑鼻子竖挑眼，在她们娴雅的谈吐里存心找碴儿，她们却甘之如饴，以爱的名义纵容俗不可耐的戏谑。想到这儿，我们的结论是：在不少家庭，高雅屈从于庸俗已成为夫妻生活的定例。再回到奥黛特，要说她那时为什么不见容于圣日耳曼区社交圈，其中有一个原因不可不说，那就是社交万花筒最近一次转动是由一连串丑闻定格的。社交圈毫不设防地为之敞开大门的一些女人，竟然是妓女、英国间谍。有一阵，社交圈里看人的标准(至少大家自以为如此)首先是稳重、可靠……有些人和事，是社交场中人刚刚中断、旋即恢复联系(因为这些人不是朝夕之间就能改变的，他们总会在新的处境中寻找旧影的延续)的，奥黛特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他们在恢复这种联系时，会赋予这些人和事一种不同的形式，自欺欺人地相信这已不是危机前的那个社交界。奥黛特实在太像社交场上那些丧失信用的女士了。社交界人士都是高度近视的；他们刚和旧时相识的犹太女士们断交，正思忖着怎么填补空缺呢，却只见新冒出来一位女士，也是犹太人，但既然是新的，他们就觉着她不同于往日的女士们，大可不必深恶痛绝。这位女士不要求别人接受她的真主，别人也就接纳了她。我刚去奥黛特家的那会儿，还没有排犹主义这档子事，但大家照样躲着她。
斯万的熟人中间，有些已是社交界名流，这些朋友府上他是常去造访的。而当他向我们说起他去了哪些人府上时，我注意到一点，就是从他选择与哪些人来往上，同样可以看到那种作为艺术品收藏家的既重艺术又重历史的口味。我发现，让他感兴趣的往往是某位光景有些式微的贵妇人，原因在于她曾是李斯特的情妇，或者巴尔扎克曾把一部小说题献给她祖母(正如他因为夏多布里昂提到过一幅画就把它买下)，我疑心我们是以一个错误掩盖了另一个错误：当初在贡布雷错把他当作从不涉足社交界的布尔乔亚，这会儿又错以为他属于巴黎最高雅的圈子。和巴黎伯爵是朋友，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呀。那些亲王的朋友，不是照样在门户较严的沙龙吃闭门羹吗？亲王们明白自己的身份，不去赶那时髦，再说这些亲王自恃血统高贵，非一般的贵族和布尔乔亚所能相比，居高临下地看他们，只觉得他们之间无所谓高低之分。
斯万虽说依恋那些曾经辉煌过，至今也还为人所知的姓氏，但他在时下这个社交界中要寻觅的，并不仅仅是文人、艺术家的雅趣，他还喜欢一种比较俗气的消遣，就是把各色人等像摆弄花束那样搭配起来。这种有趣的(或者说斯万觉得有趣的)社会学实验，没能在他妻子的所有女友身上——至少没能始终如一地——引起共鸣。“我打算请戈达尔夫妇和旺多姆公爵夫人一起来吃饭。”他笑嘻嘻地对蓬当夫人说，那模样就像一个美食家有了个主意，要让人用红辣椒来代替调味的丁香。然而这个想必会让戈达尔觉得来劲的打算，却使蓬当夫人大为气恼。她新近刚被斯万夫妇引荐给旺多姆公爵夫人，尽管说不上受宠若惊，可毕竟是满心欢喜。把这事告诉戈达尔夫妇，在他俩面前炫耀一番，在她可是一份不容小觑的乐趣。正如勋章膺获者受勋甫定便巴不得授勋这档子事就此刹车，蓬当夫人满心指望在她以后，这个圈子里就再也没人被引荐给亲王夫人了。她暗自詈骂斯万趣味低下，原本她在戈达尔夫妇面前说得天花乱坠，现在斯万起了这么个无聊之极的怪念头，满天的香花眼看一下子就要变得无影无踪了。再说，被她说成非她莫属的好事，教授夫妇居然也轮得上，这可叫她怎么向丈夫开口啊？要是戈达尔夫妇能明白，斯万邀请他俩并不是诚心诚意，而只是为了逗个乐子，那倒也罢了!蓬当夫人不知道，斯万请她们夫妇俩，其实也是这么回事，不过斯万毕竟在贵族圈里浸润已久，唐璜那套本事已谙熟于心，足以让两个不相干的女子每人都以为他真心爱的是她，所以他当初对蓬当夫人提到旺多姆公爵夫人时，是说他觉着请蓬当夫人作陪最为合适来着。而几个星期过后，斯万夫人说：“对了，我们想请戈达尔夫妇和亲王夫人一起来吃饭，我丈夫认为这样的组合会挺有趣。”她虽说保留了维尔迪兰夫人小圈子里珍爱的某些习惯，比如大声说话好让每个信徒都听清楚，但也学到了盖尔芒特沙龙所珍爱的某些说法(比如组合)，她跟这个沙龙并不接近，却在不知不觉中远远地受到它的吸引，有如大海受到月亮的吸引。“可不是，戈达尔夫妇和旺多姆公爵夫人，您不觉得会挺逗的吗？”斯万问。“我觉得会挺糟糕，你们这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蓬当夫人气呼呼地回答。这次晚宴邀请的还有她和她丈夫，以及德·阿格里让特亲王；当有人问起，蓬当夫人和戈达尔会视对象不同而分别以两种方式作答。对有些人，蓬当夫人也好，戈达尔也好，对晚宴是否还有宾客之类的问题都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不就是德·阿格里让特亲王吗？都是些熟朋友。”可有些人是非要问个明白不可的(有一回甚至问戈达尔：“蓬当夫妇请没请呢？”——“我可没留意。”戈达尔涨红了脸答道，这个不知趣的家伙就此被认为是乌鸦嘴)。对这些人，蓬当夫妇和戈达尔夫妇不约而同采用同一种模式回答，只不过把其中的名字相应地对换一下而已。戈达尔会说：“有男女主人，旺多姆公爵和公爵夫人——(不失时机地微微一笑)戈达尔教授和夫人，哦，天晓得是怎么回事，还有蓬当先生和夫人，他们可真是煞风景。”蓬当夫人的回答如出一辙，只是在旺多姆公爵夫人和德·阿格里让特亲王之间，颇为自得地报出蓬当先生和夫人，末了那对所谓不请自来的不识相的秃驴，则是戈达尔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