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酉倡和诗者，予同郡人李子、陈子之所为作也。系以年者，重时会也。
自崇祯六年癸酉至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已历七八年之久。卧子之诗刊布流行，牧斋当已见及，或虽见及而未曾留意。鄙见河东君为人放诞风流，绝无讳饰，牧斋亦豁达大度，不计较小节。河东君与卧子之关系，必早有所知闻。卧子此诗，即由河东君持示牧斋，亦非不可能者也。“争得三年才一笑，可怜今日与同舟”者，上句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所云：
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
之典。牧斋自比贾大夫之丑恶而有才，以河东君为貌美，且拟之为妻。此诗作成，殆与“乌个头发，白个肉”及“白个头发，乌个肉”之戏言，时间相距甚近。若《牧斋遗事》及《觚剩》二书，均以属之燕婉之夕，则恐过后矣。又“如皋”之“皋”，与郑交甫遇神女于汉皋之“皋”同字也。下句即用《说苑·善说篇》鄂君所闻越人歌“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之典。由是言之，牧斋诗此二句与河东君诗“汉佩敢同神女赠，越歌聊感鄂君舟”两句，用典正同。针锋相对，文情才思自为精巧。钱遵王不注一字，固以为习用之典，无烦征引。实不知此等妙处，更须标出，庶几不负作者之苦心也。“轻车漫忆西陵路，斗酒休论沟水头”者，上句自指河东君在此数年游西湖事，或更指其所作《戊寅草》《湖上草》及《金明池·咏寒柳》词等，亦即后来牧斋于顺治七年庚寅所作《留题湖舫》诗“杨柳风流烟草在”者也（见《有学集·三·夏五集》并参前论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二通节）。下句用卓文君《白头吟》“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之典（见《乐府诗集·四一》），指河东君与陈卧子之关系。牧斋意谓今既与卧子脱离，可不必再提往事也。“还胜客儿乘素舸，迢迢明月咏缘流”者，用《玉台新咏·十》谢灵运《东阳溪中赠答二首》“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及“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但问情若为，月就云中堕”之典，与前“可怜今日与同舟”之句相应。盖谢诗所咏，妇在溪边洗足，郎在溪中乘舟。非如“今日与同舟”者可比。所以较胜于客儿。且康乐之作，本是一赠一答，尤符合钱柳赋诗酬和之情事也。
《东山酬和集·一》牧翁《寒夕文宴再叠前韵是日我闻室落成延河东君居之》（自注：“涂月二日。”寅恪案：《初学集》此题无“延河东君居之”六字及自注。又据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一月廿四日小寒，十二月九日大寒。故是年十二月二日谓之寒夕也）云：
清樽细雨不知愁，鹤引遥空凤下楼。红烛恍如花月夜，绿窗还似木兰舟。曲中杨柳齐舒眼，诗里笑蓉亦并头。（自注：“河东新赋《并头莲诗》。”）今夕梅魂共谁语，任他疏影蘸寒流。（自注：“河东《寒柳词》云‘约个梅魂，与伊深怜低语’。”）
偈庵《半野堂夜集惜别仍次前韵》（寅恪案：《列朝诗集》此题作《感别半野堂叠前韵》）云：
何处珠帘拥莫愁，笛床歌席近书楼。金炉银烛平原酒，远浦寒星剡曲舟。望里青山仍北郭，行时沟水向东头。老怀不为生离苦，双泪无端只自流。
徐锡胤（尔从）《半野堂宴集次牧翁韵奉赠我闻居士》云：
舞燕惊鸿见欲愁，书签笔格晚妆楼。开颜四座回银烛，咳吐千钟倒玉舟。七字诗成才举手，一声曲误又回头。佳人那得兼才子，艺苑蓬山第一流。
寅恪案：牧斋于康熙二年癸卯岁暮作《病榻消寒杂咏》第三、四首《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一诗，即记此夕之事者，前已移录。此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二月初二日之夕半野堂文宴，乃牧斋一生最得意又最难忘之事。故虽在垂死病榻呻吟之中，犹能记忆，历历不爽，可伤也已。此夕之会，颇似戏剧之一幕。其扮演人今日可考知者，一为河东君，二为牧斋，三为松圆，四为徐尔从，五为此夕望见坐于后来所建绛云楼下红袍乌帽三神之老妪（见钱遵王《有学集诗注·病榻消寒杂咏》第三十四首诗注）。此五人之心理，牧斋、松圆、尔从三人各见于其此夕所赋诗中。河东君此夕是否亦赋诗，今《东山酬和集》及《初学集》既未收载，不易考知。其理由或因此夕病酒所致，或别有感触，与后来不和《合欢诗》及《催妆词》之情事相类似，均俟后论之。此夕之会，虽未见河东君作品，然其心理可于此夕后所赋《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一诗中推得。至于此夕曾见三神之老妪，其心理当非如第一章所引《花笑庼杂笔》中黄梨洲“火神”之解释，应别有人事之原因也。请依次论之。
关于河东君者，当于下录其所赋《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一诗中论释，兹暂不涉及。牧斋之诗第一句指此夕文宴时之情景，第二句用萧史弄玉事，皆不烦详论。“红烛恍如花月夜，绿窗还似木兰舟”者，下句言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十二月二日由舟次迁入我闻室。以意揣之，我闻室之结构必不甚宽敞，殆所谓屋小如舟者耶？上句指此夕情事。牧斋虽与韩敬争状元失败，不得“金榜第一名”，但此夕实同于“洞房花烛夜”。作此观念者，非独牧斋如此，即河东君本身亦莫不然。后来河东君于康熙三年甲辰六月二十八日垂绝时，作遗嘱与其女云：“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见《河东君殉家难事实·柳夫人遗嘱》。）自康熙三年逆数至崇祯十三年庚辰，适为二十五年。若自崇祯十四年辛巳六月七日茸城舟中结缡时起，下数至康熙三年甲辰六月二十八日，则仅二十四年。可知河东君之意，实认此夕为同牢合卺之期。然则牧斋此句殊有旨矣。“曲中杨柳齐舒眼，诗里芙蓉亦并头”者，上句自用《折杨柳》歌曲之典（见《乐府诗集·二二》），但亦指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及“春前柳欲窥青眼”之句，意谓此夕可不必如前此之“窥眼”也。下句牧斋自注所指河东君新赋之《并头莲》诗，今未得见。考《陈忠裕全集·一九·湘真阁稿·予读书池上屡有并蒂芙蓉戏题一绝》云：
宛转桥头并蒂花，秋波不到莫愁家。浣纱人去红妆尽，惟有鸳鸯在若耶。
此诗前第二题为《寒食雨》，第三题为《上元四首》，第四题为《岁暮怀舒章八首》，其第八首卧子自注云：“去岁冬尽，予在郯城。”此“去岁冬尽”，乃指崇祯九年北行会试之役，故此题之“岁暮”即崇祯十年岁暮。由是言之，此《戏题并蒂芙蓉一首》之作成，实在崇祯十一年初秋，可以推定无疑也。检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一年戊寅”条云“是夏读书南园”及李舒章《会业序》略云“今春（寅恪案：此指崇祯八年春）闇公、卧子读书南园。乐其修竹长林，荒池废榭”（见《陈忠裕全集》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八年”条附录所引），又检卧子《年谱》崇祯八年乙亥及九年丙子，俱有“春读书南园”之记载，皆未明著其离去南园之季节。细绎卧子诗题，其“屡有”之“屡”，自是兼指在崇祯十一年夏秋以前数次而言。第三章已详论卧子与河东君于崇祯八年春间，同居徐氏南楼并游宴陆氏南园之事。河东君虽于是年首夏离去南楼南园之际，只可见荷叶，而不能见莲花。但三年之后，卧子复于南园见此荒池中并蒂莲，感物怀人，追忆前事，遂有是作，殊不足怪矣。然则河东君所赋《并蒂芙蓉》诗，当是和卧子之作者。今检河东君遗存之作品，如《戊寅草》，其中未见此诗。考此《草》所载河东君之诗，至崇祯十一年秋间为止，故疑此诗乃河东君崇祯十一年秋间以后、十三年冬间以前所作。即使此诗作于最早限度之崇祯十一年冬间，牧斋固亦得谓之为“新”。前第三章论宋让木《秋塘曲序》中“坐有校书，新从故相家，流落人间”，所谓“新”字之界说，读者可取参阅。盖当时文人作品，相隔三年之久，本可用“新”字以概括之也。所可笑者，陈、杨二人赋诗，各以并头莲自比。不意历时未久，河东君之头犹是“乌个头发”，而牧斋之头则已“雪里高山”。实与卧子“还家江总”之头区以别矣。牧斋头颅如许，竟尔冒充，亦可怜哉！“今夕梅魂共谁语，任他疏影蘸寒流”者，牧斋自注既引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是以“梅魂”自任，故疏影亦指己身，辞旨明显，固不待论。惟“蘸”字之出处颇多，未知牧斋何所抉择。鄙意恐是暗用《西厢记》“酬简”之语。果尔，殊不免近亵。至若“寒流”一辞，“流”乃与“寒柳”题中之“柳”音近而巧合，即此一端，亦可窥见牧斋文心之妙矣。昔张敞云：“闺阁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见《汉书·七六·张敞传》。）由是言之，自不必拘执迂腐之见，诃诋牧斋。但子高坐此“终不得大位”（并见《汉书·张敞传》），牧斋亦以夙有“浪子燕青”之目，常守闺阁之内，而卒不得一入内阁之中。吾人今日读明清旧史，不禁为之失笑也。
钱曾注牧斋《有美诗》，忽破例引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已觉可怪，又载何云《疏影词》一阕，如此支蔓，更为可疑。推原其故，遵王所以违反其注诗之通则者，殆皆出于陆敕先之意，遵王不得已而从之，实非其本旨也。兹以士龙之词与牧斋此诗有关，因附录之，并略考何氏事迹，稍为论证，以资谈助。
钱曾《初学集诗注·一八·有美诗》“疏影新词丽”句注云：
陆敕先曰：“何士龙有《调寄疏影·咏梅（上牧翁）》云：‘香魂谁比？总有他清澈，没他风味。无限玲珑，天然葱倩，谁知仍是樵悴？便霜华几日，连宵雨，又别有一般佳丽。除那人殊妙，将影儿现，把气儿吹。须忆半溪胧月，渐恨入重帘，香清玉臂。冥蒙空翠，如语烟雾里，更有何人起？惜他止是人无寐。算今夕共谁相对？有调羹，居士风流，道书数卷而已。’此词实为河东君而作，诗当指此也。”
寅恪案：牧斋赋《有美诗》引士龙此词，以赞扬河东君。于此可知钱、何两人关系之密切，并足见牧斋门下士中，士龙与孙子长（孙氏事迹及与牧斋之关系，可参《有学集·一九·孙子长诗序》，同书二三《孙子长征君六十寿序》及《牧斋尺牍·中·与孙子长札》第二通并王渔洋《思旧集·三》“孙永祚”条等）与顾云美等同属左袒河东君一派，而与钱遵王辈居于反对地位者也。兹不暇考士龙本末，唯就此点论证之。牧斋所撰《吾炙集》“东海何云士龙”条云：
士龙岭表归来，相见已隔生矣。妇（寅恪案：此“妇”字指河东君。）见余喜，贺曰：“公门下今日才得此一人。”余曰：“如得习凿齿，才半人耳。”妇问何故？余笑曰：“彼半人即我身是也。”
《初学集·五五·何仲容墓志铭》略云：
仲容讳德润，为尝熟甲族。父讳錞。（仲容）娶秦氏，生子五人，述禹、述稷、述契、述皋、云。云，吾徒也。
同治修《苏州府志·一百·常熟县·何云传》略云：
何云，字士龙。祖錞，字言山。（寅恪案：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三三·何錞传》云“何錞，字子端”，与此异。下文又云“子云，字士龙”，略去德润一代，与牧斋所作《何仲容墓志铭》不合。殊误。）云能古文词，尤熟唐史。凡唐人诗有关时事者，历历指出如目睹。钱谦益延致家塾。崇祯丁丑谦益被讦下狱，云慷慨誓死，草索相从。后从瞿式耜至闽粤。流离十五年，复归故园。
《初学集·一一·桑林诗集序》云：
丁丑春尽赴急征，稼轩并列刊章。士龙相从，草索渡淮而北，赤地千里。身虽罪人，不忘吁嗟闵雨之思，遂名其诗曰《桑林集》。
同书同卷《一叹示士龙》云：
一叹依然竟陨霜，乌头马角事茫茫。及门弟子同关索，薄海僧徒共炷香。百口累人藏复壁，千金为客掩壶浆。昭陵许哭无多泪（自注：“唐制有冤者，许哭昭陵。”），要倩冯班恸一场。（自注：“里中小冯生善哭。”寅恪案：小冯生之兄舒，亦与牧斋关系密切。可参《虞山妖乱志》。观牧斋此诗，知冯氏兄弟及士龙皆牧斋患难交也。又可参冯班《钝吟杂录·一·家戒·上》所云“何云有文，钱牧翁重之”之语。）
同书一二《霖雨诗集·送何士龙南归兼简卢紫房一百十韵》略云：
伊余退废士，杜门事耕桑。十年守环堵，一朝琐锒铛。天威赫震电，门户破苍黄。诏纸疾若飞，官吏仆欲僵。有母殡四载，西风吹画荒。有儿生九龄，读书未盈箱。宾客鸟兽散，亲族忧以痒。或有强近者，惧累遗祸殃。目笑复手笑，坚坐看戏场。或有狰狞者，黠鼠而贪狼。毁室谋取子，坏垣隳我杗。揶揄反皮面，谣诼腾诽谤。唯有负佣流，弛担语衋伤。唯有庞眉叟，戟手呼彼苍。市人为罢市，僧院各炷香。我心鄙儿女，刺刺问束装。暮持襆被出，诘朝抵金阊。门生与朋旧，蜂涌来四方。执手语切切，流襟泪浪浪。惜我傔从弱，念我道路长。或云权幸门，刺客如飞蝗。穴颈不见血，探头入奚囊。或云盘飧内，鸩堇置稻粱。匕箸一不慎，坟裂屠肺肠。谁与警昏夜，谁与卫露霜？谁与扶跋疐，谁与分劻勷？何生奋袖起，云也行所当。阖门置新妇，问寝辞高堂。典衣买书剑，首路何慨慷。何生夜草疏，奋欲排帝阊。黯淡蚊扑纸，倾欹蚓成行。残灯焰明灭，房心吐寒芒。祖宗牖惚恍，天心鉴明明。眉山摘牙牌，分宜放钤冈。执彼三尸虫，打杀铜驼傍。孤臣获更生，朝市喜相庆。孟冬家书来，念母心不遑。有忧食三叹，矧乃惰与翔。星言卷衣被，别我归故乡。我欲絷子驹，顾视心伥伥。子行急师难，子归慰母望。丹青或可渝，此义永不爽。
寅恪案：牧斋为张汉儒所讦，被逮北行，下刑部狱，逾年始得释归。其本末备见史乘及他载记，以非本文范围主旨所在，故不详述。惟节录牧斋自述之诗，亦足知当日被逮时之情况，并门生故旧关系之一斑也。所最可注意者，不在士龙之维护牧斋，而在河东君之赏誉士龙。《吾炙集》中钱、柳问答之言，即是其证。《晋书·八二·习凿齿传》（参《高僧传·五·释道安传》）云：
后以脚疾，遂废于里巷。及襄阳陷于苻坚，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既见，与语，大悦之。赐遗甚厚。又以其蹇疾，与诸镇书：“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归襄阳。寻而襄邓反正，朝廷欲征凿齿，使典国史。会卒，不果。
然则牧斋之意，谓清兵取江南，己身降附，北迁授职，俄引疾归籍，稍蒙礼遇。（《清史列传·七九·贰臣传·钱谦益传》云：“（顺治三年）六月以疾乞假。得旨，驰驿回籍。令巡抚按视其疾痊具奏。”）可比彦威在前秦陷没襄阳后，为苻坚所舆致。俄以疾返里，寻而襄邓反正，晋廷欲使之典国史。盖牧斋犹希望明室复兴，己身可长史局也。寓意甚微妙。河东君平日于《晋书》殊为精熟，观其作品，例证颇多。此点牧斋固亦宿知，所以举习氏为说者，乃料定河东君必能达其微旨。倘是与常人而作此语，岂非对牛弹琴耶？
萧伯玉（士玮）题《牧斋初学集》，顾云美作《河东君传》，俱以李易安、赵德甫比钱、柳。今读《吾炙集》此条所记，益证萧、顾之言非虚誉矣。《苏州府志·何云传》云：“钱谦益延致家塾。”士龙何时在牧斋家授读，未能考知。以意揣之，当在黄陶庵之前。牧斋送士龙南归诗，自述其崇祯十年丁丑春被逮时事云：“有儿生九龄，读书未盈箱。”盖孙爱生于崇祯二年己巳九月。（见《初学集·九·崇祯诗集·五·反东坡洗儿诗己巳九月九日》诗），至崇祯十年春间适为九岁。士龙之在钱氏家塾，或即此时，亦未可知。《虞山妖乱志·中》云：
有朱镳者，老儒也。教授于尚书家塾。
汉儒讦牧斋所言江南六大害中第六款“士习之害”，亦载朱镳之名，与冯、舒并列。窃疑朱氏之在牧斋家塾，或更先于士龙。岂孙爱之发蒙师耶？俟考。
又有可注意者，即牧斋门下士中，凡最与瞿稼轩有关者，俱为同情河东君之人。第三章论《河东君传》作者顾苓本末时，已略述云美与稼轩之关系。今观士龙之作《疏影词》及《吾炙集》所载河东君之语，皆可证明此点。由此推之，稼轩在牧斋门下，亦与何、顾两氏同属“柳派”，而与钱遵王之为“陈派”，即牧斋夫人陈氏之派者，迥不相同也。俟下文论绛云楼事时再及之。兹不多赘。
松圆诗第三句用《史记·七九·范睢传》。第四句用《晋书·八十·王羲之传》附《徽之传》及九四《戴逵传》并《世说新语·任诞类》“王子猷居山阴”条。第五句用李太白《送友人（五律）》。（见《全唐诗·第三函·李白·一七》）。第六句用《乐府诗集·四一》卓文君《白头吟》。皆习见之典，不待详引。所可注意者，即第七、第八两句，“老怀不为生离苦，双泪无端只自流”之语。半野堂此夕之宴，有两作用：一为送别将去之孟阳，一为欢迎新到之河东君。牧斋此时与孟阳之关系为“悲莫悲兮生别离”。与河东君之关系为“乐莫乐兮新相知”。斯固孟阳所深切体会者，但明言不为己身生离之苦，则老泪双流，自必因他人新知之乐所致，可以决定无疑。又此诗第一、第二两句，乃问答之词。第一句“珠帘”，用李太白《怨词》“美人卷珠帘”之典（见《全唐诗·第三函·李白·二四》），盖河东君夙有“美人”之称也（见第二章所论）。“莫愁”用玉谿生《马嵬二首》之二“不及卢家有莫愁”之典。（见《李义山诗集·上》），河东君与莫愁身份适合，固不待言。此句之意，谓河东君今属于谁家乎？第二句乃答辞，意谓河东君今在半野堂之我闻室，其地“弹丝吹竹”，接近藏书之楼，即以钱家为卢家也。牧斋虽藏书甚富，但此时尚未建绛云楼，故此楼自不能指绛云楼。依江南气候潮湿多雨之通例推之，书籍之藏储，宜在楼阁。颇疑牧斋此时家中之荣木楼，不仅为陶庵授读孙爱之处，亦是牧斋藏书之所。若果推测不误，则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二月二日文酒之宴，笙歌笑语，通夕不休。陶庵或因此喧哗扰其眠睡，心情既烦恼厌恶，复拘守礼法，不便出楼参与盛会。其不愿和诗，势所必然也。苦哉！苦哉！故综合第一、第二两句之旨意言之，实与第七、第八两句相关，盖义山“不及卢家有莫愁”句，“有”字之义，当作“保有”及“享有”解。今此“莫愁”已是“年年河水向东流”，为牧斋所有矣。安得不“双泪无端只自流”乎？
复次，《有学集·三·夏五集·西湖杂感二十首》之八云：
西泠云树六桥东，月姊曾闻下碧空。杨柳长条人绰约，桃花得气句玲珑。（自注：“‘桃花得气美人中’，西泠佳句，为孟阳所吟赏。”）笔床研匣芳华里，翠袖香车丽日中。今日一灯方丈室（寅恪案：“一灯”二字，钱曾《注》本同），散花长侍净名翁。
寅恪案：此诗为牧斋于顺治七年庚寅在杭州追忆河东君西湖旧游而作者。末句“一灯”二字，今据牧斋手写稿本，知原作“一来”（见有正书局影印《江左三大家诗画合璧》）。“一灯”自极可通，改“一来”为“一灯”，是否出于牧斋本身，抑或后人所为，俱不得知。但“一来”实用佛典，此诗第七、第八两句皆用《维摩诘经》事。故“一来”二字，殊为适合。河东君行踪飘忽，往往“一来”即去，而更“不还”。其于卧子、孟阳皆莫不然。松圆之作《縆云诗》，欲其“縆定不行”。牧斋此诗结语颇表得意，或者后来又觉词过明显，遂自改易耶？牧斋作此诗时，松圆卒已八年，“散花”之天女依旧“长侍净名”，斯殆亦松圆地下所不及料者欤？
又前论《有学集·吴巽之持孟阳画扇索题》诗节，引《耦耕堂存稿文·下·题归舟漫兴册》有“庚辰腊月望，海虞半野堂订游黄山”之语，可知孟阳至早亦于崇祯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始离去牧斋家。夫半野堂送别之宴，在十二月二日，距离孟阳行期有十余日之久，时间未免太长。然则此宴明是专为欢迎河东君入居我闻室而设者，所谓送别孟阳，不过“顺水人情”耳。且此夕之宴，实同于合卺花烛之筵席，牧斋盖借以暗示孟阳，若谓自此夕以后，河东君专属我有，松圆诗老亦可以行矣。孟阳自必心知其意，所以有“何处珠帘拥莫愁，笛床歌席近书楼”及“老怀不为生离苦，老泪无端只自流”等句也。伤哉！
徐尔从为此夕酒座局外中立之人，其本末未能详考。兹仅就所见甚少之材料推论之，亦可知徐氏在牧斋门下，究属何派，即“柳派”抑或“陈派”也。
《初学集·五六·陕西按察使徐公墓志铭》（参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二五·徐待聘传》）略云：
公讳待聘，廷珍字也。晚年与余游最密。有子四人：锡祚、锡胤、锡云、锡全。锡祚、锡胤皆与余交好。
冯默庵《虞山妖乱志·中》述钱裔肃召归其祖岱之出妾连璧事，有关涉尔从一节。其文略云：
又有徐锡胤者，素亦客于尚书门。恨钱斗独擅裔肃，已不得交关。遂出揭攻裔肃。
《有学集·三一·族孙嗣美合葬墓志铭》略云：
嗣美，名裔肃。妻蒋氏。子四人：长召，次名，次即曾，次鲁。
王应奎《柳南随笔·二》云：
徐锡允，字尔从。廉宪待聘之子。文虹其自号也。家畜优童，亲自按乐句指授。演剧之妙，遂冠一邑。诗人程孟阳为作《徐君按曲歌》，所谓“九龄十龄解音律，本事家门俱第一”，盖纪实也。（寅恪案：此两句见《耦耕堂存稿诗·中·赠徐君按曲图歌》，又可参同书上《和牧斋观剧四首》及同书中《戏和徐尔从遣散歌儿二首同牧斋次韵》并《初学集·十·崇祯诗集·六·（崇祯五年）仲夏观剧欢宴浃月戏题长句呈同席许宫允诸公》及同书一六《丙舍诗集·次韵徐二尔从散遣歌儿之作二首》。）时同邑瞿稼轩先生以给谏家居，为园于东皋，水石台榭之胜亦擅绝一时。邑人有“徐家戏子，瞿家园”之语，目为虞山二绝云。
寅恪案：何士龙有《疏影词》，当即后来追和牧斋此夜之诗“今夕梅魂”句之意者。尔从此夕之宴，既身在座中，复次牧翁韵赠河东君，则其立场观点，与何、顾相同，其属于“柳派”，不待多论。又据默庵之言，知尔从曾揭攻钱裔肃。钱曾为裔肃之子，则尔从为嗣美、遵王父子之仇人怨家，其与“陈派”之遵王相敌对，乃自然之理也。夫牧斋朋好甚多，何以此夕与宴作诗，除孟阳外，仅见尔从一人？颇疑当日事出仓卒，不易邀集多友。尔从与孟阳交谊甚笃挚，又精通音律。此夕文宴河东君应有弹丝吹竹、度曲按歌之举。钱、程特招之与会，亦情势所当然也。至黄陶庵此时适馆于牧斋家，转不与是夕之宴及不见其有关之诗者，实由陶庵本人对于此事所持之见解所致。盖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二月二日，陶庵正居牧斋常熟城内宅中之荣木楼，授孙爱读。依昔日家塾惯例，年终固须放馆归家，但多在除夕以前不久之时始能离馆。嘉定、常熟道途甚近，陶庵为人严肃，恐不于腊月之初即已还家度岁。然则陶庵此夕当仍在牧斋家。孟阳既同寓一处，牧斋设宴声称为孟阳饯别，程、黄旧交，岂有不被邀请陪座之理？据今日所见资料，似陶庵并未与此离筵者，岂牧斋习知陶庵平日性格迥异于尔从，河东君之放诞风流，此夕之宴，更必有所表见。钱之不邀黄，非仅畏惮其方正，实亦便利主客两方不得已之决策。牧斋当日之苦心，亦可窥见矣。
尔从诗第一句“舞燕惊鸿见欲愁”，谓河东君此夕放诞风流之活泼举动，殊有逾越当日闺阁常轨者。第四句“咳吐千钟倒玉舟”谓河东君于此夕座上之豪饮。故此两句极有写实价值。第七、第八两句“佳人那得兼才子，艺苑蓬山第一流”，河东君真足当之无愧，未可目为寻常酬应谀赞之言。综观尔从之作，虽不甚工，然颇切合。牧斋之选录此诗，或职是之故欤？
此夕见神见鬼之老妪，乃黄陶庵以外，局外而又局外之人。以情理推测，必非奔走执役于此夕之宴会者。其人立于设筵之堂外，遥遥望见主翁宾客之形影，虽未必得闻河东君熏炉之香气，然老主人朱门酒肉之臭味，亦可令之作呕也。据《有学集·四六·题李肇〈国史补〉》云：
绛云一炬之后，老媪于颓垣之中拾残书数帖，此本亦其一也。
则此拾得绛云楼、半野堂焚毁后残书之老媪，疑即与窥探半野堂文宴之老妪同是一人。盖此老妇所居之处，当在半野堂、绛云楼之近旁，故可被人利用侦察半野堂之情况。后来堂、楼俱毁于火，遂亦时时周行巡视，拨寒灰、寻断简于其地欤？至此老妪之立场观点，则非可视为中立者，因此人既号为老妪，当是牧斋夫人陈氏或宠妾王氏之旧人，其在堂外窥看，殆由受命而来侦探，故其所言，必出于当日“陈派”之嗾使。寅恪所以有此推测者，因《牧斋遗事·赵水部杂志四则》之四谓牧斋孙桂哥生之夕，梦见陈夫人所供养之赤脚尼解空至其家。（详见第五章所引。）据此可知陈夫人平日与妖尼来往，殊违背其姑顾氏之家教矣。（见《初学集·七四·请诰命事略》。）然则此妪所谓红袍乌帽之三神，殆指钱氏之祖先而言。《初学集·七四·亡儿寿耇圹志》略云：
其母微也，余妻与王氏更母之。丙寅之三月，缇骑四出，警报日数至。家人环守号泣，儿忽告余曰：“爹勿恐，爹勿恐。明年即朝皇帝矣。”遂为执笏叩头呼万岁状。又曰：“爹所朝非今皇帝，乃新皇帝也。新皇帝好，新皇帝大好。”言之再四。余愕问何以知之，儿曰：“影堂中诸公公冠服列坐楼下，教我为爹言如是。僮应索绹坐槛上，我叱起之。”询之僮应，果然。鸣呼，异哉！是年七八月稍解严。明年儿死。凡四月，而先帝登遐。新天子神圣，逆奄殛死，慨然下明诏，恤录死废诸臣。儿之云，若执左券，而儿不得见也。鸣呼！儿之言，其有神者告之，如古所谓荧惑散为童谣者耶？其真吾祖吾父冯而仪之，而锡以兆语耶？儿能见亡人，又与謦欬相接，岂其死征耶？儿死于天启丁卯五月十六日，其葬也，以新天子改元崇祯之三月清明日，在夏皋祖茔之旁，其父谦益为书石而纳诸圹。
寅恪案：牧斋作《志》，本借小儿妄语以抒其悲感。文情并茂，自是能手。今详绎《志》文，牧斋实不免迷信之诮。此点可参《初学集·十·崇祯诗集·六·仙坛唱和诗十首》，同书四三《泐法师灵异记》（寅恪案：此事亦涉及金圣叹，颇饶兴趣。可参王应奎《柳南随笔·三》“金人瑞”条），同书八六《石刻〈楞严经〉缘起》及《有学集·二七·河南府孟津县关圣帝君庙灵感记》等。关于是时江南士大夫名流迷信之风气，限于本文范围，不欲多论。但当日钱氏一家见神见鬼之空气，亦可推见也。
据《明史·六七·舆服志》“文武官冠服”条云：
一品至四品绯袍。
故着红袍之三神，当指牧斋之曾祖、祖及父。但检《初学集·七四·谱牒·一》，牧斋于崇祯元年九月为祖父顺时、父世扬请诰命，撰二人事略，而不及其曾祖体仁。盖是时牧斋任职二品之礼部侍郎，依例止可封赠二代也。（见《明史·七二·职官志》。）又检《初学集·七五》代其父所作《故叔父山东按察司副使春池府君行状》（原注：“代先大夫。”）云：
府君之先曰我王父，赠奉政大夫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府君讳体仁。
则知牧斋之曾祖体仁止赠五品官（亦见《明史·七二·职官志》），依例着蓝袍而非绯袍（亦见《明史·六七·舆服志》“文武官冠服”条）。是三神之中，应为二红袍一蓝袍。老妪所言，不合事实，颇有可疑。鄙意旧时出身履历，例书曾祖、祖及父三代名字资格。今日世俗习惯犹以“祖宗三代”为言。钱氏家中造谣之老妪不同于治史考据之专家，牵混概括，目牧斋三代祖宗皆着红袍，自是极可能之事。论者不必于此过泥，而以为与明代之朝章国典不合。由是言之，钱氏祀奉祖宗之建筑物内所悬之喜神（见钱大昕《竹汀先生日记钞·一》“读宋伯仁梅花喜神谱”条及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一》“梅花喜神谱”条）亦俱红袍乌帽衣冠之状。此可与寿耇“影堂中诸公公冠服列坐楼下，教我为爹言如是”之语互相印证也。又刘本沛《虞书》云：
顾太仆书屋甚华美。内有三层楼一座，是太仆赴粤时所建，未经人住。居民每夜见有五神人，金幞红袍，巍峨其上。犯者祸立至。丁卯予僦居五年，读书其上，绝无影响。
寅恪案：刘氏书自识略谓：“弘光乙酉七月十三日清兵南下。茅檐闷坐，无以自遣，偶追闻见，漫笔之书。八月二十四日逋髯刘某识。”可知刘氏僦居顾太仆书屋之丁卯年，乃指天启七年丁卯而言。下距崇祯十三年庚辰河东君过访半野堂之岁仅十三年。时代甚近，顾宅怪异之事复在虞山发生。然则刘氏所记与牧斋家老妪所言，可谓时同地同。据此更可以推见明末常熟社会迷信状况之一斑矣。当时牧斋家中“反柳派”欲利用牧斋前此迷信之心理散播谣言，假托祖宗显灵，以警戒牧斋不可纳此祸水，免致败家。依情势言，此主谋者当即牧斋夫人陈氏及宠妾王氏。此二人之地位最与河东君不能相容，且又为抚养寿耇之人，更宜出此诡计。其所以不促使最近于崇祯十三年冬至祭祀祖宗之孙爱作第二寿耇，以见神见鬼之言面告牧斋者，其故当因此时孙爱年已十二岁，非如寿耇之幼稚，易于指挥，且其生母朱氏与王氏复有利害之冲突，不立于同一之战线也。牧斋前此受寿耇预言之影响，此时又闻老妪之传说，遂不加诃责禁止，然亦未能解其所言之用意，因姑妄听之，存而不究。至其垂死之年，作诗追记半野堂文宴之事，有“看场神鬼坐人头”之句，借以诋詈其政敌。“神”指温体仁、周延儒等显要。“鬼”指陈汝谦、张汉儒诸浪人。此类神鬼皆常坐于人之头上者也。假使牧斋心中联系老妪、寿耇两人所言，则必不用此类辞句。否则岂非呵骂自身之祖宗耶？牧斋一生思想灵活，此点为“陈派”所深知。其促使老妪传播妄言，盖预料牧斋必能追忆寿耇之语，认为“诸公公”显灵欲令立即斥去“城南之柳”（此借用谷子敬《吕洞宾三度城南柳》杂剧之名，以剧中柳树精为杨氏子，而河东君初访半野堂时，亦作男子装故也。）实为家门之福，但牧斋此时因沉溺于新相知之乐，如醉如痴，遂一反其平日心理常态，竟不能将此两事前后联合为一观念，斯为“陈派”失败之主因也。黄梨洲乃同情于河东君者，由于未悉此中原委，转谓是后来焚烧绛云楼之火神。殊不知火神固可具红袍乌帽之形状，但何必现此三位一体之作用耶？钱、黄二人通才博学，为世宗仰，竟皆受绐于妒妇老妪。迄今思之，甚为可笑。然则当河东君初访半野堂之时，牧斋家中党派竞争激烈，钩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极。内容实况，今虽不能详知，即据红袍乌帽三神之传说，亦可推见一斑。故不避烦琐之嫌，特辨述之如此。
《东山酬和集·一》牧翁《迎春日偕河东君泛舟东郊作》（寅恪案：迎春日之问题，可参前论牧斋《冬至日感述示孙爱》诗节）云：
罨画山城画舫开，春人春日探春来。帘前宿晕犹眠柳，镜里新妆欲笑梅。花信早随簪鬓发，岁华徐逐**舟回。绿尊红烛残年事，传语东风莫漫催。
河东《次韵》云：
珠帘从此不须开，又是兰闺梦景来。画舫欲移先傍柳，游衫才拂已惊梅。东郊金弹行相逐，南陌琼辀度几回。最是新诗如玉管，春风舞袖一时催。（寅恪案：此首《初学集》未载。）
河东《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寅恪案：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三年庚辰正月十三日立春，十二月廿四日又立春。河东君诗题之“春日”，乃指自十二月立春至除夕间之节候也）云：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
牧翁《河东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樵悴之语聊广其意》云：
芳颜淑景思漫漫，南国何人更倚阑？已借铅华催曙色，更裁红碧助春盘。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从此风光长九十，莫将花月等闲看。
寅恪案：钱、柳二人同在一处时，酬和往复，一日之间，一人所作，往往不止一首。如上录四诗皆属于迎春日者。但《初学集》未载河东君次韵牧斋此日同游东郊之作。又《东山酬和集·一》牧斋《新正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梅花半开春条乍放喜而有作》后附河东君次韵诗，《初学集》亦未载。二人不在一处时，诗筒来往，互相酬和，亦有仅载一方之作品者，如《东山酬和集·二》牧斋《西溪永兴寺看绿萼梅有怀》及《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初学集》皆未载河东君和作。或疑《初学集》为牧斋一人专集，与《东山酬和集》之为诸人酬和诗之选集，两者性质不同，主宾轻重互异，因有著录多少之分别。是说虽亦近理，然鄙意恐不止此。盖河东君为人负气好胜，其与当时名士拈题斗韵，往往超越诸人之上。杜少陵“语不惊人死不休”（见《杜工部集·一一·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七律）》）正同此义。今观《初学集》中所存与牧斋唱和之作，颇多别有意境，非复牧斋所能企及。至其未载者，则属不能与牧斋竞胜之作品。由是而言，《初学集》之未全载河东君诸诗，实出河东君本人有所去取之故。斯固负气好胜，而又聪明绝世之人如河东君者，所应有之举措也。兹因比较《东山酬和集》与《初学集》两本繁简异同，略附鄙见如此，以俟通人之教正。
牧斋《迎春日泛舟》一首，既切合景物情事，更才藻艳发，洵为佳作。河东君和章虽亦不恶，然较牧翁原作终有逊色。宜其删去，不存于《初学集》，以免相形见绌也。牧斋诗第三、第四句，实写河东君前夕豪饮、次晨早妆之态。形容巧妙，如见其人。至若孟阳《縆云诗》第四首，亦描写河东君早妆之作。虽与牧斋此两句之意旨相同，但钱诗造语精炼，非程诗所可及。不过松圆欲远追周昉，画出河东君此际情态，则其所画，或更较牧斋之诗能传神，亦未可知也。
河东君《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一诗，前于第一章、第三章及本章已多述及，今更申论之。其关涉古典者，不必征释，惟就今典言之。河东君此诗与卧子《梦中新柳》诗同用一韵，殊非偶然。盖因当日我闻室之新境，遂忆昔时鸳鸯楼之旧情，感怀身世，所以有“泪漫漫”之语。读此诗者，能通此旨，则以下诸句皆可迎刃而解矣。“此去柳花如梦里”指陈卧子《满庭芳》词“无过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之语而言，即谓与轶符之关系。“向来烟月是愁端”指宋让木《秋塘曲》“十二银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之句而言，即谓与周文岸之关系。“向来”既如是，“此去”从可知。所言之事、所怀之感，乃牧斋所深知者，故云：“河东《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之语。”遂不得不和韵赋诗，“聊广其意”。否则此二句自表面观之，亦未见其语之甚憔悴而可怜也。“画堂消息何人晓”，指牧斋初次答其过访半野堂诗“但似王昌消息好”之句及《永遇乐》词“白玉堂前，鸳鸯六六，谁与王昌说”之语。然其下接以“翠帐容颜独自看”之句，即借用玉谿生《代（卢家堂内）应》诗“谁与王昌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之意。据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上》引道源《注》，谓三十六鸳鸯纯举雌言之。（寅恪案：冯孟亭不以此说为然。见《玉谿生诗详注·三》。）牧斋诗词之意，亦同此解，河东君当亦不异。然则此一联两句连读，意谓己身之苦情，牧斋未必能尽悉，而怀疑其是否果为真知己也。“珍重君家兰桂室”感牧斋相待之厚意，而抱未必能久居之感，若作如是解，则“君家”二字之用意所在，始有着落。“东风取次一凭阑”即用卧子梦中所作“大抵风流人倚栏”之句，并念卧子醒后补成“太觉多情身不定”之句，而自伤卧子当时所言，岂竟为今日身世之预谶耶？夫河东君此诗虽止五十六字，其词藻之佳、结构之密，读者所尽见，不待赘论。至情感之丰富、思想之微婉，则不独为《东山酬和集》中之上乘，即明末文士之诗，亦罕有其比。故特标出之，未知当世评泊韵语之专家，究以鄙说为何如也。
抑更有可论者，河东君此诗题既特标“我闻室”三字，殊有深意。夫河东君脱离周文岸家后，至赋此诗之时，流转吴越将及十年。其间与诸文士相往还，其寓居之所，今可考知者，在松江，则为徐武静之生生庵中南楼，或李舒章之横云山别墅；在嘉定，则为张鲁生之薖园，或李长蘅家之檀园；在杭州，则为汪然明之横山书屋，或谢象三之燕子庄；在嘉兴，则为吴来之之勺园；在苏州，或曾与卞玉京同寓临顿里之拙政园。凡此诸处，皆属别墅性质。盖就河东君当时之社会身份及诸名士家庭情况两方面言之，自应暂寓于别墅，使能避免嫌疑，便利行动。但崇祯庚辰冬日至虞山访牧斋，不寓拂水山庄，而径由舟次直迁牧斋城内家中新建之我闻室，一破其前此与诸文士往来之惯例。由是推之，其具有决心归牧斋无疑。遗嘱中“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之语可以证知。然牧斋家中既有陈夫人及诸妾，又有其他如钱遵王辈，皆为己身之反对派，倘牧斋意志动摇，则既迁入我闻室，已成骑虎之势。若终又舍牧斋他去，岂不贻笑诸女伴，而快宋辕文、谢象三报复之心理耶？故“珍重君家兰桂室”之句与“裁红晕碧泪漫漫”之句互相关涉，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吾人今日犹不忍卒读也。
牧斋既深知河东君“梦里”“愁端”两句所指之事实及心理，因和韵以宽慰之。牧斋此诗宽慰之词旨，实在其后四句。“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新柳”乃指卧子《补成梦中新柳诗》之“新柳”，自不待言。“全身耐晓寒”，必非泛语。第三章论卧子《蝶恋花·春晓》词“故脱余绵，忍耐寒时节”句，已略及河东君个人耐寒之特性，顾苓《河东君传》云“为人短小，结束俏利”，白牛道者题此传云“冬月御单夹衣，双颊作朝霞色，即之，体温然。疑其善玄素也”，皆与耐寒之特性有关。盖河东君为人短小，若衣着太多，则嫌臃肿，不得成俏利之状。既衣着单薄，则体热自易放散，遂使旁人有“即之温然”之异感。此耐寒习惯，亦非坚忍性特强之人不易办。或者河东君当时已如中国旧日之乞丐、欧洲维也纳之妇女，略服砒剂，既可御寒，复可令面颊红润。斯乃极谬妄之假说，姑记于此，以俟当世医药考古学人之善美容术者教正。兹有一事可论者，吾国旧时妇女化妆美容之术，似分外用内服两种。属于外用者，如脂粉及香熏之类，不必多举。属于内服者，如河东君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宝钗服冷香丸（见《石头记》第七及第八两回）即是其例。前引卧子为河东君而作之《长相思》诗云：“别时余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旧。但令君心识故人（寅恪案：此句用《后汉书·列传·四四·杨震传》“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之语，甚为巧妙，足见卧子文才之一斑），绮窗何必长相守。”然则河东君之香乃热香，薛宝钗之香乃冷香，冷香犹令宝玉移情，热香更使卧子消魂矣。
又温睿临《南疆逸史·下·逸士门·张白牛传》略云：
张白牛，失其名，字存壬，钱塘诸生。鼎革后，弃诸生服，避居留下，卖卜自给，足迹不入城。破屋二间，败几缺足，穴壁倚之以读书。貌苍古，乱髯，声如洪钟。日吟诗，经史之外，释道三藏皆诵。冬衣一敝苧衫，服砒霜。问之，则聊以御寒。
寅恪案：白牛道者或即是张白牛，尚俟详考。但张氏冬日服砒霜以御寒，似可证知明季吴越间颇流行服砒御寒之术。且张氏之号与题《河东君传》之白牛道者实相符合，甚可注意也。牧斋“新柳全身耐晓寒”句之意，尚不止摹写河东君身体耐寒之状，实亦兼称誉其遭遇困难坚忍不挠之精神。盖具有两重旨意也。卧子《补成梦中新柳诗》载于《陈李倡和集》，为崇祯六年癸酉早春所作。此诗后一题为《梅花（七律）二首》，当亦是为河东君而作。又《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载卧子于崇祯七年甲戌岁暮所作《早梅》一首云：
垂垂不动早春间，尽日青冥发满山。昨岁相思题朔漠（自注：“去年在幽州也。”），此时留恨在江关。干戈绕地多愁眼，草木当风且破颜。念尔凌寒难独立，莫辞冰雪更追攀。
寅恪案：卧子自注云“去年在幽州也”，盖卧子崇祯六年癸酉岁暮在北京，候次年会试。此时颇多绮句，皆怀念河东君之作，第三章已论及之。此诗之前为《腊日暖甚过舒章园亭观诸艳作并谈游冶二首》。此诗后为《乙亥元日》。然则卧子《早梅》一律，当作于崇祯七年十二月立春之后，除夕之前。正与牧斋崇祯十三年庚辰冬作此诗之时节相应合。卧子诗云：“念尔凌寒难独立，莫辞冰雪更追攀。”牧斋早梅之句及耐寒之语，疑俱与之有关。卧子《陈李倡和集》及《属玉堂集》久已刊布，谅牧斋当日必早见及。故用其《新柳》《早梅》两诗以为今典。不仅写景写物，亦兼言情言事。此非高才不能为之。即有高才而不知实事者，复不能为之也。幸得高才、知实事而能赋咏之矣，然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复有几人哉？更复有几人哉？“从此风光长九十，莫将花月等闲看”谓立春至立夏共九十日，皆为阳春，不可等闲放过。汤玉茗云：“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牧斋于此非独取以慰人，并用以自警矣。
抑更有可论者，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冬，河东君年二十三，牧斋年五十九，卧子年三十三。依当日社会一般观念，河东君或尚可称盛年，然已稍有美人迟暮之感。卧子正在壮岁，牧斋则垂垂老矣。庚辰后五年为顺治二年乙酉，明南都倾覆，河东君年二十八，牧斋年六十四。河东君虽愿与牧斋同死，而牧斋谢不能。庚辰后六年为顺治三年丙戌，卧子殉国死，年三十九，河东君年二十九。庚辰后八年为顺治五年戊子，牧斋年六十七，河东君年三十一。牧斋以黄毓祺案当死，而河东君救之，使不死。庚辰后二十四年为康熙三年甲辰，牧斋年八十三，河东君年四十七，两人先后同死。由是言之，河东君适牧斋，可死于河东君年二十九或三十一之时，然俱未得死。河东君若适卧子，则年二十九时当与卧子俱死，或亦如救牧斋之例，能使卧子不死，但此为不可知者也。呜呼！因缘之离合，年命之修短，错综变化，匪可前料。属得属失，甚不易言。河东君之才学智侠既已卓越于当时，自可流传于后世，至于修短离合，其得失之间，盖亦末而无足论矣。因恐世俗斤斤于此，故取三人之关于此点者，综合排比之，以供参究。寅恪昔撰《王观堂先生挽诗》云：“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意旨可与论河东君事相证发也。
《东山酬和集·一》牧翁《除夕山庄探梅口占报河东君》云：
数日西山踏早梅，东风昨夜斩新开。停车未许倾杯酒，走马先须报镜台。冷蕊正宜帘阁笑，繁花还仗剪刀催。衫裆携得寒香在，飘瞥从君嗅一回。
牧翁《庚辰除夜偕河东君守岁我闻室中》云：
除夜无如此夜良，合尊促席饯流光。深深帘幕残年火，小小房栊满院香。雪色霏微侵白发，烛花依约恋红妆。知君守岁多佳思，欲进椒花颂几行。
河东《除夕次韵》云：
合尊饯岁羡辰良，绮席罗帷罨曙光。小院围炉如白昼，两人隐几自焚香。萦窗急雪催残漏，照室华灯促艳妆。明日珠帘侵晓卷，鸳鸯罗列已成行。
牧翁《辛巳元日雪后与河东君订春游之约》（寅恪案：《初学集》此题止作《辛巳元日》）云：
新年转自惜年芳，茗碗薰炉殢曲房。雪里白头看鬓发，风前翠袖见容光。官梅一树催人老，宫柳三眠引我狂。西碛蓝舆南浦棹，春来只为雨人忙。
河东《元日次韵》云：
蘼芜新叶报芬芳，彩风和鸾戏紫房。已觉绮窗回淑气，还凭青镜绾流光。参差旅鬓从花妒，错莫春风为柳狂。料理香车并画楫，翻莺度燕信他忙。
牧翁《新正二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梅花半开春条乍放喜而有作》云：
东风吹水碧于苔，柳靥梅魂取次回。为有香车今日到，尽教玉笛一时催。万条绰约和腰瘦，数朵芳华约鬓来。最是春人爱春节，咏花攀树故徘徊。
河东《次韵》（寅恪案：《初学集》未载此首）云：
山庄水色变轻苔，并骑亲看万树回。容鬓差池梅欲笑，韶光约略柳先催。丝长偏待春风惜，香暗真疑夜月来。又是度江花寂寂，酒旗歌板首频回。
寅恪案：《初学集·一二·山庄八景诗八首》之七《梅圃溪堂序》云：“秋水阁之后，老梅数十株，古干虬缪，香雪浮动。今筑堂以临之。”又《有学集·四七·书梅花百咏后》云：“墓田丙舍，老梅数十株。”可见拂水山庄梅花之盛。牧斋于崇祯十三年除夕特先往拂水山庄探梅，其实乃为二日后，即崇祯十四年正月初二日偕河东君同游之准备工作。自是属于接待新人之范围。但亦疑有与旧人如宠妾王氏之流有关之陈设等类，不欲使河东君见之“不顺眼”，早为除去。或更有他故，为河东君所不愿者，非预先措置不可，如拂水山庄本为钱氏丙舍，新正之月，岂有至先茔所在而不拜谒之理？牧斋之拜谒先茔，若河东君置身其间，颇为尴尬，不拜则为失礼，同拜则有已适钱氏之嫌。故牧斋所以先二日独至拂水之主要目的，必为己身可先拜墓，则偕河东君再往时可以不拜，以免其进退维谷之困难。（可参《有学集诗注·九·红豆集·（顺治十五年戊戌）孟冬十六日偕河东君夫人自芙蓉庄泛舟拂水瞻拜先茔将有事修葺感叹有赠效坡公上巳之作词无伦次（七古）》。）盖河东君当时与牧斋之关系究将如何，其心中犹豫未决。玩味所赋《春日我闻室作》一诗中“珍重君家兰桂室”之句，则此际尚不欲竟作钱家之莫愁，亦可推知，否则区区探知梅花消息，遣一僮应如索绹者即可胜任，不必躬亲察勘也。又牧斋《辛巳元日》诗题，《初学集》删去“与河东君订春游之约”九字，则与《新正二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即前一日所“订春游之约”失去联系。推测牧斋所以删去订约之语，未必以题语冗长之故，颇疑河东君初不欲往，后经牧斋从臾，勉强成行，若著“春游之约”一语，则过于明显。似此心理之分析，或不免堕入论诗家野狐禅之讥。推测不当，亦可借此使今之读诗者一探曹洞中之理窟，未可谓为失计也。然昔人诗题之烦简，殊有用意。纵令牧斋拂水山庄探梅诗“停车未许倾杯酒，走马先须报镜台”，下句自是此行之主旨，上句谓到山庄不敢多留，即归报讯，所以表示其催劝河东君往游之意，殊可怜，又可笑也。“衫裆携得寒香在，飘瞥从君嗅一回”亦写当时之实况。盖牧斋此行必摘梅以示河东君，借是力劝其一往也。此首未载河东君和作，当非原有和章而后删去者，岂因无酬答之必要，遂置之未和耶？牧斋《庚辰除夜偕河东君守岁我闻室中》一诗，首句“除夜无如此夜良”，初读之，似觉不过寻常泛语。详考之，则知为实事真情。牧斋与松圆晚年往还尤密，在赋此诗前数年除夕，皆与孟阳守岁唱和。如《己卯除夕偕孟阳守岁》（见《初学集·一五·丙舍诗集·上》）、《戊寅除夕偕孟阳守岁》（见《初学集·一四·试拈诗集》）等及《列朝诗集·丁·一三·上》所选孟阳诗《己卯除夕和牧斋韵》《戊寅除夜拂水山庄和牧斋韵二首》等，可为例证。至丁丑除夕牧斋在北京刑部狱中，其《岁暮怀孟阳》诗之后一题，为《除夜示杨郎之易》诗，则是遥隔千里，共同守岁之作。《列朝诗集》所选孟阳诗中，其《昭庆慈受僧舍得牧斋岁暮见怀诗次韵》一首，虽作成之时日较后，亦是等于与牧斋丁丑除夕唱和也。然则前此数年之除夜，牧斋相与共同守岁者，亦是“白个头发，乌个肉”之老翁，今此除夜，则一变为与“乌个头发，白个肉”之少妇共同守岁。牧斋取以相比，宜有“除夜无如此夜良”之语矣。“小小房栊满院香”句，可与《寒夕文宴》诗“绿窗还似木兰舟”句参较。我闻室非宽敞之建筑物，益可证明也。
河东君《次韵牧斋庚辰除夜守岁诗》辞旨俱佳。“明日珠帘侵晓卷，鸳鸯罗列已成行”之句，乃暗指牧斋《答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之语。其用“已”字，殊非偶然。较之牧斋原诗“知君守岁多佳思，欲进椒花颂几行”不过以节物典故依例颂扬作结者，实有上下床之别。钱、柳两诗并列，牧斋于此应有愧色矣。
牧斋《辛巳元日》诗第二句“茗碗熏炉殢曲房”，乃因孟阳《次韵河东君半野堂诗》“诗酒已无驱使分，薰炉茗碗得相从”之语而发。“曲房”指我闻室言。孟阳自谓其于河东君，诗酒固已无分，炉碗尚可相从。岂意穷冬冒寒别去钱、柳，独归新安。除夕卧病，相与守岁者，惟一空门之照师，寒灰暗影，两秃相对。诗酒炉碗，俱成落空。真可悯，复可嗤也已。据《列朝诗集·丁·一三》所选孟阳《题画雪景送照师归黄山喝石居》诗，题下自注云：“去年除夕师以余疾出山。兹感旧作歌。”此题前第三题为《和牧翁宿方给谏旧馆有怀孟阳》，第四题为《辛巳三月廿四日（与老钱）同宿新店次韵》，俱为崇祯十四年辛巳作品，自无疑义。若《题画雪景》诗及其前第一、第二两题，并属辛巳年之作品，则《题雪景》诗题下自注中之“去年除夕”，乃指崇祯十三年庚辰除夕，亦可以推定也。噫！当牧斋守岁之际，即松圆卧病之时。我闻室中绿窗红烛，薰炉茗碗，赋诗赌酒，可谓极天上人间之乐事。牧斋袭用孟阳“薰炉茗碗”之语以自鸣得意。不知长翰山中，松圆阁内之老友（《初学集·一九·东山诗集·二·访孟阳长翰山居题壁代简》云：“长翰山中书数卷，松圆阁外树千章。”），何以堪此耶？其不因病而死，殊为幸事。牧斋选取孟阳此诗，见其题下自注之语，或亦不能无动于中欤？河东君《元日次韵诗》“参差旅鬓从花妒，错莫春风为柳狂”一联，下句乃答牧斋原作“宫柳三眠引我狂”之语。“春风”乃指牧斋。此时牧斋真为河东君发狂矣。上句之“旅鬓”乃指己身而言。其用“旅”字，除有古典外，恐尚含来此作客，不久即去之意。“花”指牧斋家中宠妾王氏之流而言。牧斋《辛巳元日诗》，其题中明言与河东君订定往游拂水山庄之约，河东君诗“料理香车并画楫，翻莺度燕信他忙”乃谓因钱、柳之偕游拂水山庄，舟舆之忙碌预备。钱氏家中议论纷纭也。前谓拂水山庄为钱氏之丙舍，牧斋与河东君此行殊有妇人庙见之礼，或朱可久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见《全唐诗·第八函·朱庆余·二·近试上张籍水部》）之嫌疑。河东君诗意谓己身此来作客，不久即归去，虽牧斋之颠狂、王氏之妒嫉，亦任之而已。
牧斋《新正二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诗》结语“最是春人爱春节，咏花攀树故徘徊”，乃特为写出河东君之作此游出于自愿之意，借以掩盖其极力劝促，勉强成行之痕迹也。河东君《次韵牧斋偕游拂水山庄》诗“又是度江花寂寂，酒旗歌板首频回”，上句度江寂寂之花，自是指己身而言。以河东君之风流高格调，固足当度江名士之目而无愧也。下句回首酒旗歌板，则微露东坡诗“舞衫歌扇旧因缘”（见《东坡后集·四·朝云诗》）之意矣。词旨俱不恶。《初学集》未载河东君此诗者，当因既题曰“次韵”，而末句“回”字与原作之“徊”字不同。只可谓之“和韵”，不得题作“次韵”，岂以名实不符之故，遂删去未载耶？
《东山酬和集·一》牧斋《上元夜同河东君泊舟虎丘西溪小饮沈璧甫斋中》云：
西丘小筑省喧阗，微雪疏帘炉火前。玉女共依方丈室，金床仍见雨花天。寒轻人面如春浅，曲转箫声并月圆。明日吴城传好事，千门谁不避芳妍。
河东《次韵》云：
弦管声停笑语阗，清尊促坐小阑前。（寅恪案：《初学集》“坐”作“席”。）已疑月避张灯夜，更似花输舞雪天。玉蕊禁春如我瘦，银缸当夕为君圆。新诗秾艳催桃李，行雨流风莫妒妍。
牧斋《次韵示河东君》云：
三市从他车马阗，焚枯笑语纸窗前。晚妆素袖张灯候，薄病轻寒禁酒天。梅蕊放春何处好，烛花如月向人圆。新诗恰似初杨柳，邀勒东风与斗妍。
沈璜（璧甫）《辛巳元夕牧翁偕我闻居士载酒携灯过我荒斋牧翁席上诗成依韵奉和》（寅恪案：神州国光社影印长洲蒋杲赐书楼所藏《柳如是山水册》。其末帧题云：“□□词长先生为余作《西泠采菊长卷》。予临古八帧以报之。我闻居士柳如是。”杲事迹见同治修《苏州府志·八八》。若此册果为真迹者，疑是河东君于崇祯十一年秋间游西湖时所作。可参前论《戊寅草·秋尽晚眺》第一首“为有秋容在画角”句。今所见崇祯十一年陈卧子所刻《戊寅草》，崇祯十二年汪然明所刻《湖上草》及十四年所刻《尺牍》，皆题“柳隐如是”。河东君既以“如是”为字，自可取佛典“如是我闻”之成语，以“我闻居士”为别号也。）云：
乍停歌舞息喧阗，移泊桥西蓬户前。弱柳弄风残雪地，老梅破萼早春天。酒边花倚灯争艳，帘外云开月正圆。夜半诗成多藻思，幽庭芳草倍鲜妍。
苏先子后和诗云：
春城箫鼓竞阗阗，别样风光短烛前。残雪楼台行乐地，薄寒衣袂放灯天。银花火树如人艳，璧月珠星此夜圆。一曲霓裳君莫羡，新诗谁并玉台妍。
寅恪案：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十一月乘舟至常熟访牧斋于半野堂。十二月二日迁入牧斋家中之我闻室。除夕相与守岁。次年正月二日与牧斋同游拂水山庄。元夕偕牧斋乘舟载酒携灯至苏州，过沈璧甫斋中宴集赋诗。然则河东君自到常熟至过苏州，其间大约将及两月。自崇祯十四年正月二日至上元，其间将及半月。在此将及半月之时间，钱、柳两人俱未见唱和之作。与前一时间，即自初访半野堂至同游拂水山庄之时间，吟咏往复，载于集中可以考见者，其情况大不相同，是何故耶？河东君清羸多病，前论其《与汪然明尺牍》，已略及此点。观《尺牍》第十一、十三、十四、十八、二十五、二十八、二十九等通，皆可为例证。此七通尺牍之时间，乃自崇祯十二年秋至十三年秋者。其距离十四年元夕，不过数月至一年余耳。河东君于十三年庚辰仲冬至常熟，其病当或尚未全愈，殆有不得已勉强而为此行之苦衷。经过月余之酬应劳瘁，兼以豪饮之故，极有旧病复发之可能。但此犹仅就其身体方面而言，至若其精神方面，更有迟疑不决、思想斗争之痛苦。前论其不愿往拂水山庄春游事可以窥见。由此言之，《东山酬和集》及《初学集》中，崇祯十四年正月二日钱、柳偕游拂水后，历时颇久，直至元夕，始有同过苏州之诗者，其故当由于河东君自偕游钱氏丙舍所在地之后，感触甚深，因而发病所致欤？又据牧斋《元夕次韵》诗“薄病轻寒禁酒天”及《有美诗》“薄病如中酒”等句推之，则知河东君之离常熟，亦是扶病而行者。今日思之，抑可伤矣。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真如汤玉茗所写柳春卿梦中之美人，杜丽娘梦中之书生，后来果成为南安道院之小姐，广州学宫之秀才。居然中国老聃所谓“虚者实之”者，可与希腊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说互相证发，岂不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