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朋友德·沃古贝尔先生多年来为促成两国修好不遗余力，这下他一定很高兴了。”
“那当然，何况迪奥多兹国王还给他来了个突然袭击，这是陛下喜欢的行事方式。这不，朝廷上上下下，从外交大臣起个个吃惊不小。我听人说，这位大臣对陛下如此行事颇不以为然。有人对他提到此事，他拔高喉咙有意让旁人听见，回答得很干脆：‘既没人跟我磋商，也没人向我通报。’清楚地表明他对此事概不负责。应该承认，对陛下此举反响确实很强烈，我不敢断言，”说到这儿，他露出狡黠的一笑，“我那些把少做少错奉为信条的同事，有没有因此被搅了好心境？至于沃古贝尔，你们知道，他因力主两国修好遭受过猛烈抨击，对于他这样感情细腻、心地高洁的人来说，这种误解越发让他感到痛心。虽说我比他年长许多，但我俩时相过从，是多年的朋友，我对他很了解，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再说，他有什么心思是别人不知道的呢？他的心是水晶做的。要说缺点，恐怕这就是他唯一可以指摘的地方，外交官的心地原是不必像他那样透明的。不过近来还是有风声传出来，说要把他调到罗马，这当然是一次机会难得的升迁，堪称是被委以重任喽。有句话私下说说，我相信任凭沃古贝尔再怎么没有野心，他心里也是乐滋滋的，不会平白让人夺走唇边的美酒。他在那儿没准可以干出一番事业；他是宪法宫[20]中意的人选，而在我看来，以他的艺术家气质，法尔奈兹宫[21]和卡拉切画廊也是他最合适待的地方。至少，不可能有人恨他吧。不过在迪奥多兹国王身边有一批王党是唯Wilhelmstrasse[22]马首是瞻的，他们千方百计地给沃古贝尔制造麻烦。沃古贝尔不但要招架来自同行的冷枪暗箭，还要对付被人收买的无耻记者的谩骂叫阵。这些受人雇用的记者都是些孬种，到头来最先求饶的总是他们，可是眼下他们气壮如牛，对我们的外交使节大泼脏水，无端指控他们怀有二心。沃古贝尔的对手们围在他身边跳了一个多月的头皮舞[23]。”最后这三个字，德·诺布瓦先生是一字一顿说的，“不过，早有防备，不怕暗算；他一抖落，那些脏水就沾不到他身上。”德·诺布瓦先生越说声音越响，眼里露出的凶光叫我们一时忘了吃饭，“有句阿拉伯谚语说得好：‘任凭群犬乱吠，商队依然前进。’”说到这儿，他打住话头环顾席间，观察这句谚语在我们身上所起的效果。效果是巨大的；我们知道这句谚语：这一年它在名流雅士中间颇为流行，取代了另一句谚语“撒下风的种子，收获暴风骤雨”，那句谚语是该消歇了，它可比不上“为普鲁士国王效力”的历久不衰、常用常新。这些文化精英的文化修养，其实是休养生息的轮作制，通常三年一轮。德·诺布瓦先生为《两个世界》杂志撰文，经常引用这类用语，当然，如果没有这些用语，他的文章照样显得言之有据、洋洋洒洒。即便少了它们的点缀，德·诺布瓦先生只消适时——对此他有一种敏感——在文章中插进些内行话，诸如“圣詹姆斯宫[24]内阁意识到了危机的临近”，或“诗人桥[25]密切关注双头鹰[26]自私而又巧妙的政策，有关人士对事态发展深感忧虑”，再如“从蒙特奇托里奥宫[27]发出的警报”或“这种Ballplatz[28]一贯使用的两面派伎俩”。如此这般的行文措辞，外行的读者也一看就知道出自职业外交家的手笔，心里顿生敬意。不过他更为人称道的还不止于此，他由于学识修养无不高人一等，所以引用的话都是经过推敲的，现成的佳例就是：“正如路易男爵常说的，诸位给我强悍的政治，我还诸位利好的财务。”(当时还没有从东方引进的妙语：“正如日本人说的，谁多坚持一刻钟，谁就是胜者。”)德·诺布瓦先生就是凭着文才出众的令名，以及在淡泊幌子下的好手腕、真功夫，进的伦理科学院。有人预言他终有一天还要进法兰西学院，因为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要与英国达成互谅，先得与俄国结成密盟的论点以后，一针见血地写道：“奥赛沿河街的先生们应该明白，从今以后所有的地理教科书都得补充一段内容，凡是不知道下面这句话的中学生，就休想通过会考：条条道路通罗马，但从巴黎到伦敦，彼得堡是必经之路。”
“总而言之，”德·诺布瓦先生对着我父亲说，“沃古贝尔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收获之丰超出了他的期望。他预期的只是一篇通情达理的祝酒词(在笼罩多年的乌云过后，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值得庆幸)，他岂敢有奢望哪？出席酒会的宾客中，有几位都向我证实，这样一篇祝酒词，由国王陛下亲自撰稿，亲自当众宣读，其效果决非我们事后阅读所能比拟。国王陛下的演讲艺术堪称炉火纯青，语气分寸的把握、微言大义的阐发，无不叫人拍案叫绝。我听说的一个细节，相当有意思，让人再一次感到迪奥多兹国王气度非凡，他是以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优雅风度赢得了人心。亲缘关系这个词是整篇祝酒词的点睛之笔，您瞧着吧，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说法会频频出现在外交评论中，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而当时的情形，我听人详细地描述过，陛下特地微微转过脸对着沃古贝尔，用奥伊廷根王族摄人心魄的目光凝视着他，一字一顿地说出再三斟酌选定的“亲缘关系”这四个字。咱们大使的欣喜若狂正在陛下的意料之中，他有意让沃古贝尔从中感到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梦想(我想可以这么说)得到了褒奖，感到元帅的权杖在向自己靠拢。这确实是个前所未有的、非常新颖的提法，陛下在说这个词的时候，用的是这样一种口气，它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词是他斟酌再三慎重挑选的，其效果如何他也是心里有底的。据说沃古贝尔激动得不能自持，我不否认，在某种程度上我对此是能够理解的。一位绝对可靠的人士还向我透露，晚宴结束后有一个小规模的聚会，国王陛下走到沃古贝尔身边，低声对他说：‘我这个学生您还满意吧，亲爱的侯爵？’毋庸置疑，”德·诺布瓦先生总结说，“对加强两国——照迪奥多兹二世可爱的说法——亲缘关系而言，这样一篇祝酒词胜过二十年的外交谈判。您也能看到，仅仅这么一个词，就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福祉，欧洲的所有报纸都在重复它，它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它发出了全新的声音。不过，对国王陛下而言，这是他一贯的做派。我不敢说他每天都会找到成色这么纯的钻石。可是在他仔细推敲过的演讲稿，甚至在他的即兴谈话中，他通常总会以一个色彩浓烈的词儿作为他的标记——或者不妨说他的签名。我对他不可能有回护之嫌，因为对诸如此类的标新立异，我一向是深恶痛绝的。这种标新立异，二十次里有十九次是危险的。”
“可不是。想来德国皇帝最近那封电报[29]也不会合您的意吧。”父亲说。德·诺布瓦先生抬眼望着天花板，那神情仿佛是说：“啊!这家伙!”然后他开口说，“首先，这样做是忘恩负义。这不仅是罪过，而且是错误[30]，在我看来这简直是愚不可及!要是没人出面来制止，赶走俾斯麦的此人就很可能会得寸进尺，把俾斯麦的政策全都抛在脑后，后果不堪设想哪。”
“先生，我丈夫告诉我说，您可能选个夏天带他去西班牙，我太为他高兴了。”
“是的，这是个很不错的计划，我对此很有兴趣。我挺愿意和您先生做此一游。您呢，夫人，您打算去哪儿度假？”
“我还不知道，也许会和儿子一起去巴尔贝克吧。”
“噢!巴尔贝克是个可爱的地方，几年前我去过。现在那儿在造一批很精致的别墅：我相信你们会喜欢那儿的。但我想冒昧问一句，您为什么选了巴尔贝克呢？”
“我儿子心心念念想看那一带的教堂，尤其是巴尔贝克的。我原来还怕舟车劳顿，特别是住宿不便会让他的身体受不了。后来听说那儿刚造了一个条件很不错的旅馆，我就放心了，住那儿就行。”
“哦!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一位对此不无关心的女士。”
“巴尔贝克的教堂很壮观，是不是，先生？”刚才听说巴尔贝克的魅力居然在于那些精致的别墅，我伤心得很，此刻我忍住心中的失落问道。
“呣，这座教堂是不错，不过跟那些真正雕刻精美的杰作，比如兰斯和夏特勒的大教堂，就没法儿相比喽，在我看来，那些教堂都是光彩夺目的珠宝，而其中最璀璨的瑰宝当数巴黎圣堂[31]。”
“可巴尔贝克教堂是部分罗马式的吧？”
“就是，它的风格是罗马式的，这本身已经够平板的了，从中根本看不到哥特式建筑师优雅而灵动的风范，那些建筑师在厚重的石块上精雕细刻，营造出丰富的层次，就像在刺绣花边。到了那一带，巴尔贝克教堂还是值得一看的，它很有点与众不同；碰上哪天下雨，您一时没地方去，不妨进教堂去看看图维勒[32]的墓。”
“外交委员会昨天的晚宴您去了吗？我有事没能去。”父亲说。
“我没去，”德·诺布瓦先生微微一笑，回答说，“我承认我去了另一个颇为不一样的晚宴。晚宴的女主人想必你们也听说过，就是那位美丽的斯万夫人。”
母亲周身一颤，赶紧强作镇静，她的感觉比父亲灵敏得多，父亲要稍过片刻才能做出反应的事情，她即刻就会惊觉。父亲心里的不痛快，总是她先感受到的，正如有关法国的坏消息往往是国外先得知的。不过她心痒痒的，还是想知道斯万夫妇会邀请何样的宾客，于是她向德·诺布瓦先生打听他遇到了哪些人。
“我的天哪……上那座屋子去的好像都是……男士。有几位男士有家眷，不过昨晚夫人们都不大舒服没能来。”大使先生说这话时一脸正经，可又让人听得出弦外之音，他环视众人的温存目光似乎在告诉人家他口风很紧，但其中自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狡黠意味。
“说句公道话，”他又说，“那儿也有女人，不过……她们更像，怎么说呢，更像共和派的活动分子，而不像斯凡社交圈里的女人，(他有意把斯万念成斯凡)谁知道呢？说不定有一天那儿就是个政治或文学沙龙。再说，看来他们也高兴这样。我觉着斯万都已经高兴得有些过分。他一一报出有哪些人邀请他和夫人下个星期去做客，把这些根本不值一提的交情拿来夸耀。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居然会这么没有涵养和品位，简直可以说不知分寸，真叫我吃惊。有句话他说了一遍又一遍：‘我们每天晚上都已经排满了，’倒像这是光荣，倒像他是个暴发户似的，可他并不是呀。斯万确实朋友不少，男男女女都有，我不想把话说满，也不想担个信口开河的名声，可我敢说即使不是每个人，甚至不是绝大多数人都如此，但至少其中有一位非常高贵的女士，也许并不至于断然拒绝结交斯万夫人，而只要这位女士一领头，那些巴奴日的羊[33]就会跟在后面。可是斯万在这方面没做任何努力。哎哟哟!还有涅塞罗德布丁[34]!在享用这样一顿卢古鲁斯[35]的盛筵以后，我真得到卡尔斯巴德[36]去洗洗温泉浴才行哪。也许斯万觉着真要做起来会困难重重。不用说，这门婚事是失败的。有人说做妻子的很有钱，那是无稽之谈。总之，实在乏善可陈。斯万有个姑妈非常富有，为人也端方稳重，她丈夫就财力而言，着实不容小觑。她呀，不光自己拒不接待斯万夫人，还动员所有的朋友、熟人都采取同样的态度。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巴黎的上层社交圈里人人都看不起斯万夫人……不是这样!绝对不是!再说她丈夫也不是孬种。不过，反正有件事挺奇怪，就是在精英圈里交游很广的斯万，居然会对这样一帮，至少可以这么说吧，这样一帮闲杂人等表现得如此殷勤有加。我早就认识斯万，我得承认，看见他这么一位很有教养，经常出入最高雅沙龙的人物，竟然对邮政部办公厅主任的光临做客谢了又谢，还问他能否俯允斯万夫人前去拜望主任夫人，我实在是又惊讶又好笑。他想必会觉得很不自在；那跟他熟悉的社交圈简直判若两个世界。不过我并不以为斯万很不幸。没错，结婚前的那些年，女方干过不少卑鄙的勾当来要挟他；只要有什么事情没答应她，她就不让斯万见女儿。可怜文质彬彬的斯万天真得很，每回总以为女儿不见了纯属偶然，无意去追究真相。她还动辄向他发脾气，弄得大家都以为，等哪天她目的得逞，当了他的老婆，她更会肆无忌惮，斯万和她一起生活会苦不堪言。哎!结果正相反。斯万说起妻子的口气，让人忍俊不禁，这事儿落下了个笑柄。既然他不可能浑然不知自己是……(莫里哀说的那个字眼[37]，你们都是知道的哦)，人家当然也不想要他urbi et orbi[38]去张扬；可是，他竟然说自己的妻子是最好的妻子，那未免太过分了。话又说回来，这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离谱。反正就我们之间说说，我看哪，斯万跟她相识已久，自己又绝非笨人，他不会心里没个底，她对他还有感情，这是不能否认的。我没说她不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可是外面沸沸扬扬的传闻你们想必也有所闻吧，照那些说法看来，斯万也不见得怎么样。斯万待她不薄，她毕竟是心存感激的，所以出乎大家意料，她在婚后温顺得像个天使。”
这一改变恐怕没有德·诺布瓦先生所说的那么不同一般。奥黛特原来以为斯万最终是不会娶她的；她每次话里有话地告诉他某某也和情妇结婚了，总见他冷冷的，不作一声，即便她直截了当说：“嘿，人家这么回报一个为他奉献了青春的女人，你不觉得很感人吗？”他也至多干巴巴地回答一句：“我没说这不好，人各有志嘛。”她甚至想，他也许真会像他在气头上说的那样，干脆把她甩了，因为她刚听一个搞雕塑的女士说过：“男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他们都是没心没肺的。”这个悲观主义的警句以其深刻透辟使她受到震撼，她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一有机会就加以引用，说话时沮丧的表情仿佛在说：“反正什么倒霉事都有可能发生，谁叫我碰上了呢。”于是乎，奥黛特觉得以前被她视为金科玉律的名言一下子就动摇了，那句乐观主义的名言是：“对爱你的男人，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呗，瞧他们那傻样儿。”她说这话时还总要眨眨眼睛，那副表情可以解读为：“别怕，他很乖的。”眼下奥黛特挺苦恼。她有个女友，前不久和情人结了婚，其实这个情人和她相处的时间还没奥黛特和斯万的长，她又没有孩子，可现在她挺受人尊重，被邀请参加爱丽舍宫的舞会；奥黛特不知道这位女友对斯万的做派会怎么想，为此而苦恼。倘若有一位目光比德·诺布瓦先生更深邃的医生，他想必能诊断出，使奥黛特变得乖戾尖刻的，正是这种羞辱感，她表现出来的那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性格，并非她的本性，并非不治之症，而且这位医生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预卜日后成为现实的事情，即一种新生活——夫妻生活会奇迹般地让这些见天发作，但并非器质性的顽症霍然而愈。对这桩婚事几乎人人感到吃惊，这本身倒叫人吃惊。想必很少有人明白，爱情完全是个主观的东西，它的创造性就在于能把我们身上的大部分性格特征附丽于另外一个人，而那个外加出来的人可以不同于世界上本来叫这个名字的这个人。因而，当世人看到有一个人，他和眼前所见的人并非同一个人，却能对我们有那么巨大的影响，往往会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就奥黛特来说，我们应该看到，她虽然未必对斯万在智力上的长处了解得很透彻，但她至少知道他的研究文章的题目和每个细节，对弗美尔的名字，她就像对自己裁缝的名字一样熟稔。斯万身上为人所不知，甚至为人所取笑的那些性格特点，她了解得很充分，这些性格特点有其可爱的一面，而唯有情妇或姐妹，才能真真切切地看见这可爱的一面；正因为我们执着于自己的这些性格特点，即便是有些自己想改掉的东西，也仍然会敝帚自珍，所以当一个女人对之抱着宽容、打趣的态度，如同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父母那般看待它们，长久的恋情就有了亲情的意味，变得温柔而坚强。当一个人和我们站在同一个立场来看待我们的缺点时，此人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神圣了。上面所说的那些特点，在斯万身上有的既是性格的表露，又是才智的体现，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性格的特点，所以奥黛特不难理解它们。斯万的这些特点在书信或谈吐中随处可见，人家也注意到了，可是当他从事写作、发表研究文章时，反响却那么寥落，奥黛特看在眼里很有些愤愤不平。她劝他把自己的长处表现得更淋漓尽致；这是因为她欣赏他性格上的这些特点，而她之所以欣赏，又是因为这些特点是他所有，而别人没有的，她希望贯穿他的作品的这些特点也能为人所知，也许不能说没有道理吧。也许她另外还有个念头，就是这些作品一旦为人瞩目和称道，就既能为他赢得成功和名望，也能使她得以实现一个梦想，了却平日出入维尔迪兰府邸心心念念放不下的一件天大的心事：有个自己的沙龙。
那些觉得这类婚事可笑的人，事情临到自己头上时会想：“我要是娶了德·蒙莫朗西小姐，德·盖尔芒特先生会怎么想，布雷奥代先生又会怎么说呢？”其实，早二十年斯万和他们原是一路，恪守同样的社交准则；当年斯万想方设法要加入骑师俱乐部，满心想风风光光地结一门亲事，好稳固自己的社会地位，跻身巴黎最显赫的名流之列。不过，这样的婚事在当事人心目中的形象，如同所有内心的形象一样，若要不致黯然褪色乃至消失殆尽，势必需要有来自外界的滋养。比如说有人伤害过你，你心心念念想羞辱他一番，可一旦你去了外国，从此不再听说他的名字，这份宿怨到头来就会变得不值一哂。如果一个人当初一心想进骑师俱乐部或法兰西研究院，为的就是某几位先生或女士，而此后跟这几位不相谋面长达二十年之久，那么无论这个团体还是那个机构，进不进就全都无所谓了。时日长久的恋情，有如退休、疾病或信仰改宗，会以另外的形象取代内心原有的形象。斯万娶奥黛特时，他无须放弃世俗的抱负，因为奥黛特早就已经把他从这些抱负跟前拉开(就这个词的抽象意义而言)。不过，对他来说，没有抱负要比抱负远大更为人称道。不体面的婚姻意味着牺牲相对优越的地位以成全一段美好的真情，因而世人对这种婚姻通常有着一份敬意(所谓不体面的婚姻，并不是指金钱关系的婚姻，凡由买卖关系而结合的夫妻，最终无一不为社会所接纳——因有此传统，有此先例，大家都避免不一视同人)。再说，斯万这人即使说不上**不羁，也算是有艺术家气质吧，让他和一个异族的女性(尊贵如奥地利公主也好，低微至寻常轻佻女子也罢)**，通过这种跟孟德尔[39]学说或神话传说中的杂交相近的方式与王室联姻，或与小户人家结亲，他说不定都会觉着艳福不浅呢。当初他考虑是否要和奥黛特结婚时，只担心一个人，就是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会怎么想，而且这种担心并非出于虚荣心。至于奥黛特，她全然没把这位公爵夫人放在心上，她想得到的只是那些直接在她之上的人，高踞云端之上的人她是不会去想的。每回斯万悬想出神，恍惚看见奥黛特成了妻子之时，他眼前一准会浮现自己带着她，还带着女儿，一起去见德·洛姆亲王夫人的情景，亲王夫人在公公去世以后旋即成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他不想把她俩带去别的府邸，兀自沉浸在想象出来的场景中，嘴里念念有词，忽而是公爵夫人在对奥黛特说起他，忽而是奥黛特在回答德·盖尔芒特夫人，公爵夫人对吉尔贝特宠爱有加，让他为女儿感到非常骄傲。他把那些场景的每个细节都想象得分外真切，好比一个人买了彩票，自己随意定了个奖金数额，然后想象自己中了奖，像煞有介事地盘算怎样用这笔钱。我们做出某一决定时，内心看见的形象往往会转而成为动机。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斯万娶奥黛特正是为了在没有外人在场，甚至没有旁人知道的情况下，向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引荐奥黛特和吉尔贝特。以后我们会看到，他对妻子和女儿仅存的这点世俗的抱负，恰恰在现实中碰了壁，被现实生活行使了绝对否决权，斯万直到临死，都还以为公爵夫人永远不会接见她俩。我们还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斯万去世以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跟奥黛特和吉尔贝特有了交往。其实，既然他把区区这么一件小事看得很重，那么，明智的做法也许是别把前景看得过于暗淡，相信她们早晚总会如他所愿相互认识，即使那是在他身后，他已经看不到那一天。因果关系会起作用，所有一切希望，就连原以为最渺茫的希望，应该说都有可能实现，但是这种作用有时候进展缓慢，而我们的意愿——想加快这进程，结果反而阻碍了它——甚至我们自身的存在，又都会使它变得更缓慢一些，要到我们不再有这种意愿，有时甚至要到我们生命停止之时，希望方能实现。斯万难道没有从亲身体验中知晓这一点，他和奥黛特的婚姻难道不就是生活中——犹如身后事的预兆——一种死后方至的幸福吗？这个虽然并没让他一见钟情，但毕竟让他满怀**爱过的奥黛特，当他娶她之时，他已经不再爱她，那个曾经渴望和她生活在一起，而后又为此陷于绝望的斯万，那时就已经死了。
我担心话题会从斯万身上扯开去，就说起巴黎伯爵，问德·诺布瓦先生他是不是斯万的朋友。“那当然。”德·诺布瓦先生转身对我说，那对蓝眼睛凝视着我这个小人物，纵横捭阖的手段和见微知著的才智闪现在目光中，犹如鱼儿浮游在水面上。“哦，”他对着我父亲说，“我想给您讲一件有趣的事儿，这大概算不得对我一向敬重的亲王殿下有所不恭吧(尽管我的身份并没有官方色彩，可我毕竟碍着这层关系，和亲王之间没有私下的交往)，不到四年以前，在中欧某国的一个很小的火车站上，亲王殿下偶尔看见了斯万夫人。当然，他手下的随从没人敢问他觉得这个女人怎么样。那样未免太出格了。可后来在一次交谈中有人提到她的名字，从某些颇为难以觉察而又毋庸置疑的迹象来看，亲王对她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
“难道就不能把她引荐给巴黎伯爵？”我父亲问。
“嘿!这可没人知道喽；王公贵胄的事情难说得很，”德·诺布瓦先生回答说，“向来予取予求的显贵，有时又会全然不顾民意，置言之有理的舆论于不顾，就为某人对他表示的爱慕之情，非要赏赐一番不可。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巴黎伯爵一向对斯万的忠诚赞赏有加，您别说，斯万有时候还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
“那么您对奥黛特的印象如何呢，大使先生？”母亲这么问，既是出于礼貌，也是出于好奇。
德·诺布瓦先生一改审慎有度的语气，以鉴赏行家的口吻断然回答：
“好极了!”
他懂得在谈话间流露自己对某位女性的仰慕之情，只要说得活泼愉快，便属于谈吐风趣，会格外受人赞赏。这位老资格的外交官轻轻笑起来；笑声持续了一段时间，他的蓝眼睛湿润了，布满细细红丝的鼻翼不住地翕动。
“她非常迷人!”
“先生，饭桌上有没有一位叫贝戈特的作家？”我怯生生地问，生怕话题从斯万家岔开去。
“对，贝戈特也在，”德·诺布瓦先生说道，彬彬有礼地朝我点点头，仿佛他有心向我父亲献殷勤，于是与我父亲有关的一切就都不能掉以轻心，就连我这么个孩子提的问题，也要郑重其事地对待，尽管以我的年龄，我还不习惯像他那样的大人对自己这么客气哩。
“我儿子不认识他，但对他很崇拜。”母亲说。
“哦，”德·诺布瓦先生说(他让我对自己的智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跟它相比平日里使我感到痛苦的那些怀疑就算不了什么了，因为我发现在我心目中高出我千倍万倍的最高贵的人，在他眼里只是差强人意而已)，“对此我可有不同看法。贝戈特是我所说的那种吹笛的人；尽管不自然，尽管很做作，但我得说他吹得还是不错。不过也只是还不错，仅此而已。在他松垮拖沓的小说中，根本找不到能称之为结构的东西。没有情节——即便有也很贫乏——尤其没有深度。他的作品，毛病就在于缺乏根底，可以说是无根之木。这个时代，生活内容愈来愈复杂，一般人很少有时间看书，而欧洲局势风云变幻，也许不妨说正处于剧烈动**的前夜，危机四伏，问题丛生。因此您想必会同意我的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有权要求一位作家不光会耍耍笔杆打打趣，要求他不能让我们沉溺在言不及义、流于形式的夸夸其谈之中，忘记了我们随时都面临来自内外两方面的蛮族入侵的危险。我知道这样说对学院派那些先生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有亵渎之嫌，可是如今的时代自有比推敲词句、讲究音韵更紧迫的任务。贝戈特的文字有时候颇能打动读者，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从总体上说是柔弱的、纤细的、缺乏气魄的。联想到您对贝戈特过甚其词的赞誉，我觉得更理解您刚才给我看的那段文字了。我应该告诉您，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再提它了，既然您自己已经说过那只是小孩瞎写写罢了(我是这么说过，可我心里根本没这么想)。人孰无过，何况年轻人呢？其实，别人心里也和你有一样的想法，自以为是一代诗人的绝非您一个人。不过从您给我看的习作里，可以看出贝戈特给了您坏影响。当然，如果我说您没学到他的长处，想必您也不会吃惊，因为他毕竟是某种写作风格的行家里手，尽管那是一种很肤浅的写法，但是在您这个年龄，您还是没法儿把它学到手的。您犯的是同样的毛病，别出心裁地先把一些音调铿锵的词罗列出来，而后才考虑它们的意蕴。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即使在贝戈特的作品中，那种玩弄形式技巧的叠床架屋，那种迂夫子式的钻牛角尖，也让我觉得无聊之极。一个作家刚写了点让人看着顺眼的东西，好些人马上大惊小怪地说那是了不起的杰作。杰作哪有这么容易出现呢!贝戈特写过的所有作品，或者按我的说法他的全部家当里，没有一本小说称得上意气风发，没有一本书值得让人摆在书橱显眼的位置。我看连一本也没有。而他的为人更等而下之，比作品又不知差了多少。哦!有人不无幽默地说过，要认识一个作家，最好还是读他的书，贝戈特正好给这句话当个注脚。您别想找到有谁会比他更人不如文，他的人比他的作品更加自命不凡、故作正经和孤傲不合群。时而还很俗气，说话像一本书，还不是他自己的书，而是乏味的书(他自己的书倒不然)。贝戈特就是这么个人。这种思维紊乱、举止迂阔的人，前人称之为冬烘先生，一件本来就无趣的东西，经他的嘴讲出来，越发让人反感。有人说过，我记不清是洛梅尼[40]还是圣伯夫说的了，维尼[41]就这毛病叫人讨厌。可是贝戈特又岂能写出《森-马尔斯》和《红封蜡》[42]那种有些篇章堪以传世的作品呢？”
德·诺布瓦先生刚才对我请他看的习作发表的意见，使我沮丧之极，想到我平日写篇短文，甚至认真思考一下都觉得那么力不从心，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智力极为贫乏，生来就不是当作家的料。当初在贡布雷，是曾有过一些很肤浅的印象，读贝戈特的书也有过一些感受，当时自以为它们有着重大的价值。我写的那篇散文诗，就反映了这些印象和感受；但这些为骗人的幻影所迷惑的印象或感受，不可能让德·诺布瓦先生上当，他一眼就能看穿它们。适才他让我明白了自己的身份有多么低微(当一位心地纯良而又聪明绝顶的内行从外部客观地看我之时)。我满心懊丧，感觉自己在变小；我的头脑有如一种大小依所装容器而定的流体，先前充斥着名曰天才的巨大容器，此刻却被德·诺布瓦先生一下子封死、压紧，顿时变成可怜兮兮的一小团东西。
“我和贝戈特的相识，”德·诺布瓦先生转向我父亲说，“说起来还颇有些跌宕起伏(也不妨说颇为有趣)。几年前，贝戈特到维也纳旅游，当时我在那儿当大使；他经德·梅特涅亲王夫人[43]介绍，来使馆拜会我，想让我邀请他出席招待会。按说他写了这么些书，在某种意义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一种很狭隘的意义上也算是给法兰西争了光，我作为法国政府的驻外使节，可以不因对他的私生活有所非议而不理他。可是他还有个旅伴，他要我连那位女士一并邀请。我想我并不是个古板的人，况且又是单身，我即使比结过婚、有了家室的其他大使把使馆的门开得稍稍大一些，也未尝不可。但是说实话，我觉着其中有一种近乎耻辱的意味，让我难以接受，联想到贝戈特书里那种凛凛然，或者直说吧，那种教训人的口气，我就更觉得作呕，他在作品中翻来覆去，带着几分——这是我们私下说说——颓废的色彩剖析自己痛苦的疑虑、病态的愧疚，为一丁点儿的过错，可以写出一大通冗长的说教(我们都知道这种说教有多少分量)，而在私生活里，他居然行事这么轻率，脸皮这么厚。总之，我没有搭理他，亲王夫人来说项也没用。所以我想这位仁兄对我不会有好感，至于斯万同时邀请了我们俩，不知他心里作何想法。总不见得是他自己向斯万提的吧。不过也难说，他终究是个病人嘛。这恐怕也是他唯一的借口了。”
“晚宴上斯万夫人的女儿也在吗？”我趁着随大人往客厅而去的机会问德·诺布瓦先生，这时我的激动不像端坐在明亮的餐桌跟前时那么容易让人看出。
德·诺布瓦先生似乎在记忆中搜索了片刻：
“对了，是个十四五岁的姑娘吧？没错，我记得主人在饭前给我介绍了他们的这位女儿。她好像没待多久，很早就去睡觉了。要不就是去小朋友家了，这我记不太清楚。看来您对斯万家的人很熟悉啊。”
“我常和斯万小姐一起在香榭丽舍公园玩儿，她真好。”
“哦，明白了!的确如此，我也觉得她很可爱。不过我得承认，她可比不上她母亲，但愿我这么说不至于伤害您炽热的感情。”
“我更喜欢斯万小姐的脸，不过也很崇拜她母亲，我常去布洛涅树林，就盼着看见她从路上经过。”
“噢!我要转告她们，她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德·诺布瓦先生说这句话时，有那么一小会儿的神情是我熟悉的，我在很多人的脸上见到过这样的神情，他们听我说斯万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的父辈都是受人尊敬的经纪人，他的住宅很漂亮，便以为只要遇到别的同样的聪明人，同样受尊敬的经纪人同样漂亮的房子，我都会这么讲的；这就好比一个神志清楚的人在和一个疯子讲话，却又不知道对方是个疯子。在德·诺布瓦先生想来，看着漂亮女人觉得赏心悦目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所以逢到有人兴高采烈地说到某位漂亮的女士，有教养的人理应有所表示，让人觉得你相信他是堕入情网了，拿这一点开开玩笑打个趣，然后拍胸脯说一定帮他促成好事。当他许诺向吉尔贝特和她母亲提到我的时候(有了这一许诺，我就可以像奥林匹斯山的神祇那样化作一缕轻烟，或者像密涅瓦[44]那样改扮长者，叫人认不出地进入斯万夫人的客厅，引起她的注意，牵动她的思绪，让她感念我的爱慕，认为我是一位要人的朋友，觉得我值得被邀参加她家最亲密的活动)，这位将要利用他在斯万夫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来帮助我的要人，骤然在我胸中激**起一股浓郁的温情，我情不自禁地想去吻他的手，吻那双白皙而起皱、仿佛在水中浸得时间太久的手。但我还是克制住了这阵冲动，心想刚才这想吻未吻的神态，幸好别人没有看到。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要准确地判断自己的每句话、每个动作给旁人印象究竟如何，是很难的事；我们既怕把自己看得太高，又惯于把别人生活中的种种记忆所占的空间想得太大，所以总以为我们言谈、举止的琐屑碎片未必会进入谈话对方的脑海，更谈不上留在记忆之中。其实罪犯翻供在心理上也基于类似的假设，他们总以为现在这么说了，别人不见得有什么东西可以对证。即便就拿人类千年文明这样一个话题来说，报纸专栏作家认为一切都会被遗忘，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一切都会被保存，何以见得专栏作家的观点就一定更接近事实呢？就是同一份报纸，头版的社评在谈某个事件、某篇杰作，尤其是某位红得发紫的女歌星时，对我们说：“十年以后，还有谁会记得这些事、这些人呢？”而在第三版上，铭文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却在津津乐道存世时间可以上溯到法老年代的事件和作品，一桩本身无关紧要的事情，一首全然无足轻重的诗歌，那些院士不照样说得出来龙去脉吗？对短促的人生而言，也许情形并不完全如此。若干年后，我有一次去朋友家做客，刚好德·诺布瓦先生也在那儿，我马上把他当作我所能遇到的最可靠的保护人，因为他是父亲的朋友，一向待人宽容，对我们更是乐于帮助，而且由于职业和出身的原因，说话极其谨慎。不料大使先生一走，有人就告诉我说，他方才隐隐约约地提到以前的一次晚宴，暗示他当时看见我想去吻他的手。我一听这话，顿时脸红到了耳朵根，德·诺布瓦先生竟然会这样说到我，他竟然会有这样的记忆，我实在是料想不到，一下子惊呆了。这人的嚼舌，让我明白了在人的精神活动中，走神或专心、记忆或忘却，居然都可以达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程度；当初我读马斯佩罗[45]的书，第一次看到作者竟能一一写出公元前十世纪随同亚述巴尼拔[46]一起狩猎的那些人的姓名，着实吃了一惊，而此刻我的吃惊，实在不亚于当时的那一惊。
“哦，先生，”当德·诺布瓦先生说他要把我对吉尔贝特和她母亲的爱慕转告她们时，我对他说，“要是您这么做了，要是您对斯万夫人说起了我，我将终生感激不尽，我会永远听候您的差遣!可是我想告诉您，我并不认识斯万夫人，还没人给我引见过呢。”
我略一迟疑补充说了那句话，是不想让他觉着我在吹牛，故意说成和斯万夫人有过交往。但话没说完，我就感到说了也是多余的，我刚向他表示感谢，他的神情就无异于朝我的满腔热情泼了一瓢冷水。只见他的脸上露出犹豫、不快的神色，眼睑下垂，斜斜的目光(就像一幅透视图中表现某个面的透视关系、直逼视平线而去的斜线)凝视着心目中另一个无形的对话者，而他俩的对话，是此前一直在和他交谈的那位——这儿就是我——无须听见的。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我原以为自己说的那些话虽说不及表达胸中涌动着的感激之情于万一，但想必能打动德·诺布瓦先生，让他决定过问一桩在他只是举手之劳却会叫我欣喜万分的事情，其实也许唯有那些话(即使放在所有对我怀有恶意的人煞费心机想出来的种种坏话中间)起到的效果恰恰是让我指望落空。这就好比你刚和一个陌生人聊起对身旁过路人的印象，两人谈得挺投机，都觉得那些人俗气，冷不丁那人犯病了，摸摸口袋若无其事地说了句：“可惜我没带枪，要不他们一个也甭想跑得了。”这句话犹如一道鸿沟，一下子把你俩隔开了。德·诺布瓦先生知道，结识斯万夫人、去她府上拜访是极其平常、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也看出我的情形大不相同，这件小事对我而言弥足珍贵，因而想必困难重重。于是他心想，在我表现出的看似正常的愿望背后，一定还有某种不可告人的想法、某种令人生疑的目的、某种先前犯下的过失，之所以至今没人替我转达我的心意，原因就是人家知道那会惹斯万夫人生气。我心里明白，德·诺布瓦先生是决不会为我转达这份心意的，哪怕一连几年他天天都看得见斯万夫人，他也不会提到我一个字。稍后几天，有一次他从斯万夫人那儿打听来了我想知道的什么事，托我父亲转告我。但是他认为没有必要说出自己在为谁打听消息。所以她并不知道我认识德·诺布瓦先生，而且渴望去她府上。也许这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糟；既然我认识德·诺布瓦先生这事本身就不一定管用，那么我渴望见到斯万夫人更未见得能为它增添分量了。对奥黛特来说，她自己居家过日子平常得很，其中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也没有半点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一个熟人的过访，在她眼里绝不会有我所感觉的那种传奇色彩。这不，我都恨不能拿块石头写上我认识德·诺布瓦先生，隔着窗子扔进斯万夫人家里去呢：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么做是粗野了些，可是传递的信息会使我在女主人眼里的形象高大起来，她不会因此不高兴的。其实我也知道，就算德·诺布瓦先生转达了我的心意，也不会有什么用，而只会引起斯万家对我的恶感，可是我不可能有勇气对大使先生说一声“无须费心”(倘若他答应了替我转致仰慕之意)，也不可能有勇气放弃那份欢乐(无论结果会有多惨)，那份因我的名字和我本人同时出现在吉尔贝特面前，同时进入我那么陌生的家庭和生活而得到的欢乐。
德·诺布瓦先生告辞以后，父亲随手翻看晚报；我又想起了拉贝玛。聆听她念台词的乐趣，由于及不上当初的期待而亟望充实，迫不及待地吸收一切可供作养料的东西，德·诺布瓦先生称赞拉贝玛的优点即在此列，我的心灵把这些优点一饮而尽，犹如久旱的草地把洒下的水一下子吸干。父亲把报纸递给我，指给我看上面的一则报道：“《菲德尔》演出盛况空前，艺术界及评论家名流荟萃一堂，拉贝玛夫人饰演菲德尔一角大获成功，为她辉煌的演艺生涯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这次堪称轰动戏剧界的重要演出，本报还将做更详尽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最权威的评论家一致认为，此次演出对拉辛笔下最完美、刻画最精细的人物菲德尔做出了全新的诠释，堪称我们时代有幸见到的最纯净、最高贵的艺术表现。”我一见到“最纯净、最高贵的艺术表现”，便觉得这个新鲜的想法跟我在剧场里体验到，但还嫌不够的欢愉很相似，而且补充了它的不足，从而形成某种令人振奋的东西。我脱口喊道：“她真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有人大概会觉得我并非完全出自内心，但我们何不想想那许许多多的作家呢，他们对自己刚写出的东西不满意，而当他们去读一篇赞颂夏多布里昂天才的文章，或者想起某个令他们心仪的大艺术家，比如说哼起贝多芬某一乐句的时候，他们会玩味其中忧伤的情思，比照自己想在文章中表现的类似情感，脑子里充斥了天才之想，回头看自己的作品便也觉得其中大有才情，不再是原先想的那般模样，于是撇下“信德”二字对自己说：“毕竟不错啊!”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促成他们最终如此自得的全部因素中，有一个因素是夏多布里昂的华美篇章，他们沉湎于对这些篇章的回忆，拿它们和自己的作品相提并论，可是那终究不是他们写的呀；我们又何不想想那许许多多受尽情妇欺骗，却总相信她爱着他的男人呢；还有，那些悲痛欲绝的丈夫想到自己已经失去但仍然爱着的妻子，那些艺术家想到将来得以享受的荣耀之时，企盼的不都是旁人无法理解的永生吗？而另一些人企盼身后万事皆空，觉得这样才放心，不就因为理智告诉他们，否则死后就得为自己赎罪吗？再想想那些游客吧，尽管已经被日复一日的旅程弄得疲乏不堪，可你要是去问他们这次旅游开心不开心，他们不照样兴高采烈地说好吗？你想，我们头脑中有那么多想法杂处共存，但凡要让自己开心的想法，哪一个不是先像寄生虫一样从邻近的不同想法身上攫取养料，而后才发展壮大的呢？
父亲不再提起我的职业生涯，母亲可似乎不大高兴。她最放心不下的，是没有一套生活准则来约束我的任性。所以我想，感到惋惜的并非我放弃外交官的前程，而是我居然选择了文学。“你就别管了，”父亲大声说，“干什么事都得有兴趣才行。再说，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他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不会再改了，他应该明白怎样才能生活得舒心而有意义。”以后生活得舒心不舒心，先不去管他，反正父亲让我自己做主的这番话，当天晚上折腾得我不得安生。尽管这种出乎意料的亲切让我一时激动得想抱住他，吻他胡子上方红润的脸颊，只是怕他不高兴才忍住了。我就好比一个作者，眼看平时浮现脑际的种种思绪，因其尚未脱离自己而显得并无多大价值的种种遐想，竟然要让出版商费神挑选纸张，用说不定过于漂亮的字体来印刷，心里有些惴惴不安；我自问我的写作冲动是否真有那么重要，值得父亲给予这样的关爱。可是，他说我的爱好不会再改变，说我会让自己生活得舒心，却引起我忧心忡忡的两点猜疑。一是父亲这么说，言下之意是(尽管我每天都觉着还站在全新的生活的门槛前面，它将从明天才开始)我的生活已经开始，而且今后的生活不会再有多大改变。第二点其实只是上面一点换了个形式，那就是我已不再置身于时间之外，而是受它制约，有如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当我在贡布雷把身子埋在遮阳柳条椅里读小说，关注着那些人物的生活的那会儿，我曾为他们无法挣脱时间的摆布而伤心过。从道理上说，我们知道地球在转动，可事实上我们感觉不到这转动，我们行走时，脚下的地面看上去根本没在动，让人尽可放心。在生活中，时间也正是如此。小说家为了让读者感觉到时间的流逝，非得把时针拨得飞快，叫人在十分钟里过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可。在这一页的开头，某人还是个充满憧憬的恋人，可到了下一页的末尾，我们看到他已是八十老翁，在一座养老院的院子里步履蹒跚地散步，往事已不记得，人家的问话也不搭理了。父亲说的我“已经不是孩子，兴趣不会再变”云云，让我一下子觉得自己置身在时间之中，虽然还不是养老院里智能衰退的老人，也已经是那些小说中的主人公，由着作者以漠然(因而更残忍)的口吻在书末告诉读者：“他离开乡间的次数愈来愈少，就在这儿终老了……”
父亲担心我们会对贵客有所微词，先自对着妈妈说：
“我承认这位诺布瓦老爹是有点，照你的说法，有点背时。他说问巴黎伯爵‘太出格’，我真怕你会当场笑出来。”
“才不会呢，”母亲说，“一个这么有地位又上了年岁的人，还能保持这份童心，我是非常欣赏的，这说明他为人正直而且极有教养。”
“一点不错!他还很机灵、很聪明，这我都清楚，他在委员会里跟在这儿完全不一样，”父亲大声说，妈妈赞赏德·诺布瓦先生，让父亲很高兴，他一心想让她知道，这位先生比她想的还要棒，因为，正如戏弄好贬低、真诚是好拔高的，“他怎么说来着……‘王公贵胄的事情难说得很……’”
“对，就是这么说的。我当时就注意到了，真是很巧妙。看得出他阅历很深。”
“奇怪的是，他居然会去参加斯万夫人家的晚宴，而且在那儿遇见的人个个举止端方，有的还是官员。这些人斯万夫人是从哪儿弄到的？”
“他那句俏皮话‘上那座屋子去的好像都是男士’，你可曾注意到？”
两人追想德·诺布瓦先生当时的神态，就像回忆布雷桑或蒂隆在《女冒险家》或《普瓦里埃先生的女婿》中念某句台词的语调。不过，对德·诺布瓦先生说过的话感到最受用的，当数弗朗索瓦兹，甚至好几年过后，只要有人提起大使先生曾经称她为第一流的厨师，她还会笑逐颜开，这个荣誉称号当时由母亲赴厨房代为颁布，犹如国防部长转达来访君主检阅后的道贺。其实还是我比妈妈先去厨房，因为弗朗索瓦兹这位残忍的和平主义者答应过我，宰杀兔子时不让它太受罪，我得去看看情况究竟怎样；弗朗索瓦兹让我放心，说那一刀干净利落，“我从没见过这么乖的畜生，一句话也不说就断了气，倒像个哑巴似的”。我对动物的语言知之甚少，便对她说兔子也许不像母鸡那么会叫。“不见得吧，”弗朗索瓦兹对我的无知颇不以为然，用不屑的口气对我说，“谁说兔子叫得不如鸡凶啦？它可叫得响多了。”弗朗索瓦兹接受德·诺布瓦先生的称赞时，神情自豪而坦然，目光欣喜而——有那么一瞬间——充满智慧，犹如一个艺术家在听别人谈论他的艺术。母亲曾经送她到几家大饭店去观摩大师傅烧菜。那天晚上我听她管最有名的饭店叫小馆子，觉得挺逗，就像以前听说演员的演技未必和名声相符一样。“大使先生说了，”母亲对她说，“您做的冷牛肉和蛋奶酥，别的地方是吃不到的。”弗朗索瓦兹静静地听着，谦虚的表情中透出受之无愧、根本没在乎大使头衔的神气；德·诺布瓦先生把她当大厨，她也就很友好地说他“是个好心的老家伙，和我一样”。他来做客的那会儿，她挺想看他一眼，可又知道妈妈最恨有人在门窗后面探头探脑，心想别的仆人或看门人会告诉妈妈她在偷看(在弗朗索瓦兹眼里，嫉妒和谗言无处不在，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她的想象中作祟，正如耶稣会会士或犹太教徒搞阴谋的念头老在某些人脑子里打转)，所以她只敢从厨房里往外瞅，“免得夫人有闲话”。她觉得德·诺布瓦先生挺机灵，“就像勒格朗丹先生”——其实他俩没有一点相像之处。“哎，”母亲问她，“这是什么道理呀，为什么别人做肉冻总比不上你呢？”——“我也不晓得这是什么回事。”弗朗索瓦兹回答说(她不大弄得清，至少在某些场合，什么和怎么用法上的区别)。不过她说的有一半是实话，因为她无法——或者说不愿——揭示她的肉冻或奶油的奥秘，风雅绝俗的女子对自己的装扮、享誉舞台的演员对自己的歌喉，都有类似的情形。她们的解释往往让人不得要领；我们家这位厨娘亦然。“他们用的火太猛，”她在回答中评说大饭店的厨师，“火候又不调匀。烧牛肉哇，得烧得像块海绵，那才能把汁水都收进去。不过有一家小餐馆，我觉得他们还算会烧。肉冻跟我的当然还不一样，可也算不错了，蛋奶酥里奶油也放得挺多。”——“是亨利饭店吗？”父亲刚走过来，他和同事定期去加荣广场的这家饭店聚餐，所以这么问道。“哦，不是!”弗朗索瓦兹说，柔和的话音里藏匿着鄙夷之心，“我在说一家小饭馆呢。亨利当然挺好，可那不是饭馆，那是……一爿饭铺!”——“韦伯饭店？”——“啊!不是，先生，我说的可是个好饭馆。韦伯在王宫街，可那不是饭馆，那是啤酒馆。我不知道他们可曾伺候您用餐来着。我想他们只怕连餐桌布都没有，菜盘就那么往桌上一放，马虎极了。”——“西罗饭店？”弗朗索瓦兹微微一笑：“哦!那儿我看菜不怎么样，倒是有好些交际场(弗朗索瓦兹说的交际场，就是指交际花)。那是小伙子去的地方。”我们看到，不动声色的弗朗索瓦兹，对那些有名的厨师来说是个可怕的同行，就连最嫉妒、最自负的女演员想必也不会比她更可怕。但我们又感觉到她对这门手艺的态度还是端正的，对传统也是尊重的，因为她接着说：“不，我说的是个做家常菜的饭馆。人家门面还不小哩，先前生意也红火来着，赚了不少苏呢(节俭的弗朗索瓦兹用苏数钱，不像那些浪**子用路易数钱)。夫人是认识的呀，过了大街往右，再靠后些……”原来，她半是骄矜半是天真地说了半天，要为它讨个公道的饭馆就是……英吉利咖吧。
新年到了，我先是和妈妈一起跑亲戚家。妈妈怕累着我，事先(由父亲相帮画了张路线图)把要去的人家按地区，而不是按亲等关系分成几批。有个远房亲戚住得比较近，我们就最先去她家，不料刚一进客厅，母亲就大惊失色，原来我有个舅舅的好朋友正在那儿吃着冰糖栗子，这个舅舅最是多疑，听到这位朋友说我们走亲戚没从他那儿开始，一准会生气；照他想来，我们理应先从玛德莱娜大教堂到植物园(他家就在那附近)，然后回到圣奥古斯坦街，再过河去医学院街。
走完亲戚家(外婆说她家就不用去了，因为我们要去吃晚饭)，我奔到香榭丽舍公园，把一封信交给那个老板娘，请她转交斯万家的仆人，那人每星期要去那儿买几次香草面包。这封信，从吉尔贝特让我感到痛苦的那一天起，我就决意要在新年交给她。我在信中说，我俩从前的友情随着旧岁而消逝了，从元旦这天起，我将忘却我的忧愁和怅惘，我俩将建立起一种新的友谊，它坚实，没有力量能摧毁，它美好，我但愿吉尔贝特能费心呵护，让它永远这么美，也希望她能像我对自己承诺的那样，一旦发觉它可能受到伤害的苗头，就马上告诉我。回家的路上，弗朗索瓦兹让我在王宫街的拐角上停一下，她在那个露天摊铺上给自己挑了两件新年礼物：庇护九世[47]和拉斯帕依[48]的照片，我呢，买了张拉贝玛的照片。这位女演员为成千上万的人所仰慕，却始终只回以这张脸容，千篇一律，一成不变，有如一个没有替换衣服的人身上的那件衣衫，呈现在这张脸上的永远是嘴唇上方那细细的褶皱、那挑起的眉毛，以及别的一些脸部特征，看来看去都是它们，都是些让人担心有一天会经不住火烧或碰撞的东西。这张脸，单独这么看我并不觉得很美，可是它使我有一种联想，从而渴望吻它，不仅因为它想必承受过许许多多的吻，还因为我觉着，在那么些照片中间，它仿佛正以妩媚动人的目光和有意显得清纯的笑容呼唤更多的吻。拉贝玛在菲德尔角色掩饰下**的那些欲念，想必对许许多多年轻人都曾有过，而凭她的名声为她增添的美丽、帮她永驻的青春，那些欲念在她原也是轻易就能满足的。天色暗下来了，我驻足在剧院的海报柱前，圆柱上贴着拉贝玛元旦上演剧目的海报。一阵湿润的和风轻轻拂过。这是个我熟悉的时节啊；我心头一动，预感到元旦这一天和其他日子不会有什么不同，它并不是一个新世界的开始，这个新世界有如一尘不染的创世纪初，让我可以重新认识吉尔贝特，仿佛还不曾有过以往，仿佛她有时让我感到的惆怅，连同预示日后惆怅的迹象，都一扫而光：在这个新世界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唯有一件事是往日就有的：我要吉尔贝特爱我。我明白，我的心企望在它周围重建一片新天地，取代未能满足它的旧天地，是因为我的心没有变，我想吉尔贝特的心也不见得会变；我感觉到新的友谊依然是那样，正如重新开始的岁月不会和从前隔着一条鸿沟，我们的意愿无法影响和改变新的一年，而只能悄悄地给它换个不同的名称。我枉然把新的友谊献给吉尔贝特，我要按自己的意愿赋予新年这一天特殊的印记，就好比要把宗教理念加给莽莽苍苍、自生自灭的大自然，只会是徒劳无功；我觉着它并不知道人家称它为新年，它毫无新意地结束于霭霭的暮色：在吹拂着海报柱的晚风中，我又认出，又感觉到了以往岁月中那种永恒的、习以为常的况味，那种熟悉的湿润的空气，那种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的意蕴。
我回到了家里。我刚过了一个老年人的元旦，它不同于年轻人的元旦，不是因为它没给他们带来新年礼物，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有新年这回事了。新年礼物我收到了，可并不是能让我喜欢的礼物，并不是吉尔贝特的信。但我毕竟还年轻，我可以给她写信，向她诉说我孤独的眷眷之情，以期唤起她同样的情感。步入老境的可悲，在于人老了就提不起兴致写这样的信了，他们知道写了也没用。
睡下后，节日入夜仍喧闹的街市声使我无法入眠。我想到将在欢乐中度过这一夜的人们，想到那个情人，想到此刻也许还在剧场门口的人群，他们想必在海报预告的今夜演出结束之时等候拉贝玛出来。我想让不眠之夜被这些思绪搅得乱麻似的心情平静下来，但我没法儿让自己相信拉贝玛也许并没涉足爱河，她念的台词，她久久浸润其中的诗句，随时都在提醒她爱情是多么美妙，她要是不懂爱情，又怎能把观众曾经感受过——但被她演得分外强烈，而又充满匪夷所思的柔情蜜意——的种种**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打动每个观众的心呢？我重新点燃蜡烛，再一次看着她的脸。想到这会儿她大概正被那些男人拥在怀里，我既无法阻止他们把销魂而朦胧的欢乐给予拉贝玛，也不能阻止她接受这欢乐。我内心的激动比肉体的想望更使我痛苦，我的愁绪在号角声中变浓，从一家小酒馆传来的号声，有如四旬斋后的狂欢日或别的什么节日之夜的号角，但由于没有了诗的意境，听起来比“林子深处的夜晚”更忧郁。此时此刻，我所需要的也许并非吉尔贝特的信吧。我们的愿望会相互干扰，在生活的纷繁中，幸福很难得恰恰降临在企盼它的愿望上。
天气晴朗时，我仍然去香榭丽舍公园，街旁那些粉红色的精致房舍，看似沐浴在(当时正好水彩画展很风行)云朵轻盈飘过的天空中。要是我说当时就觉得加布里埃尔[49]的建筑与周围的楼房属于不同时代，而且比它们美得多，那便是说谎了。当时在我的心目中，工业宫，或者说至少特罗卡代罗宫吧，是更有风格的，而且我自认为它们是更古老的建筑。我的少年时代沉浸在一种**不安的睡梦之中，那时漫步经过的街区，也都被披上了梦幻的色彩。我怎么也想不到王宫街上会有一座18世纪的建筑。倘若有人对我说，圣马丁门和圣德尼门，这两件路易十四时代的杰作，跟那些脏兮兮的地区别的房舍不是同一时期的建筑，我准会感到吃惊呢。但有一次，我驻足在加布里埃尔的那座宫殿式建筑跟前，久久地注视过它；当时夜色已经降临，在月光中失去质感的廊柱仿佛是纸板剪成的，使我想起轻歌剧《俄耳甫斯在地狱》中的布景，第一次给了我美的印象。
吉尔贝特好久没来香榭丽舍了。可我需要见到她，因为我连她的模样都要想不起来了。我们怀着寻觅、焦急、苛求的心情望着心爱的人，期待着她说出答允或拒绝第二天约会的那句话，这句话一旦说出，我们又顿时会或欣喜或沮丧，甚至喜忧参半。正因为如此，我们面对心爱的人时，整个精神状态是战战兢兢、恍恍惚惚的，无法集中注意力从她那儿获取一个清晰的影像。对于千头万绪的形态、形形色色的味道以及一个鲜活的人的(通常我们没怎么想去了解这个人时，往往是听任他静止的)动作来说，要想单凭视觉去了解超出视觉范围的东西(尽管同时启动了所有的感官)，也许本身就是一种奢望。我们所爱的人是在动的，我们的记忆中永远只有拍坏的照片。我真的想不起吉尔贝特脸的模样，记起来的只是她把脸向我舒展开来的那些美妙瞬间：我只记得她的微笑。我苦苦回想，就是想不起来她那可爱的脸容，却恼怒地看见两张脸异常清晰地从记忆中浮现出来，那是管木马的男人和卖麦芽糖的老板娘的脸，它们于我一无所用，却印象那么深：就像一个人痛失亲人之后，辗转反侧见不到那亲爱的身影，却老是在梦中遇见那些平时醒着也不想见到的家伙，真叫人气不打一处来。这些人无法在心中再现引起自己悲痛的对象，就歉疚地自责忘记了悲痛。而我，既然回想不起吉尔贝特的容貌，也就几乎以为自己已经忘记她，不再爱她了。幸好她终于又来玩了。她差不多天天都在我心中埋下希望的种子，让我期盼着下一天能从她那儿得到新的惊喜，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对她的一腔柔情是天天更新的。然而有一件事，突然一下子改变了每天下午两点我这份爱情的况味。也不知是斯万先生发现了我写给他女儿的信呢，还是事情早就发生，但吉尔贝特一直没说，这会儿为让我多加小心才告诉了我？那天我对她说，我对她的父母充满敬意，不料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暧昧的、沉吟的、神秘兮兮的表情，每当有人说起她要做些什么、买些什么或者拜访哪些人家的时候，她总会有这样的表情。稍过一会儿，她突然对我说：“您得知道，他们可看不上您!”说完又像个水中精灵——她经常这样——放声大笑起来。她的笑往往和她的说话反差很大，犹如音乐中的不协和音那样，在另一个空间位置画出了一个看不见的层面。斯万先生和斯万夫人并没要吉尔贝特停止和我玩耍，但据她想，他们心里但愿她当初根本不曾遇到过我。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我和她的关系，不相信我的真诚，总觉得我会把他们的女儿带坏。斯万以为我属于那种轻率孟浪的年轻人，在我的印象中，那种年轻人讨厌他所爱姑娘的父母，当面说好话，背后却和她一起取笑他们，叫她别听他们的话，一旦把他们的女儿弄到手，就甚至不许他们见她。这些行径(最卑鄙的家伙也不至于干得出)跟我心里涌动着的对斯万的感情相差十万八千里，我相信他倘若知道我的这片真情，一定会后悔自己对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我壮起胆子写了一封信，把我对他的感情一五一十写了上去，然后托吉尔贝特交给他。她答应了。唉!想不到他居然真的把我看成一个骗子了，我在长长16页信纸上诚心诚意向他吐露的情感，他居然不相信：这封信和我对德·诺布瓦先生说的话同样真诚、同样满怀热情，结果也同样糟糕。第二天，吉尔贝特把我带到一条小径边上的月桂树丛后面，和我各自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告诉我，她父亲在看她转交的那封信时，耸了耸肩膀说：“这毫无意思，只能说明我看得挺准。”我出于纯洁的动机，满腔热忱向他倾诉的一片真情，他看了竟然无动于衷，不改正自己荒谬的错误，想到这儿我有些愤愤然。我这么想，当然是因为我那时认定了这是一个错误。我觉得我已经把我胸襟磊落的一些不容置疑的特点描述得极其精确，斯万看了以后居然还不能体察我的心迹，马上跑来向我认错，请求我的原谅，那只能说明他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崇高的情感，所以无法理解别人的这种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