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杨鹤的招抚政策已彻底失败，那么崇祯帝便依照其一贯作风，在拿杨鹤作了替罪羊之后，另找出路了。

崇祯帝在崇祯四年（1631）十月正式任命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以武力剿灭义军。此时，崇祯帝对陕晋的义军已是恨之入骨，希望洪承畴把他们迅速赶尽杀绝，以使朝廷全力对付后金的威胁。洪承畴忠实地执行了崇祯帝的策略。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万历丙辰科（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他二十三岁就督学浙江，后被提拔为陕西参政，是一位年少老成、有谋有略的能干之才。

洪承畴在陕西出名是在崇祯三年（1630）。当时，王左挂、苗美等率兵分列五营，南下进攻韩城，总督杨鹤手下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尚是参政的洪承畴率兵进援，斩杀叛兵三百余人，解了韩城之围，洪承畴一下子出了大名。从此以后，他开始率兵打仗。由于他有谋有略，而且长期在陕西为官，熟悉陕西情形，所以他的部队在陕西打得不错，并赢得了不少声名。

就在此年的六月前后，因原延绥巡抚张梦鲸被义军的凶猛之势惊吓而死，洪承畴一跃而升任延绥巡抚，成为地方大员。从此以后，洪承畴更是卖力，而且心狠手辣，胆大心细，做事利索。到了崇祯四年（1631）十月，已深得崇祯帝信任的洪承畴，在杨鹤被捕以后，便顺理成章地代替杨鹤，升为陕西三边总督。

升任总督后的洪承畴，忠实地执行崇祯帝的政策，加紧了对陕西义军的残酷围剿，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攻势，几乎是连战皆捷。陕西的形势开始好转。崇祯帝开始尝到剿的甜头，全力支持洪承畴。

崇祯五年（1632）春，洪承畴留饷二十万，遣甘肃总兵杨嘉谟、固原总兵杨麟、临洮总兵曹文诏、延绥总兵王承恩、宁夏总兵贺虎臣等，各率其部，大举进剿陕西义军。洪承畴首选的攻击目标是“宁塞遗贼”。他们本都是神一魁的部众，是当时陕西境内最大的一股义军，首领是红军友、李都司、杜三等。他们与环庆的民变首领郝临庵、刘六合兵，屯驻在镇原（今甘肃镇原），兵势很盛。

在官兵的强大压力下，镇原的义军顶不下去了，便退守东西川、铁角城、芦堡垒等地，利用险要地势拼死抵抗，并威胁庆阳，寻机突围，试图杀入平凉府，借道突入凤翔府。

陕西巡抚练国事，急令固原（今甘肃固原）兵备王镇奇守住各隘口，令平凉府守备徐如翰守住泾州（今甘肃泾州）各关口，防止义军外逸。

同时，总督洪承畴立即从鄜州（今陕西富县）赴庆阳，指挥会战。当时，曹文诏率临洮兵，贺虎臣率宁夏兵也赶赴增援。双方在镇原之北的西澳展开激战，前后数十次。义军吃了大亏，首领杜三、杨老柴被斩杀，兵卒被杀数千人。战役以官军全胜而结束，朝廷称之为“西澳大捷”。

西澳大捷后，洪承畴等率兵乘胜进击。不久，洪承畴设伏斩杀不沾泥。曹文诏则设反间计除掉红军友，后于环庆击败可天飞、李都司，于耀州击败郝临庵等。

在洪承畴的强大攻势下，“宁塞之众”基本上被打下去了。至崇祯六年（1633），延绥巡抚陈奇瑜继续分遣诸将，搜剿余众，至此年底，陕西的局势基本上被稳住了。

但陕西局势的好转，并没有让崇祯帝及其朝廷松一口气，因为山西的问题已越来越严重了。

山西的动乱，虽有本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陕西的影响。崇祯三年（1630）春，陕西的义军如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分兵两路杀入山西北部。其后，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也纷纷渡河，进入山西。同时，入援京师的陕西五镇兵马，临阵哗变，纷纷逃回山西等地从乱入伙。山西的局势一下子严峻起来了。

当时山西境内的义军，主要分成两路。一路以西南部的平阳（今山西临汾）为中心，一路以府谷（今府谷，在陕晋交界处）为中心。尤其是王嘉胤部，以府谷、河曲为据点，分兵转战各地，西南攻至延安、庆阳，并杀入山西焚掠，声势浩大。这股义军人数增至三万余人，将领百人，并设有左丞、右丞等官职，下辖自号闯王的高迎祥等一大批干将。

山西当局对于这些“乱民”的态度很坚决，就是武力剿灭。至崇祯四年（1631）四月，当时尚是副总兵的朝廷悍将曹文诏等，利用杨鹤大肆招降各路义军的有利时机，率重兵围攻驻守在河曲一带的王嘉胤部。

曹文诏用重兵围困河曲，断绝其粮饷供应之道。王嘉胤缺粮之下，突围而出，向南冲杀。曹文诏一路紧追，再败之于阳城（今阳城）。此年六月，王嘉胤被部将王国忠所杀。

当时的形势似乎对朝廷很有利。在陕西方面，杨鹤招抚了神一魁；在山西方面，曹文诏等解决了王嘉胤，因此杨鹤曾很高兴地给朝廷上书，说神一魁、王嘉胤两人已除，其他的小首领不过尔尔，消灭他们指日可待。没想到陕西神一魁降而复叛，山西的义军也没有因王嘉胤之死而彻底垮掉。他们经一度低潮之后，又重新集结起来，大搅山西。

王嘉胤死后，其部众并未溃散，而是重新选举左丞紫金梁（王自用）为首领，重树旗帜。王自用与各路首领深感相互联络的重要性，于是各部众共推王自用为首领，会合闯王高迎祥、扫地王、邢红狼、八大王张献忠、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闯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马守应、李晋王、党家、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点灯子赵胜、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天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天王、映山红、摧山虎、冲天柱、油里滑、革里眼贺一龙等部，统称“三十六营”，约有二十余万。在陕西之乱被平后，“三十六营”成了反叛朝廷的主力。

山西的战火越打越烈，范围也越来越大。高迎祥、罗汝才（曹操）、张献忠等分道四出，连陷大宁、泽州、寿阳诸州县，全晋震动。朝廷急命宣大总督张宗衡移镇平阳，巡抚许鼎臣驻汾州，分路守扼防御。并派李卑、贺人龙、艾万年等率关中兵赴山西入援。许鼎臣把此三将调至手下，但张宗衡又以总督的身份，传檄三将由他本人指挥，弄得三将无所适从。义军乘机占据临县之东的磨盘山（一名连枝山），并于崇祯五年（1632）九月前后分兵三路：一路据交城（今交城），窥太原，一路据吴甡城（今孝义境内），窥汾州，一路突入沁州（今沁县），陷武乡（今武乡稍东）、辽州（今左权）等，形势相当危急。

崇祯帝急忙采取应急措施，调兵遣将，对付山西的危局。

昌平镇左良玉被急调赴河南堵截。左良玉原系辽东名将，虽大字不识一个，但打仗骁勇。此次因李自成等部从晋城之南突入河南，攻克修武，河南乡绅情急之下，联名上疏朝廷请救。朝廷便急调左良玉率兵两千余人赶赴怀庆堵截。李自成、八金刚、过天星等后来虽重新杀回山西武乡，不久攻克辽州，而左良玉却留在了河南，负责河南的防务。

崇祯六年（1633）春正月，曹文诏被赋予大权。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在此以前，山西的围剿，各自为政，总督、巡抚及各将领之间矛盾重重，无重臣节制。至此，曹文诏出任山西方面的前线总指挥，负责节制山西、陕西诸路兵马。

曹文诏绝非等闲人物，他是当时陕、晋前线最能干的将领之一。他是山西大同人，年轻时从军辽东，曾在熊廷弼、孙承宗手下做过军士。后由袁崇焕提拔，在祖大寿手下任游击。袁崇焕被逮后，曹文诏也随祖大寿叛逃，后投总兵马世龙，升参将。辗转回山西围剿农民军后，因功升副总兵、总兵。他在镇压陕西义军的过程中，屡建奇功，所以当时有一民谣说：“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由此可见他的威望。事实证明，他山镇山西后，山西的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

崇祯帝还特谕山西各地，要求支持曹文诏等部。当得知山西有的地方官不与曹文诏合作时，他严旨责成御史弹劾纠察，重重处罚。此年五月，崇祯帝还命太监陈大全、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圮等四支劲旅的监军，其职掌是记功过、催粮饷。为此，崇祯帝还发内帑四万两，素红蟒缎四千匹，红素千匹，让这四位太监于军前给赏，以示支持。

曹文诏与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一道，率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兵三千五百人，由庆阳出发，经潼关渡黄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再向山西腹地深入，参加围剿。

曹文诏部，是所有参加围剿的官军中打得最好的一支。

曹文诏在河津经短暂休整后，开赴霍州（今山西霍县）。在霍州与农民军万余人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曹文诏率领的陕西兵骁勇善战，击杀农民军首领钻天鹞、上天龙。农民军溃逸。

曹文诏旋即挥师北上，在太原之北展开攻击。先败农民军于盂县（今盂县），追击途中，在寿阳（今寿阳）之东北的方山，再次大败农民军，斩杀其首领混世王，其余部为游击猛如虎逐走。

至此，太原之北的五台（今五台）、定襄（今定襄）、寿阳等地的农民军基本被曹文诏肃清。

为保卫太原，山西巡抚命曹文诏移兵平定州（今平定），备太原之东。总兵张应昌驻兵汾州（今汾城），备太原之西。贺人龙部为游兵，以备策应。

曹文诏便以平定为据点，不断出击，连败农民军于乐平（今昔阳）、和顺（今和顺）、太谷（今太谷）、范村（太谷之东一重镇）、榆社（今榆社），把在太原附近活动的王自用（紫金梁）、马守应（老回回）部逐走。

曹文诏部继续南下，追击农民军，连败农民军于高平（今高平）、泽州（今晋城）、润城（介于泽州与阳城之间）、沁水（今沁水）、阳城（今阳城），猛击过天星、紫金梁、老回回等部。

四月底，“三十六营”领袖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济源（今河南济源）病死。原本松散的农民军更陷入各自为战的分散局面，给朝廷的围剿提供了有利时机。

曹文诏为解豫北之困境，率部进入河南境内的涉县（今河南涉县）山区，围剿涌人此地的农民军。然后攻击河南境内的怀庆（今沁阳）、济源（今济源），斩杀农民军首领滚地龙等。此时，诸将李卑、艾万年、汤九州、邓玘及左良玉等，也纷纷率部合击，战场形势一度有利。

但到了此年的八月，却传来了曹文诏调离前线、赴大同任总兵的消息。前线官军一片哗然。

曹文诏这位骁勇善战的良将，没有败给农民军，却中了自己人的暗箭。当前线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被调离了前线。

当时，有位叫刘令誉的巡抚御史，上疏朝廷，以作战不力、不援友军、骄横恣睢、虚报战况等罪名弹劾曹文诏。曹文诏与这位御史结怨，是在山西洪洞。当时曹文诏与乡居的刘令誉没有处好关系。至此，刘令誉巡视河南，曹文诏与他再次相见，仍是话不投机。刘令誉便伺机发难。

按理说，曹文诏在陕西、尤其在山西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他率部赴山西作战后，也几乎没有打过败仗。虽说偶尔也有夸大战功的嫌疑，但曹文诏连战连捷也是事实。遗憾的是，朝廷给他的结论却是“怙势而骄”，他竟然被调往大同。

导致曹文诏被调离的直接原因，仍是崇祯帝本人。崇祯帝做事，一向小事精明，大事糊涂，而且性格褊狭猜忌。那些言官、御史等，大都善于揣摩崇祯帝的心理，顺着他的思路办事，所以这些人提出的弹劾，往往正中崇祯帝的下怀，言无不果。

说起来，曹文诏真是一位难得的将才。他不仅能征善战，而且颇能顾全大局。在陕西打仗时，他屡建战功，却总是被洪承畴压住不报，吃了不少暗亏。御史吴甡很为他抱不平。即使如此，曹文诏仍兢兢业业打仗，没有意气用事。

陕西的平剿告一段落后，曹文诏又被派往山西，参加山西的围剿行动。这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曹文诏还是立即率兵进入山西，打了近八个月的漂亮仗，扭转了山西的局势。没想到刘令誉的一个奏疏，便让崇祯帝立即改变了看法，竟把这员大将调离了战场。

更倒霉的是，曹文诏赴任大同不久，便遇皇太极率兵犯边。曹文诏没有敌住后金兵的锐利攻势，丢失了大同附近的城池，被崇祯帝问罪，要撤职充军。多亏山西巡抚吴甡力保，崇祯帝才勉强同意让他戴罪立功自赎。至崇祯八年（1635），曹文诏战死，落得个悲惨下场。

或许正是曹文诏在山西用兵太狠太猛，造成了农民军纷纷避其锋芒，逸出山西，窜入了豫北、畿南。

早在崇祯五年（1632）底，就有部分农民军在李自成、八金刚、过天星等人率领下，进入河南的怀庆、修武地区，再由此地杀人山西境内的武乡，并攻陷辽州，有力地支援了其他义军。这是义军首次利用山西、河南交界地区流动作战的成功例子。也正是为了对付河南境内的义军，左良玉才被调赴河南。

到了崇祯六年（1633），农民军为了摆脱山西境内的重兵围剿，纷纷开始转移到山西、豫北、京畿南部的交界地带。

有一部分农民军，因受曹文诏兵锋压迫，从山西平定州东北的固关（故关）附近的磨口山，突破京畿井陉道寇从化的防线，进入京畿南部的顺德（今河北邢台）、真定（今河北正定）两府境内，引起朝廷恐慌。给事中孟国祚对此十分担忧：

“畿南为咽喉重地，顺德则是太平原，可以千里直走京师，没有河山之险可作屏障。现在山西有曹文诏、张应昌，河南有左良玉、邓圮，都有重兵，那么贼将去哪里呢？以往是从陕西赶到山西、从山西赶到河南，现在又转而赶到顺德了！”

为防止畿南之农民军威胁京师，朝廷急派通州兵两千、昌平兵两千，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八千，配合大名兵备副使卢象升布防，与山西方面会同夹剿。

卢象升率兵力战，农民军受挫后，自邢台（顺德府治所在地）西撤，越过河南武安（今武安）西北的摩天岭（此地也与山西辽州接壤），进入武安境内，与驻扎此地的农民军合兵。

此时的豫北已是连片烽火。

崇祯六年（1633）初，山西东南部的农民军分两路杀入豫北。一路南下突破仰原关，杀入怀庆府（府治河内，今沁阳）境内的济源县、清化镇（属沁阳县，今名博爱）、武安等地，一度围攻怀庆府城。另一路则向东杀入河南的林县（今林县）、涉县（今涉县）境内。河南守将左良玉连忙招架。

在涉县之西，左良玉击退农民军。

林县的农民军，因有饥民响应，声势很大，一度围攻邻县临漳（今临漳）、淇县（今淇县）。但最终也被左良玉击败。

济源的农民军，当时正在围攻怀庆府城之北的水西关，为紫金梁祝寿。左良玉匆匆率兵从彰德府（府治安阳）赶来解围，击退农民军。

出乎意料的是，左良玉不久却在武安境内被农民军杀得大败，手下的七千河南兵几乎被打得一早二净。豫北四府烽火遍地，形势陡然严峻起来。

崇祯帝急令总兵邓圮率川兵二千，加上土司马凤仪之兵，进入豫北参战。曹文诏也一度从山西进入豫北的涉县助战。

由于开始时农民军主要在山西活动，河南当局并没有认真备战。像太行山这样的险地，竟都没有派重兵设防，豫北几乎可以说是门户洞开。曹文诏在山西东南部的锐利攻势，使山西境内的农民军大多转移到豫北。五月份，农民军尽至磁州（今磁县），达十余万之多，兵阵长达数十里。

直到此时，崇祯帝才不得不开始重视起豫北来。他派太监赴曹文诏等部监军，并要求曹文诏等自山西支援豫北。

六月，潞王朱常淓自卫辉府（今汲县）上疏告急，要求朝廷重视豫北局势，“早行翦灭，毋轻视贼”，给崇祯帝极大震动。崇祯帝特遣京营总兵倪宠、王朴率卒六千、马五千，昼夜兼程，在八月份终于赶赴豫北。不久，参将汤九州率昌平兵数千也赴豫北参战。

原在山西作战的曹文诏、张应昌等，也率精锐的陕西兵进军豫北参加围剿。卢象升等则在京畿南部设防，攻击逸出之敌。

由于官兵的优势兵力，豫北的农民军开始处于严重的不利境地，被官兵压缩在狭小的豫北地区，连续被动挨打，损失惨重。

至九月份，被围在豫北的一部分农民军，利用险要的山区地形，突围到五台山地区。但不久又杀出五台山，重返豫北。左良玉、汤九州以及倪宠、王朴所率的兵马前后夹击，农民军损失惨重，形势越来越不利，随时有被围歼的危险。

至十一月，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官兵攻势越来越凶，农民军的日子也越来越困难。农民军的首领开始出奇招了。

他们选中了京营总兵王朴。

王朴的家丁有不少是关中人，与农民军算是同乡，其中有些可能还与农民军相识。农民军的领袖便通过重贿拉上了这层关系，并声称愿意接受招安。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李自成等上书王朴，说：

“我们这些人都是良民，因陕西荒旱，致犯大罪。现在誓死归降，押还故土复业。”

王朴刚从京师调赴豫北不久，没有与这些首领打交道的经验，也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早在陕西就有多次投降的经历，加上拿了他们的钱，于是便与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商量，最后竟同意受降。

十一月十九日，农民军首领贺双全、张妙手等十二人，亲赴河南彰德府武安县城面见王朴、杨进朝、卢九德以及兵备道常道立，表示接受招安的“诚意”。杨进朝信以为真，立即上报朝廷，并停止了军事行动。

当时在武安开报的首领有共有六十一名：

贺双全、新虎、九条龙、闯王（高迎祥）、领兵山、勇将、满天飞、一条龙、一丈青、哄天星（应是混天星）、三只手、一字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满天星、七条龙、关锁（关索）、八大王、皂莺、张妙手、西营八大王（张献忠）、老张飞、诈手、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马鹞子、南营八大王、胡爪、哄世王（应是混世王）、一块云、乱世王、大将军、过天星（惠登相）、二将、猛虎、独虎、老回回（马守应）、高小溪、扫地王、整齐王、五条龙、五阎王、刑闯王、曹操（罗汝才）、稻黍杆、逼上路、四虎、黄龙、大天王、皮里针、张飞、石塌天（射塌天）、薛仁贵、金翅鹏、八金龙、鞋底光、瓦背儿、刘备、钻天鹞、上天龙。

王朴等人哪里知道，农民军首领们使的是金蝉脱壳之计。当诈降在一本正经地进行的同时，农民军正在为渡河突围作准备。十一月二十四日，天气骤冷，山西垣曲至河南济源之间的黄河结冰封冻。农民军乘官军不备，在一个叫毛家寨的地方开始过河。他们用门板覆盖冰面，再盖上泥土，分三路过河。当时驻屯在这一带的十余万农民军，在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马守应、惠登相、刘国能等人率领下，迅速渡过黄河，南至河南渑池县（今渑池）境内的马蹄窝、野猪鼻等地。

朝廷的防河中军官袁大权仓促战死。

十一月二十六日，天还未亮，农民军就已攻占了渑池县城。

十二月初一日，破伊阳（今汝阳）。

十二月初二日，再破卢氏（今卢氏）。

至此，从山西逸出的农民军，在进入河南后，犹如水银泻地，不可收拾。

十二月初四日，接到河南火速报告的崇祯帝在震怒之余，严令各地进行围堵。崇祯帝怒气冲冲道：

“贼既渡河，豫境邻壤地方，俱宜严防奔突，秦、郧准各抚通着选调将士扼要截剿，豫晋抚监亟督左良玉等合力追击，仍严饬道府州县等官，鼓励乡兵各图堵御。务刻期**扫，如再疏泄误事，必不轻贷！”

崇祯帝虽十分惊恐震怒，但也没有办法。因为受农民军之骗、并与之议抚的，正是他从北京派去的京营统帅及其监军。当时农民军最看不起的当然也是最喜欢的就是京营。他们仗打得不怎么样，毛病却不少。这次恰恰被农民军所利用！

崇祯帝连自己身边的京营都管不好，还能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