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即位时，天下已逞乱象，不再太平。

早在天启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就发动叛乱。次年二月，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也反叛，策应奢崇明，西南大震。直到崇祯初年，朝廷在吃尽苦头后才算把叛乱平息下去。

在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也不安宁。先是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列岛，骚扰沿海。后经朝廷反击，荷兰人才退出澎湖，但仍盘踞台湾。更严重的是，在万历末期福建沿海已形成了不少海商集团，他们亦盗亦商，拥有武装，势力强大，朝廷奈何不得。至天启年间，郑芝龙等人的海商集团，几乎在沿海地区经营着一个海上王国，根本不受朝廷的约束。直到崇祯初，郑芝龙才名义上接受朝廷的招安，暂时不与朝廷作对。这些海盗虽摇身一变成了官军，但朝廷仍是无法真正节制。

尽管川黔、福建有这样那样的麻烦，但至崇祯初算是基本解决了，至少在名义上算是解决了。崇祯帝对此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其实，崇祯帝及朝廷的许多官员都忽视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北方地区的不安定因素。

早在天启二年（1622）的五月，山东就爆发过徐鸿儒的叛乱。这场叛乱虽由于组织者的失误很快就被朝廷镇压了下去，但仍是一个大的凶兆。山东与京畿近在咫尺，竟出了这样的大漏子，而且徐鸿儒用的手段也是令朝廷最为头痛的民间宗教，即白莲教，足见民心的不稳定及北方社会问题的严重。

由于徐鸿儒之乱很快被压服，山东的局势也暂时被稳住，朝廷认为北方大概不会再出问题。其实，就在山东被压服的同时，西北的动乱已在酝酿之中，并渐见端倪了。

陕西的民变，实际上从天启五年（1625）就开始了。但那时的民变，规模较小，其行为也只是邀路行劫，打家劫舍，还没有发展到攻城杀官的地步。因此官府往往也只把它视作一般的治安问题，不太注意。但至天启七年（1627），恰恰就是这些小规模的民变，渐成燎原之势，把陕西搅得天翻地覆。

首先动乱的是澄城县，领头的据说是一位名叫王二的人。只要看看此人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位底层的穷人。正是这位差不多连名字都没有的底层人，把陕西的反叛之火点了起来。

这年陕西大灾，米贵民饥，而西安府澄城县的县官张斗耀却不顾百姓死活，又严催赋税。此年三月，王二便邀几百名穷苦人，用墨涂面，聚集山上。王二大喝一声道：

“谁敢杀张知县？”

众人一齐喊道：

“我敢杀！”

于是，这群饥民，便在王二的率领下，打下了县城，处死了张斗耀，然后聚集在洛河以北的山上，占山为王。他们飘忽不定，四处出击，先后攻掠到蒲城、韩城、宜君等县。官军奈何他们不得。

在王二之后动手的是绥德州府谷县的王嘉胤。府谷紧贴长城，在陕北东北角，也是最穷最苦的地区。王嘉胤始仅是抢掠富室，后迫于朝廷压力，走投无路，才啸聚为乱。

王嘉胤闯出名声之后，王二便率他的那伙人往北流徙，与王嘉胤会合，聚集在延庆的黄龙山，与官军对抗除王二、王嘉胤之外，陕西各地的饥民也纷纷动手，形成了几股重要的力量。在崇祯元年（1628），陕西境内主要有这样几股力量：

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宜川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苗美，安塞高迎祥，洛川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庆阳韩朝宰等等。

到了崇祯二年（1629），情形就更严重了。此时的陕西，不仅乱民的数量和活动区域大大增加，而且乱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用当时的话讲，就是“陕西饥，流贼大起”。据当时地方官员的报告，除上述澄城、府谷、西安、榆林、延安诸地外，洛川、淳化、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安化、固原、宁羌、延川、米脂、青涧、安定等地都遭到变民劫掠。像鄜、延、宜、雒等地，更是变民往来聚集的渊薮。甚至已有陕西的“流贼”出境活动。

从乱人员的结构也日趋复杂。原先参加动乱的，绝大多数是当地的饥民，即“土寇”，作战能力不是很强。至此，则有不少新生力量加入进来了。当时有人分析，从乱之人主要为“土贼”、“边贼”、“回贼”、“矿贼”和饥民。也有人认为，“流贼”主要由叛卒、逃卒、驿卒、饥民、难民、响马等类组成。总之，参加民变的人员已不再是纯粹的饥民了。

由于新生力量的加入，这些原本不起眼的“流寇”实力大增。尤其是那些边军，原本是朝廷的官军，都是些职业军人，武器、马匹齐备，战斗力很强。不少“流贼”的首领，都是边兵出身。他们具有战斗经验，熟悉地理形势，性格强悍豪放，很有号召力。

陕西的动乱如火如荼，终于震动了京师。崇祯皇帝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

在饥民纷纷起事之初，陕西的地方大吏，如陕西巡抚胡廷宴、延绥总兵岳和声等，都是持敷衍应付的态度。像胡廷宴，能力有限，年岁已老，很不愿意听到下属呈报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他说，这只不过是饥民闹事，待明年春后粮食续上以后自然就会平息。没想到动乱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是愈演愈烈。

崇祯二年（1629），陕西频频告急，朝廷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崇祯帝命廷推一位总督陕西全省事务的大员，来处理陕西的危急局面。结果左副都御史杨鹤被推举担此重任。

这位杨鹤，是湖南武陵（今常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至崇祯元年（1628）才被提拔为左副都御史。他看到时局危急，便上疏说他那一套图治之言，主张休兵养民，培养元气，说得头头是道。他这么一出头，正巧赶上了好时候。当时三边总督武之望已死，陕西民变正炽，朝廷上下视之畏途，没有人肯去揽这档子事。既然杨鹤有图治之策，大家便一致推荐他去陕西。

杨鹤其实是一个“素有清望，然不知兵”的典型文官，哪里懂什么军事！但正是这样一位不懂武略的文臣，却被委以重任。崇祯帝特意召见他，问他此番前往，有何方略。杨鹤只是回答：

“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

意思是自己做清官，同时抚恤边军，并没有什么新意。崇祯帝命他出任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全权处理陕西军务。同时罢免胡廷宴、岳和声的巡抚之职，任命刘广生为陕西巡抚，张梦鲸为延绥巡抚，协助总督杨鹤。

起用杨鹤，说明崇祯帝当时仍对陕西的局势很有信心，认为这群饥民，只要略加抚劝，再予之恩惠，就会平息下来。而且，当时的崇祯帝也别无他法，辽东的战事，已弄得他焦头烂额，他不仅无银无兵去增援陕西，甚至还想从陕西抽调边兵来对付后金。因此，他除了能给杨鹤浩**皇恩外，实在也拿不出别的什么来。

杨鹤匆匆赶赴陕西，梦想立下奇功。但陕西的局势，实际上已很难扭转了。

杨鹤的具体办法，一是招抚，二是救济。通过抚赈，使这些从乱的流民重新返回家乡，安定下来。用他的话说，就是：

朝廷大兵大疫，公私交罄，加派频繁，百姓小民元气大伤。辽东黔蜀的兵事，丧师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气大伤。缙绅结党争权，彼此倾轧，而逆阉乘机诛杀君子善类，士大夫之元气大伤。就像重病初起，百脉尚没有调和，风邪易入，急当培养。

他还对崇祯帝的许多做法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具体的建议。他说：

陛下事事励精，临轩面质。但阁臣大吏，未必事事都知，有问必答；而六部诸臣，也未必能事事皆做，有求必应。这样一来，陛下却又要发怒生气。因此，臣以为这些做法过分了。现今一切民生国计，吏治边防，应该参照祖宗的成法，委任责成。宽严相济，图之以渐，镇之以静，何虑天下能不太平？

杨鹤的意思，就是朝廷经过这么多的折腾，已是元气大伤，犹如一个久病初愈的人，应慢慢恢复元气，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过于折腾。一句话，就是要崇祯帝不能急躁，慢慢理顺关系。

乍听起来，话说得有些道理。但真要做起来，就不会这么轻巧了。

杨鹤赴任陕西后，便想用招抚和救济相结合的手法来对付农民军。在总督陕西三边任内，杨鹤致力于招抚，而不太愿意动武。用他的话说，就是：粮饷用之于剿，就一去不返，况且杀人太多，也伤和气。还不如用之于抚，救活一人就是得一条性命。盗息民安，功德无量。杨鹤及其部下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先后用招抚的办法，招降了十余支农民军。具体情况如下：

王子顺、张圣述、姬三儿因战败而在延川向延安知府张辇、都司艾穆投降。

王左挂率二百余人在米脂、清涧向总兵杜文焕投降。

苗登云、苗登雾在铁叶岭向总兵杜文焕投降。

小红狼、一丈青、龙江永、掠地虎、郝小泉等在延绥一带向总督杨鹤、巡抚刘广生投降。

王嘉胤在靖边向洪承畴、杜文焕投降。

田近庵、独行狼、上天龙等投降杨鹤。

拓先龄向榆林道张福臻投降。

金翅鹏、过天星向张福臻投降。

独头虎率数千人向雒川知县刘三顾投降。

刘道海、白柳溪率数千人在庆阳接受朝廷的招抚。

点灯子率五千余人在清涧投降官军。

神一魁、孙继业、茹成名率头目六十余、兵卒四千余人，在宁州接受杨鹤招抚。

施冷庵在庆阳接受招安。

两支义军分别在宜雒、延长向陕西巡抚练国事、御史吴甡求抚。

满天星、不沾泥、云交月、间山虎、陈龙等率万余人分别在西川、榆林等地向洪承畴、张应昌、王承恩、侯拱极投降。

点灯子部卒七百余人在稷山向曹文诏投降。

闯王虎、金翅鹏在宜川向王承恩投降。

草上飞在宜君、同官败降。

赵四儿率万人在鄜州一带投降张全昌。

张献忠率两千余人投降洪承畴。

饥民、边兵近一万五千人在庆阳向杨鹤投降。

混天猴等率千余人在甘泉向洪承畴投降。

上天龙、马老虎、独行狼率两千余人在鄜州向杨鹤、洪承畴投降。

郝临庵、刘六向庆阳道周自强投降。

上天猴、混天猴、曹操、飞虎、李仁友率两千人在宜川向杨鹤投降。

谭雄在安塞乞抚。

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在延安等地向洪承畴投降。

从杨鹤等人招抚的记录来看，几乎所有的义军首领都曾向朝廷投降过，或接受过招抚。而且被招抚的人数也不算少。那么，陕西的乱民怎么会越抚越多呢？

应该承认，杨鹤在陕西的招抚工作做得相当卖力。平心而论，杨鹤也算得上一个既有责任心又有同情心的不错的官员。他的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他本人曾先后两次成功地招降了大批义军。

第一次在崇祯三年（1630）六月前后，杨鹤在承受王嘉胤攻掠延安、庆阳的巨大压力之下，隐匿军情，坚决招抚，成功地让王左挂及其部众小红狼等投降朝廷。杨鹤给他们免死牌，把他们安置在河曲、延绥一带。

第二次是在崇祯四年（1631）四月，杨鹤在取得朝廷同意后，成功招抚了当时打得最凶的义军之一神一魁（其兄神一元此时已战死）。这次行动，不仅化解了庆阳之围，而且还一度扭转了陕西等地的不利局势，招降了一大批义军首领，并斩杀了王嘉胤。

也正是因为如此，崇祯帝及一批朝廷官员也曾支持杨鹤的招抚政策。像新任陕西巡抚练国事、职方郎中李继贞等都曾在崇祯四年（1631）上书朝廷，要求招抚。崇祯帝也于此年的正月，利用在文华殿召对内阁、九卿、科道及入觐两司官的机会，特意面召山西按察使杜乔林和陕西参政刘嘉遇，询问山西、陕西的剿抚详情。杜乔林说：

山西河曲王嘉胤部气势凶炽，官军打得很不顺手，现在前线兵力不足，而且严重缺饷，非大量增兵加饷不可。

杜乔林说的是实话，当时王嘉胤部在河曲打得很凶。崇祯帝转而又问刘嘉遇。刘嘉遇说得很悲观。他说：

兵饷不足，因此难以剿灭。而且贼寇见官兵实力不足，更是散后复聚，降后复叛。

刘嘉遇的意思，仍是要朝廷增兵加饷，以武力剿灭，言外之意则是不太赞成招抚。崇祯帝听后，有点不以为然，便说：

“寇亦我赤子，宜抚之。”

崇祯帝之意，就是说这些叛贼也是我大明朝的赤子臣民，应该招抚，不要赶尽杀绝。既然皇帝也这么说，刘嘉遇赶紧改口附和道：

现在用的正是招抚之策！

崇祯帝接着便派御史吴甡带帑银十万两前往陕西赈济。而且在杨鹤上书请求招抚神一魁时，他也明确答复道：

“剿逆抚顺，谕旨屡颁。”

“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

不幸的是，崇祯帝后来在严办杨鹤招抚失职之罪时，似乎忘记了他自己曾说过这些话。

就在杨鹤庆幸自己成功招抚神一魁、斩杀王嘉胤之时，形势发生了逆转。崇祯四年（1631）七月，神一魁在其部众的挟持下，降而复叛，重操旧业。王嘉胤的旧部也没有因王嘉胤的战死而溃散，而是在新首领王自用（紫金梁）的领导下，在山西重振旗鼓。至此，山西“三十六营”群哄而起，如闯王高迎祥、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八大王张献忠、过天星（惠登相）、扫地王、整齐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拓养坤）、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阎正虎、一字王、乱世王、混世王等首领，拥兵二十万，与杨鹤作对。一度好转的晋陕形势此时又是急转直下，一塌糊涂。

杨鹤顶不住了。

他给朝廷上了一份名为《微臣万苦堪怜事》的奏疏，哀叹自己已是“焦头烂额”，“贼平无日”。

对杨鹤招抚政策早已不满的朝廷官员，揣摩到崇祯帝此时的心理变化，纷纷上书指责杨鹤。有位叫谢三宾的御史，最为刻薄。他上疏朝廷，提出了几个令杨鹤非常难堪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

既然杨鹤说庆阳抚局（指招抚神一魁部）已成，降贼遣散俱尽，为何李老柴、独行狼攻陷中部？难道他们是从天而降的吗？

谢御史的这番话打动了崇祯帝。他立即命当时在陕西的巡抚御史吴甡汇报前线情形。这位不久前还带着崇祯帝所给的十万白银前往山西赈济，以协助杨鹤招抚的吴甡，此时却一口咬定杨鹤主抚误国，并说：

为今之计，只有调兵措饷，南北会剿，歼灭贼首，招抚余众，秦地才有可救的余地。

崇祯帝接到吴甡的奏疏后，便立即下令逮捕杨鹤，翻脸不认旧账。他说：

“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着革了职，锦衣卫着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员缺推堪任的来用。练国事姑着降三级，戴罪剿贼自赎。如仍玩纵，定行重治不宥。”

可怜的杨鹤，此时竟然还口口声声说，他是奉诏招抚，而且也是剿抚并用，有功无罪。他没想到此时提这些旧账，实在是揭了崇祯帝的短，让当时自我感觉良好的崇祯帝下不了台。第二年，崇祯帝竟下令将杨鹤谪戍袁州。要不是崇祯帝当时要用他的儿子杨嗣昌，杨鹤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即使后来杨嗣昌成了朝廷的主要大将之一，并言辞卑恭地恳求崇祯帝宽恕他的父亲时，崇祯帝却仍耿耿于怀，不愿给杨嗣昌这个人情，可见崇祯帝对杨鹤的成见有多深。

有意思的是，这位杨鹤，在魏忠贤掌权时，就因为祸从口出而被削职，此次复出后又因触到了崇祯帝的痛处，被加重了处罚。足见这位湖南籍的书呆子确是本性难改，在官场上混了多少年后仍不明白这样的简单道理，即无论是魏忠贤，还是崇祯帝，都不愿意听不顺耳的话。

其实，杨鹤真是有点冤枉。从杨鹤的下场及招抚的失败，不难看出当时朝廷存在的种种问题。招抚的失败，并不能完全怪罪杨鹤一人。

招抚的失败，首先是因为杨鹤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招抚叛民，说穿了就是要有足够的钱。陕西的叛乱，开始时主要是经济原因，老百姓是因为天灾人祸，无以为生，才铤而走险的。朝廷现在要他们放下武器，重做良民，就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但崇祯帝及其朝廷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崇祯二年（1629），崇祯帝开恩，令陕西巡抚刘广生留杂项辽饷银一万四千两，就地赈济。区区万余两银子，自然不足开销，因此刘广生要求增加款项，而崇祯帝却不肯再拿出钱来了。到了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破天荒拿出了他自己的内库银十万两，令吴甡赴陕西延长赈济。当时延长县城正被乱民围困着，不过当同知赵鹤宣布朝廷放赈的消息后，城围立解，乱民们都拿着赈金回家去了。当时米脂县参加造反的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但听到朝廷赈济的消息后，也纷纷返乡，等着朝廷来赈济。这样的情形，在邻县也曾出现过。

难堪的是，朝廷不愿意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救济。吴甡的十万两白银，远远不够。当时陕西的米价是七钱白银一斗，如每人分得一两，则最多可支撑五十天。即使十万两白银全都到了百姓手中，至多也只能支撑十万百姓五十天的生活。而当时陕西的情形，已惨到了十室九空人相食的地步，十万白银只能是杯水车薪。吴甡在延绥十九县间散掉十万白银后，发觉就像在一池水中放了一撮盐，起不到多大作用。

即使是那些已经投降的乱民，朝廷也无足够的资金来安置他们，保证他们不再次叛乱。被招抚的人员，随抚随叛，越抚越多。杨鹤多次请求朝廷增加赈济的力度，安顿好这些灾民乱民，而朝廷却无力做到。就连近在咫尺的秦中地区，甚至也不愿安顿流民，恐引狼人室，更勿论其他地方了。当时真正忧国忧民者，为数不多，没有多少人有长远目光，能通盘考虑陕北的问题。多数人认为，陕北的动乱，只是陕北的事，跟自己关系不大。没想到，陕北的乱民，后来演变成强大的农民武装，杀出秦界，殃及了大半个帝国。

如果在陕北刚开始动乱时，帝国上下能齐心协力、全力以赴的话，事情决不至于弄到后来的那种地步，付出的代价或牺牲的利益也决不会这么大。遗憾的是，当初能这样想的人又有几个呢？

杨鹤抚秦的失败，另一个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兵力。要保证招抚政策的顺利实行，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作保证，一来起弹压威慑作用，二来也能在招抚无效时用武力解决那些铁了心造反的骨干分子。可是，杨鹤作为三边总督，手上却没有足够的军队。

尽管杨鹤力主招抚，但也深知军队的重要。面对风起云涌的遍地义军，手中无像样军队的杨鹤深感不便。崇祯三年（1630），当王左挂、苗美率部攻打韩城时，杨鹤竟无将可点，无兵可调，只得命当时任参政的洪承畴率领临时凑起来的部队匆匆上阵，勉强解围。在此以后，杨鹤几次上书崇祯帝，要求把当时调赴京师守卫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诸镇边兵重新调回，还镇西北。当时崇祯帝正被后金的入侵搞得焦头烂额，哪里肯把西北的部队放回去。杨鹤无奈之下，只得再请崇祯帝起用前总兵杜文焕，督延绥、固原的三千官兵。这次崇祯帝倒同意了，但仍没有改变陕西粮饷不足、兵力过弱的局面。

抚则缺银少粮，剿则无兵无饷，杨鹤两手空空，能干些什么呢？

杨鹤抚秦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官僚体系内部的不一致甚至是不团结。在朝廷中，本就存在主剿和主抚两派，难以统一。甚至连崇祯帝本人，也是摇摆不定。在晋陕前线，同样也存在主剿主抚两派，具体操作不能一致，严重影响了整体局势。

如与陕西相邻的山西当局，在对待农民军的手段上，就与主持陕西的杨鹤有很大不同，更多的是采取讨伐政策。

山西与陕西有一千多里的相邻地带，中间仅有一线黄河相隔。两省的许多情况都很相似。陕西的动乱，很快也影响到了山西。山西北部的大同，属“九边”之一，驻扎着部队。因长期缺饷，这些部队就成了不安分的饥兵。崇祯二年（1629），山西巡抚耿如杞率山西兵马赶赴京师勤王，因粮饷不足，驻地频换，部队发生哗变，纷纷逃回山西。这批溃卒后来成为山西动乱的主要成分之一。

但真正把山西搅乱的还是从陕西来的农民军。崇祯三年（1630）春天，陕西的农民军由于种种原因，开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此年的三、四月间，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过黄河，分兵两路进入山西西北部。十月，攻占了山西省西北部的重镇河曲，控制了黄河渡口。除此以外，陕西农民暴动的另外几支主力如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亦先后率部进入山西。他们与山西的义军会合一处，声势浩大。当时就有人说：

“开始时为寇山西的，多为陕西人。现在作乱山西的，则一半是山西人了。乱起之初的二、三月间，响应的山西人不过十之一，六、七月间，从贼之人十之二三，至今冬，从贼而起者十之五六矣。”

对于山西之乱，地方当局主张以武力压服。当陕西之众杀入山西时，山西巡抚仙克谨立即移镇汾州，指挥阻击。刚从陕西宽松抚局中逸出来的王子顺等，对强硬的仙克谨恨之入骨，并用重贿买通山西人氏，刺杀仙克谨，仙克谨身受重伤。此后接任的巡抚，也都力主剿杀，并与陕西主战派合作除掉了王嘉胤。

不仅山西的做法与杨鹤在陕西的抚局不一致，即使是杨鹤的手下，也有不执行杨鹤政策而暗中主杀的。如杨鹤起用的前宁夏总兵杜文焕，曾在宁夏以凶悍好斗而闻名，心狠手辣，因此他在剿抚问题上，与杨鹤就有很大分歧。他接手后，力主武力解决。他曾以提督身份率兵猛攻河曲的王嘉胤，试图一举歼灭。没想到另一支农民军神一元攻陷宁塞，杀掉了杜文焕一家多口，以报复杜文焕。杜文焕这才解河曲之围，率兵匆匆赶往宁塞。

杨鹤的另一位手下大将洪承畴，在剿抚问题上与杨鹤也不一致。这位原为参政的洪承畴，几次杀降，毒辣之至。崇祯四年（1631）四月，巡抚洪承畴令守备贺人龙等设酒宴犒劳降卒，等降卒入室时伏兵四起，杀掉了三百余人。这种举措，洪承畴后来还重复了几次。

当然，当时杀降的并不是洪承畴一人，还有不少其他的将领也做过这种丑恶之事。如崇祯三年（1630），巡按御史李应期在绥德杀掉了已经投降的义军领袖苗美、左挂子（即王左挂）。崇祯四年（1631），还是这位李应期，又在榆林杀害了已经接受招抚的义军首领王子顺等。

作为朝廷的命官武将，竟干出杀俘这样背信弃义的缺德事，使朝廷的信誉一落千丈。吃了苦头的农民军，生怕再上朝廷的当，不再肯接受招抚了。对于这种做法，不少人曾提出过不同看法。如费密就说过：

“诸路叛贼虽是奸人思乱，但开始时也是为饥荒所迫，势急思逞。其中希望朝廷招抚返乡的也占十之八九。后陕西总督某（指洪承畴）招抚数千人，某日遣降卒樵采，去其弓矢，发兵数千人围杀。降卒见状，纷纷拔木举石，奋起反抗，突围而出。从此以后，民军绝了投降之心。”

费密之言，很有道理，只是把杀降的责任归在洪承畴一人身上了。

顺便讲一句，最终导致杨鹤下台的神一魁的降而复叛，也是因为杀降。神一魁投降后，杨鹤等令神一魁于耀州诱杀另一支义军首领、当时已降的茹成名，从而引起了神一魁部下的猜疑，最终挟持神一魁重新反叛。

由于上述各种各样的因素，杨鹤的主抚政策最终失败。他自己也落得个悲惨下场。朝廷上下几乎没有人为他辩解开脱。倒是他的老部下洪承畴，还不忘旧情，替他上了一疏，说当时主抚，也是“时势不得不然”，要皇帝抬手放他一马。不过崇祯帝此时根本听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