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从港口快步往上爬，身子微微出了汗。他从金黄色的街道走进黑暗的店铺里。小拉姆拉尔正在读报，他坐在一张高高的桌子上，两条腿在下面晃**着。这张高桌是这个小小店铺里唯一的家具。他抬头看了一眼来人，光滑的脸上露出的表情表明，他不认识那人。但他马上从桌子上跳了下来，说了一声：“早上好。我以为你会来得更早一些。”

“我来过两次了，但都关着门。”

“啊，那也太早了。想抽支烟吗？”

“谢谢。”

印度人把打火机扔到桌上，继续说：“我一直在等你。你知道，我想去吃中饭，但我不能把这个包裹留在这里，我也不想带着它出去。你不来，我只好等着。所以你看，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他微笑了一下。

“哦，”戴尔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没关系。”听到戴尔道歉了，拉姆拉尔感到很高兴。他从裤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了桌子上的一个抽屉。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只很大的纸板箱，纸板箱上标有这样的字样：领事馆。二十听，每听五十盎司。弗吉尼亚最好的成熟烟草。“我建议你不要在这里数钱。”他说，“全都在这儿了。”他打开了箱子。戴尔看到了好几沓薄薄的白纸。拉姆拉尔迅速地合上箱子，仿佛即使是这样短暂暴露在空气和阳光下，里面脆弱的东西也会有被损坏的危险。拉姆拉尔用他那又薄又黑的手保护性地压着纸板箱，继续说：“我父亲在直布罗陀数过了，昨天晚上我又数了一遍。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箱子里总共有价值一千八百镑的面值五英镑的钞票。如果你现在就想数一数，那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颇有意味地指了指几英尺之外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微笑着说：“你要知道，没人担保会出什么事。”

“噢，真是的。这并不要紧。”戴尔想表现得尽量友好一些，“我相信你的话。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我想我们知道上哪儿去找你。”

拉姆拉尔听了最后一句话，似乎有点生气。他走到里面，拿来一张很大的闪闪发亮的蓝白相间的包装纸，包装纸上以一定间隔印着“老佛爷百货”这几个字。他熟练地将纸板箱包起来，做成了一个精巧好看的包裹，用一根洁白无瑕的细绳捆扎起来。

“好了。”他说，然后往后退了一步，微微鞠了一躬，“等你给阿什科姆-丹弗斯先生写信时，请别忘了代我向他转达我父亲的问候和我的敬意。”

戴尔谢过他，手里紧紧地抱着包裹来到了街上。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已完成了一半，他想。等他吃过饭，银行就开门了。他穿过福埃拉市场，来到他昨天晚上吃过饭的那家意大利餐馆。这一捆捆脏兮兮的白色大票子看上去一点没有钞票的样子；钞票的颜色应该是绿色的，真正的钞票是很小的，用起来很方便的。对他来说，手里拿着这一大笔不属于自己的钞票，并没有什么新鲜的感觉，因此，即使想到自己重任在手，他也不会感到本应有的那种紧张。在餐馆里，他把包裹放在地板上，紧挨着他的脚，吃饭时不断低头看一眼。他觉得，哪一天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更令他向往自由。他很想租一辆小敞篷车，和哈蒂娅一起开车去乡下兜风，或者更棒的是，跳上一列火车，直奔非洲，直到铁路的终点。（从那里出发再去哪里？非洲是个大地方，到时候自有地方可去。）他现在甚至还想去一次海滩，想下到水里，活动一下身体。但他不能去，今天下午最好的时光将用来造访信贷银行和亚特兰蒂斯酒店，听威尔考克斯找他的岔子，对他大吼大叫——一旦他知道钱已经安全地存在银行里了，他就会这样做。他已经想好了，他要告诉威尔考克斯，他去了拉姆拉尔的店铺三次，而不是两次，每一次都看到他的店铺关着门。

两点钟已经过了几分钟，他站起身来，拿起包裹，向站在门边吧台后面那个胖胖的女老板付了钱。当他走到灿烂的阳光之中时，他对自己心生怜悯了：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下午，他还不得不做这样的差事。他到了信贷银行，发现门开着，于是走进了那个破烂、阴暗的公共等待室。在三柱门的铁栅栏后面，可以看到几个会计坐在高高的凳子上，面对着凌乱不堪的办公桌。他开始往已经有不少缺口的大理石楼梯上走；一个穿制服的阿拉伯人叫住了他。“我找本泽克里先生。”戴尔说。阿拉伯人让他继续往前走，但还是在后面疑神疑鬼地看着他。

楼上这间小办公室的米色墙壁被斑斑锈迹弄得面目全非，这锈迹从天花板延伸到地面，十分难看。本泽克里坐在一张巨大的黑色椅子里，那神情比戴尔在西班牙咖啡馆看到他时还要忧伤。他一边打开包裹，一边慢慢点着头，仿佛在说：“啊，是的。又要清点、处理这么多脏兮兮的纸币了。”但当他看到里面精心捆扎的钞票时，他抬头看着戴尔，目光异常锐利。

“是面值五英镑的纸币？这个我们不能接受。”

“什么？”戴尔的声音很大，连自己都感到吃惊，“不能接受？”他想象自己在暴躁不安的威尔考克斯和笑容满面的拉姆拉尔之间无休止地奔波。本泽克里先生显得非常冷静。

“你知道，面值五英镑的钞票在这里是非法的。”戴尔正要打断本泽克里，想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但是本泽克里先生已经将箱子用那蓝白相间的包装纸重新包好了。他接着说：“乔克龙能为你换钱。他能为你将这些英镑换成比塞塔，而我们再从他手里买走英镑。阿什科姆-丹弗斯先生当然希望将英镑存入他的账户。他只好损失两次利率，我很抱歉。这些纸币在丹吉尔是非法的。”

戴尔仍然感到很困惑。“可是你凭什么认为这个人——”他犹豫了一下。

“乔克龙？”

“你凭什么认为他会买走这些非法纸币？”

本泽克里先生忧郁的嘴唇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微笑。“他会买下的。”他平静地说。他的身子往椅子背上一靠，眼睛盯着前面，好像戴尔已经出去了。当戴尔拿起那个被绑得整整齐齐的包裹时，本泽克里说了一声：“等一等。”接着俯身向前，在便笺簿上潦草地写了几个字，撕下那张纸，递给戴尔。“你把这张纸条交给乔克龙。四点以前回来。我们四点关门。地址就在纸条的上方。”“你这下可帮了我的大忙。”戴尔想。他谢过本泽克里先生，走到楼下，来到了奇科市场，这时，为了让顾客免受午后强烈阳光的照射，中央咖啡馆露台上的条纹遮阳篷正在放下。他走到神情威严地站在广场中央的一位本地警察跟前，问他去犹太教神庙大街怎么走。他从警察的手势中推断那地方就在附近：顺着大街往前走，再左拐就是了。今天就别想去海滩了。再过两个星期，也许还会有一个像今天这样的晴天；但是谁知道呢？他默默地诅咒起拉姆拉尔、威尔考克斯和阿什科姆-丹弗斯来了。

一段台阶爬到顶，就是乔克龙的店铺，那是一个凌乱的小房间，横向伸出来，架在狭窄的街道之上。乔克龙长着灰白胡子，身穿黑色的束腰宽松外衣，头戴无边便帽——年长的犹太人常戴这样的帽子——看上去气度不凡。他读着本泽克里的便条，脸上露出微笑。不过，他的英语实际糟糕。“让我看看。”他指着那个箱子说。戴尔打开了箱子。“坐。”乔克龙对戴尔说。他从箱子里取出纸包，开始飞快地数起了钞票，不时地用舌头舔舔手指。“这个人和本泽克里可能都是骗子。”戴尔不安地想道。不过，街上每隔几英尺就有黑板标示着比塞塔与英镑的比价；那汇率应该不会差得太远。但也可能差得很远，如果这些英镑是非法的话。即使这些英镑本身是货真价实的，但出现在这里就是违法的，所以，乔克龙和本泽克里以什么样的汇率兑换这些英镑，只能任由他们说了算，你无法向任何权威部门投诉。下面的街上慢慢地传来糖果小贩悠长的叫卖声，听起来像是教堂的诵经声。乔克龙熟练的手指头按着钞票的一角，继续飞快地点着钞票。偶尔他也会拿起一张钞票，对着从窗户透进来的光线，眯起眼睛仔细看看。点完一捆钞票之后，他就小心翼翼地绑好。整个过程中他并不看戴尔一眼。最后，他把所有绑好的钞票放回箱子里，拿起本泽克里先生写给他的纸条，翻过来，在背面写道：138比塞塔。他把纸条推到戴尔眼前，盯着他看。这个比价比这街上的其他店铺略高一些，外面的比价一般是1英镑兑133至136比塞塔。戴尔依然心存疑虑，他做了个鬼脸，打了个手势，问道：“你拿这么多钱做什么？”看来，乔克龙能听懂的英语比他能说的，要多得多。“巴勒斯坦。”他指了指窗外，没有多说一句话。戴尔做起了138乘以9000的算术，只是为了好玩。然后在便条上写了142，递给乔克龙，看看他如何反应。乔克龙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西班牙语，很容易看出，他不能给戴尔这么高的比价。戴尔听到在某一个地方他提到了本泽克里的名字。对于这一大段独白，戴尔所能明白的只是：142比塞塔兑1英镑太多了。戴尔准备继续讨价还价。他想，如果他静静地坐着，乔克龙一定会提高比价的。过了一会儿，乔克龙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开始做一系列复杂的算术运算。算到一半，他拿出一个银色的小盒子，凑到鼻孔边，使劲吸了一下。然后小心地将盒子收起来，继续演算。戴尔用右脚趾轻轻地敲打着红色瓷砖地板，敲出了进行曲的节奏，耐心等待着。威尔考克斯曾一再对他说过，在丹吉尔，你可以改变任何东西的价格，如果你知道该怎么做的话，唯一的办法是耐心等待，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想起了威尔考克斯讲过的一个阿拉伯乡人在邮局的故事：那个人花了足足五分钟时间，想以六十分钱买到一张价值七十五分的邮票，结果邮局职员不愿与他讲价，骂了他一顿，他只好悻悻离去。）现在他若无其事的表情只是假装的，他没有兴趣去为阿什科姆-丹弗斯多争取几千比塞塔。他想，要是这笔钱属于他自己，这个时候他会有什么感觉。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勇气去讨价还价了。玩假钱与玩真钱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现在没有什么是真的。小房间里塞满了旧家具，满脸胡子的黑衣人坐在他对面，他在笔记本上机械地写着数字，逐渐过去的这个下午，阳光依旧灿烂，窗外的街上传来亲切的声音……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弥漫着一种不可解释的暂时性，这样的暂时性剥夺了包含在现实中令人熟悉的安定感。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自己现在处于极其荒谬的处境。毫无疑问的是，他脑子里想到，美国公使馆打来电话，一定是想询问有关朱维农夫人的事。如果他既不接电话，也不去朱维农夫人家赴宴，那么到明天，他们两头就会争先恐后地拉拢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戴尔一天天觉得自己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远了；不可避免的是，到了某一个时候，他必须主动地努力把自己拉回到这个世界中。要完全相信一个人所处环境的真实性，他就必须感受这些处境与他所知道的其他处境有某种联系，不管这种联系多么遥不可及。如果他找不到这种联系，他就与外界切断了联系。但是，由于他内在的方向感的准确与否取决于外部世界的正常运作——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会有意无意地进行调整，以恢复平衡感。他是一个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环境的工具；他必须让那些不熟悉的外部轮廓或多或少地重新聚焦起来。现在，外面的世界已经很遥远了——远到了这样的地步：乔克龙写字桌的腿可以出现在天文台的望远镜里。他现在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如果他做出很大的努力，他就能使事情发生变化，要么写字台的腿消失，要么，如果那腿还在，他就能明白它的存在的意义。他屏住了呼吸。他感到头昏眼花。他听到乔克龙在说他根本不懂的话。“140。看。”他举起一张纸让他看。戴尔抬起眼睛——好像举起千斤重量——看到了写在上面的数字，同时他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不可抗拒的震动。“啊哈？”他说。乔克龙写的是“140”。

“好的。”

“等一下。”乔克龙说。他站起身，拿起那箱钱，走进另一个房间，随手把门关上。

戴尔坐在那里没有动一下。他望出窗外，凝视着对面建筑物的墙壁。心中的震动渐渐平息下来了；主要的地层已经改变了位置，它们在新位置似乎更舒适了。好像他视线范围内的东西现在已经被移走了，那正是原先妨碍他发现如何去改变外部场景的东西。但是他不相信这一连串个人体验，自从他到了丹吉尔之后，这些体验就强加于他身上了。他已经习惯了长时间难以忍受的无聊生活，虽然他曾对此轻声喊叫以示厌恶，他内心的这些剧烈的震动似乎与他的生活无关。这些震动更像是他所处的这个毫无意义的地方的一部分。然而，如果这个地方将以这样的方式影响他，那么，他最好还是习惯于这样的影响，并学会如何应对它。

乔克龙拿着箱子回来了。但是这一次里面的钞票变得更小了，棕绿色的，紫罗兰色的，而且数量也更少了。他把箱子放在写字台上，并没有坐下，站着在笔记本上写了起来。戴尔看到了，他写的是：1260 @ 1000p。“点一下。”他说。

戴尔花了很长时间才点清楚，尽管大部分钞票都是崭新的，点起来啪啪响，很好点的。

“很好。”他点完的时候这样想，“25200比塞塔，或差不多这个数。没有人拦得住你，你只管走出去。”出于好奇，他抬头看了一眼乔克龙的脸。没有人，除了威尔考克斯。是真的。只有威尔考克斯一个人——不是和警察在一起的威尔考克斯。上帝啊，多糟糕的情况啊！他想。仅仅是为了好玩，也值得玩一把。

离开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乔克龙与他握了手，根本没有注意到通向街道的那些陡峭的台阶。他走得很慢，一路上被挑水工和披着条纹披肩的犹太老妇人推来搡去。他的眼睛始终盯着人行道，心里什么也不想。他摸了摸包着箱子的闪着光亮的纸，知道这是乔克龙小心翼翼包起来的，现在它又成了从拉法亚特百货公司买来的一个包裹的样子。他走过一个高高的拱门，不少阿拉伯人在那里叫卖香蕉和厚厚的玻璃器皿；往左边一看，他认出那是塔哈米常来的咖啡馆。

当他朝咖啡馆里面看的时候，收音机没有响声。里面很黑，给他的印象是，这个地方几乎没有人。

“想喝点什么？”咖啡馆老板说。

“不，不。” 空气中弥漫着大麻烟香。突然一只手抓住他的胳膊，轻轻地捏了一下。他转过身来。

“你好。”塔哈米说。

“嘿！”戴尔感觉就像见到了一位老朋友；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也许是他一个人在外面待了一天的缘故吧，真是漫长的一天，“真没想到你会在这里。”

“我告诉过你，我总是在这里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家？”

塔哈米做了个鬼脸，吐了口唾沫：“那是我睡觉的地方，如果我没有别的地方可睡的话。”

“那妻子呢？你要妻子干吗？”

“一样的道理。坐下。我们一起喝杯好茶。”

“不行。我得走。”他看了看表，三点四十五，“我得赶紧走。”到信贷银行只要三分钟就能赶到，但他必须在他们关上铁栅栏门之前赶到那里。

“你要上山还是下山？”

“到奇科市场去。”

“那我和你一起走。”

“好吧。”戴尔不想让塔哈米跟着他去，但是他没有办法甩掉塔哈米。不管怎么说，他想，在办完事之后他们可以一起喝一杯。

他们就一起往前走着。塔哈米面露难色地低头看看自己的裤子。这条裤子已经很旧了，而且沾满了油脂。

“我的旧衣服，”他指着裤子说，“很旧的裤子。我在船上干活时就穿它。”

“噢，你已经买了那条船？”

“当然买了。我对你说过我会买的。”他咧嘴一笑，“现在我有船了。塔哈米·贝达奥维先生，一艘旧船的船主。一条很旧的船，但它跑得很快。”

“跑得很快？”戴尔重复了一遍，但并没有上心。

“我不知道有多快，但比那些渔船快。你知道，这是旧船。它不可能跑得像新船那样快。”

“那当然。”

他们经过了拉姆拉尔的店铺，店门已经关上。拉姆拉尔现在除了卖自来水笔、假象牙玩具和手表等东西，新增了便携式收音机用的六节电池。他们经过叫伟大巴黎的店铺，看到橱窗里胡乱堆着各种雨衣。人们从四面八方拥到奇科市场；这里总有不少人一动不动站着说话，就像大海中的礁石，你要穿过去，总是很难的。戴尔走到了一个地方，他觉得这里就是信贷银行的门口，这银行就在两家咖啡馆之间的一段台阶的顶上。但是他发现，通向银行院子的路被高高的大门挡住了。

“难道不是这里？”他说，不安地打量着广场周围。

“你要去哪里？”塔哈米问。他也许有点恼火，因为戴尔没有确切地告诉他去哪儿，去干什么。戴尔没有回答他；他的心头一沉，因为他现在弄清楚了，这就是信贷银行，但人家已经关门了。他跑上台阶，拼命摇晃着大门，使劲地敲打着栅栏，不知道能不能让里面的人听到他的敲打声，因为这市场上的声音实在太嘈杂了。

塔哈米皱着眉头，慢慢地爬上台阶：“你为什么要进去？你想去这家银行吗？”

“差五分才四点呢，不应该关门啊。”

塔哈米微微一笑，深表同情：“哈！你认为这是在美国吗？我知道你们总是盯着手表，一到四点整，或十点整准时下班。但他们不一样。今天可能四点二十关门，明天他们可能在三点五十分的时候就打烊。这就是他们的做法。你要知道，有时候活儿多，有时候活儿少。”

“该死，我得进去！”戴尔又敲了敲大门，喊道，“嘿！”

塔哈米已经习惯了外国人做事急吼吼的风格。他微笑了一下：“你可以在明天早上再来。”

“明天早上就完蛋了。我现在就得进去。”

塔哈米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我很想帮你，但我什么也做不了。”

敲打大门和大喊大叫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戴尔还是继续敲打和喊叫，直到一个瘦瘦的阿拉伯人从院子的一角走了出来，他才停止。那个人手拿一把扫帚，站在里面，往栅栏外面张望。

“关门了！”他生气地说。

“本泽克里先生！我一定要见他！”

“关门了，先生。”接着他对塔哈米说，“告诉他明天早上再来。”但是，塔哈米并不想屈尊去搭理这个扫地工；他走下台阶，走进了市场，对着戴尔喊道：“快下来吧！”看见戴尔站在门口要与扫地工争辩，塔哈米就在靠近行道上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等着他在上面把他的事了结。不一会儿，戴尔走了下来，嘴里低声念叨着什么。

“这个狗娘养的不愿意为我喊本泽克里先生出来。”

塔哈米笑了起来：“坐下。喝一杯。我请客。”一个侍应生走了过来。戴尔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给我一杯‘白马’。不要掺水。”他说。

塔哈米点好了酒。他看着戴尔，又笑了起来。他伸手拍打了一下戴尔的膝盖：“别那么哭丧着脸。你今天进不去银行，死不了人。明天再去。”

“是死不了人。”戴尔说。他一边这么说，一边想：从法律上讲，钱拿在谁手里，就是谁的。

“你需要钱吗？”塔哈米突然问，“要多少？我可以给你一点钱。要多少？”

“我不需要钱，谢谢，塔哈米。我非常感激你。你是个好人。让我想一想。我只是要想一想。”

塔哈米沉默不语。侍应生拿来了威士忌。这时塔哈米又开始谈起他曾经认识的一个英国人。那个英国人邀塔哈米与他一起去索恩，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在边境遇到了麻烦，出现了一些困难。塔哈米从来就没有什么洞察力，他没有注意到戴尔还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构思着各种可能性，又将这些可能性一一拒绝。

“祝您健康，先生。”塔哈米举起酒杯说。

“好的。”戴尔说。“好的。”他突然抬起头来，“好的。祝你健康。”他喝光了杯中酒。他想：要是拉姆拉尔拿到钱是在昨天早上，而不是昨天晚上，那我就不会有麻烦了。美国公使馆就不会想着我什么时候会打电话过去。就不会有朱维农夫人的事了。该死的朱维农夫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推理是多么的不合逻辑，他现在的决定与他跟那位女士的交往，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离开这里。”他站了起来。这句话和说话的口气都很突兀，使塔哈米非常吃惊。塔哈米不由得抬头看着他。

他们走到街上，朝港口走去。他把嘴凑近塔哈米的耳朵，说起了悄悄话。

“你会开那艘船吗？”

“呃——”

“你不会开。好吧。你知道谁会开吗？卖船给你的那个人会吗？他会的，对吗？他现在在哪儿？”

“他现在在哪儿？”

“是的。现在。”

“他住在德拉迪布。”

“德拉迪布在哪儿？”

“你要知道，”塔哈米好声好气地为他解释，“从福埃拉市场走到博阿拉基亚，经过摩尔人墓地，就到了四大街——”

“坐出租车能到吗？”

“出租车？我们不用坐出租车。我们走路就行了。坐出租车要十五比塞塔呢。”

“坐出租车可以到的，对吧？”

塔哈米看起来越来越吃惊了，他说坐出租车是可以到的。

“那就坐吧！”戴尔冲到前面，向城墙下的出租车站奔去。塔哈米跟在后面，一边笑，一边说不用了。那个美国人终于表现得像个美国人了。他们到了山脚下。戴尔看了看手表。四点十分。我很高兴想到了要坐出租车，他对自己说。“德拉普拉亚酒店。”他对司机说。如果威尔考克斯碰巧在等他，他依然可以证明他是马不停蹄赶来的。乔克龙让他耽搁得太久了，等他赶到银行的时候，银行已经关门了，因此他马上赶回酒店，准备把钱锁起来，等到明天再去银行。威尔考克斯可以把钱带走，也可以把钱留下，他想怎样就怎样。但是，如果他更晚一点回到酒店，碰巧遇见了威尔考克斯，那他就无法解释从四点开始到他到达酒店为止这段时间他干什么去了。“不管发生什么事，一定要保持冷静，那样你才可以侥幸逃脱。如果你惊慌失措，那就死定了。”他这样对自己说。

太阳已经落到山上那些高楼的后面去了，但它的光芒依然照在停泊在港湾里的货轮上。在阳光下，货船的白色油漆都变成了淡橙色。在远处的马拉巴塔的悬崖上，耸立着一座灯塔，那灯塔全身被涂成了白色。

到了酒店，他让塔哈米在出租车里等着。他拿起包裹跳下车来，走进大堂。不见威尔考克斯的踪影。那就好。但更危险的时刻可能会是他等会儿下楼的时候。不过，即使在楼梯上碰到威尔考克斯，他仍然可以解释说，他本想把钱锁在他的一个手提箱里，但转眼决定把这包裹交给酒店经理，让他放进酒店的保险柜里。前台的服务生给了他房间钥匙和一张电话留言条，但他看也没看就把留言条放进了口袋。他跑步上了楼。房间里的空气一点也没有流通，比室外的空气要冷好几度。他把手提箱放到**，迅速地把剃须刀、刮胡膏、刀片、牙刷、牙膏、梳子和四块手帕放进箱子里。接着他打开那个包裹，掏出几捆钞票塞在这些洗漱用品中间，还有放一条短裤的空间。房间门是锁着的；如果威尔考克斯这时敲门，他有的是时间将钱取出，把手提箱扔进壁橱里。他摸了摸口袋，确信护照、钱包和快运支票都在。他把一条羊毛围巾和一双手套塞进大衣口袋里，把大衣挂在胳膊上，合上手提箱，把密码锁转回到三个零，然后又环视了一下房间。接着，他小心翼翼地开了门锁，打开了门；他感到，他如此小心翼翼，真是可笑。走廊里空无一人。透过走廊尽头的窗户，他看到了远处沙滩后面的沙丘；沙丘的影子沿着平坦的沙滩一直延伸到海港。楼上房间的收音机正在播放弗拉门戈音乐，但走廊和楼梯上毫无动静。

“走啦。”他低声说道，然后轻手轻脚地走下楼去。

大厅里不见威尔考克斯。外面的出租车等在那里，没有动过地方。

他把钥匙递给前台服务生，然后走出门去。“再见，德拉普拉亚酒店。”他低声对自己说。

“把那个地址给司机。”

“那个吉拉利的地址？”塔哈米感到迷惑不解，但他嗅到了异样的气味，他想继续玩下去，直到他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为止：他想知道戴尔究竟在干什么，他也想知道这事能否让他赚点钱。于是他身体前倾，开始给司机描述复杂的路线。

“走吧！赶紧走吧！”戴尔大声说。他焦急地往西班牙大街望去：“司机一边开车，你一边说。”

出租车往后倒了一下车，然后朝山上的那条路开去。这时，夕阳直接照在他们的脸上。戴尔戴上一副墨镜，转头对塔哈米说：“你买船花了多少钱？”

塔哈米咽了一口口水，勉强应付地说：“谁，我？”在类似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一个阿拉伯人都会说这么一句话。他很快想到这样的回答一定会激怒任何一个美国人，于是马上把他能想到的那个唯一的价格——就是真实的价格——告诉了他。

“你看这样行不行？”戴尔说，“你今晚把船租给我，我先付给你二千五百比塞塔，到了目的地，我再给你二千五百比塞塔，然后我把船还给你，你就能赚到五千比塞塔。”

塔哈米从未碰到过这样的情形，这种不熟悉的情形在他心中激起的情感，使他进一步抛开他的欧式思维习惯。好运气，像坏运气一样，是从安拉那里直达接受者的；中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中介只起一个作用：作为一个杠杆，来确保接受者获得最大的幸福。“我没有钱买汽油。”塔哈米说。

当他们来到这个名叫德拉迪布的郊区，到达拥挤的德拉迪布的主街时，他们已经就费用的所有要点达成了一致。但是那个吉拉利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但塔哈米很乐观。“我会给他开价七百五十比塞塔，实在不行，我们就给他加到一千比塞塔。”他说。他盘算着，那个人要价越高越好，反正他能与那个人五五分成（他想，那个人可能不会那么轻易抬价，考虑到他卖船已经得到了五千比塞塔，他现在手头并不缺钱）。

出租车停在了路边，停在一家杂货店的前面。塔哈米跳下车来，消失在沉浸于黄昏微光中的小巷里，不一会儿又回到杂货店去问路，然后匆匆朝主街走去。司机下了车，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戴尔独自留在出租车里，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过路人好奇的目光，只顾自己愉快地放松着，品味着成功的最初喜悦。让塔哈米东跑西奔，让塔哈米迫不及待地想帮助他，这已经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这时他想起酒店前台那个服务生给他那张留言条。他从衣袋里取出纸条，啪地一下打开车里顶灯。上面写着：“请致电Vd.Al 28-01。”他知道那是黛西·德·瓦尔韦德的电话号码。他走下汽车，拎着手提箱，走进了杂货店。这时街上已经相当黑了，只有一丝暗淡的蓝色日光从杂货店的门口照进来。店里面只点起了一支蜡烛。一个性情平和的苏西[1]人坐在柜台后面，正闭目养神。戴尔看到，在破败的可口可乐冷却器后面的板条箱上搁着一部电话。那是一部拨盘式电话。谢天谢地，还能找到电话。他划着火柴才能看清拨盘上的数字。

令他吃惊的是，接起电话的竟然是黛西本人。“你这个浑蛋。”她说，“你刚收到我的留言条吗？几小时前我就给你打过电话。你能来我家吃饭吗？非常随意的那种，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私密的。我躺在**。没有生什么病。只是坐骨神经痛。只有你和我，如果你能来，我会很高兴的。七点钟怎么样？我们到时好好谈谈？如果能见到你，那就太好了，亲爱的。”

他把电话费放在柜台上，苏西人点了点头。他走到出租车边上的时候，看见司机已经回来了，坐在驾驶座上，打开了一盒香烟。他上了车，砰地关上车门，坐在旁边等着。看来，晚饭问题已经完美解决了。那将使他彻底远离大街，远离城市。

过了一会儿，戴尔看见塔哈米朝出租车走过来，身后跟着一个人。塔哈米走了过来，打开车门，探进身子。“我找到他了。”他说。他们刚才在路上已经谈妥了报酬问题，塔哈米对此感到很高兴。

“很好。现在我们去你家。”戴尔说，“让他坐在前面，我们走。”

这个吉拉利的名字叫扎基，今年三十五岁（尽管他看上去有五十岁），衣着邋遢，满脸乱蓬蓬的胡子——他的外表使戴尔联想到海盗电影里的一个临时演员。

“他懂英语吗？”他问塔哈米。

“那个人？哈！他甚至不懂西班牙语！”塔哈米说话的语气非常得意扬扬。“对吧，朋友？”他对坐在前面的那个人喊道。

“什么？”那个吉拉利说，并没有回过头来。

塔哈米居住的这条街道现在变得越来越高低不平，到处都是水坑，水坑深度如何，无法判断：司机突然停下车，说他不能再往前开了。接着塔哈米与他争吵起来，他们必定会吵个没完。戴尔下了车，非常厌恶地打量着这条街道。两边的房子摇摇欲坠，有些房子的二楼尚未完工，前门直接开在泥泞的小巷里，没有建人行道的地方了。他很不耐烦地对塔哈米喊道：“就让他在这儿等着吧。我们快走！”但是司机锁好车门，说要跟他们一块走。“他说我们已经欠他六十五比塞塔了。”塔哈米道出其中原委。戴尔哼了一声。

塔哈米第一个走进屋里，其他人在外面的黑暗中等着。塔哈米赶紧把妻子支开。

“你待在外面。”戴尔对司机说。司机看到他们将要进去的那个房子的样子，显出非常满意的神色。

塔哈米很快走到门口，打了个手势让他们进来。他们穿过没有灯光的院子，走进一间窄小的房间，房间里一台收音机正叽里呱啦地响着。沿墙的垫子上铺着廉价的黄绿色锦缎；垫子上方挂着一组镶着鎏金镜框的巨幅照片，照片上的人个个都穿着刚多拉[2]，戴着菲斯帽[3]。房间的尽头有一只挂柜，挂柜上放着三只都在走的闹钟，每一个闹钟都显示着不同的时间。在闹钟下面的一个架子上，放着一排积满灰尘但没有用过的纸杯。这些纸杯经过精心排列，与不少代表圣诞老人的塑料小塑像交替摆放着。挂柜下面和两边的墙上贴着几十张一模一样的彩纸，每一张彩纸上都有一张照片：一支巨大的牙刷，那个蓝色的塑料手柄非常漂亮，还印着这样的文字——丹特灵，牙刷卓越品牌。放在地上角落里的收音机音量开到了最大：乌姆·卡尔萨乌姆[4]正在唱着一首哀痛的挽歌，为她伴奏的管弦乐队发出噼啪声和哀嚎声。

“坐下吧！”塔哈米对戴尔喊道。他跪下身来，把音乐的音量调低一些。从天花板中央垂下来的一根长绳末端吊着一盏电灯，当戴尔走到床垫边上的时候，这只灯泡砸到了他的前额。“对不起。”他说。电灯泡疯狂地来回晃动。那个吉拉利把鞋子脱在了门口，盘着腿坐在床垫的一端，身子随着音乐的节奏左右摇摆着。戴尔对塔哈米喊道：“嘿！快把那哀乐关掉！你没意见吧？我们有很多事要谈，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大家都不说话了。在这一片寂静中，隔壁房间传来了婴儿的尖叫声。戴尔开始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