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哈米对他的妻子窝了一肚子气：她的鼻子流血了，鼻血滴得庭院里到处都是。他叫她拿一块湿布片塞住鼻子，但她吓坏了，好像没有听见丈夫的话；她只是低着头在庭院里来回走着。门里边有一盏煤油灯闪烁着光芒，塔哈米躺在垫子上，可以看到她那双涂着红甲油的脚，带着沉重的脚镯，在他面前拖着脚步走来走去。雨断断续续地下着，但她似乎没有注意到。

这是婚姻生活中最糟糕的场景：除非你有钱，否则一个男人永远不能在自己的家里独享清静；总有一个女人的肉体在他眼前晃动，当他看够了的时候，他就不想总有这个东西没完没了地提醒着他。“噢，我的上帝！”他大喊一声，“你至少要关上门！”在隔壁房间，婴儿开始啼哭起来。塔哈米等了一会儿，看金扎会怎么做。她既没有关上门，也没有去隔壁房间安慰儿子。“去看看儿子怎么了！”他吼道。接着他哼了一声：“安拉！”将一个垫子放到自己的肚子上，扣住双手放在垫子上，希望能睡个晚饭后的小觉。他想，要不是为了他的儿子，他早就把她送到她该去的地方了，送她到里夫[4]她的娘家去。那样他就至少能为自己的未来铺平道路：重新被他的兄弟们接受，再次回归大家庭，与他们住在一起。

他从来就认为，阿卜杜勒马利克和哈桑将他赶出家门是不公正的。作为他们的弟弟，他当然只得接受他们的安排。但他自然是不那么心甘情愿的。他总觉得他们是出于怨恨才这样做的，于是他也怨恨他们。他犯下了不可宽恕的过错：对别人说他们的坏话，说他们吝啬和****，这样一来他童年时代的所有好友都渐渐疏远他了。人人都知道他喝起酒来了，从十五岁开始就是这样：单凭这一条，在丹吉尔的穆斯林上层社会来看，他就有充足的理由被驱除出贝达奥维家族的宅邸了。但是这还不构成他的朋友疏远他的理由。问题是，塔哈米是个做错事的天才；与他所熟悉的一切断绝关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团糟，好像这能让他得到变态的、苦涩的快乐。他的这桩毫无理智的婚姻——他的妻子，那个山里姑娘大字不识一个——显然是针对他兄弟的复仇行为。当他在艾姆萨拉赫租下那间一般只有苦工和用人才会住的肮脏小屋时，他一定在心里嘲笑他的两个兄弟。现在他不仅喝酒，还肆无忌惮地在公众场合喝，在奇科市场的各个咖啡馆的露台喝。他的兄弟甚至还听说——虽然不知道可信度有多高——有人好几次看到他坐火车去卡萨布兰卡。这样的行为只意味着一件事：他在走私什么东西。

塔哈米现在的朋友都是新近结识的，他与这些新朋友谈不上有多少交情。其中的两个朋友是法语学校的教授，都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谈话中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抨击法国人的机会，不断抛出诸如“帝国主义统治”“泛伊斯兰文化”“自治”这类的术语。他们极其痛恨一个不正当的当局滥用权力，这一点深深触动了他的同情心。他觉得自己与他们是一路人，虽然他并不完全理解他们的论调。正是这两位教授给他出了主意，让他经常去法国区（完全没错，他是在做小小的走私生意），把自来水笔和手表带到那里，高价出售，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他们认为，从法国海关走私出去的每一个法郎，都是钉在法国经济这口棺材上的一颗钉子；到最后，利奥泰[5]的追随者将被迫放弃摩洛哥。每一次旅行结束，看到自己的口袋里又多了几千法郎，他心里总是很开心的。

他的另一个朋友是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个朋友也赞成走私，但只是出于道义的原因，因为他认为必须坚持摩洛哥的统一性，不能接受欧洲人将其随意划分为三个殖民区的做法。他认为，要采取行动来反对欧洲人，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在他们的机构中播撒混乱的种子，用看似非理性的行动来扰乱他们。至于穆斯林，他认为必须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所遭受的耻辱和痛苦。他经常去拉巴特[6]看望家人，每次去总是带上一大串香蕉，因为丹吉尔的香蕉要便宜得多。当火车到达苏克艾尔阿巴[7]的时候，海关官员总会争先恐后地扑上来争抢这些香蕉，为此他总要扯着最大的嗓门对他们喊：这些香蕉是带回家给他生病的孩子吃的。这些海关官员看到很多本地的乘客很感兴趣地围拢过来，便压低了声音，摆出一副友好的姿态，尽量不让别人知道他们是在争吵。他能说一口标准的法语，总是使用彬彬有礼的语言，但是抗议的声音还是很大。如果看到那些官员为了息事宁人而放过他的香蕉的迹象，他就会不知畏惧地悄悄骂他们几句——其他乘客不会听清楚，但法国人听了一定会勃然大怒的。这时他好像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抓着香蕉把，把香蕉一个一个分开来，招呼四等车厢的乘客（大多是淳朴的柏柏尔人）过来吃，悲伤地说，既然他病中的孩子不能吃到这些香蕉了，那就把它们分给同胞们吃吧。于是四五十个身穿白袍的男人蹲在站台上吃起了香蕉，向这个家有病孩的父亲深表同情地摇着头，向法国人瞪起了大大的眼睛，眼里满含责备的眼神。唯一的问题是海关官员的人数太少，所以他们一次又一次落入陷阱。但是现在这些官员很了解他的那一套手段了，当他上一次带着香蕉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干脆对香蕉视而不见了。塔哈米听到这里，便问：“那你就带着香蕉顺利通关了？”“是的。”他的朋友带着沮丧的表情说。“那太好了。”塔哈米高兴地说。这个市政工作人员看着他。“你违法了。”他大声说道。“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什么也不敢做。你赢了。”“我想你说得对。”那个人说，但他不清楚塔哈米是不是完全明白这样做的意义。

塔哈米睁开了眼睛。他只睡了五分钟，还以为自己睡了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他妻子拿走了煤油灯，房间里一片漆黑。通往露台的门开着，他听到雨水噼里啪啦地打到了瓦片上。接着他意识到婴儿还在啼哭，哭得很累，很让人可怜。“闭嘴——”他轻声地、恶狠狠地骂道。他在黑暗中猛地跳下床，穿上拖鞋，摇摇晃晃地走到外面的雨中。

煤油灯放在隔壁房间了。金扎抱起了孩子，笨拙地搂在怀里，准备给孩子喂奶。鼻血依然顺着她的脸流下来，从下巴慢慢地滴下来，落到了婴儿的衣服上。他走到她身边的时候，看到一滴鼻血正滴到了婴儿的脸上，落在婴儿的嘴唇上。只见那小舌头小心翼翼地伸出来，把血舔进了小嘴里。看到这里，塔哈米简直气疯了。“太不像话了！”他大叫一声，一把抓住婴儿，猛地从她手里夺了过来。孩子尖叫起来。他小心地把孩子放到地上，拿起一块旧手帕，站在门口，把手伸进雨中。过了一会儿，他把这块完全淋湿的手帕扔给了妻子。她的鼻血已经滴得到处都是了：床垫、坐垫、地板、茶桌上的铜托盘，甚至还滴到了一个玻璃茶杯上——看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太恶心了。他拿起那个小玻璃杯，扔到了外面，只听哗啦一下摔碎了。现在，他很想离开这个房子。雨好像越下越大了。“真是糟糕透了。”他想。不管怎样，他都要离开这里。他从墙上的钉钩上取下雨衣，穿上鞋子，一句话也没说，走出房门，来到了街上。当他在身后关上门，他才注意到，外面不仅大雨倾盆，还狂风大作。

天已经很晚了。他不时会碰到一个行色匆匆的男人。他把整个脸藏在雨衣的风帽里，低着头，眼睛盯着地面。艾姆萨拉赫的街道是没有铺过石头的，在往大道走的路上，泥水不断溅到他的身上。在大雨中，孤零零的一辆车子正小心地往前开着，不断地按着喇叭。

他路过法国领事馆，走在馆前低垂的橡树枝条下，穿过了法兰西广场。巴黎咖啡馆和法国小酒馆都关门了。城市里空无一人。大道两旁只剩下了两排昏暗的街灯，远远地汇入深深的夜色之中。他想：欧洲人就是这样，天一下雨，就怕淋湿衣服，就失去行动的勇气，从而取消所有的计划。他们行事谨慎有余，**不足；他们心中的恐惧战胜了欲望。大多数欧洲人除了赚钱，没有真正的欲望，而赚钱也只是他们的一个习惯而已。即使有了钱，他们也不把钱用于特定的目的。这是让他难以理解的地方。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总是知道；而他的同胞也是如此。大多数穆斯林只要求在宰羊节得到三只可以宰杀的公羊，在先知诞辰日和开斋节时能为家人置办新衣。这些要求并不高，但是很明确，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得到的。但是，当他想到摩洛哥人时，还是免不了要鄙视他们。他无法容忍他们的无知和愚昧。如果他上一口气在诅咒欧洲人，下一口气一定会诅咒摩洛哥人。没有人能逃过他的诅咒，连他自己也不能，那是因为他最恨他自己。但是幸运的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梦想是拥有一艘快艇：如果真正要把走私生意做成功，那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这一刻，他很想去奇科市场的丁吉思咖啡馆，喝一杯加白兰地的咖啡。他拐进锡亚琴斯大街，大步向山下走去，穿行在换钱摊位之间，经过了西班牙教堂和拉法亚特美术馆。前面是一个广场，周围咖啡馆里的汽油灯从四个方向亮着光，将广场照得亮亮的。不管白天黑夜，不管什么时候，咖啡馆总是开着，总是挤满了男人，低沉单调的聊天声弥漫在整个市场。但是今晚，暴风雨将广场扫**一空。他爬上空无一人的露台，推门进去，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了下来。丁吉思咖啡馆俯瞰着整个广场，从这里往下看，可以看到其他所有的咖啡馆。有人把几乎一整盒的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8]留在了桌子上。他脱下雨衣，朝侍应生拍手示意。他里面的衣服也湿了，好多雨水顺着他的脖子流了下来，他的膝盖以下都湿透了。

侍应生来了。塔哈米点了他要的东西。然后指着桌上的香烟，问：“这是你的？”侍应生茫然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皱着额头，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他对塔哈米说，他觉得这张桌子有人占了。就在这时，一个男人从洗手间出来，朝塔哈米走来，塔哈米不由自主地站起身，赶紧坐到别的地方去。这个男人走到桌边，比画了几个手势，示意塔哈米坐在老地方好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说，“坐在那里不要动了。”

塔哈米小时候学过英语，因为他父亲一再要求他学。那时候父亲经常在家接待各种英国客人。现在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只是口音有点重。他对那个男人表示感谢，接过了对方递过来的一支烟。接着塔哈米问：“您是英国人吗？”这个男人在这个时间还在这一带出现，这是很不寻常的，特别是今天天气这么糟糕。

“不，我是美国人。”

塔哈米上下打量着他，问他是不是刚从船上下来，他想这个美国人一定会问他妓院怎么走吧。塔哈米紧张不安地扫了一眼咖啡馆，看看里面有没有他认识的人。他不能让别人烂嚼舌头，说他变成了一个向导：在丹吉尔，没有比这更卑微的职业了。

美国人不无歉意地笑了起来，说：“是的，我想你可以说我刚从船上下来。我是刚刚下了船。但是要是你以为我是一个船员，那就错了。”

塔哈米这下放心了。“你住在酒店里？”他问。美国人说，是的，脸上显出一丝戒备的神情，所以塔哈米也就没有追问他住在哪一家酒店，虽然他很想这样问。

“丹吉尔有多大？”美国人问塔哈米。塔哈米也不知道。“来这里的游客很多吗？”这个塔哈米知道：“没什么游客。战争结束之后没有人再来这里了。”

“我们喝杯酒吧。”美国人突然说。“嘿，这里！”他身子向后靠去，转头看着侍应生，“你也来一杯，好吗？”塔哈米同意了。

美国人这才带着热情的目光看着塔哈米：“别傻坐在这里，像两个木头人似的，那有什么意思？”

侍应生过来了。塔哈米还不清楚这个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有多少钱，能买得起什么。“你要什么？”他问。

“白马[9]。”

“好的，”塔哈米说，“我也一样。”虽然他并不明白美国人点的是什么。

这两个男人坐在那里相互对视着。就在这个时刻，他们相互产生了同情之心。但是男人之间有相互不信任的传统，因此他们必须首先找到一个相互同情的理由。

“你是什么时候到丹吉尔的？”塔哈米问。

“今晚。”

“今晚，第一次来这里？”

“没错。”

塔哈米摇了摇头。“做一个美国人，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他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

“是的。”戴尔不假思索地答道。他从来没有想过，不做美国人，做别国人，该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做美国人，似乎自然而然就是这个样子。

威士忌来了。他们喝了起来。塔哈米做了一个鬼脸。戴尔又点了一杯。塔哈米半心半意地表示要付钱，但还没等戴尔说完第一声“不”，他就很快将钱塞回自己的口袋了。

“这是什么咖啡馆，什么咖啡馆！”戴尔摇晃着脑袋说。这时，两个男人走了进来。他们留着黑色胡须，头上裹着很大的土耳其头巾；像其他人一样，他们很快就完全沉浸在没完没了、吵吵闹闹的谈话中。“他们就这样坐在这里说一个晚上？他们在谈什么？什么事能让他们说这样长时间？”

“你们在美国一般谈论什么事？”塔哈米微笑着问。

“在酒吧里，我们一般谈论政治，如果要谈的话。大多数时候只是闷声喝酒。”

“在这里，什么都谈：生意、女孩、政治、邻居，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话题。”

戴尔喝光了杯中的酒。“我们在谈论什么？”他说，“我好像他妈的不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谈论他们啊。”塔哈米大笑起来，做了一个很大的手势。

“你的意思是他们也在谈论我们？”

“有些人，也许。”

“好好聊，朋友们。”戴尔大声说道，转过头去看着其他人。然后他低头看着酒杯，好像看不清楚眼前的东西了。在那一瞬间，他忘记自己身在何处了，只看到一个空空的玻璃杯，一个总是等待着加满酒的小玻璃杯。他的舌头肌肉收紧了，这意味着他喝醉了。“最近的地铁站在哪里？”他想。然后他将两条腿舒舒服服地伸到前面，大笑起来。“天哪！”他大声喊道，“到了这里，我真高兴！”他环视了一下这间脏兮兮的酒吧，听到毫无意义的叽叽喳喳声，感到有人突然向他投来了怀疑的目光，但他还是镇定自若。“这是什么地方？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情愿离开那里，来到这里！”他又说。说出这些话，让他感到更加踏实了。他身子后仰，眼睛向上，看到了高高的黄色天花板上不断移动的影子。他没有注意到门口进来一个衣着不整的年轻人，那人脸上挂着狡猾的神情，径直朝他的桌子走来。“我真是这样想的。”戴尔说着，突然在椅子上坐直身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塔哈米。塔哈米吓了一跳。

塔哈米很不情愿地用阿拉伯语应答了这个年轻人的问候，这时戴尔才意识到这个年轻人的存在。戴尔抬头扫了一眼，看到年轻人真的站在那里俯视着他，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一下子让戴尔讨厌他了。

“你好，先生。”年轻人露齿一笑。他的嘴巴张得很大，哪几颗是金牙，哪几颗不是金牙，让人看得一清二楚。

“你好。”戴尔冷冰冰地应答道。

塔哈米用阿拉伯语说了几句，语气很凶横。年轻人没有理会，抓住一把椅子，拉到桌子旁边，眼睛始终盯着戴尔。“你说英语，好像一个他妈的苏利马[10]人，是吗，先生？”他说。

塔哈米非常不安地朝四下看了看，看到没有人朝他们的桌子看过来，这下才放心了。

“哎，”戴尔说，“你把刚才的话再从头说一遍，不要慌，慢慢说。你说的是什么？”

年轻人盯着他，吐了一口唾沫：“你不会说英语？”

“不会你说的那种英语，伙计。”

“他想让你去看电影。”塔哈米解释说，“不要去。”

“什么？这个时候去看电影？”戴尔大声说，“他是个傻瓜。”

“他们这么晚放电影，因为放的是警察宣布的禁片。”塔哈米说，脸上露出极为厌恶的表情。

“为什么？他们在放什么样的电影？”戴尔被吊起了胃口。

“很坏的电影。你知道的。”像所有阿拉伯人一样，塔哈米完全不懂什么叫色情电影。他猜想，警察禁止放映这样的**电影，一定是因为这些电影在某些地方触犯了基督教教义，因此，每一个基督教教徒都理应表示关切，提出抗议。戴尔想了解这些东西，对此塔哈米一点也不感到奇怪，而他自己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这就好比，如果他们在谈论麦加的朝圣者应该是顺时针方向还是逆时针方向绕着卡巴天房[11]跑这样一个问题时，戴尔自然也不会有任何兴趣的，是一样的道理。与此同时，这些电影一旦被禁，就弄得名誉扫地，所以，他根本不想与它们发生任何的瓜葛。

“看这样的电影很贵的，而且你还看不出什么名堂。”他说。

年轻人不懂塔哈米在说什么，但他大致知道塔哈米的态度，所以显得很不高兴。他往地上猛吐着口水，竭力避免转过头去看塔哈米。

“你一定能看出一点名堂的。”戴尔好像很有逻辑地说。“我们先把价格说清楚。”戴尔对年轻人说，“要多少钱？”年轻人没有回答。他的脸上呈现出困惑的表情，他想报出一个高于平常价格的数字，但是又怕吓跑戴尔。高出多少好呢？他绞尽脑汁地想着。“多少？”塔哈米催问道，“多少钱？那位先生问多少钱。告诉他。”

“两百比塞塔。”

“两百。”塔哈米脸色严肃地说，好像在纠正年轻人的说法。他们争论了一会儿。很快，塔哈米胜利地宣布：“你花一百比塞塔就可以看一场。”然后他环视了一下酒吧，脸色更阴沉了。“但是这电影没什么好的。我劝你还是不要看。现在很晚了。你为什么不回去睡觉休息？我还是陪你回酒店吧。”

戴尔看了他一眼，轻轻地笑了起来：“听着，我的朋友。你什么地方也不用去。没人说你必须去。不用担心我。”塔哈米仔细看了一下他的脸色，想弄清楚他是否生气了。发现他没有生气，塔哈米于是说：“噢，那不行！”他绝不能让这个美国人独自一人跟着这皮条客到本尼德大街去。即使现在他最想做的事情是回家睡觉，即使他最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在这深夜时分还闲**在大街上，与外国人混在一起——更不要说与这样的年轻人混在一起——但是，他觉得他应该为戴尔负责，于是决定在送戴尔回到酒店之前一直陪着他，不让戴尔离开他的视线一步。“噢，那不行！”他说，“我要与你一起去。”

“随你的便吧。”

他们站起身。年轻人跟着他们到了露台上。戴尔的衣服还是湿湿的；当一阵大风猛地吹到他身上的时候，他退缩了一步。他问是不是很远。塔哈米问了年轻人，对戴尔说，两分钟就走到了。雨渐渐小了。他们穿过了市场，在街上转了几个弯——这街道酷似破旧酒店的走廊——很快在一扇黑黢黢的大栅栏门前面停下了。年轻人哐哐地砸着门环，塔哈米心神不定地上下注视着这空无一人的小巷。门里面没有人出来。

“当你准备出发去幼儿园的时候——”戴尔唱起了歌，但声音不是很大。塔哈米顿时惊恐万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别唱，别唱！”他低声说，“小心警察！”歌声在静静的小巷里回**着。

“天哪！我们要看一部黄色电影了。那又怎么样？”他不再唱歌了。

他们等着。终于里面响起一个很轻的声音。门那边传来一个很沉闷的说话声，年轻人应答着。过了一会儿，栅栏门打开了，但里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接着门后出来一个人，同时一阵混合着古龙香水、牙膏和汗水的气味随之而来。这个人打开手电筒在每一个人的脸上照了一照，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命令那个年轻人去拿一盏油灯，然后就关上了大门。他们在完全的黑暗中站了一会儿，一动也不动。塔哈米紧张地咳嗽起来，刺耳的咳嗽声在围墙里面回**。当年轻人拿着灯过来的时候，那个白衣人悄悄地退到了一个侧室里。他们三个人开始爬楼梯。在楼梯顶部的门口站着一个胖胖的男子，灰色皮肤，穿一件睡衣，哈欠连连，不忘用手捂着自己的嘴巴，只见那只手上戴了好几个戒指。这里点着陈年的香，空气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死一般的烟雾充斥着大厅。

那个胖胖的男子用西班牙语对他们说话，每说一个字就喘一口气。当他弄清楚戴尔只会说英语的时候，他停下来，鞠了一躬，改用英语说：“晚上好，先生。这边请。”在一个小房间里，放着几把直背的椅子，对着一面空白的墙，墙上歪歪斜斜挂着一张帆布幕布。幕布的每一边各放一盆高高的盆栽棕榈树。“请坐。”胖子说，站在那里喘着粗气，他对戴尔说，“我们有一个电影是男人与女人，一个是修女，一个全是男孩子，先生。很漂亮，都没有穿衣服。你喜欢的，先生。你可以三个全看，价格优惠。是的。先生想看三个，先生？”

“不。我们看修女。”

“好的，先生。西班牙男人喜欢修女。总看修女的电影。很漂亮。失陪。”

他走了出去。很快从隔壁房间传来了他的说话声。戴尔点了一支烟，塔哈米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你应该上床睡觉去了。”戴尔说。

“噢，不行！我要陪你去你的酒店。”

戴尔一下子发作了。“见鬼，我不去我的酒店。你还没有想明白？这不难理解啊。我看完电影，还要去别的地方，再喝点酒，也许还要找点别的乐子，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还要干什么。但是我就是不回酒店。明白了吗？”

“没有关系。”塔哈米平静地说。

他们静静地待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戴尔用和解的口气说：“你要知道，我在船上待了一个星期。我一点也不困。但是你很困了。你为什么不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呢？”

塔哈米的态度很坚决。“噢，不行！我不能那样做。那会很糟糕的。我一定要带你回到酒店。不管什么时候。”他瘫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让头慢慢地向前倾。放映机和影片都拿来了，另一个穿睡衣的人把放映机安装起来，这个人与刚才那个胖子一样胖，留着传统式样的大胡子。放映机咔嚓咔嚓地转动起来，幕布也亮了。这时，塔哈米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呼吸极其均匀——他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