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在崇祯帝手中已掌管了十六年，至此已到了穷途末日的地步了。至崇祯十六年（1643），天下将崩已成定局，剩下的只是早晚而已。

崇祯帝或许已有预感。早在崇祯十二年（1639），一向迷信的崇祯帝，屡屡梦到有一神人在其手掌中写“有”字。他深感惊异，便询问朝臣是何征兆。群臣纷纷称贺，说此为贼平之兆。只有王承恩一人大哭，群臣一片愕然。一崇祯帝也在大惊之余，急问何故。王承恩说：“请皇上赦奴婢不死，奴婢才敢直说。”崇祯帝忙令王承恩直说无妨。没想到王承恩讲出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言语来。

王承恩说，依他看来，这是神人托梦告诉皇帝，大明江山将失过半！

崇祯帝大惊失色，忙问其故。王承恩跪下叩首后，接着说道：

“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起来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是大明缺陷之意。神人借此而警示贼寇可虞之至矣，请皇上仔细考虑。

崇祯帝听后，当然很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在那时，崇祯帝虽已知国事艰难，却仍抱有幻想，或许尚不认为江山会真的这么快就失掉。不过，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他大概就已感到了大限即将到来。

大明朝弄到这种地步，当然非崇祯帝一人之过。但他作为大权独揽的最高领导，自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

平心而论，崇祯帝从登基伊始，就一直兢兢业业，十分操劳，一心想成为中兴之主。与其祖父、皇父、皇兄相比，崇祯帝在这一点上是十分出色的。几乎是所有的史籍都众口一词，充分肯定了崇祯帝为大明王朝的中兴而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并不厌其烦地把诸如励精图治、慨然有为、沉机独断、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等赞语加在他的身上。

而事实上崇祯帝也确实如此。自从正式登基后，他几乎是天天忙忙碌碌，很少有什么享受。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张献忠分别攻占洛阳、襄阳后，崇祯帝因劳累过度，筋疲力尽，以致于有一次在谒见刘太妃时，竟然坐着睡着了。一觉醒来，崇祯帝感到有失体统，忙向太妃道歉道：

“神祖时海内少事，而今则多灾多难。连着两昼夜看文书奏章。未尝合一下眼，心里烦闷，不思茶饭。没想到在太妃面前，竟如此不能自持。”

太妃心疼得直流眼泪，崇祯帝也跟着流泪，吓得宫人们都不敢抬头。

不过，对崇祯帝治天下的手法及效果，则有不少人提出批评。如亲身经历过明末战乱的张岱，就有这样一番评价。他说：

“先帝（指崇祯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

张岱此言，确实是一语中的。崇祯帝的许多做法，在当时的形势下，不仅无济于事，反而直接导致了局势的更加恶化。如在用人方面，可以说崇祯帝是满盘皆输。张岱对他的评价是：“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诺诺，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而已耳。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

综观崇祯帝的前后用人之策及最后结局，确是如此。

温体仁是崇祯帝最宠信的重臣之一。他表面上唯唯诺诺，貌似朴实无华，忠心无二，骨子里却是奸猾无比。在他入阁期间，正是朝廷多事之秋，而他未尝建一策、献一言，相反却终日为自己盘算，与善类为敌。温体仁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讨崇祯帝的欢心，能利用崇祯帝性格上的短处。也正是因为这点，温体仁才能被崇祯帝长期宠信，在阁达八年之久。直到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才被罢免。

温体仁之后，内阁进行了改组，张至发做了首辅，刘宇亮、薛国观等人了阁。张至发在才智、机变上根本不及温体仁，谈不上有什么创举，也没有得到崇祯帝宠爱，因此不久就被削职回籍。张至发之后，依次有孔贞远、刘宇亮、薛国观、范复粹等出任首辅。这些人都是庸劣之辈，滥竽充数，难得崇祯帝信任，因此也被走马灯似不断更换。

在此期间走红的是杨嗣昌。杨嗣昌于崇祯十年十月出掌兵部尚书，并于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仍掌兵部。一年未满，杨嗣昌就位极人臣，这充分显示出崇祯帝用人太骤之特点。

杨嗣昌与温体仁不同，他努力想有一番作为，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不过，他对卢象升的战死、熊文灿的失败、孙传庭的被捕等，都负有责任。但是，崇祯帝竟不予追究，刻意宽容，最后竟让杨嗣昌亲赴前线督师。结果是不仅没有挽回败局，反而导致了崇祯十四年（1641）春天形势的急剧恶化，杨嗣昌本人也命丧湖北。虽说杨嗣昌对此不应负全责，但也难辞其咎。崇祯帝也没有通过此事，对自己那种押宝式的用人之道进行反省，从中汲取教训。

崇祯帝的最后一位宠臣，则是周延儒。周延儒早年被温体仁算计，罢归故乡宜兴，至崇祯十四年（1641）十月被召再次入阁，担任首辅。而周延儒之所以能再次被用，是因为有复社首领张溥等人的支持。据说冯铨、侯恂、阮大铖等各出了数万金，交由张溥等人为之活动，交结近侍，打通关节。其条件是周延儒复出后要反过来支持张溥等人。

对周延儒的能力和品行，争议历来很大。他是状元出身，且能位极人臣，不能说他无才。但他最大的毛病，一是贪，二是没有原则，怕负责任。不过，崇祯帝却对周延儒寄予厚望，施之以师礼，并说什么“朕以天下听先生”之类的话。他甚至在崇祯十五年（1642）元旦，还向周延儒等三位阁臣深深作揖，说：“宗社安危，惟诸先生是赖！”真可谓是宠信之极，无以复加！崇祯帝对周延儒的态度，又是其用人太骤的一个生动例子。

事实上，周延儒也无回天之术。在赴任之初，他尚能有一些革旧布新之举，颇得声誉。但时间一长，他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渐渐便有人弹劾周延儒了。但崇祯帝根本听不进去，仍一意姑息。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周延儒自请督师抗击清兵，却又不敢交战，事后还谎报军情。崇祯帝不问真假，竟要给他加太师衔，荫其子为中书舍人。当得知真实情况后，崇祯帝恼怒之余，要予以严办，不久却又改变主意，让周延儒坐驿站车马回家，还赏路费等。不过，崇祯帝最后又一改初衷，令周延儒自杀。

崇祯帝之所以能如此宠信温体仁、杨嗣昌、周延儒等人，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能迎合崇祯帝的心意，讨得崇祯帝的欢心。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就十分喜欢这般能鹦鹉学舌、随声附和之人。相反，对那些敢于发表意见的忠谏之臣，崇祯帝就不太喜欢了。

崇祯帝口口声声要广开言路，但当他真遇到忠诤之臣时，便是另一副嘴脸了。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刘宗周和黄道周两位直臣的遭遇。

刘宗周是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他敢怒敢言，好得罪人。早在天启年间，他就得罪了魏忠贤。魏氏对他还算客气，仅斥之为“矫情厌世”，便让他辞职回家。崇祯帝登基后，他被召回做了顺天府尹。上任之后，他竟斗胆上疏，指责崇祯帝求治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崇祯二年（1629），后金入侵，京畿告急，刘宗周又上疏直言，指责崇祯帝的用人之道，并说用太监典兵，是亡国之兆，弄得崇祯帝很没面子。

到了崇祯八年（1635）七月，吏部奉旨推举孙慎行（不久病卒）、林和刘宗周三人入阁，由皇帝作最后定夺。在崇祯帝召对时，刘宗周竟不分轻重，再次当面指责崇祯帝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他要崇祯帝以收拾人心为本，御外以治内为本，并说如能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则天下自平。

平心而论，刘宗周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刘宗周竟能在大家不敢讲话时直抒其言。对此，崇祯帝即使不舒服，也不应该报复。但崇祯帝最终还是没有让刘宗周入阁，而是改授工部左侍郎。在崇祯帝看来，他这样处理，充其量只是一种警诫，算是很有涵养了。

没想刘宗周并没有到此为止。一个月后，刘宗周竟又上了那篇有名的《痛恨时艰疏》，其措词之激烈，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他竟敢指责崇祯帝不懂圣王求治之道，所作所为不得要领。接着，他又要求崇祯帝不要轻改成法，当以简要出政令，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之心等等。言下之意，就是崇祯帝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崇祯帝看到奏疏后，开始是怒不可遏，决意严惩。最后他虽放过了刘宗周，但心中已生厌恶之意。此年十月，当刘宗周再次上疏，指责皇帝重用宦官及内阁无能时，崇祯帝便再也无法忍受了。刘宗周终于被罢免。

到崇祯十五年（1642），被崇祯帝认为是清正敢言却无用的刘宗周，再次被起用为左都御史。没想到上任不久的刘宗周，又与崇祯帝顶撞起来，再次丢了官。

当时，给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开元因得罪了崇祯帝，被下了诏狱，密旨拟处死。刘宗周则认为言官以言语获罪而被下诏狱，本朝尚无先例，也有伤国体，于是便联络群臣奋起救援。在崇祯帝召对群臣时，刘宗周与崇祯帝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结果是姜、熊二人保住了性命，刘宗周却再次被罢免。

黄道周，福建漳浦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曾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任皇帝经筵展书官，后因与魏忠贤有矛盾而致仕闲居。崇祯二年（1629），黄道周被重新起用。崇祯五年（1632），黄道周因上疏攻击周延儒、温体仁而被崇祯帝解职。

崇祯九年（1636），黄道周再次被起用。至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当时已是日讲官、少詹事的黄道周，与杨嗣昌等一起被廷推为阁臣，由崇祯帝作最后定夺。崇祯帝圈定杨嗣昌等人入阁，却把呼声很高的黄道周排除在外，颇出人意料。不久，黄道周便连上三疏，分别攻击杨嗣昌夺情恋位、陈新甲（原为逆案中人，由杨嗣昌重新起用）走邪径、辽东巡抚方一藻主和议等，措辞相当激烈。

崇祯帝则认为，黄道周此举，是与他未能入阁有关。于是，崇祯帝便把他下到吏部，由吏部议其外遣。不过，崇祯帝在不久后召见内阁及部院大臣时，又与黄道周发生了激烈冲突，从中不难看出崇祯帝对清流的心态。

当时崇祯帝责问黄道周说：“凡无所为而为者，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者，谓之人欲。你的三个奏疏是在你廷推不成（没有入阁）后上的，这能说是无所为吗？”

崇祯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你黄道周上此三疏，是有所为而为者，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你未能入阁之怨气。

没想到黄道周立即反驳道：“天、人止是义、利，臣心为国家，不为功名，自信是无所为！”

崇祯帝反问道：“上个月陈新甲被起用时，你为什么不讲？”

黄道周随口就说：“当时御史林兰友、给事何楷都已上疏弹劾，我与他们是同乡，担心涉结党嫌疑。”

崇祯帝反唇相讥：“难道现在就无嫌疑？”

黄道周接着便说：“天下纲常，边疆大计，今天不讲，后面就无机会，并不是出于私心。”

至此，崇祯帝已不想再与他争下去，便教训道：“清固美德，但也不可过分。”

未料黄道周仍不依不饶，把矛头直指杨嗣昌，说他是不孝不悌。杨嗣昌正在走红，哪里能忍受这种言语，便愤而出奏，称自己是先国后家，并反过来指责黄道周说：你黄道周的道德学问，本人向来钦佩，而你却自称不如郑鄤，还谈什么纲常伦理！

杨嗣昌的原意，也并不是说黄道周不如郑鄤，而是说你黄道周人品学问，都到了为人宗师的分上，却仍说不如郑鄤，那么你那套纲常伦理还有什么谈头？

郑鄤何许人也？郑鄤，武进横林人，其父郑振先、叔父郑振光都是进士，外祖父是大学士吴区闻，岳父是大宗伯孙淇澳。他本人十八岁中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选庶常，揭大珰，一时名气峻峭而鸿远。他的后母，是大学士吴宗达的妹妹，性格暴烈，经常虐待奴婢。郑郧实在看不下去，便求助迷信，整治了她一下。这就是所谓的“郑鄤杖母”事件。此事后由吴宗达向朝廷揭发，没想到却被温体仁利用，并以此来攻击郑鄤的好友、大学士文震孟。崇祯八年（1635）十一月，郑鄤被下了诏狱，至崇祯十二年（1639）被凌迟处死于北京。黄道周曾与郑鄤交游，并说过自己的文章不如郑鄤，以示谦虚。没想到此时被杨嗣昌抓住把柄。

听杨嗣昌这么一说，崇祯帝记起了此事，便责问黄道周：“古人之心无所为，今见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说。古之邪说，别为一教，今则直附于圣贤经传中，系世道人心更大。你还说自己不如郑鄤，是何道理？”

黄道周反驳道：“我说的是文章不如郑鄤！”

崇祯帝穷追不放，黄道周则理直气壮，针锋相对，坚持说杨嗣昌、陈新甲不对。崇祯帝最后竟举出少正卯被诛之事，来影射黄道周。黄道周大声抗辩：“少正卯心术不正，臣心正无一毫私。”两人顶到这种份儿上，都有点下不了台。崇祯帝大怒之下，叱之退下，候旨发落，哪里会料到黄道周会大声争辩道：

“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

崇祯帝听罢此话，也盛怒之极，竟挖苦道：“尔一生学问，止成佞耳！”

黄道周一听皇帝竟说他奸佞不正，便跪下抗辩道：

“臣敢将忠佞两字给皇上剖析清楚。如果在君父面前，独立敢言算是佞的话，那么在君父面前谗谄而谀岂不是忠？！忠佞不别，邪正混淆，何以致治？”

崇祯帝再次喝令黄道周退下。最后，崇祯帝将黄道周连贬六秩，外放江西。崇祯十三年（1640），余怒未消的崇祯帝，又将黄道周及举荐黄道周的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党邪乱政”、“徇私”的罪名，一起逮至京师，杖打八十，并下了刑部狱，并重罚了那些试图为黄道周辩解的官员。

刘宗周、黄道周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清流，学问道德，为天下共推。他们的言行，或许过于激烈，有时甚至很是迂腐，但他们的忠直、负责精神，正是当时官场上所缺乏的。如能用好这些人，则不仅为文官集团提供了榜样，更能鼓舞人心，激励正气。更何况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正切中时弊，如能依此而行，于朝廷当大有裨益。

平心而论，崇祯帝也知道刘宗周、黄道周等是操守、学识俱佳之臣，也希望能重用他们，能帮他力挽狂澜。但君臣之间，最终不仅未能和谐相处，同舟共济，反而弄到这般田地。究其原因，固然有双方性格、观点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症结仍是崇祯帝的治国之策。

崇祯帝治国，过于急功求利，在用人上，更是如此。他口口声声唯才是举，而受他重用之臣却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为他力挽狂澜。而真正有德有才的文武大臣，反而得不到重用，更有像卢象升、傅宗龙、孙传庭诸辈，或战死，或下狱，下场惨烈。崇祯帝总是推诿于文武大臣，认为大明朝之所以会弄到这种地步，都是文武大臣不负责任的结果。

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天下大旱，崇祯帝祈雨未果，于是便下了第二个“罪己诏”。诏中除稍稍自责外，便大骂百官：

“如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递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殃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扑任意；囊橐既富，则解网念工。巡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似此种种，足干天和。积过良深，所以挽回不？易。”

在此诏中，崇祯帝把能骂的人，都几乎骂遍了。当然，他说的这些，也几乎都是事实。明季吏治之坏，也非崇祯朝开始。问题在于，崇祯帝面对这种局面，应找出应对的有效办法来。而他的用人之策，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是推波助澜。在亡国前的一个月，崇祯帝自己也承认其用人的失败，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这虽不能全怪崇祯帝，但崇祯帝也确实应负相当的责任。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局面，崇祯帝愤恨之余，惟一的办法就是严惩，轻则撤职，重则入狱砍头。

崇祯一朝，高层官员的变更十分频繁，如兵部尚书先后撤换十四人，刑部尚书则更多，为十七人，而阁臣竟多达五十多人。最令人吃惊的是，崇祯帝竟在半年之中更换了五任蓟镇总督。这种走马灯式的撤换，哪里还能谈得上什么久任之法。

更严重的是，崇祯帝还推行重典之策，严惩文武百官，其手段之烈、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明代历朝所罕见的。

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共杀首辅二人、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其余各级官员更是多得数不清。

首辅被杀的是薛国观、周延儒。首辅一职，在明代具有崇高的地位，可以说是贵极人臣，很少有被杀的。可是崇祯帝竟连杀了二人。虽说崇祯帝手下留情，皆令自尽，但仍相当惨烈。如薛国观自杀后，因崇祯帝无旨，旁人不敢收尸，致使其尸被吊了两天两夜。

总督被杀者，先后有蓟辽总督袁崇焕、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抃。

巡抚被杀者，有蓟镇巡抚王应豸、山西巡抚耿如杞、宣府巡抚李养冲、大同巡抚张翼明、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永平巡抚马成名、四川巡抚邵捷春等等。

其他被杀的各级官员，因人数太多，根本就无法详列。

这么多官员被杀，固然与崇祯朝的多事有关，但亦与崇祯帝的做法是分不开的。崇祯帝总想以重典治世，整饬吏治，挽救危局，但他没想到的是用法太严、杀人过多，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就不难发现，崇祯帝的杀人，在许多时候是毫无道理而言的，其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最典型的是袁崇焕！袁崇焕的被杀，纯粹是崇祯帝本人误听谣言所致，而袁之被杀，又直接导致了辽东局势的恶化。除去袁崇焕外，还有些是罪不至死而被杀的，有些是做了替罪羊的，甚至有些是为一点小过而被冤杀的。到后来，崇祯帝似乎杀到了疯狂的地步。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崇祯帝以失守封疆的罪名，一次竟斩杀了顺天巡抚陈祖苞等三十六位高级官员，可以说是创了纪录。

甚至可以说，崇祯帝到后来已对文官集团失去了信心，并认定天下大乱是文武大臣误国所致，转而产生了狭隘的报复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崇祯帝的这种做法就不难理解了。

既然文武大臣在他眼里是如此角色，那么宦官被重用就不足为奇了。崇祯帝登基后，曾寸磔魏忠贤，清除阉党，一时人心大快。没想到至崇祯二年（1629）底，崇祯帝竟又派宦官监军、提督京营、九门。至崇祯四年（1631），宦官更被大规模起用，不仅监军、监饷、监茶马，甚至还总理户、工两部钱粮，势力越来越大。

崇祯帝之所以要重用宦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大臣们不实心任事，士大夫有负国家，一句话，就是宦官要比文武大臣管用、可靠。因此，不管大臣们如何反对，他就是照用不误。

不过，到了崇祯七年（1634）八月，崇祯帝大概也感觉到了重用宦官所带来的弊端，而且其效果也并不像原先期望的那么高，加上大臣们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于是便下令撤回了大部分宦官。可是到了崇祯九年（1636）七月，由于清兵入侵，崇祯帝再次大用宦官，不仅分遣宦官监镇和分守，甚至还设了一位总监，直接指挥各路总兵，从此宦官权力大增。

在崇祯十三年（1640）至十五年（1642）间，尽管崇祯帝又几次对宦官权力进行了限制，但至崇祯十五年底，宦官又重新被重用。自此以后，崇祯帝便再也离不开宦官了。

对宦官参政所必然引起的严重后果，崇祯帝无论是在理性上，还是在感性上都应深有体会。但他却最终未能摆脱宦官，而是重蹈了其皇兄的覆辙。崇祯帝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像他这样的英明君主，有足够的把握驾驭宦官，使其为己所用而收奇效，就如他的祖宗明成祖那样。而事实上，重用宦官，其结果正适得其反，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成了时局恶化的催化剂。遗憾的是，崇祯帝本人至死也没弄懂这点。

其实，崇祯帝没有弄懂的何止是这些！

他在位十七年，始终处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他反对植党，而党争却愈演愈烈；

他唯才是举，而朝署之中却半染赭衣；

他惩治宦官，而宦官之势却如日中天；

他严禁贪污，而贪污之风却愈演愈烈；

他整饬兵备，其结果却是将不治兵、兵不杀贼；

他口口声声爱民亲民，而百姓却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为盗；

……

最后的结果是他做了亡国之君。

崇祯帝在魂归煤山前，仍抱着“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信念，把亡国的责任都推到文武大臣们身上。他始终没有想到，他自己正是这场悲剧的主要导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