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天空阴沉，乌云密布，一阵大风不可阻挡地从东方刮来。停泊在港口里为数不多的几艘货船在白色海岬的北面疯狂摇晃着，汹涌的波涛在宽阔的海滩上翻卷，泛起无数的泡沫，发出一片喧嚣声。戴尔起得很早，洗了澡，穿好衣服，站到窗前，望着窗外波涛汹涌的海湾和海湾外灰色的小山。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感到心头一惊：自从来到这里之后，他从来没有去查查有没有家信来。真难以相信有这样的事，但他确实没有想到这一点。在他的脑子里，同过去的决裂就是如此的彻底和不含糊。

在楼下的服务台，他询问了去美国公使馆的路线，然后沿着海滨步行而去。与大风搏斗了大约十分钟后，他在一家小咖啡馆里歇歇脚，坐下来吃早餐。当他在那张摇摇欲坠的小桌旁坐下时，他发现自己的衣服被空气中的盐雾弄得又湿又黏。

他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公使馆。公使馆就在城里，穿过旧城墙上凿出的一道拱门就到了。在等待室，一个态度真诚的戴眼镜的年轻人让他在访客登记簿上签了名，然后将一封信递给了他。是他母亲寄来的。他在弯弯曲曲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从一群尖叫着的小孩子中间挤过去，四下随意看着，想寻找一个可以坐下读信的地方。穿过迷宫似的内城街道，他来到人行主道，顺着这条路下坡而行。很快，他来到了一个宽大的露台，露台的边缘浇筑着混凝土座位，坐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码头。他坐下来，根本不管周围的阿拉伯人永恒傲慢和好奇的眼神，更何况，他早已进入了在外的游子接到家信时总会产生的那种虚幻状态中了。他撕开信封，取出几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小信纸。

亲爱的纳尔逊：

一直没有给你写信，我感到很不像话。不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那个，这封信从星期三开始就拖延下来了，今天都星期六了。不知怎的，在你走后的这些天里，我没有多少“进取心”了！我只是坐在家里看看书、缝缝衣服，做些我力所能及的，又不会使自己太累的轻松家务活。前几天我还得了一种剧烈的恶心头痛病，甚至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不过，现在没事了，已经好了好几天。实话对你说吧，当他们把那块跳板拉起来的时候，那真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一路上你与同舱的那两个人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吧？我觉得他们不是什么好人。看他们的样子，你父亲和我都认为你要倒霉了。

我们打算开车去威尔明顿给艾达姨妈过生日。你爸爸这几天很忙，回家的时候都感觉很累，所以我想这个冬天出一次远门就足够了。我不想让他再生病。

我觉得你可能对随信附上的这份剪报感兴趣。那个威廉斯家的女孩肯定一下子就找到了新的未婚夫，对吗？看样子，你所有的老朋友都差不多结婚了，安定下来了。

昨晚我们看完一部早场电影后，去了莫特（博士）家。他因为肾病卧床不起，我们已经去看过他好几次了。你父亲上楼去看了他一会儿，有两个男护工在照顾他，他病得很重。我想你有二十年没见露易丝了，我没有想到，她竟下楼来了。她现在出落成一个很漂亮的少妇了，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她对你的近况非常感兴趣。她说，在上大学的时候，她坐地中海游轮在丹吉尔停留过，没觉得这个城市怎么样。她说起了你们在一起的那些美好时光，还问我是否还在做我以前做过的椰子蛋白杏仁饼。她说她永远忘不了那蛋白杏仁饼和别的小点心。但我自己倒忘了。

对了，我今天要把这份剪报夹在信里寄给你。

请你多保重身体，哪怕只是为了我。如果你失去了健康，你就失去了一切。我一直在百科全书上查阅关于摩洛哥的一些资料，我不得不说，我觉得那地方并不怎么样。那地方好像什么病都有。如果你得了病，不管是什么病，那你就是在自找麻烦。我想那里的医生也不怎么样，而且医院的条件一定十分原始、简陋。

在收到你的回信之前，我会一直心神不宁。请代我向杰克·威尔考克斯问好。希望他生意兴隆。现在这几年出去旅行困难重重，你父亲和我对这生意的前景都表示怀疑。不过，他自己一定知道他是否在赚钱。我想他挣不了什么钱。

那天晚上梅和韦斯利·戈弗雷来我们家了，我把你的冒险经历告诉了他们。他们祝你好运，而你可能正需要好运。你父亲和我都和他们一样，希望一切都如你所愿。

好了，这封信就写到这里吧。我要做别的事去了。

爱你的

母亲

还有一件事：路易丝·莫特去过的那个地方好像是阿尔及尔，不是丹吉尔。她从未去过丹吉尔。你爸爸刚才回家吃午饭时告诉我的。他有点讨厌我，说我总是把事情搞混！

再一次爱你！

读完信，他把信纸慢慢地折好，放回信封去。他抬起头，往四周看了看。一个阿拉伯小男孩——他的脸得了严重的皮肤病——站在他旁边，默默地打量着戴尔的鞋子、雨衣和脸。接着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他身穿一件破旧过时的高腰垫肩灯笼袖的女式大衣，在男孩子身边停了脚步，也盯着戴尔看。他一手抓着一只活母鸡的翅膀，母鸡大声乱叫着。戴尔被母鸡的叫声惹恼了，站起身，走回到街上。读完这封信之后，他陷入了感情无人区。街上到处都是廉价的集市建筑、用阿拉伯文字写成的可口可乐招牌、身穿湿漉漉的衣服四处游**的杂乱人群——所有这些让这条街看起来像发疯了似的。天上飘起了小雨。他朝前走去，手插在雨衣口袋，低头看着人行道，慢慢地爬上了山。他脑子里本来有一个想法，打算今天上午做点什么事，但读了母亲的信之后，他好像没有力气停下来回忆他原来的打算了。他也不确定他是否会如约与他昨天晚上认识的那个讨厌的女人共进午餐。他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义务一定要去赴约；她没有给他选择接受或拒绝的机会，而只是命令他两点钟赶到帝国酒店。到时候，他要么去，要么不去。他并不真的相信黛西的说法：那人是一名俄国特工；这有点荒诞不经。但说实在的，他倒希望她是这样一个特工，一个比他迄今在这里遇到的其他形形色色的人更为严肃的人，而为苏联政府工作的间谍肯定就是这样类型的人。

在福埃拉市场的大树底下，卖栗子的摊贩们生起了火，弄得空中浓烟弥漫。不时有一阵狂风刮来，顶层的烟雾被吹过树顶，在空中消散了。戴尔满腹狐疑地打量着在市场的石板上堆放着的等待出售的物品，这些物品形成一个个图案和形状。那些小竹筒里装着的是眼影粉，石板上有各种各样的树根、树脂、粉末、羊角、豪猪松皮（上面尽是硬刺），还有各种各样令人过目不忘的爪子、骨头、鸟嘴和羽毛。雨越下越大了。那几个女人没有雨伞来保护她们的货物，她们赶忙开始收摊，准备移到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去。他仍然感到心里没有着落；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如今站在这个城市的中心。这个地方是虚假的，是连接两个世界的等待区，是从一种存在方式转向另一种存在方式的过渡带，这个过渡带眼下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阿拉伯人穿着经过改造的欧洲样式的鞋子从他身边慢跑着过去，穿上了那种鞋，他们无法自然地走路了。他们推搡着他，瞪大眼睛看着他，想和他搭话，但他没有搭理他们。新式的市政公共汽车开进了广场，下了客，上了客，然后驶出广场，开往城市的边缘。从城市的边缘往外稍走一点，就是国际区的边界了，再过去就是山区了。他对自己说，他就像一个囚犯，虽然打破了牢房的第一道铁栅栏，但依然还是在牢里。而自由是不可能用三百九十美元的价格买到的。

他想顺道去看看威尔考克斯——他觉得这样做没什么坏处。威尔考克斯要他等一个星期左右，而今天是第七天了。他走到大楼的入口处时，感到自己越来越恐慌不安，而片刻之前他根本没有这种感觉。突然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走进了糕点店，坐在桌旁，点了一杯咖啡。然后他问自己在担心什么。与其说他在担心威尔考克斯看到他没接到电话就擅自上门时会生气，倒不如说他在担心，虽然现在该向威尔考克斯提钱的事了，但他不知道如何张口才好。他觉得威尔考克斯肯定也在想着这件事，一定也在等着他开口——他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他点了一支烟，一边吸烟一边喝咖啡，热饮料增强了香烟的味道。喝完咖啡，他拍了拍膝盖，迟疑不决地站了起来。“我们必须摊牌了。”他想。他非常不情愿地爬上楼梯，来到了门口——好像这欧非旅行社成了一个他非常害怕去的牙科诊所似的。

戴尔敲了敲门。“来了！”威尔考克斯大声说道。戴尔转动了一下门把，门是锁着的。“谁？”威尔考克斯喊道，声音里带着一丝恼怒和紧张。戴尔犹豫了一下，正要喊一声“杰克？”时，门呼啦一下打开了。

戴尔看着威尔考克斯的脸。他发现对方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恼怒起来，而最初他看到的完全是恐惧。威尔考克斯的喉咙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恼羞成怒的响亮的咔嗒声。然后他往后退了一步。

“进来。”

他们俩仍然站在前室里，分别站在矮桌子的一边。

“你找我有什么事？”

“你要我看的那些东西，我几乎全都记在心里了。我想我应该过来给您打个招呼。”

“哦。”威尔考克斯停顿了一下，“我记得我对你说过，我会打电话给你的。我以为你是明白的。”

“我明白，但你没打。”

“等上几天有什么不对吗？我手头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现在这里用不着你。”

戴尔大笑一声，但这笑声马上被威尔考克斯打断了。他提高了嗓门说：“我这里不需要你。你难道不懂我这话的意思吗？我自有我的理由。”

戴尔深吸了一口气：“我来这里也有我的理由。我需要一些现金。”

威尔考克斯眯起了眼睛：“你上星期还有的那些运通支票到哪里去了？该死，我是说过你现在在为我工作。我必须与你签一个合同吗？我欠了你一个星期的工资，对吗？好的，我原打算按月给你发工资，但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半个月发一次。我知道你现在手头紧。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件麻烦事，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每半个月给你发一次工资。”

“上帝啊，我现在就需要钱。”

“是的，但我现在无法给你。我没有钱。”

“你没有钱，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工资又不多。” 戴尔一边说，一边斜眼看着他。

“听着，纳尔逊，”威尔考克斯说，脸上露出一副非常痛苦的表情（“装的。”戴尔想），“实话对你说吧，我没有钱给你。我欠了亚特兰蒂斯酒店一大笔钱，那笔钱换成货物会使一艘轮船沉没。我赚来的钱都付给他们了。如果不是这样，我早就流落街头了。你亲眼看到了，我这里有多少生意。”

走廊里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威尔考克斯走到门口，试了试门把。门锁得好好的，但他脸上还是掠过一丝惊慌。戴尔什么也没说。威尔考克斯接着说：“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在拖延或在做别的什么。你是在为我工作。听起来这可能只是我的一个妄想，但我想我们的生意很快就会有起色，我希望你能马上适应这里的工作，准备迎接那个重大的日子吧。”

“我没说你在拖延。我只是说我马上需要钱，但如果你现在发不出一个星期的工资，我怎么能指望到下个星期拿到半个月的工资呢？”

“我们两个人都只好碰碰运气了。”

“碰运气！”他带着嘲弄的表情望着威尔考克斯。

“除非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傻，不然你手里一定还有几张支票，至少让你撑到下个星期。”

“那是另外一码事。我要把这些钱存起来，以备出现紧急情况。”

“啊，现在就是紧急情况。”

“那是你的紧急情况。”戴尔转身走到门边，打开门，到了走廊里。

“你等等。”威尔考克斯说着，很快追了出来。他站在门口，拿出一张五百比塞塔的钞票。

“你完全误会我了。上帝啊！那些人最难对付了！你真的认为我想欺骗你，是吗？”他神情紧张地在走廊上东张西望着。

“我没有那样想过。”戴尔说。他在考虑是否要拿这笔钱；他的第一个冲动是拒绝，但又觉得那是孩子般幼稚任性的举动。他伸手接了钱，说了一声：“谢谢。”但很快他对自己感到无比愤怒。连威尔考克斯接下来说的话都没能平息这种愤怒。

“现在，看在上帝的分上，赶紧离开这儿，等我电话，好吗？求你了！”这最后一个喊声与其说是恳求，不如说是如释重负的慨叹。

他又忧心忡忡地瞟了一眼走廊，然后走进办公室，关上了门。

戴尔慢慢地走下楼梯，仍然为自己的鲁莽行为而愤怒不已。他拿到了这笔钱，好像他成了勒索者，本来想要得到一笔数目更大的钱似的。从此以后要想与他公事公办，就难上加难了。

当他走到街上的时候，大雨正倾盆而下。人行道上空无一人；人人几乎躲在门口、遮雨篷下和拱廊下。只是偶尔有一个阿拉伯人溅着水花走过，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这场暴风雨。挤了糕点店满满一屋子的人不住地往街上张望，大多数人都挤在门口，所以，如果有女招待经过，他们就只好走到外面，给她让道。他挤过这些人，坐了下来，要了一杯咖啡。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思考威尔考克斯奇怪的举动——那是与他无关的，但想想非常有趣：他似乎在等着一个他不想见到的人到来。“黛西说的可能没错。”他想。杰克说不定招致了当地一些地痞流氓的不满，他们正伺机报复呢。要么他是在躲避债主。然而，这两种推测都不能完全解释他为什么不愿意让戴尔去他的办公室。

“没有钱！”他愤愤地想道，“那他为什么还要住亚特兰蒂斯酒店呢？”他弄明白这其中的缘由了。即使威尔考克斯真的已经破产了——这似乎不太可能——他也会觉得有必要，也会想方设法继续住在丹吉尔最好的酒店里，因为丹吉尔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大人物，自然而然要得到最好的东西，不管他有没有钱来支付。但他又何必如此？丹吉尔每天都有几家新公司开张，大多数公司的成立只是为了规避别国的法律规定，而每天又有几乎同等数量的公司倒闭。这些公司的失败或成功，与公司经营者的商业头脑没有多大关系。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赢家，那就意味着，你能截获竞争对手的往来信函，甚至电报；你买通了法国邮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允许你第一个查看你想查看的信件，由此你就弄清楚了那些公司在与哪些人打交道；你还可以雇用阿拉伯人闯入别家公司的办公室，帮你偷到他们的专用信笺和董事成员的签名样本；然后你伪造回函，说你无法向对方供应所需商品，为此你感到十分遗憾，而与此同时，却十分谨慎地特意跑到西班牙区的得土安将这些商品寄走——边境的海关官员没有一个敢没收这些商品，你不用像别人那样在检查时被脱个精光，你衣服的接缝线不用被撕开。这倒不是说，你为了不受骚扰而提前送钱行贿了，而是说人人一见你，就知道大赢家驾到；你是国际区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一个人不是大赢家，那就是倒霉蛋，世道就是这样，似乎难以改变。任何借口都无济于事。问题不在于你的外表或举止是否像个大赢家——装样子人人都会，但是没有人会吃你那一套——重要的是你的信念：你必须感觉自己就是大赢家，知道自己就属于这个阶层，确信自己就有这样的天赋。他就这样想啊想，想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他付了账，站起来，走到外面。现在雨已经小了不少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朱维农夫人说。她就是这么一说，其实她根本不能确定他能不能来。

戴尔倒实话实说了。“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来。”他说，说完苦笑了一声。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在纳闷，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来这里。也许是出于礼貌，但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快接近中午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在餐馆外面转了三圈，而此时离约会的时间还早。他透过窗子看到了里面桌上的那些颜色鲜亮的小点心，也许正是这些小点心使他最终下了决定前来赴约的。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独自一人会来这样的地方吃饭。

朱维农夫人的心情今天平静多了——甚至可以说相当愉快，他想——她当然不是任人摆布的傻瓜。现在她牢牢地掌握着谈话的方向，但又以温柔的方式引导着谈话的进程，使谈话不至于出现紧张的气氛。当他们吃色拉的时候，她以其特有的自然神态开始谈论她所感兴趣的话题。他发现很难从她的话中，或者从她的表达方式中，找到任何让人感到不快的东西。他明白了，她是在说，大多数丹吉尔人都在竭尽所能，不是做这，就是做那，为的是过上体面的生活。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国家参与了丹吉尔的政府管理，所以非常有必要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能在各国政府代表之间进行制约与反制约的体制。这样的体制本来应该提前由各国政府正式制定出来，可惜恰恰没有，所以，还得依靠过去惯用的私下算计那一套。他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对自己微微一笑，心里在想：还要等多久她才会说到正题上，说出她真正要他做的事，这样的要求会以什么话加以伪装。

他很清楚，她是在说，在国际区的几乎每个英国人，即便是那些头衔很高的人，都被政府强制要求收集情报，什么情报都行。所以，这绝不是一个可耻的行动，相反，这被认为是一个完全值得尊重的行动。

“我想，比这里大多数的行动更为受人尊重。”戴尔大笑起来。

她不了解英国人的情况，她说。但她认识的许多人想方设法同时向两个或更多的机构提供情报来获利。眼下她的国家（她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个国家）在丹吉尔政府里没有代表，因此，得到充足的情报的需要尤为迫切。人人都知道，控制丹吉尔当局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是美国，她的国家尤其希望得到美国人活动的情报。困难在于，美国外交人员在丹吉尔独来独往，他们不愿与别国外交使团产生什么瓜葛。当然，还有一个问题，美国人一般不为金钱**所动，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很难开出很高的价位，让大多数美国人愿意为这个价位去干。

“她要向我开价了，”他阴冷地想，“因为我不是什么大人物。”

她开出了价。她得到授权，可以为他每月支付五百美元，可以提前一个月立刻支付，条件是，他必须从与他的美国朋友的交谈中获取相关情报，特别要获取美国政府在西迪卡塞姆[12]建立“美国之音”电台的情报——戴尔根本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朱维农夫人连忙要他放宽心，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电气工程师，为他解释这些东西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可是，在丹吉尔，我什么事也不了解，什么人也不认识！”

她解释说，他们可以为他引荐一些重要的人物——当然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是有权进入某些地方（比如美国之音）的，而其他国家的人则绝对不能进入。

“我们的要求真的不高。”她笑着说，“你不要产生浪漫的想法，以为这是间谍活动。丹吉尔不需要什么间谍活动。丹吉尔对任何人都没什么价值。外交方面的价值，也许有。军事方面，绝对没有。”

“你要我干几个月？”

“啊！这要看你对我们有多少价值了。”她隔着桌子看着他，眼里闪着狡黠的目光，“如果你提供的信息不够准确，我们就不会与你继续合作了。”

“要是我根本无法提供任何情报给你们呢？”

“噢，那个我并不担心。”

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张折叠好的支票递给他。这是一张萨尔瓦多·哈桑父子银行开具的支票，上面早已写明承兑人为纳尔逊·戴尔，底下是纳蒂亚·朱维农清秀的签名。看到支票上他的名字拼写得完全正确，他感到非常震惊。这是一个长着一头蓝发的热情奔放的娇小女人的杰作；太可笑了，她竟然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并不为此感到奇怪，也不敢问她是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的。

他们点了咖啡。“明天晚上我请你到我家吃晚饭。”她说，“我丈夫见到你，会非常高兴的。”

一个侍应生走过来找朱维农夫人，说有一个她的电话。她向戴尔表示了歉意，起身离开，走进吧台后面的一扇小门。戴尔独自坐着，玩弄着咖啡勺，被一种非现实感压得透不过气来。他把支票放进口袋里。但此刻他又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支票掏出来，丢在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划上一根火柴烧掉，这样，等她回来的时候，支票就不复存在了。等他们一起走到街上，他就可以摆脱她了。他心不在焉地喝了一口咖啡，环视了四周。旁边的桌子旁坐着四个人，他们正用西班牙语聊着天：一对年轻的夫妇，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显然是那年轻姑娘的母亲，还有一个小男孩，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噘着嘴，不愿意吃东西。那姑娘化着浓妆，身上戴的珠宝首饰似乎有好几磅重，不时地迅速瞟一眼她的母亲和丈夫，在确信他们各忙各的事之后，偷偷地盯着他的方向看。自从这家人坐下来以后，她一定是在这样不停地看着他，但他现在才第一次注意到。他注视着她，视线一刻也不离开她的脸。毫无疑问，她在向他抛媚眼。他想看看她丈夫长什么样子，但那个男人面朝着另一边。他长得胖乎乎的，他只能看清这一点。

当朱维农夫人回到餐桌时，她似乎有点不太高兴。她叫来侍应生付了账，忙着戴上她那双羊皮白手套，手套紧紧裹住她纤细的手指。

电话是尤妮斯·古德打来的。她今天醒得很早，一睁眼发现哈蒂娅不在身边，立刻断定她一定与戴尔在一起。但她在电话中没有向朱维农夫人提起这件事。她首先问朱维农夫人，戴尔是否如约赴宴了。朱维农夫人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他来了，但没有更多的话，弄出要挂电话的架势。但尤妮斯不能就此满足，她还问他们之间是否达成了协议。朱维农夫人说，感谢尤妮斯的关心，但她觉得没有任何义务向尤妮斯提交一份关于午餐会谈结果的报告。接着，尤妮斯的嗓门一下子高了起来，显得很吓人。“听好了，夫人！我奉劝你告诉我！”她尖叫着说，“我必须知道！”朱维农夫人告诉尤妮斯，谁也吓唬不了她。但转眼又一想，毕竟是尤妮斯介绍戴尔先生与她认识的，她理应领尤妮斯的这份情，至少不能这么快就翻脸。于是毫无生气地笑了一声，对她说，是的，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他收下钱了吗？”“是的，最后！”朱维农夫人大叫起来，一副非常恼怒的样子，“你一定难以置信！是的！他拿了钱！是的！是的！过几天我去看你。是！就是这样！再见！”当她把听筒放回底座的时候，她轻声用俄语自言自语了几句。

这一家西班牙人歪斜着身体站了起来，椅子在地板上拖着，嘎吱嘎吱乱响。年轻的妻子忙乱地找她的外套和皮大衣，最后向戴尔投来了绝望的一瞥。“她不仅是个大美人，还是个大傻瓜。”他这样对自己说。说真的，与她在酒店房间一起待上一个小时他是愿意的，但这显然是痴心妄想——想到这里，他不禁心生恼怒。他看着他们一家人走出门外，年轻女人很不耐烦地推着她的小儿子走在她前面。“典型的西班牙暴发户，”朱维农夫人十分厌恶地说，“而佛朗哥让这些人来统治那个国家。”

他们两个人站在门口。风夹带着雨打在门边上。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丰盛午餐。”戴尔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却希望下次再也不要见到她。

“你看见那边的那座高楼了吗？”她指着面前这条不长的街的尽头。他看到了一座白色的现代化公寓大楼。“就在那幢大楼的右边，有一栋小房子，灰色的，四层楼。那就是我的家。我住在顶层，45号。明天晚上请你来家里做客，八点钟。现在我要快步跑过去了，我可不想淋成落汤鸡。再见。”

他们握手道别。她匆匆穿过了街道。他看了她一会儿，看她快步穿行在几幢未完工的大楼和一排不知从哪里移植过来的、永远长不大的小棕榈树之间。接着他长叹了一口气，转身往下走，来到了大路上。这条路通向德拉普拉亚酒店。雨中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店铺还关着门，因为现在还不到四点钟。他路过了萨尔瓦多·哈桑银行。银行开着门，于是他走了进去。他经过门厅时，一个坐在厚厚的圆皮垫上的留胡子的阿拉伯人向他敬礼。这是一个新建的大楼，大理石和铬合金在闪闪发光。大厅里空空****的，很多设施看起来闲置着。一个年轻人站在柜台后面写着东西。戴尔走过去，把一张支票递给他，说：“我想开个账户。”年轻人瞟了一眼支票，并不看戴尔，然后递给他一支自来水笔。

“请签名。”年轻人说。戴尔签了名，然后说他想取一百美元的现金。

“请坐。”年轻人说。他按下一个按钮，天花板中央巨大的荧光灯就立刻闪烁起来。大约花了五分钟，才准备好必要的文件。年轻人把戴尔叫到柜台，递给他一本支票簿和五千二百比塞塔，并给他看了一张写明账户余额的白色卡片。戴尔大声读着，他的声音在空****的大厅里回**着：“三百九十九美元七十五美分。那二十五美分呢？”

“支票簿。”年轻人不动声色地说，眼睛依然不看他。

“谢谢。”他走到门口，让那个阿拉伯人为他叫辆出租车。他坐到出租车里，看着空****、湿漉漉的街道在眼前闪过，感觉自己好像比刚才舒服了一些，但又不那么确定。现在，至少雨水淋不着他了。

到了酒店，他要求服务台送一杯酒到他的房间，却被告知酒保要到晚上六点才来上班。他走进潮湿的房间，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用手指拨开脏兮兮的窗帘，凝视着外面寒冷荒凉的海滩。天空映照在这湿湿的如镜子一般的海滩上。他掏出钱看看。这似乎是一大笔钱，五千二百比塞塔当然能买到很多东西，比一百美元能买到的东西要多得多。但是，这笔钱并没有给他带来他想得到的快乐。他的内心感到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这种不真实感弥漫在他的周围，就像牙痛一样剧烈，像氨气的味道一样确定，但又难以捉摸，无法定位，就像他意识的镜头上留下了一大片污迹，由此形成的模糊认知让他有了一种眩晕的感觉。他坐在扶手椅上，点上了一支香烟。香烟的气味让他恶心；他立刻把香烟扔到角落里，看着烟雾沿着墙慢慢地升起来，一直升到对面的窗户边，一阵风吹来，这烟雾又被带进了房间。

他心里并没有想事，但脑子里不断浮现出词句，形成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要去哪里？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要这么干？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到最后一个问题为止了，他不再往下想了。他不由自主地又想点上一支烟，过了一会儿，又把这支并没有点燃的香烟放在椅子的扶手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肯定会发生什么事的。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的。所有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在梦中，总是有毫无理性的、无法确认的东西，分量沉重地往下坠，在这样的梦里，每一个简单的物体，每一个动作，甚至天空中的光亮，都承载着无声的沉重意义。必须有一个缺口，必须让空气进来。但事情并不是自动发生的，他告诉自己。你必须让它们发生。那就是他的难处。他没有让事情发生的能力，从来就没有。然而，当他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意识到，不管怎么说，现在就是底部了；从此开始，前面的路就是不知不觉地往上走了。遥远的地方有一根小小的希望之针。他不得不往前走，去探究它来自何方。他以胜利者的姿态把它拽了出来，仔细查看起来。那只不过是他的一种盲目的、毫无道理可讲的信念，到时候，如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么，他身体的某个部分就会自行采取行动，让事情发生。他一想到这件事，就觉得毫无意义；这件事慢慢地褪了色，变得越来越微弱，所以为了挽救它，他又把它扔进了黑暗中。他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但他喜欢把它安放在那里。他站起身来，开始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一会儿，他一头倒在**，一动不动地躺着，努力想让自己睡着。一分钟后，他慌乱地脱掉鞋子和裤子，把被单拉开，盖到身上。接着，他的思绪转到了哈蒂娅身上，想起了这个长着一张完美的小脸和拥有一副小猫一样柔软身体的小姑娘。

“昨天刚见了她。”他满心疑惑地想，“天哪，下次见又要等到星期天？”还要等六天呢。要想找到她，只有一个办法，而那个办法好像也不太行。他要去大都会酒店找那个胖女人古德小姐，看看她是不是知道哈蒂娅的地址。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平静下来了。海浪，哈蒂娅，海鸥。等他醒来时，天已经一片漆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