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至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多尔衮率兵横扫京畿五个多月，大获全胜之后，明、清双方又进入了一个相对僵持阶段。明朝为扭转形势，全力布防，而清朝则在积极备战，伺机发动新的进攻。

卢象升死后，朝廷先命从陕西前线赶来的陕西巡抚孙传庭代督诸镇援兵，以应付时局。陕西总督洪承畴赶到后，朝廷进行分工。洪承畴任蓟辽总督，陕西入援兵马由其指挥。孙传庭则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

孙传庭为人直爽，敢说敢干，而且在陕西打得也很不错，于是说话便有些失分寸。当他一赶到京畿前线时，就上书说：“近来疆事决裂，由计划差谬。事竣，当请决大计。”此言自然得罪了杨嗣昌。杨嗣昌从此对他不满，并开始罗织罪名进行报复，同时支持洪承畴。可是孙传庭还是敢说敢讲。当杨嗣昌等决定以洪承畴所率陕兵守卫蓟辽的计划时，孙传庭竟又反对道：

“陕西兵不能久留于此！陕西贼未彻底剿灭，陕西兵马留此不归，余贼必会死灰复燃。这是帮了李自成等贼的忙。况且陕籍士卒妻儿俱在陕西，如久留于边，陕兵必定会哗变逃归，甚至从乱。这简直就是驱逼官兵从贼！”

事实上，孙传庭此言很有道理。如果陕西的兵马不被立即抽空，那么，中原、湖广的局势也不至于会恶化到后来的地步。有人甚至说，如果不是熊文灿力主抚局，姑息养奸；如果不把孙传庭、洪承畴在大局初定时匆忙抽调出陕西前线，那么，李自成、张献忠之乱决不至于弄到后来那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遗憾的是，杨嗣昌根本不理睬孙传庭的建议。孙传庭则要求入见皇帝，当面向皇帝汇报。杨嗣昌担心孙传庭会在皇帝面前说不利于自己的话，于是坚决反对。孙传庭在愤恨交加之余，便以耳聋为由，上疏乞求致仕。而杨嗣昌则乘机弹劾孙传庭托疾。不明缘由的崇祯帝勃然大怒，先是把孙传庭削籍为民，同时令人察核孙传庭是否真的有病。调查者据实禀报，孙传庭是真聋而非托疾。但先入为主的崇祯帝却认为其中有诈，竟把调查者和孙传庭一起逮捕入狱。孙传庭的被捕，对当时的朝廷来讲，真是一大损失！

孙传庭一去，洪承畴自然就成了主持辽东战事的主帅。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的身份，奉命出山海关至中前所，主持辽东战局。

在此以前，朝廷鉴于清兵入侵京畿如入无人之地的窘境，认为不仅应兵多，更应兵精。在杨嗣昌的主持下，朝廷决定抽练各镇精兵。按照方案，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八镇，以及蓟辽、保定总督所辖之畿辅、山东、河北等共应练兵七十三万多名。同时，朝廷还调整地方政府的官员设置，训练乡兵。为了练兵，朝廷又不得不另征练饷。十二年（1639）六月，朝廷正式下令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

这一庞大的计划，在当时的形势下，犹如痴人说梦，根本无法真正实施。不过，崇祯帝仍希望这一计划能给他带来大批精兵，制虏灭寇，挽回败局。

然而，等到洪承畴出关时，朝廷所练的精兵还不见影子。好在洪承畴久经沙场，筹划有方。他一到中前所，就斩杀总监高起潜的亲信千总刘某，虽得罪了高起潜，但倒也整肃了军纪。他又推荐刘肇基、吴三桂分任都督、都督佥事，其中吴三桂以都督充任辽东总兵，团练宁远兵马。

就在洪承畴调兵布防之际，皇太极也在与群臣商讨下一步的进攻计划。经过详细讨论，皇太极最终确定先取锦州、再取山海关、然后直入京畿的战略。

崇祯十三年（崇德五年，1640）三月，皇太极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八旗右翼主帅，多罗贝勒多铎为八旗军左翼主帅，前往距锦州九十里处修义州城（今辽宁义县），驻扎屯田，围困锦州。四、五月间，皇太极还两次前往巡察。至六月，皇太极又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等率兵前往义州换防。多尔衮、豪格等接防后，除严密围困锦州城外，还攻占了锦州城西的敌台九座、小凌河西岸的敌台两座。

锦州城中的驻将是祖大寿。祖大寿是辽东宁远人，他长期戍守辽东，资历深厚。在十年前的大凌河城之战时，祖大寿曾降过皇太极，不过他又用计脱身，回到了锦州，而且也并没有像他自己承诺的那样，为皇大极夺取锦州城，让皇太极上了一次当。但他的子侄、兄弟，却有不少在当时就归顺了皇太极，并得以重用。

锦州城被围，自然非同小可。洪承畴急忙率部将曹变蛟、左光先、马科、吴三桂等以马步兵五万驰援锦州，在黄土台与清兵激战，战败退还。清兵亦返义州。洪承畴返回宁远后，又对将领作了调整；把曹变蛟、马科两部遣回关内休整：让左光先返回原镇，由白广恩代之；由王廷臣代替拙于调度的刘肇基。同时，洪承畴又奏报朝廷，要求调集附近十余万官兵，并请一年粮饷。崇祯帝也深感事态严重，立即令调兵筹饷，支援辽东。

崇祯十四年（崇德六年，1641）春，洪承畴率曹变蛟、白广恩、吴三桂、王廷臣四位总兵赶赴宁远，并巡视到锦州之南的松山。面对清兵的攻势，洪承畴顿感兵力不足，便又急调蓟镇总兵唐通、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督王朴，率兵马赴援辽东。三月间，大兵云集宁远。

与此同时，清兵也加强了对锦州的围困。皇太极令济尔哈朗换回多尔衮。济尔哈朗接防后，浚深濠，筑垛口，设哨探，把锦州城围得像铁桶一般，基本上切断了锦州城与外界的联系。为了加强攻坚力量，皇太极还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部队及所有的神威大将军炮队，调到了锦州前线。

面对清军的咄咄之势，前线主帅洪承畴与后方指挥、兵部尚书陈新甲，就如何应对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并严重影响了战局。

洪承畴一开始就主张“可用而后可战”之策，即用持久的战略，步步为营，耗其实力，最终拖垮清军，迫其自撤。当时锦州城虽被孤立，但祖大寿尚能支持，而且他还派人对城外援军传语，称城中粮食足支半年，只是缺乏柴薪，表示了其坚守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他要求援军不要轻战，而要用车营逼迫清兵等等。

如果能依洪承畴的决策，辽东的局势或许尚不至于弄到后来的地步。遗憾的是，兵部尚书陈新甲却持相反的态度，他主张速战速决，迅速解围。或许是因为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湖广闹得太凶，而此时的朝廷太需要胜利了，崇祯帝最后竟完全同意了陈新甲的计划。

依陈新甲的计划，洪承畴应分兵三路：一出塔山，趋大胜堡，攻敌营之西北；一出杏山，抄锦州攻其北；一出松山，渡小凌河，攻敌营之东。而正兵主力则出松山，攻敌营之南。

洪承畴自然不肯依此进兵。原因很简单：一是手下诸将除白广恩、马科、吴三桂外，其余各路都不能独当一面，分兵必然势弱；二是锦州城内城外尚能且战且守，短期内尚无大虞，而清兵却已有粮草短乏之困，如长期拖下去，则必不能支持。

崇祯帝开始时觉得陈新甲说得有理，而经洪承畴这么一说，又觉得洪承畴也有道理，于是摇摆不定。不过在陈新甲及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的极力游说下，崇祯帝最终同意了速战速决之策，并下密敕令洪承畴依陈新甲之计划如期出兵。陈新甲也逼迫洪承畴迅速开战，并派亲信赴关外监督。

洪承畴被逼到这种份儿上，也只有出兵了。七月底，洪承畴在宁远誓师后，率部向松山集结，总兵力超过十万。抵达松山后，洪承畴随即布阵，令诸将分驻城外各处，自己则坐镇松山城中，摆出一副解锦州之围的态势。

在八月初的交战中，洪承畴部尚略占优势。不过，随着皇太极亲率大军增援，局势便迅速恶化了。

八月初六日，清兵前线统帅多尔衮等人的奏报传到皇太极手中。皇太极不顾自己鼻血不止，于十五日亲率刚刚集结起来的各部兵马，于沈阳起程，火速赶赴松山前线，并于十九日到达。皇太极随即率部插入松山与杏山之间，切断了松山明军的后退之路。对松山展开了包围之攻势。

一时之间，形势陡转。

洪承畴及其十余万大军，一下子陷入了清兵重围，被困在松山这一弹丸之地，进不能依锦州，退不得归宁远。更严重的是，大军的粮草供应也无法获得，因为洪承畴为赶进军速度，冒险把粮草留在宁远、杏山和笔架山岛上。这样一来，洪承畴被逼入了战则力量不足、守则粮草已竭的绝境。

几番冲杀后，明军仍是撕不开清兵的防线，军心自然开始动摇。洪承畴认为，粮草已尽，守是死，不战也是死，还不如决一死战，或许还可侥幸获胜，因此他极力鼓动手下诸将率兵奋战。但诸路总兵至此已是心态各异了。

决战尚未开始，大同总兵王朴首先乘黑夜率部逃跑，并引起其他各路的溃逃。战场顿时大乱，士卒们丢盔弃甲，自相践踏，而清兵乘乱斩杀，死伤累累。最后只有洪承畴、辽东巡抚丘民仰及总兵王廷臣、曹变蛟等撤入松山城中。洪承畴只得收集残卒，令部分守城，其他则出城冲杀突围，但出城之部队不久就几乎全军覆没。

洪承畴、丘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及残部万余人，至此已被彻底困在松山孤城了。

松山之役，明军损失惨重。据清朝方面的记载，此役被斩杀的明朝官兵多达五万余人，被缴战马七千余匹，甲胄近万副。吴三桂、王朴、白广恩、马科、李辅明、唐通等战将虽冲出了重围，但也已是无兵之将了。更严重的是，辽东主帅洪承畴、丘民仰等被围在松山城中，锦州城也是危在旦夕了。

松山之战，是明清交战中的一个根本性转折。自此以后，清朝已完全掌握主动，而明朝已是回天无力了。

皇太极围住松山后，并没有发动总攻，而是围而不攻。对锦州、杏山同样也用此法。洪承畴等被困城中，天天盼望援兵前来解围，却始终没能盼来。

崇祯帝也不是不想救援，而实在是力不从心了。

当崇祯帝得知前线败报后，十分震惊，忙召兵部尚书陈新甲商议对策。此时的陈新甲哪里还有什么对策？九月初，崇祯任命杨绳武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关蓟辽津通等处军务，暂代洪承畴之职。同时，崇祯帝竟还命洪承畴固守松山，丘民仰伺机突围。他根本就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

杨绳武既无力量也无胆量出关去救援松山、锦州。至十月，崇祯帝又命叶廷桂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宁锦。叶廷桂更是无力救援。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杨绳武去世，由范志完代理总督。范志完也不敢出关救援松、锦。在当时这种形势下，也确实没有人敢出关去与清兵交锋！

好在皇太极竟于此时托人来重提议和之举，事情似乎又有些转机。

皇太极虽成功地围住了锦州、松山，但也面临着难处。天气越来越冷，粮饷更是接济不上，围城的清兵也是困难重重。崇祯十四年（1641）十一月，皇太极让降卒入关，表达了要与明朝议和的意向。兵部尚书陈新甲对此作了口头许诺。但陈新甲并没有把此事告诉崇祯帝。他深知崇祯帝对此的一贯态度，更不会忘记袁崇焕的教训。

到了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形势越来越严重，眼看松山、锦州就要支撑不下去了。陈新甲见军事上毫无进展，便又打起了议和的主意。他暗示了解前方情况的宁前道副使石凤台，把清朝打算议和的有关情况婉转地向崇祯帝汇报，以试探崇祯帝的态度。没想到崇祯帝勃然大怒，把石凤台投进了监狱。但陈新甲仍认为只有议和一途，才能扭转关外局势，于是与大学士谢升相约，再次斗胆向崇祯帝提出。崇祯帝此时的态度已有改变，他只是担心皇太极是否真是打算议和。在谢升的附和下，崇祯帝同意由陈新甲秘密主持议和。

陈新甲随即推荐主事马绍愉，加职方郎中，赐二品服，充任使者。马绍愉等便立即出关驰赴宁远，与清朝前线将领接触。

清廷则明确要求马绍愉等应持有崇祯帝的敕书，以作为信物。马绍愉立即禀报朝廷，兵部随即向皇上奏报。然而，崇祯帝却不肯出此手诏。他的理由表面上是担心泄密，实际上却是放不下架子。直到三月中旬，崇祯帝才以“谕兵部陈新甲”一道敕谕，代其手诏，交前方议和人员作为凭信。但此举为时已晚！松山、锦州已经投降了。

被困在松山的洪承畴等人，日子已相当难过，几乎到了非饿死即被杀死的地步。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二月二十一日，松山副将夏成德秘密派其子夏舒，前往清营与豪格、多铎联系献城投降之事，约定于二十八日夜动手。至此日夜，清兵发动攻城，夏成德如约内应，松山沦陷。洪承畴、丘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祖大乐，游击祖大名、祖大成，兵备道张斗、姚恭、王之祯，副将江翥、姚勋、朱文德等被俘。最后，丘民仰等一百名军官、三千余名士卒被一齐诛杀。只有祖氏三人因是锦州守将祖大寿的弟兄，被赦活命。而洪承畴最终投降了清廷。

洪承畴被俘之初，清兵令其跪，洪承畴不肯跪，并说道：“吾天朝大臣，岂拜小邦王子乎？”于是清兵把他械送沈阳。在皇太极的感召下，洪承畴最终投降，并受到优厚的待遇。后清兵入关，洪承畴被重用，为清廷开国创制、平定江南立下了大功。

崇祯帝在北京误听到洪承畴已经捐躯，十分痛惜，下令赐祭建祠，并亲自祭奠，直到后来弄清了真相，才予以停止，弄得崇祯帝颇有点下不了台。

松山一失，锦州城便无法再守。已坚守锦州一年之久的祖大寿，至此也出城投降。尽管祖大寿十年前既降复叛，至此又坚守锦州一年，令清廷费尽气力，但皇太极仍对他予以宽容处理。祖大寿本人受到了优厚的待遇，其妻子奴仆及部下官属兵丁共四千余口及他们的财产，也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和保护。从祖大寿的遭遇，不难看出皇太极为争取辽将辽人势力而所用的手段，是何等的高明。

在和议未有实质性进展前，皇太极乘胜再次发动攻势。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和济尔哈朗等用红衣大炮攻克了塔山，并进行了屠城。二十二日，又用红衣大炮轰击杏山城，杏山城投降。松山、塔山、杏山随即被全部拆毁。至此，清廷在整个松锦战役中获得全胜。明朝在山海关外的防线，被迫后退至宁远。

明清之间的议和仍在进行之中。

说实在话，如果崇祯帝能面对现实，放手议和，松山、锦州的局面或许不至于会弄成这样。崇祯帝囿于宋金和议的故事，摆着天朝皇帝的架子，不敢速断速决，最终贻误了战机，葬送了关外的局面。当然，崇祯帝作为天朝皇帝，对议和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大概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如朝廷不想议和，则应在其他方面早作决断，绝不能坐失良机。如果再从河南、湖广的局势来考虑，那么，崇祯帝就更应在议和方面慎重处置。

再说皇太极拿到崇祯帝的敕谕后，对崇祯帝的傲慢口气很不满意，认为崇祯帝以天子自居，鄙视他人，口出狂言，不愿和好。皇太极随即以长篇敕谕交付诸王，令其传示明朝使者。马绍愉接到敕谕后，立即赶回呈报。

崇祯帝得到马绍愉的报告后，经过一番盘算，仍决定派使者议和。他给陈新甲下了一道敕谕，内称因未派使者赴沈阳，不通消息，致使“休兵息民”之事没有下文。因此他授权兵部派使者赴沈。与对方接触，探听消息。至此，他虽同意议和，但仍然不肯直接出面与皇太极进行平等对话。

马绍愉及兵部司务朱济之，随即率官员十余人，从役近百人，拿着崇祯帝的敕谕，前往清国，并于五月中旬到达沈阳。此时塔山、杏山已失，形势又有变化了。

当时清朝有许多官员已提出挟松锦大胜之威，继续进攻明朝，以成一统基业。如张存仁等就上书皇太极，陈述明朝国运已衰之势，要求乘此机会扩大战果，并建议“首广其地，次广其财”。不过，皇太极并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他仍十分认真地对待议和。他下令对使团予以隆重接待，并予以丰厚的赏赐。最后，皇太极写了一封长信，令马绍愉等转呈崇祯帝。

此信除把战争责任归咎于明朝外，其内容主要是重申和谈之意愿以及和谈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是：两国平等；遣返对方逃人；明朝每年给清朝金万两、银百万两，清则报之以人参、貂皮；以实际占领区划定两国边界等等。以清兵当时的优势而言，皇太极开出的这些条件，虽说咄咄逼人，但也算是基本合理。

不过，对明朝的许多官员而言，这一条件是相当苛刻的，简直就是宋金和议的翻版。因此，当这一内容被百官知悉后，群情激愤也就在所难免。

在马绍愉等返京之前，朝中已就不很太平。起因是大学士谢升对议和一事说三道四，被言官获悉而上了奏疏，以致传到了外廷。崇祯帝只得将谢升削籍，以塞众口。未料不久风波再起！马绍愉带回的有关议和材料，竟被陈新甲的家僮误为塘报而被抄传，群臣百官意外获悉密件内容，一再传闻的议和消息终获证实。一时间群情汹汹，朝野哗然，令崇祯帝、陈新甲措手不及。

陈新甲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

不过，陈新甲却认为，此事虽是由自己一手操办，但始终是奉旨行事，并未出格。因此，他态度强硬，甚至还有点有恃无恐的样子。他哪里知道，崇祯帝面对群臣的指责，为保全自己的面子和尊严，又要故伎重演，委屈他人了。陈新甲已是在劫难逃了。

七月底，陈新甲被逮入狱。当陈新甲知道崇祯帝要让自己做替罪羊时，急忙遍托人情，希望能起死回生。但崇祯帝决意要杀他以谢天下，谁的人情也没用！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被斩于西市。

陈新甲被杀，议和之事便自然停顿下来了。

既然议和无望，皇太极于是决定派兵再次奔袭关内。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十月，皇太极任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与内大臣图尔格率领满洲、蒙古、汉军各固山额真等军进攻明朝。皇太极此举也可算是对明朝不肯议和的报复。皇太极除要阿巴泰等注意不要妄杀之类的事项外，还另外交待了两点：一是大军无权与明国议和。如明廷要议和则须直接与清国皇帝进行。二是大军如遇农民军，则应善言相待，不能造成冲突，如果他们有使者求见或有书信，则应速转等。

当时明朝的防御情况是这样的：关外、关内分设辽东总督、蓟辽总督，另又设保定、昌平总督；巡抚则有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六个；总兵则有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个。表面上可谓是星罗棋布、无地不防，而实际上是事权不一，未必有效，更何况松锦大败，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已经尽失，明朝已虚弱得不堪一击了。

战争的进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清兵自界岭口突入长城后，击败蓟辽总兵白腾蛟、马兰峪总兵白广恩，连破迁安、三河等地，分道一趋通州，一自柳树涧趋天津。

崇祯帝随即宣布京师戒严，令勋臣分守各门，征诸城镇兵入援。

由于朝廷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各地官吏或望风溃逃，或献金帛迎降，清兵在畿辅、山东如入无人之境，先后攻陷兖州、顺德、河间三府，以及十八州，六十七县，共八十八城，降一州五县共六城。鲁王及乐陵、阳信、东原、安丘、滋阳诸郡王遇难。府州县官吏死难者数十人。被俘人口三十六万余、牲畜三十二万余，被缴黄金一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珍珠四千余两、彩缎五万余匹，清兵可以说大获全胜。

面对清兵的奔袭，崇祯帝及其大臣们却是一筹莫展。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初，阁臣周延儒在万般无奈下自请督师，但直到二十日才出京。而到四月二十八日，清兵已沿原路北归。周延儒率诸援兵始终跟随其后，不敢与之交战，犹如列队护送一般。

这是清兵入关前的最后一次奔袭，历时七个月，大获全胜。此次奔袭，严重打击了京畿、山东等地区，使这些地区更加凋敝残破。同时，此次奔袭，更暴露了明王朝的不堪一击，增强了皇太极等人夺取天下的信心。皇太极本人虽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英年早逝，没有亲眼看到江山一统的盛举，但他的后继者却不负其志，不到一年，便完成了他未竟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