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西经常想，当你成了朋友们口中的厉害女人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虽然他们这样说本无恶意，但那也不是一个奉承人的名号。她知道这一点。这是逆向的批评。如果你说一个女人很厉害，你的意思就是，她用非常直接的方式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她的方式不够女人味，不够委婉，太颐指气使。这差不多是骂人的话，就像你说一个男人性格软弱。然而，即使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也都习惯于用这个词来公开说她，“甚至还当着我的面。”她想——想到这，她又恨又喜。他们似乎接受了当代的一种谬论：女人应该有与男人一样的目标和能力；他们认为，在男人身上被视为美德的任何东西，女人也同样应该有。但当她听到“厉害”这个词被用在了她身上时，尽管她知道这样的说法完全符合她，人家这样说也并不是有意贬低她，但她还是立刻觉得自己成了一头野兽，一头张牙舞爪、嗜肉成性的野兽。这种感觉使她非常不快。被人说成那样的人，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具体的坏处：当一群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出现某种情况的时候，男人们理应对她表示关切，他们却往往将关切之情投向别的女人。大家经常有这样一种普遍看法——还常常是明说的：黛西能照顾好自己。一个做丈夫的，撇下妻子出门五六天不回来，让她独守空房，在家只得与用人一起苦苦打发日子——有多少男人会这么做？倒不是说她不喜欢一个人待着，相反，对她来说，丈夫不在家，正好能舒舒服服休息一番，因为路易斯外出的那些时候，她是从不请客的。令她恼怒的是，他竟然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不会介意，但她其实也找不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如此恼怒。“我想一个人不能什么好处都得到。”他每次外出，她都至少要对自己说一次这样的话。如果你的童年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你和你的四个兄弟从小就策马驰骋在五万英亩[5]的大牧场上，那么你自然就会变成她那样的女人，你也不会指望有男人来保护你。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她有时发现她的男性朋友竟然向她寻求精神上的支持，而她总是毫不犹豫地给他们这样的帮助；她知道，她这么做，会使自己离现代妇女在与男性朋友交往中本应享有的特权地位越来越远。

黛西的朋友大多是男人。男人喜欢她，她知道如何与他们周旋，为此她颇感自豪。她前两任丈夫都死了，一个为她留下了一个小女孩，另一个为她留下了一大笔财产。她把那个小女孩丢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老父亲照看，自己只保留了那笔财产。她在伦敦无所事事，想不出更好的事情来打发时光，于是便决定优哉游哉地周游世界。她在世界各地闲**，最后，在1938年秋天，她来到法国南部，在圣保罗杜瓦尔租了一间小房子住了下来。她强烈地感到一个人的生活实在孤寂，但又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没有开始。

她是在戛纳的棕榈滩第一次见到路易斯的。路易斯是西班牙人，又瘦又黑（黑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披着一件披肩，那样子就像斗牛士傲慢地飞舞着红布，他待人粗鲁有加，但又不真有恶意；出言**不堪，但仍然保持绅士风度。他在安达卢西亚曾拥有好几处大庄园，但是这些庄园现在收回无望，即使他相信佛朗哥能够结束共和党人的抵抗。“他们全都是白痴！”有一次在赌场里他对所有人吼道，“西班牙人都是吃屎的！”渐渐地，黛西发现自己对这个奇怪的人不由得产生了钦佩之情。这个人老是吹嘘说，他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除了自己的签名，也不会拼写任何别的单词。他的马骑得与最老练的南美牧人一样好，枪法与她一样好，他的性格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多愁善感和屈尊俯就。他像石头一样干燥、坚硬、冷酷无情，有一次她告诉他，他这个人让她想起了安达卢西亚某些地方的风景。但她没有料到他的反应竟如此之迅速，竟如此来势汹汹。他猛地转过身来，像一个刚受了侮辱的人，对她粗暴地喊道：“这简直是爱的宣言！”然后一下子将她揽入怀中，极其粗鲁地对她亲热起来。她大叫一声，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一幕发生在卡尔顿酒店的酒吧，就当着很多人的面。他放开了她，她跑进了洗手间。在感到片刻的羞愧和愤怒之后，她走出来，向他道歉，心想他或许会还她一个耳光。但他只是笑了笑，向酒吧招待付了钱，离开了。

从此以后，他们每次见面的时候（戛纳很小，见面是不可避免的），他都会问她是否还一如既往地喜欢安达卢西亚的风景。她的人生准则就是敢作敢当；做了，却不敢承认，那是违反她的准则的。她的回答给了他极大的满足。“啊！”他高兴地喊道，“你明白了？”——他们已经养成了在一起就说西班牙语的习惯。他在勒卡内[6]有一幢小别墅，里面有各种家具和油画，都是他设法从西班牙运出来的。大家都知道，他时不时地会卖画度日，所以，有一天她看到一幅戈雅[7]的画，特别喜欢，就毫不犹豫地问他这幅画的价格。德·瓦尔韦德侯爵罕见地发怒了。“安达卢西亚是不卖的！”他喊道。“别傻了。”黛西说，“我会出个好价钱。你需要钱。”但是画的主人怒气未消，说他宁愿一脚踏烂这幅画，也不会让她得到它，无论她准备出多少钱。黛西明白，他的所有这些激烈的言辞和行为，完全出于真心，只是西班牙农民或贵族身上常见的畸形的傲慢的反映，于是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我很喜欢这幅画。”她说，“如果你不卖给我，那你就必须送给我。”侯爵高兴地笑了。“只要你开口，我家里的任何东西都是你的。”他说。他们之间的友谊就从那一刻开始了。她断定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他们从形影不离的朋友很快变成了如胶似漆的情人。黛西刚刚三十出头，脸上依然洋溢着健康的美，与她匀称的身材相得益彰。让路易斯这样的男人爱上她，那是势不可当的。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中，他充分了解了她的性格，因此决定娶她，以便彻底占有她。同样势不可当的是，他一旦占有了她，她成了他的财产的一部分，他就不会再爱她。黛西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她并不在乎，因为她知道，从此往后，无论他做什么，她也不会再爱慕他，但她确信她能抓住他——对她这样一个非常实际的女人来说，这毕竟是她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所以，当黛西发现路易斯第一次出轨的时候，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他们在圣保罗杜瓦尔教堂办了一场小范围的婚礼之后，将原来各自的家封了起来，根据黛西的银行家的建议，把路易斯那些更为值钱的东西运到了里约热内卢。“犹太银行家嗅觉很灵，他们总能预测到什么时候会发生战争。”黛西说，“你不得不相信他们。”他们去了巴西，接着欧洲就爆发了战争，他们待在巴西，直到战争结束。路易斯开始与夜总会的一个舞女来往，接着与好几个女佣搞在一起，最后与黛西的一个闺密——昆哈[8]的一个贵妇——住到了一起，而黛西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都装作不知道。路易斯的感觉是很灵敏的，他不会没有意识到，黛西是无论如何都会知道他的不检点行为的，但是不管她在意与否，他是一定要这样继续下去的，对此他们双方都心知肚明，所以他们从来不提及这件事，好像双方达成了某种协议似的。在战争结束时，他们第一次来到丹吉尔，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没有找过女人。但黛西知道这只是一个安静的间歇，这样的日子很快就会结束。他开始不断去卡萨布兰卡办事——她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即使到现在，她也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她不断地对自己说，她真的不在意。不过，不知怎的，她总觉得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想努力搞清楚那个女人是谁，如果可能的话，还想见见她，因为她每一次都觉得，如果她了解了那个女人，她就掌握了打开路易斯神秘个性的另一扇门的一把钥匙。她对他的情妇越了解，就等于对他越了解。黛西是在拉丁文化的世界中长大的，她认为男人胡搞是可以的，但女人就不行。给自己也找一个情人？即使脑子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也让她感到大为震惊。对于像她这样的一个正派女人来说，除了自己的丈夫，是不可能有别的男人的。既然她恪守了这一条，她就允许自己有自己的行为模式，而在性格不那么坚决的女人看来，这种行为模式似乎是很值得怀疑的。她在英国区女性中的声誉并不完全如人所想的那样，原因恰恰是，她知道自己的立场，能够给予自己很多自由，而对其他大多数女人来说，这样的自由有灾难性后果。因为她了解自己，所以她敬重自己；因为她了解别的女人，所以她对她们毫无敬重之意。因此，她们私下议论她的是非，对她来说不足挂齿。她想，如果她们听说她在路易斯不在家的时候邀请了那个年轻的美国人到赫斯帕里德斯别墅来，除了能想到最坏的东西，她们还能想到什么呢？现在，她躺在**，有条不紊地研究着自己这样做的动机。想着想着，她不禁感到一丝恐惧。这个年轻人对她来说完全没有危险吗？他完全是无害的。（想到他的天真，想到他对这个世界的懵懂无知，想到他面对这个世界时的手足无措——他留给她的印象就是这样——她会心一笑。）但是，即便这个元素本身完全无害，当它与不同的元素相遇时，也可能变得非常危险。她这样想着，感到不确定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真的希望出点什么事吗？我就想以此来惩罚自己吗？”这实在不好说。她伸过手去找放在桌上香水瓶和药品堆里那个传唤用人的按钮，然后按了一下。很快一个女仆敲了敲门。“叫雨果上来。”她吩咐道。

雨果马上来了。“啊，雨果，”她说，“戴尔先生马上就要来。如果今晚有谁打电话过来，你就说，我出去吃饭了，不知道我去哪家饭馆了，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这样就行了。”他关门出去了。她马上下了床，感觉什么地方有点痛，痛得她龇牙咧嘴的，但她预期会有比她感觉到的更多的痛。她穿过房间走到窗前。快六点了，天几乎黑了，底下的海水黑黑的，波浪正在翻滚，毫无色彩的天空不断暗淡下来，看起来越发给人以冷意。西班牙不见了，眼前只有岩石和大海，很快岩石和大海也会消失，只剩下汹涌的海浪在黑暗中咆哮。她小心翼翼地将所有的窗帘都拉上，打开梳妆台边上的电热器。小小的聚光灯亮了。她坐到镜子前面，化起妆来。今晚的妆会比平常快一些，因为她很清楚自己整个晚上会处于什么样的光线之下。她一边化妆，一边禁不住想：这个古怪的戴尔先生会怎么看她？“一个年老色衰的女人，想男人想疯了。”她想他会不会这样看她——她想尽可能地现实一点，对自己残酷无情一点。她又问自己为什么如此狂躁不安？她这样做，只会扼杀她内心潜藏的希望：但愿他觉得她无论怎样都是很迷人的。“那是无稽之谈。”她想，“我找那样一个毫无经验、迟钝不堪的人干什么？他绝对是个无聊的人。”但是她无法自圆其说。他没有让她厌烦；他就像一个尚未解开的谜，一幅只能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才能看清的画，画的是什么，只能靠猜测，一旦在光亮中看到它，你就会发现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幅画。她一再提醒自己，即使她完全了解了他，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有趣的人，他依然会保持他的神秘性，而对她来说，这就是他的迷人之处。但她为什么觉得这样的人有神秘之处呢？她又感到一丝忧虑，一种让人感到愉悦的小小恐惧。“我能搞定他，”她对着忠实的镜子里那张尚未完工的脸说，“但我真的能搞定你吗？”

透过厚厚的墙壁，那边传来各种声音：几乎是悄无声息的连续碰撞声，那是用人们在各处忙碌。这些声音一般人很难细分开来，但是她经过这么多年的训练，已经能分辨彼此了。食品储藏室的门在摇晃；马里奥在底下做每晚的例行巡视，关上了百叶窗，拉起了窗帘；伊内兹在爬楼梯；帕科到狗舍去，为狗送晚餐——她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一个用人在干什么，就像剧院的引座员，不管在哪一刻，不用眼睛瞟，只听戏中人物的对话，就能明白现在舞台上该是什么场景。在这些沉闷的声音之上，现在又出现了另一个声音，那是从窗外传进来的：一辆汽车开上了主干道，拐进了屋前的小道，停在院子大门和前门之间的某个地方。她下意识地等着继续听汽车声，等着听车门“呯”的一声关上，等着听厨房微弱的铃声响起，等着听雨果到前门去迎客。但是什么动静也没有。外面静悄悄的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听到汽车开进了屋前小道；那辆车一定没有拐进来，继续往山上走了。

化妆结束之后，她关掉了聚光灯，穿上一件崭新的黑白相间的内衣——那是巴黎世家专门为她在马德里定制的——重新放好枕头，上了床。她躺在**想：邀请戴尔先生独自来家吃晚饭，这也许是个非常糟糕的主意。因为没有其他客人在场，他很容易会感到不自在——尤其是路易斯不在。“如果他变得张口结舌的，上帝啊，那我该跟他谈些什么呢？”她想。喝上几杯之后，他也许会感觉自在些，但是喝多了更糟糕：他就会变得危险。她突然一阵紧张，预感会有大事情发生，开始后悔不该如此草率，一时冲动邀请他来家。他随时就会来。她闭上眼睛，努力按照贝拿勒斯[9]的一位瑜伽士教她的那种方式来自我放松。但她没能让自己完全放松下来；不过这样做，倒是让时间过得快些。

突然响起了敲门声。雨果走进来，向黛西通报，戴尔先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