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在斯万夫人身旁
母亲听说要请德·诺布瓦先生来吃晚饭，不禁为戈达尔教授还在旅行途中，而她自己又跟斯万断绝了往来感到遗憾，否则初次莅临舍下的前大使阁下想必会对这两位先生很有兴趣。父亲回答说，像戈达尔这样体面的客人、有名的学者，请他作陪绝无不妥之处，可是斯万一向喜欢炫耀，在社交圈有一丁点儿的关系也要到处张扬。对于这种装腔作势的俗人，德·诺布瓦侯爵想必会觉得，按他的说法，腻味。父亲的回答需要解释几句，有人也许还记得当初的戈达尔颇为平庸，而斯万在社交礼仪上的谦恭和审慎，堪称娴雅之极。但他们可能有所不知，这位小斯万，这位骑师俱乐部的斯万、我们家的旧友，后来又添了一重(看来未必是最后一重)身份，那就是奥黛特的丈夫。为了迁就妻子卑微的名利欲，他把自己既有的天性、想望、能耐，无不尽力调整到一种新的状态，一种和那位伴侣合拍的、水平远低于从前的状态，因而他的表现和以前判若两人。既然是和妻子一起在新结识的人们中间开始新的生活(他仍旧和自己的朋友单独往来，只要人家不主动要求，他一般不把奥黛特介绍给他们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用以衡量这些新相识身份的标准，或者说衡量他接待他们时自尊心得到满足的愉悦程度的对照基准，当然不是婚前社交圈里的精英，而是奥黛特早先的那批熟人。可是，即便你知道了他想结交的是些举止并不优雅的官员，部里举办舞会的花瓶、心智未必健全的女性，当你听说至今还挺有风度地把特威克纳姆或白金汉宫的请柬悄悄藏在衣袋里的斯万，居然为部长办公室某位副主任的夫人回访斯万夫人而大喜过望，你恐怕还是会大吃一惊的。
有人也许会说，斯万当初的优雅洒脱，在他其实只是名利心的一种比较隐晦的表现形式，所以我家的这位老朋友就像某些犹太人一样，会在自己的举动中渐次演示这个种族所经历的各种生存状态：从没有心计的附庸风雅到毫无遮拦的粗鲁鄙俗，直到无可挑剔的彬彬有礼。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在一般意义上适用于整个人类的那个原因，还在于我们的修养并不是自由自在的、随意游动的东西，我们没法儿让它一直保持无拘无束的状态；它最终会和我们认为应让它有所体现的种种举止联系起来，由于这种联系过于紧密，一旦出现看似不同的其他场合，我们就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意识不到我们的修养也应当体现在那些场合。斯万周旋于新交之间，忙得不亦乐乎，而且提起他们时颇为自得，这很像那些谦虚、慷慨的大艺术家，他们倘若晚年醉心于烹饪或园艺，就会对别人称赞他们烧菜或拾掇花坛的恭维话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心满意足，听不得一点批评——这样的批评如果针对的是他们的杰作，他们反倒处之泰然；要不然就是白送人家一幅油画毫不在意，玩多米诺骨牌却输不起四十枚苏，使性子，发脾气。
至于戈达尔教授，我们在较远的后文中还会花不少篇幅提到他，那是在女主人[1]位于拉斯普利埃尔城堡的府上。目前有关他，只要了解下面的情况就可以了。对于斯万，我们不妨说他的变化是让人吃惊的，因为我在香榭丽舍见到吉尔贝特的父亲那会儿，这个变化已经发生，我却一点儿也没看出来——不过，他当时没和我说话，就是要显摆那些政界朋友也没法儿显摆呀(说实话，即便他那么做了，我也未必看得出他的名利心很重。年深日久对一个人形成的看法，足以障蔽我们的耳目；拿我母亲来说，她有个侄女抹口红，有三年之久她视而不见，仿佛那口红全都悄悄地溶解在一种**里了；后来有一天，也不知是口红抹得太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出现了所谓过饱和的现象；原先看不见的口红，一下子凝结起来，母亲突然发现了眼前这浓艳的颜色，就跟在贡布雷时一样，大声说这简直是丢人现眼，并从此跟这个侄女几乎断绝了一切往来)。可是对于戈达尔，情况正相反。其一，他看着斯万初进维尔迪兰府的那段时光，已经相当遥远；随着岁月的流逝，荣誉和头衔接踵而至。其二，一个人尽管没有文化修养，爱玩愚蠢的文字游戏，照样可以富有文化修养所无法取代的特殊才能，比如军事统帅或医学圣手。在同行眼中，戈达尔绝非单凭资历熬成欧洲名医的平庸之辈。年青一代中的佼佼者说得斩钉截铁——至少在若干年内不会变；但凡时髦的东西都诞生于变化的需要，因而时髦的想法早晚也得变——他们一旦患病，唯有戈达尔是自己能以性命相托的名医。当然平时他们更愿意跟那些温文尔雅、有艺术气质的主任医生交往，谈谈尼采和瓦格纳。
戈达尔夫人在家里举办晚会，招待丈夫的同事和学生，指望他有朝一日能当上医学院院长。有人在客厅演奏音乐时，戈达尔先生通常不愿洗耳恭听，宁肯到隔壁的小客厅去打牌。不过，他的目光和诊断之敏捷、深邃和准确，可谓有口皆碑。其三，从戈达尔教授和我父亲这样的人谈话的态度，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人生进入中年以后，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尽管常常还是，但未必一定就是年轻时性格的增补或缩减；它有时候会和当初的性格截然不同，完全倒个个儿。戈达尔年轻时那种迟疑不决的神情、那种过分羞怯或亲热的举止，曾使他备受讥嘲，唯有宠爱他的维尔迪兰夫妇家是个例外。后来也不知是哪位好心的朋友帮了他，劝他要让自己的神情看上去冷若冰霜。而地位一变，要做出凛然的态度就更容易了。在维尔迪兰府上，他会本能地重又变成他自己，此外无论在什么场合，他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轻易不开金口，一旦开口，用的是不容置辩的口气，而且总忘不了说些让人不快的事情。他的这种新的处世态度，对病家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他们以前没有见过他，根本无从比较，一旦得知他并非一个生性粗鲁的人，反而会感到惊讶呢。他尽力使自己对什么事情都无动于衷，即便在医院当班时抛出几个谐音文字游戏，把所有的人，从主任大夫到见习医生，都逗笑了，他也照样绷着脸，剃掉了胡子和唇髭而变得让人认不出的脸上，没有一丝肌肉动一动。
最后还得说一下这位德·诺布瓦侯爵是谁。他曾在战前出任全权公使，在五月十六日危机期间出任大使，但令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此后他又不止一次被激进派内阁委以重任，代表法兰西政府执行特殊使命——诸如出任埃及债务稽查专员，他表现出处理金融事务的卓越才干，在任内做出重要贡献；这样一个激进派内阁，持保守立场的人士通常会拒绝为之效力，而以德·诺布瓦先生的经历、观点和社会关系，按说他也不该得到这个内阁的信任。然而这些激进派的内阁部长似乎意识到，这样的任命足以表示事关法兰西民族最高利益时，他们胸襟的坦**，非一般政客所能及，《论坛报》称他们为股肱之臣，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总之，一个贵族姓氏所具有的威望，一次出人意料的遴选所产生的戏剧性效果，足以让他们从中得益。他们也知道，请德·诺布瓦先生出山绝无后患，完全不必担心他会在政治上有二心，侯爵的出身不但无须戒备，反可看作一种担保。在这一点上，共和派政府没有看错。这首先是因为，一个贵族从小把自己的姓氏看作任何力量都无法褫夺的一种固有优势(与他地位相仿或出身门第更高的人，对这一优势的价值都有相当准确的认识)，知道自己无须像诸多布尔乔亚那般，汲汲于发表见解不俗的高论、结交观念正统的人士而落得徒劳无功的结局，他明白那并不会为自己增添半点光彩。另一方面，他又生怕被身份高于自己的亲王或公爵家族看轻，知道唯有在自己的姓氏上增添它所没有的东西，才不至于被他们小觑，而且倘若现在就和他们平起平坐的话，有了这些东西他就高他们一头了：那便是政治上的影响、文学或艺术上的声誉，以及巨额的资产。布尔乔亚乐滋滋想要攀附的过气小贵族也好，一位亲王不会因此心存感激的华而不实的友情也好，他一概懒得去耗费精力，他把自己的精力慷慨地用于帮他谋得使馆职位或竞选赞助的政客(即便他们是共济会成员)，用于帮他在不同领域中脱颖而出的艺术家或学者，用于所有能够助他一臂之力，让他赢得新名声或富裕婚姻的人。
不过就德·诺布瓦先生而言，长期的外交官生涯造就了他身上那种消极、保守、因循守旧的所谓政府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为所有政府所共有，尤其是政府下属使馆所共有的办事作风。德·诺布瓦先生积多年职业生涯之经验，对反对派那些多少带有某种革命性、再怎么说也是不适当的手段，充满厌恶、恐惧和鄙视。在市井平民和上层社会里都有一些见识浅薄的人，所谓人以群分在他们看来只是说说而已，而对大部分人来说，让他们相互靠拢的并非观点的一致，而是精神上的契合。一位气质和勒古维[2]相近、应该是古典主义信徒的院士，会由衷地为马克西姆·杜冈或梅茨耶尔对维克多·雨果的颂词鼓掌，却宁愿冷落克洛岱尔对布瓦洛的褒扬。凭着对民族主义的共同信仰，巴雷斯足以赢得选民的支持(他们想必并不很了解他和乔治·贝里先生有什么不同)，却无法拉近他和法兰西学院同人之间的距离，那些同人和他政见一致，但气质不同，所以宁愿抛下他去为政敌里博和德沙内尔先生捧场，而这两位先生又让铁杆的保皇党人感到比莫拉斯和莱翁·都德更靠近自己，尽管那二位也希望王朝复辟。德·诺布瓦先生说话不多，不仅仅是出于谨慎持重的职业习惯，也是由于每个字词在他眼里自有它的分量，自有它微妙的含义，像他这样的人，为使两国修好花费的十年心血，也就不过——在一篇演讲或一份备忘录中——归纳、体现为一个形容词而已，而在这个貌似平常的形容词中，他们却看到了整个世界的风云变幻。因此，德·诺布瓦先生在外交委员会里素以冷峻著称。而在这个委员会开会时，他总跟我父亲并肩而坐，大家祝贺父亲居然赢得了这位前任大使的友谊。而对于这份友谊，第一个感到吃惊的就是父亲。因为他生性不太随和，平日里除了几个要好朋友以外，不大有人爱和他交往，对此他一向是爽爽快快承认的。他感到大使先生主动接近自己，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每个人对别人的好恶都基于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因人而异，即便一个人智力出众、情感细腻，你照样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照样可以不喜欢他，另一个人口没遮拦、嘻嘻哈哈，在大多数人眼里显得无聊、浅薄，你却说不定对他大为欣赏。“德·诺布瓦又请我吃饭了；真是怪事。大家都很惊讶，因为他平时在委员会里跟谁都没有私交。我知道他准是又要对我讲一八七〇年战争那些让人激动的往事了。”父亲知道，德·诺布瓦先生也许是唯一提请皇帝陛下关注普鲁士的军备扩张和战争企图的人，俾斯麦曾对他的才智倍加赞许。而且最近，在歌剧院为迪奥多兹国王举行的盛大晚会上，报界人士注意到国王陛下和他交谈了很长时间。“我得打听一下，国王陛下的这次来访是否当真意义重大，”父亲这样对我们说，他向来对外交事务很感兴趣，“我知道诺布瓦平时是个守口如瓶的老头，可他跟我无话不谈。”
至于母亲，也许大使先生并没有她最欣赏的那种才智。不妨这么说，德·诺布瓦先生的谈吐集了一种职业、一个阶层、一个时代——对这种职业、这个阶层而言，这个时代很可能永远不会完全终结——所特有的老式词语之大成，我有时很后悔没把听到他说的那些话原原本本记下来。否则我就可以有一套现成的旧语汇，就像王宫剧院的那个演员可以毫不费力地拿出一顶顶帽子，人家问他这些令人惊奇的帽子是从哪儿找来的，他回答说：“帽子不用去找。我一直藏着呢。”总之，我觉得母亲认为德·诺布瓦先生有些过时，这并不是说他的举止有令她不快之处，而仅仅是指他的言辞——甚至不包括观念，因为德·诺布瓦先生的观念还是很时尚的——并不使她觉得有趣。不过在她看来，既然他对自己丈夫表现出极为难得的情谊，那么在丈夫面前称赞这位外交官，就是体贴丈夫，有意让他高兴了。她对父亲推崇德·诺布瓦先生给予肯定，进而鼓励他对自己也做出较高的评价。她觉得这样做就是尽到使丈夫生活愉快的本分，正如她用心操持家务，让菜肴精美可口、仆人悄没声儿一样。她不会对我父亲说谎，所以她尽力让自己学会看大使先生的优点，以便能真心实意地赞扬他。再说，她自然也感受到了他那谦谦君子的风度、稍稍过时的礼节(考究到近乎刻板，比如他正挺直高大的身躯走在路上，一看见我母亲乘马车经过，会赶紧把刚点着的雪茄扔得远远的，抬起帽子向她致意)、极有分寸的言谈——尽量少谈自己，时时想到说些能让对方高兴的话，而他回信之迅速及时，更是出乎她的意料。往往我父亲刚把一封信寄出，回信就来了。父亲看着信封上德·诺布瓦先生的笔迹，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莫非两封信碰巧错过了：简直就像邮局专门为他增设了收费很贵的开箱时间。母亲赞叹他尽管那么忙依然见信即复，尽管交游广阔依然谦和有礼，她没想到这些“尽管”正是没被注意的“因为”，其实(就像老人的年事之高、国王的平易近人、外省人的博闻强识使人惊讶一样)，德·诺布瓦先生处理事务果断干练，作复来信井井有条，社交场上风度怡人，对待我们殷勤有加，这些都是习惯使然。何况，母亲正如所有过于自谦的人，错就错在总把与自己有关的事置于他人之下，也就是置于其他事情之外。她觉着父亲的这位朋友每天要写许多信，还能如此迅速地给我们回信，着实令人赞佩。她把他给我们的回信放在那么多信件之外，没看到这仅仅是其中的一封；同样她也没考虑到，来我们家吃晚饭，在德·诺布瓦先生只是社交生活众多活动中的一项而已：大使先生在外交生涯中已经惯于把饭局看作公务的一部分，展示优雅风度在他也早就习惯成自然，硬要他在上我们家吃晚饭时放弃这种习惯，未免就过分了。
德·诺布瓦先生第一次来家里吃晚饭的那年，我还常去香榭丽舍公园玩耍，这次晚餐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就在那天下午，我终于获准去看拉贝玛日场演出的《菲德尔》[3]，还因为和德·诺布瓦先生的谈话使我突然以一种新的方式意识到，有关吉尔贝特·斯万和她父母的一切在我心中唤醒的情感，跟这一家庭在其他任何人心中激起的情感有多大的不同。
眼看新年假期临近，而吉尔贝特事先告诉过我，假期里我不能见她，我的情绪变得非常低落。母亲大概看到了我无精打采的样子，想让我解解闷，就对我说：“如果你仍然那么心心念念要去看拉贝玛的戏，我想你父亲也许会答允的：可以让外婆带你去呀。”
父亲会答允，是因为德·诺布瓦先生对他说过，应该让我去看拉贝玛的演出，对一个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值得珍藏的回忆。父亲在这以前一直反对我在他所谓无聊的事情(这一说法使外婆大为愤慨)上浪费时间，去冒生病的危险，但听了德·诺布瓦先生的话以后，大使推荐的戏剧在他眼里俨然就成了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秘诀之一。外婆向来认为看拉贝玛的演出对我很有好处，但是为了我的健康，她忍痛割爱舍弃这些好处，自己也做出重大牺牲，现在得知单凭德·诺布瓦先生的一句话，我的健康就变得可以忽略了，她不由得大为吃惊。她信奉唯理论，医生嘱咐我多呼吸新鲜空气，每天早睡，在她看来这就是金科玉律，我要违反它们会让她着实不安。她伤心地说我父亲：“您太轻率了。”父亲气呼呼地回答：“怎么，现在是您不肯让他去!这未免太过分了吧，一直唠叨说这对他有好处的不就是您吗？”
德·诺布瓦先生帮我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改变了父亲的观点。父亲一直想要我当外交官，而我一想到有一天要被派到外国的首都去当大使，吉尔贝特却不会在那儿，就受不了——即使在派遣出国之前还能在外交部待一阵子。我本来可以重温文学的旧梦，把当初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时放弃的计划再拾起来，可是父亲一向反对我以写作为业，他认为这根本称不上职业，远非外交官的前途可比，直到有一天听了德·诺布瓦先生的话才断然改变观点。那天，对新一代外交官员没有好感的德·诺布瓦先生用很肯定的语气对我父亲说，当作家照样能赢得世人的尊敬，照样能做出一番事业，而且比当大使更能具有独立的人格。
“呣!这我可没想到，诺布瓦先生完全不反对你搞文学。”父亲对我说。他本身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所以在他看来，只要和有声望的人一谈，什么事都能搞定，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哪天从委员会出来，我把他带来吃晚饭，你和他谈谈，让他对你有个好印象。先写点东西吧，到时候可以拿给他看。他跟《两个世界》杂志社的社长很熟，可以给你引荐，老头挺机灵，会有办法的。确实，他似乎认为如今的社交界……”
不用跟吉尔贝特分离的幸福前景令我向往，可我就是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去给德·诺布瓦先生看。写了开头几页，我就再也写不下去了。自己竟然这么没用，连德·诺布瓦先生下次来做客，让我可以永远留在巴黎的机会都抓不住，我不禁痛哭流涕。唯有想起可以去看拉贝玛的演出时，心中的悲苦才得以排遣。但是，正如我看暴风雨要去海边看最猛烈的狂风骤雨那样，我看这位出色女演员的戏，要看她饰演古典戏剧中的角色(斯万告诉我，她扮演这些角色堪称炉火纯青)。这是因为，当我们心存能有珍品发现的期盼去感受大自然或艺术给我们的某些印象时，我们不会愿意让心灵中留给这些印象的位置被其他琐细的印象所占据，那些印象唯其琐细，更容易使我们对至美的真正意义产生误解。拉贝玛在《安德洛玛克》《任性的玛丽阿娜》[4]和《菲德尔》中的形象，让我心向往之。我相信，只要一听见拉贝玛朗诵那有名的诗句：
听说您要出走，远离我们而去，
殿下，……[5]
我就会如痴如醉，有如被一艘冈多拉载往佛拉里教堂和斯蒂沃尼的圣乔治学院[6]，不胜渴慕地拜倒在提香和卡尔帕乔的画作跟前。尽管我早已见过黑白版的印刷品，但每当想起(好比想到一次旅行终将启程)我将见到它们沐浴在灿烂的阳光和金色的嗓音之中，我的心就怦怦地跳。卡尔帕乔和威尼斯、拉贝玛和《菲德尔》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我而言这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也就是说，是不可分割的；所以，纵使我在罗浮宫的展厅里见过卡尔帕乔的画，或者在我从没听说过的一出戏里看过拉贝玛的表演，我也没法儿再感受到那种无比美妙的惊喜，那种犹如在一件不可思议的、我千百次梦见过的东西面前睁开双眼的惊喜。再说，我期待着从拉贝玛的表演中感受到高贵、痛苦的某些真谛，因而总觉得她若能在一部真正的杰作中表现她的高尚、真实，而不是给一部平庸无聊的剧本点缀些许真实、美好的东西，那么她的表演就会更有高度、更真实。
其实，倘若我去看拉贝玛的一出新戏，想必难以对她的表演、台词做出评价，既然我事先没看过剧本，自然就无法辨别哪些是剧本原有的，哪些是她的音调、姿势赋予它的，对我来说，音调、姿势和剧本是结成一体的。而古典作品我烂熟于胸，在我眼里它们是专门为我保留的广阔空间，我可以在里面自由自在地欣赏拉贝玛充满灵感、新意迭出的表演，一如欣赏画笔在墙壁上尽兴挥洒。可惜的是，前几年她离开大型剧院的舞台，到一家通俗剧院去给他们当了台柱，从此不再见到她演出经典剧目。我天天在海报跟前细细寻找，但看来看去只看到新戏广告，那些剧本都是一些时髦作家为她量身定做的；但有一天上午，我在海报上寻找元旦前后的日场剧目，忽然看见——在演出的后半场，前面还有一部大概不值一提的戏，戏名跟剧情有关，我对剧情一无所知，所以不懂那是什么意思——拉贝玛夫人演出《菲德尔》中的两幕，接下来两天还有《交际花》[7]和《任性的玛丽阿娜》，这两个剧名就如《菲德尔》一样，我实在太熟悉了，它们在我眼里是透明的、通体发亮的，而在光亮后面有着艺术的微笑。后来在报上看到拉贝玛夫人亲自决定重新献演若干保留剧目时，我更感到这些剧目为拉贝玛增添了几分高贵。这么看来，她知道有些角色在一炮打响、演出大获成功过后，依然魅力长存；她知道自己塑造的这些角色好比博物馆的珍品，无论对观赏过它们的那代人，还是对未曾见过它们的下一代，都会有所教益。她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在供人消遣的那些戏中间，加进了《菲德尔》，这个剧名不比其他的长，印的字体也和其他的一样，犹如晚宴的女主人在邀请客人入席时，向你一一介绍宾客的名字，在那些平平常常的名字中间，你听见她同样徐缓的声音：“阿纳托尔·法朗士先生。”
给我看病的医生——当初不许我旅行的那位——劝我爸爸妈妈别让我去看戏；我会生病的，说不定还会拖得很久，总之我会得不偿失，没得到多少乐趣，却要吃许多苦头。倘若我对这次看戏的期待仅仅是欢乐，那么既然事后的痛苦会抵消这欢乐，我很可能就此却步。但是——和我梦寐以求的巴尔贝克或威尼斯之旅同样情况——我在这场演出中期盼的并非欢乐，而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生真谛，那是一个比我生活其中的世界更真实的世界，而我一旦得到这些人生真谛，就再也不会由于这无意义的生命存在中的任何琐事(纵使这些琐事会带给我肉体痛苦)而失去它们了。况且，看演出时所能感受到的欢乐，在我看来就是感悟这些人生真谛可能必不可少的程式；但愿医生预言的身体不适等到演出结束那一刹那才开始，而不至于影响我看演出的效果，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医生来过以后，父母都不想让我去看《菲德尔》，于是我恳求他们。我一遍又一遍地背诵那段台词：
听说您要出走，远离我们而去……
而且用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调，好让自己在听到拉贝玛让人意想不到的语调时懂得它的妙处。拉贝玛的表演将使我领悟的神圣的至美，有如神祇隐身在后面，帷幕遮住我的视线，在我的想象中它时时变换着形象，而那些形象都来自我记忆中贝戈特书中的词语——吉尔贝特找出来的那本小书里的一些词语：高贵的仪态，赎罪的基督徒身穿的粗麻衣，冉森派教徒苍白的脸色，忒赛的王后和克莱芙王妃，迈锡尼的戏剧，德尔斐的符号，太阳的神话，它们日日夜夜萦绕在我心灵深处长明的祭坛上，而这位女神能否在她未显真身的地方卸去她的面纱，从此把她崇高的美留在我的心间，却要由我那严厉而又轻率的父母来定。我凝神望着那难以捉摸的形象，从早到晚想着如何冲破家里给我设置的障碍。然而一旦障碍拆除，当母亲——尽管日场演出的那天正好就是委员会举行例会，会后父亲要把德·诺布瓦先生带来用晚餐的日子——对我说“呣，我们不想让你难过，你要是觉得看戏很开心，那就可以去呀”，当那场演出对我开了禁，去不去看全由我自己决定之时，我第一次考虑到这究竟合不合适，除了父母不许我去的理由，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理由让我放弃这个念头。首先，觉得父母心狠的怨气已经消释，他们的同意使他们在我眼里变得那么亲切，想到我会让他们感到难过，我先自难过起来，生活的目的仿佛不再是寻求人生的真谛，而是维系可贵的亲情，生活得好不好，似乎也只取决于我父母开心不开心。“我想还是不去的好，要不你们会伤心的。”我对母亲说。谁知她却竭力让我打消她会不高兴的想法，告诉我那样去看《菲德尔》会扫兴的，而她和爸爸不再阻止我，正是不想扫我的兴。可这么一来，我感到为拥有那份欢乐而承担的责任太沉重了。其次，眼看假期已近尾声，吉尔贝特马上就要回来，要是我生了病，能很快痊愈去香榭丽舍公园吗？我把这些理由跟拉贝玛隐藏在面纱后面的完美放在一起权衡，掂量孰轻孰重。我在天平的一边搁上“惹得妈妈不高兴，说不定没法儿去香榭丽舍”，另一边搁上“冉森派教徒苍白的脸色，太阳的神话”；可是这些词语对我来说毕竟是朦胧晦涩的，它们没法儿告诉我更多的东西，因而变得没有什么分量。我的迟疑不决渐渐变成了内心的痛楚，所以，如果我当即选择去剧院，那无非是为了终止这份迟疑，了断这桩事情。我听任自己不是被引向睿智女神，却朝着那既无面孔又无名字、在面纱下悄然替换了女神的命运之神而去，也只是为了让自己少受些痛苦，而并非期盼精神上的启示或经不住至美的**。可是突然间出现了新情况，去看拉贝玛表演的愿望变得更迫切了，我满怀喜悦、急不可待地等待这场演出：我每天像柱头修士[8]那样离不开剧院海报圆柱，近来愈站愈苦，这一天却只见圆柱上破天荒贴着一张糨糊未干的《菲德尔》海报(不过说实话，那上面其他演员的名字对我没有丝毫吸引力，和我去不去看戏毫不相干)。我一直犹豫不决，思绪游移于多个目标之间，此刻这张海报让其中一个有了更为具体的形态，而且——由于海报上署的日期不是我看到的当天，而是剧目上演的日期，还写明了开场时间——这个目标已经很迫近，几乎就在眼前了。一想起这一天的这一时刻，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马上就能看到拉贝玛出现在台上，我兴奋得在圆柱跟前又蹦又跳；我生怕爸爸妈妈来不及给我和外婆预订两个好位子，就拔腿往家里跑去，一路上疯疯癫癫的，满脑子想的不再是冉森派教徒苍白的脸色和太阳的神话，而是那两句奇妙的话：正厅前座谢绝戴帽女士，两点过后不得入场。
唉!我看的这第一场戏让我大失所望。父亲说好去委员会上班时先把我和外婆送到剧院。出门前，他对妈妈说：“晚餐得好点哦；你还记得我要带德·诺布瓦先生来吃饭吧？”母亲当然没忘记。弗朗索瓦兹从前一天起就忙开了，有机会显露一下自己在厨艺上的天赋，她本来就求之不得，等到听说来的是一位新客人，得知菜单上有她的那道秘制冻汁牛肉，她更是兴奋不已，充满创作冲动。她对原料的内在质量要求极高，视之为作品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她亲自去中央菜市场选购优质臀尖肉、牛腱子和小牛蹄，好比米开朗琪罗花八个月工夫在卡拉拉[9]山区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挑选优质大理石块。母亲瞅着这个老女仆兴冲冲地出出进进，暗自担心她会劳累过度而病倒，犹如当年为美第奇家族雕刻墓碑的大师[10]病倒在彼得拉桑塔采石场。从前一天起，弗朗索瓦兹就差人把裹上面包屑、看似粉红色大理石的腿肉送到面包铺去烘烤，她管这叫Nev'York火腿。她低估了语言的丰富性，对自己的耳朵也不那么相信，所以想必在第一次听人说到York火腿时，以为——在她看来，既然有了New York[11]，就不大可能再有York这个词，否则岂不是太浪费？——自己听错了，对方其实是想说她知道的那个名字。从此以后，但凡瞅见纸上写着New(她读作Nev')，她就觉得听见或看见后面还有个词儿：York。所以她对帮厨女工说下面的话时，的确是诚心诚意的：“你上奥利达的铺子去给我买块火腿。夫人关照过要Nev'York火腿。”且说那一天，弗朗索瓦兹身上洋溢着艺术大师充满自信的**，我却体验了探索者苦涩难言的焦虑。诚然，在看拉贝玛的舞台演出之前，我还是心情愉快的。站在剧场前的小广场上，我乐滋滋地心想，两个小时后煤气路灯点起，把每根枝丫都照亮，那些光秃的栗树就会泛出金属般的光泽；检票员站在剧场门口，他们的遴选、升迁，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那位伟大的女演员——剧院上下，真正掌权的就她一人，那些任期短暂、有名无实的经理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只是虚应故事而已——检票员接过我们的票子，瞧也不瞧我们一眼，心里担忧的是不知拉贝玛夫人的吩咐是否告诉了那些新来的，他们是否明白她在台上时千万不能让雇来的观众鼓掌捧场，她不上场时所有的窗都得打开，而等她一上场就连门也得关好，还得在她旁边观众看不见的地方放一壶热水，让台上的灰尘不会朝上扬：这不，当她那辆套着两匹长鬃辕马的马车停在剧院门前，她裹在裘皮大衣里下得车来，懒洋洋地朝迎候的人们挥挥手，然后差遣随从去过问一下前台包厢的位子是否已给朋友留好，正厅里的温度是否合适，楼厅包厢里坐的是些什么人物，女引座员的服饰是否妥帖。对她而言，剧院和观众只是她将要穿上的另一件大衣，只是她的才华将要在其中通过传导性能或好或差的介质而已。我坐在剧场里也感到很开心；原先我心想，既然——跟我长久以来天真幼稚的想象全然不同——所有观众看的是同一个舞台，那大概就像游乐场里一样人头攒动，没法儿看清舞台上的表演了；但现在我明白情况并非如此，剧场设计的格局，一如全知全觉的象征，让每个观众都觉着自己是剧场的中心。我想起有一次妈妈给弗朗索瓦兹买了顶层楼座的票，让她去看一出情节剧，她看完戏回来说，她的座位是剧场里最好的位子，离舞台一点不远，她反而觉着舞台的帷幕离得那么近，神秘而清晰，让她心生怯意呢。我听到低垂的帷幕后面传来嗡嗡的声音，就像鸡雏即将破壳而出似的，这时我心里更是充满了欢乐。声音渐渐变响，突然间，从那个我们的视线无法穿透、它却能看见我们的世界，传来三下响声，这无比威严的响声无疑是冲着我们来的，犹如火星传来的信号那般振奋人心。舞台上——大幕升起以后——呈现一张书桌和一个壁炉，都挺不起眼，暗示即将上场的人物并非要来朗诵台词，就像我有一回在晚会上见过的那种演员，而是在自己家里平平常常过着日子的普通人，他们看不见我，我却闯进了他们的生活。这时候，我的心里依然是愉悦的。一阵短暂的不安，搅扰了一下愉悦的心情：就在我侧耳静听，等着演出开始的当口，两个男人走上台去。他俩看上去很光火，说话声音很响，坐得下一千多人的剧院里，每人都能听清他俩的话(要是有两个人在小咖啡馆里吵架，那可得问侍应生才能知道他们吵些什么了)；此时，我惊讶地看到观众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出头叫他俩住嘴，大家都安安静静地坐在位子上听他俩吵，这儿那儿还会响起几下笑声。我恍然大悟，那两个放肆的家伙原来是演员，那出小戏(所谓的开场戏)这就已经开始了。这场戏演完，接下去的幕间休息时间很长，回到座位上的观众等得不耐烦，跺起脚来。这让我很担心；平时在一份庭审公告上看到某人仗义执言，挺身而出为无辜的被告做证，我就会担心人家待他不够亲切，没有表示足够的谢忱，没有好好地酬答他，以致他在心灰意冷之余，转向不义的一方；同样，天才演技和高尚品格相比之下，我担心这些没有教养的观众——我想，要是情况相反，拉贝玛能欣慰地看到观众中不乏她颇为看重他们观感的知名人士，那有多好——无礼的举动会使拉贝玛感到气恼，自暴自弃不好好演戏来发泄对他们的愤懑和蔑视。我用央求的目光望着这些跺脚的粗人，我来这儿孜孜以求的那种脆弱而珍贵的印象，眼看要被他们的放肆毁于一旦了。幸好，我的好心情总算持续到了《菲德尔》的前面几场。菲德尔的角色直到第二幕开头还没出场；可是大幕升起不久，通常有名角上场才用的红色丝绒二道幕也拉了开来，现出舞台深处的场景。一位女演员从里面出来，她的容貌和嗓音都与我听人说的拉贝玛很相像。想必今天她换了个角色，我花了那么多心思琢磨忒赛妻子的角色，算是白费劲了。但这时另一位女演员开了口。我把前一位当作拉贝玛，大概是认错了，因为这第二位的外貌，尤其是念台词的声调，更像拉贝玛。她们俩朗诵台词都伴以高贵的姿势——她们把优雅的系肩扣无袖长裙稍稍提起之时，我看得很清楚，而且明白这些姿势和台词的关系——以及抑扬顿挫的声调，时而激昂，时而揶揄，让我体察到台词中蕴含的微言大义，那是我在家里念这些诗体韵文时不曾意识到的。突然间，门框般的圣殿帷幕拉开，一个女人出现在红色帷幕开启处，我马上变得比拉贝玛本人更担心，生怕有人开窗惹恼她，生怕有人搓弄节目单干扰她的朗诵，生怕观众对别人拼命鼓掌，对她却鼓掌不热烈，让她感到不高兴；我的注意力也变得比拉贝玛更专注，从此刻起，剧场、观众、演员、台上演的戏和我自己的身体，在我心目中都只不过是一种声音介质而已，它的意义仅仅在于有助于传播她的声音。我知道，我先前欣赏的两位演员不能跟我即将聆听她的声音的拉贝玛相比。然而就在此时，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下来；我竖起耳朵，凝神定睛望着拉贝玛，唯恐漏掉一丁点儿精彩之处，可是一无所得。在她的对白和表演中，甚至没有那两位演员舒扬的声调和美妙的姿势。听她朗诵台词，有如我自己在念《菲德尔》，或者说，我此刻听到的仿佛就是菲德尔本人在说话，拉贝玛并没有以她出色的演技为这些台词增添任何光彩。我但愿她的每句台词都能在我耳畔停住，每个表情都能在我眼前定格，好让我细细琢磨，体会它们的妙处。至少，我想凭借活跃的思维，调动感官的功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每句台词、每个姿势上，一点一滴也不放过，当点点滴滴汇聚起来，全神贯注的我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研究它们。可惜这一点一滴的时间真是转瞬即逝!一个音节刚进入耳朵，另一个音节接踵而至。有一场戏里，背景是大海，拉贝玛举手齐额凝立在舞台上，由于灯光的缘故，全身披着绿莹莹的光，此时全场掌声雷动，我正想好好琢磨这个画面，可是她却已经不在刚才的位置了。我对外婆说我看不清楚，她把手里的观剧望远镜递给我。但是，当你相信事物的真实性时，借助人为的方式来看清它们，跟你感觉到自己就在它们近旁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心想我看到的已不是拉贝玛，而是她在镜头里的影像。我放下了望远镜；可是说不定肉眼看见的因距离而变小了的影像，也未必真切。这两个拉贝玛，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呢？至于她对伊波利特说的那段话，那是我一直寄予很大希望的，既然其他女演员连挺平常的对白都能念得那么出色，时时让我对剧作的意义有所领悟，那么这段精彩的对白一定会让人听得回肠**气，拉贝玛朗诵这段台词的语调，想必是我在家里念剧本时根本想象不到的。可是，拉贝玛还不如演厄诺娜和阿丽丝的那两个演员呢，她就那么平铺直叙地念着台词，按说其中强烈的对比，即使不很聪明的演员，甚至普通的中学生，也不会感觉不到的呀。而且她念得那么快，我直到听完她念最后一句，才意识到这种单调的节奏是她一开始就有意采用的。
终于，我的赞佩之情油然而生：是全场观众的狂热掌声激发的。我使劲拍手，想让这掌声持续得更久，但愿拉贝玛出于感激而演得更出色，这样我就能肯定自己看的是她最精彩的一次演出。奇怪的是，赢得观众一片掌声的——我事后知道——恰恰是拉贝玛表演新意迭出的地方。仿佛有某些超验的现实，在这些出彩的表演周围发送着射线，观众感受到了它们。举个例子，就好比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一支军队在边境不知是处于困境，还是遭受败绩，或是全线告捷，传来的消息含糊不清，有识之士无法从中做出判断，对民众的群情激奋颇为惊讶，一旦从专家那儿得知了确切的军事情报，他们又不能不承认民众对重大事件周围的光晕特别敏感，哪怕远在数百公里之外，也能感觉得到。前线是否打了胜仗，当然不妨等到战事结束以后去了解，但从看门人的笑脸其实马上可以知道。要知道拉贝玛哪儿演得最精妙，固然可以等看完戏一个星期再看评论，但当场听听正厅后排观众的喝彩也就有数了。不过这种直接来自民众的认识，常常和许多错误的判断混在一起，掌声往往是盲目的，何况鼓掌会形成一种惯性，前面鼓了掌，后面也就跟着了，好比暴风雨中波涛汹涌的海面，不见风势变猛，浪头却依然愈掀愈高。不过你还别说，我不停地拍手，当真觉得拉贝玛演得更棒了。“瞧，”邻座一个举止有些粗俗的女观众说道，“她这下可卖力啦，拍打自己使的劲够猛，又是满场那个跑呀，这才叫演戏哪。”我庆幸自己找到了拉贝玛胜人一筹的理由，可心里不免犯疑：这岂不就像一个农夫瞅着《蒙娜丽莎》和本韦努托的《珀耳修斯》称赞说：“真不赖!有两下子!瞧画得多细!”我沉湎于俗趣盎然的粗酒了。大幕一落下，想到我梦寐以求的欢乐就不过这么一点，心头依旧一片怅然，但同时又渴望这点欢乐能持续下去。我毕竟在剧场的氛围中待了几个钟头，出了剧场大厅，我就得告别这个氛围，我不想那样。要不是心里还存着听来客多谈谈拉贝玛的指望，一路回家就会像踏上流放之途了——这位今天的来客、拉贝玛的崇拜者，就是让我得以观看《菲德尔》的德·诺布瓦先生。晚饭前父亲把我叫进他的书房，让我见过德·诺布瓦先生。我进门时，大使先生立起身来，向我伸出手，弯下高大的身躯，用一双蓝眼睛盯着我。当年他代表法国政府常驻国外，会见的那些途经的外国人都是——即使著名歌手也算在内——贵宾，他知道将来有一天在巴黎或彼得堡，人家提到这些名字时，他可以说自己还清楚地记得和他们在慕尼黑或索非亚共度良宵的晚会，所以他养成习惯，态度亲切地向他们表示，认识他们他深感荣幸。再说他认为，长期生活在各国首都，在结识来来往往的名流的同时，对当地各色人等也有所接触，这有助于对不同国家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以及欧洲的文化演变进程有一种深入的、从书本上无法得到的理解。所以每当结识一个陌生人，他总要用犀利的目光审视对方，以便立时知晓自己面前是个怎样的人。政府早已不再派他出任驻外使节，但是只要有人给他引见一个陌生人，他就会用那双眼睛——仿佛它们从来不曾看见过任免令——开始细细观察对方，并设法用自己的态度让人明白，虽说是初次见面，但对方的名字他是早有所闻的。他和蔼地和我说着话，神情间显得知道自己是个见过大世面的重要人物，此刻出于洞察世事的好奇心，为给自己丰富的阅历添上一笔，不厌其烦地审视着我，有如我是某种异国风俗、某件有历史底蕴的文物或者某个正在巡回演出的明星。就这样，我在他身上同时看到了智者芒托儿[12]的博大胸怀和青年阿纳卡西斯[13]孜孜不倦的求知欲。
他绝口不提《两个世界》杂志，但对我的生活、学习和兴趣爱好提了好些问题。我这是第一次听人以这样自然的口气提到我的爱好，我一直以为自己该把心收住别去想它的爱好，现在听来却是名正言顺的。我的爱好是文学，所以他就不离这个主题；他谈文学，用的是一种尊敬的口吻，仿佛那是社交圈里一位受人敬重、风度迷人的女士，她在罗马或德累斯顿的芳影令他难以忘怀，遗憾的是后来为生活所累，这位可人儿就难得一见喽。他嘴角带着艳羡的笑容，似乎在说我比他幸运，有个自由之身，还能蒙她垂青共度美好的时光。不过，他谈论文学的措辞，跟我在贡布雷那会儿得到的印象全然不同，我心里明白，现在有双重理由让我放弃文学了。以前我仅仅考虑到自己没有写作的天分；现在德·诺布瓦先生使我打消了写作的愿望。我想向他解释我曾有过的梦想；我激动得浑身发抖，心里发急，担心没法儿说清那些曾经感觉到，但从未表达过的意念，结果说得语无伦次。德·诺布瓦先生不动声色地听我说，这种镇静可能是职业习惯使然，又可能是有身份的人的一种修养，平时谈话对方常常求教于他，他知道自己掌握着谈话的主动权，于是听凭对方激动、着急，他始终处之泰然，当然也有可能大使先生是想显示一下头部轮廓的特征(他自称是希腊型的，其实髯须很浓密)。就这样，你和他说话时，他的整张脸一动不动，没有半点表情，你就好比在对陈列馆里一个古代人——还是个聋子——的半身雕像说话。突然间，犹如拍卖师的木槌骤然敲下，又如德尔斐的神谕廓尔降临，大使先生回答你的话音使你着实吃了一惊，正因为事先没法儿从他的脸上看出你的话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也无从揣度他将要发表怎样的高见，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就更有振聋发聩的意味。
“正好，”他开口对我说，仿佛让我面对这双一眨不眨看着我的眼睛结结巴巴说了一通以后，他主意已决，“我有个朋友的儿子，mutatis mutandis[14]就和您一样(说到我们的共同爱好，他用的是一种让人放心的口气，好像我喜欢的不是文学，而是风湿病，他要让我知道那并不会致命)，他父亲给他在奥赛沿河街[15]准备好了一切，他却无意于仕途，而且不顾旁人物议，毅然决然投身创作。他也确实没有理由为此感到后悔。两年前他出版了——当然，他比您年纪大得多——一本有感于维多利亚-尼安萨湖[16]西岸无限性而写的著作，今年又写了一本小册子谈保加利亚军队使用的连发枪，篇幅不长，但是文笔灵动，有时甚至很犀利，出版后更令人刮目相看。他已经成绩骄人，而且决不会就此止步。据我所知，尽管还没有迹象表明他会被提名为院士候选人，但伦理科学院在讨论中有两三次提到他的名字，情况对他不可谓不利。总之，虽然他的名望还不能说如日中天，但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已经赢得了地位和成功，这种成功是对他勤奋的报偿，是那些浮躁、颟顸的庸人，那些装腔作势的家伙(他们十有八九是在吹牛)的所谓成功不能同日而语的。”
父亲仿佛已经乐滋滋地看见几年后我当上了院士，而听了德·诺布瓦先生下面的话，他更是志满意得，兴奋不已。原来德·诺布瓦先生犹豫片刻(似乎在掂量此举的结果)过后，把名片递给我说：“您就拿我的名片去见他，他会给您一些忠告的。”这句话在我心头引起一阵痛苦的**，就像我听到通知说明天要被送上一艘帆船去当见习水手了。
莱奥妮姑妈留给我的遗产，除了许多颇难处置的家具物品外，还包括她的几乎全部钱财——她在死后以此表露了对我的爱，我在她生前从没想到她有这么爱我。这笔财产在我未成年时由父亲代管，这会儿他就各种投资门类一一向德·诺布瓦先生咨询。德·诺布瓦先生推荐几个他认为风险较小的低收益证券，尤其是英国统一公债和年息百分之四的俄国公债。“这些绩优证券，”德·诺布瓦先生说，“虽然回报率不很高，但至少本金不会贬值。”父亲还对德·诺布瓦先生大概说了一下已买哪些证券。德·诺布瓦先生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赞许的笑容：他也像一般的有价证券持有者那样，认为拥有财产是人人想望的，但对别人的富有表示恭维时，还是以不露声色、心照不宣地略作示意较为得体。而且，他本人财力雄厚，所以每每把别人的收入往大里说，心里却为自己比对方富有而陶然自得。但他毫不犹豫地肯定了父亲的投资布局，称赞父亲具有极其敏锐、高雅而细腻的鉴赏力。看来，有价证券的相互关系，甚至有价证券本身，都被他赋予了某种美学价值。父亲对他提到一种很少有人知道的新证券，德·诺布瓦先生的神情看上去就像一个什么书都读过，就连你以为只有你知道的那本书也读过的人。他对父亲说：“这不，有一阵我非常注意它的牌价，挺有意思哪，”说着他嘴角泛起一丝沉浸在回忆中的笑容，好似一个杂志订户在有滋有味地回想刚在杂志上看到的一篇连载小说，“我以为，您认购即将发行的股票不失为明智之举。价位很不错，挺有吸引力嘛。”另外有些早期的证券，父亲已经记不清名称，很容易把它们和其他证券相混，所以打开抽屉拿了出来给大使先生看。我一见它们，简直入了迷；券面上装饰着教堂的尖顶、富有寓意的数字，很像我以前翻看过的浪漫色彩很浓的旧书。来自同一时期的东西，总是很相像的；为某一时期的诗歌配插图的画家，同时也受雇于当时的金融公司。有一张河运公司的记名股票，票面上众河神托着一个饰有花边的长方形框框，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分册出版的《巴黎圣母院》和热拉·德·奈瓦尔[17]的书，它们挂在贡布雷杂货店橱窗里的样子浮现在眼前。
父亲一向不看好我的智力水平，不过浓浓的亲情足以消解这份小觑，从总体上说，他对我的所作所为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于是，他当即叫我去把以前在贡布雷散步时写的那篇散文诗找来。由于写这篇短文章时心中感情激越，我就以为这种**一定会引起读它的人的共鸣。可是德·诺布瓦先生看来不为所动，他一言不发地把它递还给我。
母亲对父亲的公务活动充满敬畏之情，此刻她怯生生地进来问，是否可以开饭了。她生怕打断她不该介入的一场谈话。其实父亲是在提醒侯爵，他们说过下次委员会开会时要提议采取一项有效措施的，他说这话的声气有些特别，用的是两个同行——就像两个初中学生——当着外人的面谈论往事的口吻，两人在同一行当相与多年，有好些共同的回忆，但这些事在外人听来自然不明就里，对此他们只能表示歉意了。
而此时德·诺布瓦先生对脸部肌肉的控制已然达到收放自如的境地，他听人说话时，可以让人觉得他什么也没听见。父亲说着说着慌了神，在冗长的开场白过后，他对德·诺布瓦先生说：“我本来是想征求一下委员会的意见……”这时，始终像还没轮到演奏的乐队成员那样表情呆滞的大使先生，这位气度雍容的演奏大师，开了金口，语速一如往常，声音却变尖了，犹如一句话刚才已经开了个头，这会儿他要换一种音调来说完它：“那您当然可以召集一次会议，这些委员您都是熟的，招呼一声就行。”这句话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说话前的静穆使它听上去分外清脆而嘹亮，它这么冷不丁地冒出来，几乎带有一种淘气的意味，宛若在莫扎特的一首协奏曲里，沉寂已久的钢琴活泼地回应起了琴声刚落的大提琴。
“怎么样，下午的戏觉得满意吗？”在餐桌前就座时，父亲向我问道，意在让我显露一下，他料想我的狂喜会博得德·诺布瓦先生的好感。他转过头去对大使先生说：“他刚去看了拉贝玛的戏，您还记得吧，我们在一起谈论过她。”说这话时，他仍然用那种似有所指的、外人不知其详的、神秘兮兮的口吻，仿佛说的是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一定很满意咯，如果您是第一次看她的戏，那就更不用说了。起先令尊担心这小小的娱乐会影响您的健康——我看，您是有点文弱，不大壮实。不过我让他放心，今天的剧场跟二十年前已经大不一样。座位不难受了，空气也流通了，当然，跟德国和英国相比还差着一大截，人家在各方面都比我们先进得多。我没看过拉贝玛夫人的《菲德尔》，可我听说她在这部戏里演得很出色。您想必看得很过瘾吧？”
德·诺布瓦先生比我聪明一千倍，我看拉贝玛表演说不出她好在哪里，可他一定了然在胸吧，他会让我开窍的。我要在回答他时请他告诉我其中的真谛；知道了拉贝玛好在哪里，看她的戏也就师出有名了。容我回答的时间挺短，我得想好了，提的问题得说在点子上。可是怎么才能说在点子上呢？我全神贯注于一团乱麻似的思绪，没去考虑怎样让德·诺布瓦先生称赞我，一心只想从他那儿了解我渴望知道的真谛，我顾不上找现成的词句，结结巴巴、词不达意地说着。最后，为了激他说出拉贝玛究竟魅力何在，我向他承认我很失望。
“什么，”父亲气呼呼地大声说，他很怕我承认自己看不懂戏会惹恼德·诺布瓦先生，“你怎么能说你看得不开心呢？外婆不是说你竖起耳朵在听拉贝玛的每一句话，不是说你瞪着眼睛，全剧场数你瞪得最大吗？”
“是啊，我非常专心，想弄明白人家为什么把她说得那么好。当然，她很不错……”
“既然很不错，你还想要怎么样？”
“拉贝玛之所以成功，有一点是肯定不能忽略的，”德·诺布瓦先生说这话时，转过头去朝着我母亲，他不想在谈话中冷落我母亲，觉得这是对女主人应有的礼貌，“那就是选择角色时绝对高雅的品位，所以她经常能赢得名副其实的、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她很少接受平庸的角色。瞧，这回她挑的是菲德尔的角色。这种品位也体现在她的服饰和表演上。虽然她常去英国和美国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备受欢迎，但她身上没有沾染庸俗的习气，我不是指约翰牛，至少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而言，这么说不公正，我是指山姆大叔。没有花里胡哨的装扮，没有夸张的高声嚷嚷。她优美动听的嗓音，和她的表演那么和谐，她的朗诵令人陶醉，我简直想说那是最美妙的乐声!”
我对拉贝玛表演的兴趣，在看过那次演出以后有增无减，因为它已经无须加以克制，也不受现实的局限；但我感到需要为它找到根据，在拉贝玛的表演中，与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种种印象扑入我的眼帘，涌向我的耳际，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兴奋不已，这些印象是浑然一体的，既不能分离，也没法儿区别。而在称道这位女演员的表演质朴自然、品位高尚的赞扬声中，这一兴趣为自己找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它像海绵一样把这些称赞吸进去，并为此而陶醉，好比一个醉汉乐呵呵地眯缝着泪眼，看出去觉得旁人的一言一行都让他感动。“可不是，”我心想，“她的嗓音多美，她从不高声嚷嚷，她的服饰何等高雅，选择《菲德尔》又是何等聪明!哦，我没有失望。”
冻汁牛肉配胡萝卜上桌了。在我们家那位米开朗琪罗的张罗下，冷牛肉躺在硕大的冻汁晶体上，晶莹的冻汁宛如透明的石英。
“府上有位第一流的厨师，夫人，”德·诺布瓦先生说，“这可不能小看。我在国外时用餐也得讲究些，我知道要找个好厨师可以说是一将难求啊。今天我有幸享用的是一次真正的盛筵。”
的确如此，弗朗索瓦兹兴致勃勃，有意准备一顿非同寻常的晚餐，在贵宾面前展露一下手艺，平日里懒得用的招数，今天全都施展了出来，在她身上焕发着当年贡布雷的风采。
“这可是饭馆里吃不到的美食，我指的是最好的饭馆：牛肉焖得恰到好处，冻汁没有煳味儿，吃起来牛肉还有胡萝卜的香味，真是很棒!我可以再加一点吗？”他示意还想要点冻汁，“现在我很想见识一下府上的瓦泰尔[18]做别的菜手段如何，比如说，做一道斯特洛加诺夫牛肉[19]。”
德·诺布瓦先生也想给餐桌增添几分情趣，把平时专飨同行的种种掌故拿出来款待我们，一会儿讥刺某个说话云山雾罩的政治家，引用他演讲中一个可笑的复合句，句子冗长而意象夹缠，一会儿模仿某位以清雅著称的外交官简洁的句式。不过说实话，他用以判断这两类句式的标准，跟我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迥然不同。他所说的许多细微差别，我根本感觉不到；他捧腹引为笑柄的句子，跟他大为赞赏的那些句子，在我看来并没有多大差别。德·诺布瓦先生属于这样一种人，对我喜欢的作品，他会说：“哦，您看懂了？我不否认我没看懂，这方面我不在行。”此刻我心里想的，倒和他的说法差不多，他能在一段辩词或一篇演讲词中看出机智和愚鲁、雄辩和夸张的差异，我却感觉不到。我对判断它们孰优孰劣的标准无所适从，因而这种文体对我来说变得很神秘，甚至完全不可捉摸了。当德·诺布瓦先生援引某些报上常见的说法，顿挫有致地复述出来之时，听的人会感到它们一经他援用，就成了一桩不容等闲视之、势必引起舆论关注的事情。
母亲对菠萝块菰色拉抱有很大期望。但大使先生先以他明察秋毫的目光审视片刻，而后保持外交官的审慎态度吃了一些，始终不向我们透露他对这道色拉的看法。母亲坚持要他再吃一点，他照做了，但没有说出期待中的恭维话，而只是说：“遵命，夫人，既然这是您的命令。”
“我们在日报上看到您和迪奥多兹国王进行了长时间的晤谈。”父亲向他说。
“是这样。这位对陌生人过目不忘的国王，在剧场里看到我坐在下面正厅，记起在巴伐利亚宫廷里曾接见过我，当时我有幸在宫中小住几天，他那时也还没有考虑东方的王权问题(您知道他是应欧洲代表大会之请即位的，对此他一度非常犹豫，觉得这个名分跟他高贵的血统有点不相称，就谱系而言，他的门阀是欧洲最显赫的)。一位副官来请我去见陛下，我自然是敢不从命。”
“对他此行的成果，您是否很乐观？”
“非常乐观!对一位这么年轻的君主在如此微妙的局势下能否跨出这艰难的一步，有人感到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就我而言，我对这位国王政治嗅觉的敏感一向深信不疑。但我不否认，他此行所取得的成功，超出了我预期的效果。我从权威渠道获悉，他在爱丽舍宫的祝酒词，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出自他的手笔，舆论好评如潮完全是实至名归。那确实是大手笔；我不否认是大胆了些，但事实证明那是艺高人胆大。外交惯例当然是要尊重的，可是一味按传统行事，已经使我们两国处于一种令人窒息的封闭环境之中。得!要换新鲜空气有一个办法，一个别人没有魄力去做，而迪奥多兹国王毅然将它付诸实行的办法，那就是砸碎玻璃窗。他的这篇祝酒词充满着幽默感，在场的人无不解颐欢笑，而其中用词之精当，又让人立即想起他母亲方面属于文才出众的王室宗族。当他说到维系他的国家和法国的亲缘关系时，这个不见于外交辞令的说法，用在这儿无疑是极为巧妙的。您看，文学并不坏事，事关外交，甚至事关王权也有它用武之地，”最后这句话是对我说的，“我不否认，局势早就趋于明朗，两个强国业已成为睦邻。不过话还是得挑明的。他说的话本在意料之中，但他选择了一个最恰当的说法，你们可以想见现场气氛有多热烈。我当时也一个劲儿地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