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斋未见河东君之前，经过朱子暇、汪然明、姚叔祥及惠香诸人先后之介绍，机缘成熟，于是崇祯十三年庚辰十有一月，杜兰香、萼绿华之河东君，遂翩然来降于张硕、羊权之牧斋家矣。今读《东山酬和集》，其惊才绝艳，匪独前此类似之作品，如干令升、曹辅佐、陶通明及施肩吾诸人所结集者，不能企及，即茫茫禹迹，后有千秋，亦未必能重睹者也。兹取《东山酬和集》与牧斋《初学集》及钱遵王此集诗《笺注》，并《列朝诗集》所选程孟阳、沈景倩诗等参校。以遵王不注河东君之作，故本文主旨在专释证河东君之诗。至牧斋之作，则非与解释河东君之作品及其情事有特别关系者，多从删略。其余牧斋之诗通常典故，以遵王之《注》征引颇备，故亦不赘述焉。
《东山酬和集》首载沈璜序及孙永祚《东山酬和赋》。沈璜本末见《列朝诗集·丁·一三·下·小传》。同治修《苏州府志·八七·沈璜传》即取材于《列朝诗集》，无所增补。孙永祚本末见同治修《苏州府志·一百》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三十》本传。沈《序》末题“崇祯十五年二月望日”，孙《赋》末题“岁在壬午孟陬之月”，似此集诸诗，有刻成于崇祯十五年二月之可能。但检《牧斋初学集·二十·东山诗集·三》（原注：“起辛巳六月尽十五年壬午。”）载《仲春十日自和合欢诗四首》。此四首诗《东山酬和集》并未收入。据沈氏《序》云“壬午元夕，通讯虞山，酬和之诗，已成集矣”，可知此集诸诗在崇祯十五年元夕以前实已编定。牧斋自和之《合欢诗》，既在崇祯十五年元夕以后，自无从收入此集。孙《赋》题作“壬午孟陬之月”，则其作成之时间，当与酬和诸诗编定之月日相距不甚久。因孙氏为常熟人，与牧斋同居一地，往来近便故也。
《牧斋尺牍·二·与孙子长》第二通云：
《茸城》诗和章盈帙，不必更烦仁兄。求作一小赋，冠于集端。以赋为序，少变缘情之法，亦词林一美谈也。改诗乞即付下，但略更字面可耳。
寅恪案：牧斋此札不载年月，当是崇祯十五年正月所作。于此可见孙氏作赋时，酬和诸诗皆已编定矣。至“改诗”云云，不知所指之诗是否与酬和诗有关，词语简略，未敢断定也。
又，《列朝诗集·丁·一六》所选沈德符诗中有《钱受之学士新纳河东君作志喜诗四律索和本韵》即和牧斋《合欢诗》者，亦未收入。当是沈诗寄与牧斋时日过晚，已不及收入矣。所可注意者，《催妆词》及《合欢诗》不载河东君及程孟阳之和作。此俱不可以时日较晚、居处较远之故，未能编入为解说。岂河东君以关涉己身，殊难著笔，既不能与牧斋及诸词人竞胜，遂避而不作耶？若孟阳者，其平生关于牧斋重要之诗，几无不有和章，独于此二题阙而不赋，其故当由维生素丙之作用。关于此点，前于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中已言及之矣。
今观沈《序》孙《赋》，古典今事，参错并用，颇为切当。读者取此集中钱、柳诸诗以证其本事，则知两文之经牧斋赏定，殊非偶然也。沈、孙之文，今虽不暇详释。但沈《序》中“隃麋史笔，长傍娥眉。桴鼓军容，尚资纤手”及孙《赋》中“掌记纾忧于行役，援桴贾壮于从军”诸句，则请略言之。“隃麋史笔，长伴娥眉”可以不论。“掌记纾忧于行役”，则用《唐诗纪事·五八》“韦蟾”条，亦可不多述。“桴鼓军容，尚资纤手”及“援桴贾壮于从军”，则俱用梁红玉事。推原沈、孙二人所以同此取譬者，盖两氏下笔之时，皆在崇祯十五年正月以后，当已见及牧斋崇祯十四年《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七律）》，其结句云“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及同年十一月牧斋与河东君偕游镇江，所作之《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诗（俱见《初学集·二十·东山集》）。此题共八首，其第七首云：
柁楼尊酒指吴关，画角声飘江北还。月下旌旗看铁瓮，风前桴鼓忆金山。余香坠粉英雄气，剩水残云俯仰间。他日灵岩访碑版，麒麟高冢共跻扳。
寅恪案：宋韩世忠墓在苏州灵岩山（见钱遵王《初学集诗笺注》此诗条，同治修《苏州府志·四九·冢墓·一》“吴县”条及《金石萃编·一百五十·韩蕲王碑文》并跋语），诗之结语指此。牧斋既以梁红玉比河东君，则璧甫子长用通知兵事、亲执桴鼓之杨国夫人典故（见《初学集·四四·韩蕲王墓碑记》。下文当更详论），亦非无所依据也。沈《序》、孙《赋》俱是佳文，而孙《赋》尤妙。寅恪深赏其“芳心自许，密讯方成。犹有留连徙倚，偃蹇犹夷。乍离乍合，若信若疑”等句，最能得当日河东君之情况。子长殆从《洛神赋》摹写美人形态“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之语，而改为摹写美人心理“乍离乍合，若信若疑”之辞。白香山《花非花》曲（见《白氏文集·一二》）云：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程孟阳赋《朝云诗八首》，以摹写河东君，除因当时河东君以“朝”为名外，实亦取义于香山此诗。非仅用巫山神女及东坡侍妾之名。松圆与河东君甚有关涉固不待言，雪屋执贽牧斋之门，又家居常熟，自必有所耳闻目见，故能描绘入微，曲尽其妙，真能传神写照，不致见笑于周昉，如前引牧斋《黄媛介诗序》中之所言者也。
综合《东山酬和集》所收之诗，共计七十七题，九十七首，皆是经牧斋所欣赏而裁定者。牧斋平日最喜评诗论文，《列朝诗集》及《吾炙集》即其例证。然此两集俱选于忧患穷愁之中，非若《东山酬和集》为半野翁快心得意之际所编定者可比。盖自天启元年牧斋任浙江主考，衡文取士，镂刻《浙江乡试程录》以来（见《初学集·九十》），逾二十余年，无此赏心悦目之事久矣。且此集有杜少陵“几个黄鹂鸣翠柳”之乐，而无钱千秋“一朝平步上青天”之惧（见《阁讼记略》）。文采风流，传播朝野。牧斋于此，岂不足以自豪哉！
兹于笺证《东山酬和集》中钱、柳诸诗及略评其他和作之前，先取世传河东君诗文有倩人代作之事及黄陶庵不肯和柳钱之诗两问题，稍论述之于下。
关于第一事，据王沄《辋川诗钞·四·虞山柳枝词》第三首云：
鄂君绣被狎同舟，并蒂芙蓉露未收。莫怪新诗刻烛敏，捉刀人已在床头。（原注：“吾郡有轻薄子钱岱勋，从姬为狎客，若仆隶，名之曰偕。姬与客赋诗，思或不继，辄从舟尾倩作，客不知也。归虞山后，偕亦从焉。吾友宋辕文有《破钱词》。”）
范锴《花笑庼杂笔·一》顾苓《河东君传》后附古梅华源木乂庵白牛道者题云：
柳氏幼隶乐籍，侨居我郡。与钱生青雨称狎邪莫逆交。柳故有小才，其诗若书，皆钱所教也。已而归虞山，钱生为之介。
寅恪案：王氏所言之钱岱勋，当与白牛道者所言之钱青雨同是一人，不过胜时称其名，而道者举其号耳。宋辕文之《破钱词》今未得见，故此人本末无从考知。寅恪前论河东君与李存我及陈卧子之交好，已言及河东君之书法诗词皆受其影响。盖河东君当日之与诸文士往还，不仅狎昵之私，亦得观摩之效。杜少陵《戏为六绝句》之六所谓“转益多师”者（见玉勾草堂本《杜工部集·一二》），殆即此义欤？钱氏子或曾为河东君服役，亦未可知。但竟谓河东君之诗文乃其所代作，似卧子、牧斋亦皆不察其事，则殊不近情理。推求此类诬谤之所由，盖当日社会，女子才学远逊男子，忽睹河东君之拔萃出群，遂疑其作品皆倩人代替也。何况河东君又有仇人怨家，如宋、王之流，造作蜚语，以隐密难辨之事为中伤之计者乎？至若其词旨之轻薄、伎俩之阴毒，深可鄙恶，更不必多论矣。
关于第二事，据钮琇《觚剩·一·吴觚·上》“陶庵刚正”条（参《牧斋遗事》“牧斋欲延师教令嗣孙爱”条及顾纯恩《寓嘐杂咏》诗注）云：
黄陶庵先生少有盛名，馆于同里侯氏（寅恪案：“侯氏”指峒曾、岐曾兄弟），以道义相切劘。虞山钱宗伯有一子，名孙爱，甫成童。欲延师教之，而难其人。商之程孟阳，孟阳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黄蕴生，奇士也。与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轻致。公雅与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币，遣门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见侯，道宗伯旨。侯力为劝驾。黄意不悦，强而后可，遂与李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礼。居浃月，孟阳出《海棠小笺》示黄。黄询唱者为谁？孟阳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于帖括之暇，试点笔焉。”陶庵变色曰：“忝居师席，可与小君酬和乎？”孟阳曰：“此何伤？我亦偕诸君子和之矣。”陶庵曰：“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老友，固可无嫌。诸君亦非下帷于此者。若淳耀，则断乎不可。”孟阳惭退。先是，曾馆某抚军幕府（寅恪案：“某抚军”当指张国维），有邑令闻先生在署，橐数百金赂先生父，令致书，俾为之左右。先生复父书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义，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养父乎？”其自命刚正如此。忠孝大节，岂临时激于意气者所能为乎？
严元照《蕙櫋杂记》云：
黄陶庵先生馆于常熟钱氏。主人纳柳如是为适妻。时作《催妆诗》者甚众，或劝先生作。先生曰：“吾不能阻其事，于朋友之义亏矣。尚可从而附和乎？”一日程孟阳携柳夫人诗笺乞先生和，先生不可。孟阳强之再三，且曰：“老夫已偕诸君和之矣，庸何伤？”先生正色曰：“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老友，非淳耀之比。若淳耀，则断断不可。”孟阳惭沮而罢。
朱鹤龄《愚庵小集·一四·题黄陶庵诗卷》云：
陶庵先生行谊节概，卓绝千秋，四子经义，既为有明三百年一人，其所作乐府复旨远辞高，义精向厉，真儒者之诗也。当甲申北变，闻金陵嗣统，谒选者麇集都下，先生独不往。吾友包子问之，先生曰：“某公素善余，今方与当国者比。余入都，必当与往来，往来必为彼牢茏矣。君子始进必以正，岂可为区区一官捐名义以殉之耶？”卒不往。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二·轶事门》“黄忠节（淳耀）未第时馆常熟钱谦益家程孟阳出《海棠小笺》示之”条云：
（忠节）偶作鄙夫章题文，时推绝唱，谦益独不怿。及甲申夏，福王立，谦益晋秩尚书，忠节遗以娄坚手书《归去来辞》，谦益默然。
寅恪案：陶庵虽馆于牧斋家，以所擅长之八股文课其子孙爱。然福王朝不往南京与牧斋共马、阮合流，则人品刚正高洁，可以想见。其不阿附孟阳和钱、柳诗之举乃自然之理，恐亦非牧斋前此所能料及。关于陶庵不肯和钱、柳诗之问题，钮、严两书所述，皆非无因。但俱有讹误。兹先考陶庵馆于钱氏之时间及孟阳于钱、柳遇见以后，留居牧斋家之年月，然后玉樵、修能二人所言之得失，可以决定也。今《陶庵集》附有陈树惪、宋道南所撰《陶庵先生年谱》，载陶庵自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馆于牧斋家。其所记可信。据《陶庵集·一六·和陶诗序》云“辛巳杪冬客海虞荣木楼”及同书二一《弘光改元感事书怀寄钱宗伯五十韵》云：
昔岁登龙忝，郎君丽泽专。南坨灯火屋，北畔宴游船。奉手评豪素，开厨出简编。文澜增拂水，诗垒压松圆。酒发公明气，谈钩向秀玄。赏音存寂寞，延誉许腾骞。精舍留三载，阴符练几篇。厌贫将嫁卫，蹑屩遂摩燕。
则自崇祯十四年辛巳杪冬，逆数至十二年己卯岁首，共历三年，即所谓“精舍留三载”者是也。“南垞灯火屋”者，陶庵授孙爱书时，居于常熟城内牧斋家之荣木楼，即相传后来河东君自缢之处。《陶庵集·二十》载《夏日钱牧斋先生携同泛舟尚湖》诗。牧斋《初学集·一七·移居诗集》亦载《（庚辰）五月望夜泛西湖归山庄作》诗。不知是否与“北畔宴游船”之句有关，更俟详考。“厌贫将嫁卫，蹑屩遂摩燕”者，陶庵于崇祯十四年辛巳岁杪，辞牧斋家馆归后，遂中十五年壬午应天乡试，次年癸未即成进士也。《初学集·三二·黄蕴生经义序》云：
儿子孙爱，自家塾省余山中。奉其文三十篇以请曰：“幸一评定之。”余曰：“吾何以定而师之文乎哉？而师之学，韩子之学也；其文，韩子之文也。”
牧斋作此序文时，居于拂水山庄。“山中”即谓拂水山庄。“文澜增拂水”之句，殆兼指此序而言。牧斋文中称誉陶庵，比于退之。故此序辞旨，全取用《昌黎文集》也。陶庵人品学问，当时推服。牧斋聘之为其子授书，自是得人。但牧斋友朋门生之中，人材甚盛。其所以特有取于陶庵者，盖以蕴生最善长于八股之文，延为塾师，使教孙爱，于掇科干禄，自有关系。世人谓八股经义之文实溯源于王介甫，而荆公之文乃学昌黎者，近代《文选》学派，鄙斥唐宋八大家及桐城派之古文，讥诮昌黎为八股之始祖，所言虽过当，亦颇有理。牧斋此序殊有八股气味，或作序之时，披阅陶庵经义，不觉为所渐染使然耶？
《四库全书总目·一百九十》“钦定四书文”条略云：
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奉敕编《明文》，凡四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评骘于后。卷首恭载谕旨，次为苞奏折。又次为《凡例》八则，亦苞所述，以发明持择之旨。盖经义始于宋，《宋文鉴》中所载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即当时程试之作也。元延祐中兼以经义、经疑试士。明洪武初定科举法，亦兼用经疑，后乃专用经义，其大旨以阐发理道为宗。厥后其法日密，其体日变，其弊亦遂日生。我国家景运聿新，乃反而归于正轨。列圣相承，又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诰诫。我皇上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是编所录，一一仰禀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承学之士，于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于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圣人之教思无穷，于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时文选本汗牛充栋，今悉斥不录，惟恭录是编，以为士林之标准。
《钦定四书文》卷首载《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谕》略云：
有明制义诸体皆备，如王（鏊）、唐（顺之）、归（有光）、胡（友信）、金（声）、陈（际泰）、章（世纯）、黄（淳耀）诸大家，卓然可传。今朕欲裒集有明及本朝诸大家制义，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布天下。学士方苞于四书文义法，夙尝究心，著司选文之事，务将入选之文，发挥题义清切之处，逐一批抉，俾学者了然心目间，用为模楷。
同书《凡例》云：
唐臣韩愈有言，文无难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创意造言，各不相师，而其归则一，即愈所谓“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翱所谓“造言”也。
《红楼梦》第八十二回云：
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鹃：“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紫鹃笑着答应，去拿茶叶，叫小丫头子沏茶。宝玉接着说道：“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最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也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我又不敢违拗，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黛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候虽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
寅恪案：清高宗列陶庵之四书文为明代八大家之一，望溪又举退之、习之为言，尤与牧斋之语相符合。今检方氏所选陶庵之文多至二十篇，足证上引朱长孺“陶庵先生四子经义，为有明三百年一人”之语，实非过情之誉。至林黛玉谓“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即《四库总目》所谓“清真雅正”及“词达理醇”者，如陶庵等之经义，皆此类也。噫！道学先生竟能得林妹妹为知己，可视乐善堂主人（清高宗《御制乐善堂文集》，初刻原有《制义》一卷，后来定本删去。见《四库全书总目·一七三·别集类》“御制乐善堂定本”条）及钱、朱、方三老之推挹为不足道矣。一笑！又顾纯恩《寓疁杂咏》“父命千金犹不顾，未须惆怅柳蘼芜”诗注所言“（河东君）为《落花诗》，诸名士悉和。程孟阳讽（陶庵）先生为之”之事，则今存河东君诗中，固无《落花诗》。《初学集》《耦耕堂存稿诗》等，自崇祯十二年春至十四年冬，即陶庵馆于牧斋家之时期，其所作诸诗，亦不见类似《和落花诗》之题目。怀祖之言，未识何据。检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宗伯赋《前七夕诗》，要诸词人和之。”怀祖所记，或因是致误。若谓孟阳讽陶庵所和者，即指《前七夕诗》言。则孟阳己身尚不肯和牧斋此题，岂有转讽他人和之之理？故修能所记，似较近于事实也。
由此言之，钮、严两氏所记陶庵不肯和诗之事，揆之情理，当必可信。但玉樵谓蕴生偕牧斋门下客李生（寅恪案：此“李生”疑是李僧筏（杭生）或李缁仲（宜之）兄弟。据《有学集·二三·张子石六十寿序》云：“余取友于嘉定，先后辈流，约略有三。初为举子，与徐女廉、郑闲孟掉鞅于词科，而长蘅同举乡榜，镞?文行，以古人相期许，此一辈也。因长蘅得交娄丈子柔、唐丈叔达、程兄孟阳，师资学问，俨然典型，而孟阳遂与余耦耕结隐，衰晚因依，此又一辈也。侯氏二瞻、黄子蕴生、张子子石曁长蘅家僧筏、缁仲，皆以通家末契，事余于师友之间。”盖李氏兄弟与侯、黄二氏皆嘉定人，又皆通家世好。牧斋使李氏兄弟之一聘蕴生教其子，极为可能也。或又谓此“门下客李生”乃毛子晋之舅氏李孟芳。检《初学集·一五·丙舍诗集·上》载崇祯十二年己卯元旦后立春前所作《次韵答东邻李孟芳》诗云：“度阡越陌最情亲，乞米分甘念我贫。”又《牧斋尺牍》载《与李孟芳书》共十三通。可见钱、李二人关系之密切。其第一通即托以料理先茔之事者，则知牧斋固尝以家事托李也。《耦耕堂存稿诗·下》载《和李孟芳山中话旧》一题，列在《（戊寅）除夕拂水山庄和钱牧斋韵二首》及《（己卯）元旦和牧斋韵》之前。此诗有“十载相怜病与贫”及“残腊檐梅初放萼”之句。故据时、地及人三者之关系言之，玉樵所谓“李生”，恐舍孟芳莫属矣。但鄙意后一说较迂远，仍以从前说为是）至钱氏家，居浃月，孟阳出受之如君柳夫人《海棠小笺》属陶庵和之，则殊不知陶庵实以崇祯十二年春间至常熟就牧斋家塾之聘，而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冬始过半野堂。“居浃月”之误，自不待言。又，崇祯十四年六月牧斋与河东君结缡于松江舟中，在此时以前，松圆便以“如君”称河东君，亦未免过早矣。至于修能所记陶庵不肯和牧斋《催妆诗》一事，自是实录。盖牧斋作《催妆诗》，在崇祯十四年辛巳夏间。此年杪冬陶庵始辞去牧斋家馆。倘陶庵肯和《催妆诗》者，牧斋必收入于《东山酬和集》中矣。惟严氏述蕴生不肯和河东君诗事，若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季松圆在牧斋家之短时间内，则殊可能。不过修能记此事于陶庵不肯和牧斋《催妆诗》之后，叙述次序稍涉牵混，未免时限不明耳。至顾怀祖谓孟阳讽陶庵和河东君《落花诗》一事，则更失实，前已辨之矣。除《东山酬和集》中无陶庵和诗，可以证明钮、严之说外，兹尚有一强有力之证据，即《初学集·一八·东山诗集·一》载《冬至日感述示孙爱（五古）》一首是也。此诗既与河东君无关，自不收入《东山酬和集》。但一检其排列次序，则知有待发之覆。牧斋编列其诗什，本依作成时间之先后。此可据《集》中所载之诗，不分体而依时之例推知者。今此五古在《初学集》中列于《寒夕文宴再叠前韵是日我闻室落成（七律）》之后（寅恪案：《东山酬和集》此题下多“延河东君居之”并附注“涂月二日”等字），《迎春日偕河东君泛舟东郊作（七律）》之前。（寅恪案：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三年庚辰正月十三日立春，十二月廿四日又立春。十四年辛巳无立春。当日历官定历，绝无一年重复两立春及一年无立春之理。郑氏此类之误，可参前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牧斋诗中所指之迎春日，乃指崇祯十三年十二月之节气也。）揆之牧斋编次其诗之惯例，殊为不合。盖冬至为十一月之节气，反列于涂月二日之后故也。究其所以致此颠倒失常之由，岂因此五古一首实非十一月冬至所作，而为较迟之时间，或在十二月所补成，追加入集，遂未详察其编列次序先后之不合耶？此五古中牧斋引述礼经史事以自解其不亲祭祀，而遣孙爱代之之理由，并列举其平生师友如杨涟、孙承宗、王洽、冯元飏、元飚兄弟之流，以忠义孝友、功名气节著称一时者，勖勉其子。义正辞严，即谓之为钱氏家训，亦无不可。然若考牧斋崇祯庚辰冬间河东君来访半野堂以后之心理情况，则知此五古不过牧斋之烟幕弹，欲借之使孙爱转示其塾师，庶几可稍慰其拒绝松圆之意，并聊用为自解之工具耳。检《初学集·八一·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略云：
庚辰之冬，余方咏《唐风·蟋蟀》之章，修文宴之乐。丝肉交奋，履舄错杂。嘉禾门人以某禅师开堂语录缄寄，且为乞叙。余不复省视，趣命童子于蜡炬烧却，扬其灰于溷厕，勿令污吾诗酒场也。辛巳仲春，聚沙居士书于蒋村之舟次。
及钱曾《有学集诗注·一四·东涧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中《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云：
老大聊为秉烛游，青春浑似在红楼。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生年百岁忧。（寅恪案：涵芬楼本《有学集·一三》“生年”作“平生”，所附校勘记亦无校改。余详遵王《注》。）留客笙歌围酒尾，看场神鬼坐人头。蒲团历历前尘事，好梦何曾逐水流？
则知牧斋此时如醉如痴，一至于此。陶庵之不以为然，自无足怪，而牧斋编入《冬至日感述示孙爱（五古）》于其诗集，次序失检，又所必致也。何物不解事之嘉禾迂儒及钝根禅衲，同作此败人清兴之举动。其遭烧灰投厕之厄，亦有自取之道矣。今《陶庵集·二二》有《无题（六言绝句）六首》，辞旨颇不易解。然必与当日陶庵所见之文士名媛有关。疑即为牧斋、河东君、松圆及钱岱勋或钱青雨而作，又有谓乃指河东君嘉定之游者，皆难决定。兹姑附录于下，存此一重可疑公案，以待后来好事者之参究。寅恪未敢效笺释玉谿生《无题》诗者之所为也。陶庵诗云：
放诞风流卓女，细酸习气唐寅。人间再见沽酒，市上争传卖身。
片云曾迷楚国，一笑又倾吴宫。花底监奴得计，鸾篦毕竟输侬。
人言北阮放达，客诮东方滑稽。情不情间我辈，笑其笑处天机。
子美诗中伎女，岑参句里歌儿。彼似青蝇附骥，我如斗酒听鹂。
千春不易醉饱，百岁贵行胸怀。羡马为怜神骏，烧桐亦辨奇材。
鲸铿已肆篇什，鳌咳从教诋诃。百斛舟中稳坐，千寻浪里无何。
兹依《东山酬和集》，并参考有关诸本，择录柳钱及诸人诗于后，略加考释。多详于河东君之作，牧斋次之。其他诸人则仅选其少数最有关者，聊备一例，盖不欲喧宾夺主也。至于牧斋之诗，别有钱曾之《笺注》在，故今考释钱诗，亦止就遵王所不及者详之耳。
《东山酬和集·一》河东柳是字如是（原注：“初名隐。”）《庚辰仲冬访牧翁于半野堂奉赠长句》云：
声名真似汉扶风，妙理玄规更不同。一室茶香开澹黯，千行墨妙破冥蒙。竺西瓶拂因缘在，江左风流物论雄。今日沾沾诚御李，东山葱岭莫辞从。（寅恪案：《初学集·一八》此句下有注云“集名东山，取此诗句也”，盖后来刻《初学集》时加入者，所以著其名集之旨。《初学集》原迄于崇祯十六年癸未。但末附《甲申元日》一诗者，因诗中有“衰残敢负苍生望，自理东山旧管弦”之句，牧斋用以结束“集名东山”之意，首尾正复相同也。）
牧翁《柳如是过访山堂枉诗见赠语特庄雅辄次来韵奉答》云：
文君放诞想流风，脸际眉间讶许同。枉自梦刀思燕婉，还将抟土问鸿蒙。（自注：“太白乐府诗云‘女娲戏黄土，团作下愚人。散作六合间，蒙蒙若沙尘’。”）沾花丈室何曾染，折柳章台也自雄。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自注：“《河中之水歌》云‘平头奴子擎履箱’。”）
偈庵程嘉燧《半野堂喜值柳如是用牧翁韵奉赠》（寅恪案：《耦耕堂存稿诗·下》此诗题作《十二月二日虞山舟次值河东君用韵辄赠》。《列朝诗集·丁·一三·上》此题上有“庚辰”二字）云：
翩然水上见惊鸿（程《集》“水”作“江”），把烛听诗讶许同。何意病夫焚笔后，却怜才子扫眉中。菖蒲花发公卿梦，芍药春怀士女风。此夕尊前相料理，故应恼彻白头翁。
偈庵《次牧斋韵再赠》（寅恪案：程《集》此诗题作《次牧老韵再赠河东君用柳原韵》，《列朝诗集》“次”作“同”）云：
居然林下有家风，谁谓千金一笑同？杯近仙源花潋潋（自注：“半野堂近桃源涧，故云。”寅恪案：程《集》及《列朝诗集》自注皆作“舟泊近桃源岭，用刘、阮事。”），云来神峡雨蒙蒙。（寅恪案：程《集》及《列朝诗集》“云来神峡”俱作“神来巫峡”。）弹丝吹竹吟偏好，抉石锥沙画更雄。（寅恪案：《列朝诗集》“画”作“书”。句下有注云“柳楷法瘦劲。”程《集》仍作“画”字。但句下自注与《列朝诗集》同。）诗酒已无驱使分，熏炉茗碗得相从。
寅恪案：《东山酬和集》此四诗之题，与诸本微有不同。盖由编次有先后及自身所写、他人所选之故，殊不足异。惟孟阳此次为河东君而作之第一诗，即“翩然水上见惊鸿”一首，《初学集》未载。此题《列朝诗集》作《庚辰十二月二日虞山舟次值河东君用韵辄赠》，《东山酬和集》作《半野堂喜值柳如是用牧翁韵奉赠》。又孟阳为河东君所作之“居然林下有家风”一首，《东山酬和集》列于“翩然水上见惊鸿”一首之后，而《列朝诗集》则在《感别半野堂》即“何处朱帘拥莫愁”一首之后。距为河东君而作之第一诗“翩然水上见惊鸿”一首，其间尚隔两题。此首明是松圆后来所补作者。松圆自写其诗，必依其作成时间之先后。《东山酬和集》则牧斋以同题同韵之故，改列编次，所以致有歧异也。据此推论，可知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一月，即《与汪然明尺牍》第三十通所谓“黍谷之月”，乘舟至常熟。虽抵虞山后，即往访半野堂。然仍留居舟次。依前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载“庚辰冬河东君始至虞山，牧斋即筑我闻室，十日落成，留之度岁”等语。沈氏乃亲见河东君之人，其所述亦较确实。故我闻室“十日落成”之语，按诸当时情事，颇为适合。盖时日过速，建筑恐难完成。时日过迟，牧斋又不能久待也。复检孟阳自序其《耦耕堂集》云：
丁丑，受之以诬奏逮系，予待之湖上。戊寅秋放归，庐居丙舍，馆予于东偏之花信楼，复相从者二年。庚辰春，主人移居入城，予将归新安。仲冬过半野堂，方有文酒之宴，留连惜别，欣慨交集。且约偕游黄山，而予适后期。辛巳春，受之过松圆山居，题诗壁上，归舟相值于桐江，篝灯永夕，泫然而别。
然则松圆崇祯庚辰冬季，循昔年在牧斋家度岁之惯例，至常熟县城。及晤牧斋，始知河东君已先过访，并见柳钱初次赠答之诗。当钱、程会晤之时，恐即我闻室将告成之际，牧斋强拉松圆于十二月二日同至虞山舟次，往迎河东君迁入新成之金屋。孟阳诗“翩然水上见惊鸿”之句，与程《集》及《列朝诗集》题作《虞山舟次值河东君》者适相印合。至若《东山酬和集》此诗题作《半野堂喜值柳如是》者，乃牧斋所改。半野堂在县城内陆地上，不可言“水上”或“江上”。复就当日程、钱二人之心理推之，则牧斋于“值”字上增一“喜”字。虽在牧斋为喜，恐在松圆转为悲矣。一笑！
关于河东君初访半野堂之记载，今世间流传之文籍多不可信。兹聊录一则，略加辨正，其他则不暇及也。《牧斋遗事》（《虞阳说苑》本）第四则云：
闻虞山有钱学士谦益者，实为当今李杜。欲一望见其丰采，乃驾扁舟来虞。为士人装，坐肩舆，造钱投谒。易杨以柳，易爱以是。刺入，钱辞以他往，盖目之为俗士也。柳于次日作诗遣伻投之，诗内微露色相。牧翁得其诗大惊，诘阍者曰：“昨投刺者，士人乎？女子乎？”阍者曰：“士人也。”牧翁愈疑，急登舆访柳于舟中，则嫣然美姝也。因出其七言近体就正，钱心赏焉。视其书法，得虞、褚两家遗意，又心赏焉。相与絮语者终日，临别，钱谓柳曰：“此后以柳姓是名相往复，吾且字子以如是，为今日证盟。”柳诺。此为钱、柳作合之始。
寅恪案：河东君于未访半野堂之前，已预有所接洽，前文已详论之，兹不复赘。牧斋于崇祯十三年春间作《观美人手迹》诗。又于是年秋间作《论近代词人》诗，有“近日钱塘夸柳隐”之句，其自注并引河东君《湖上草》之诗。今见汪然明所刻《湖上草》，乃河东君崇祯十二年己卯所作之诗。其作者之姓名，题为“柳隐如是”。凡此诸端，皆时间证据明白确实，故《牧斋遗事》所述改易姓名字号等事，其妄谬不待详辨也。河东君初赠牧斋诗中既有“今日沾沾诚御李”之句，依文义推测，当是河东君持此诗面投牧斋，或觌面后作此诗赠牧斋。实与《牧斋遗事》所言钱、柳两人初未会见，其后柳以诗遣伻投钱者不合。今世好谈钱、柳轶闻者，往往喜举《牧斋遗事》此条，或与此条类似之说，资为谈助。倘见拙文，其亦可默尔而息乎？
河东君初次造访，或纳交于名流文士，往往赋诗投赠。如《湖上草·赠汪然明》《赠刘晋卿》及《赠陆处士》等诗，皆是例证。若就此三诗言之，虽亦颇工。然遣词庄雅，用典适切，则远不及《半野堂初赠（牧斋）》此诗。且其意境已骎骎进入北宋诸贤之范围，固非同时复社、几社胜流所能望见，即牧斋、松圆与之相角逐而竞短长，似仍有苏子瞻所谓“汗流籍湜走且僵”之苦（见《东坡后集·一五·潮州韩文公庙碑》）。何物不知名乡曲儇子，所谓钱岱勋或钱青雨辈，竟能代作如是之篇什耶？王、宋及白牛道者之诬妄，更不待多辨也。至于昔人七律诗中，用字不嫌重复，又河东君此章用韵，乃依明朝官韵《洪武正韵》者，凡此诸端，皆极浅易，本不须述及。因恐今世之人，或有囿于清代功令，习用《平水韵》之故，转执此为疑者，遂并附论之。似此三家村训蒙之语言，诚知博雅通人为之齿冷。然亦不敢辞也。
河东君诗云“声名真似汉扶风，妙理玄规更不同”者，《后汉书·列传·五十·上·马融传》云：
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坐，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牧斋平生固与季长约略相似。但有一特异之点，即自矜洞达禅理，博探佛藏，高出时流。虽其晚岁往往以“老皈空门”借以掩饰。然明亡以前，已与紫柏、憨山诸名僧往还参究。故河东君标举牧斋特异时流之点，殊暗合其深自夸诩之心理。《文选·四一》李少卿《答苏武书》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及同书四三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云“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河东君之于牧斋，诚可谓“相知心”者。又牧斋平日所为，既似季长之“达生任性”，则河东君之造访半野堂，亦可谓“识其天性，因而济之”者耶？至若“妙理玄规”之解释，自是取之老子《道德经·上》第一章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妙理”则《文选·二九》曹颜远《思友人》诗云“精义测神奥，清机发妙理”，《汉魏百三名家集·江醴陵（淹）集·二·清思》诗云“草木还根蒂，精灵归妙理”。“玄规”者，慧皎《高僧传·四·义解门·一·晋剡沃洲山支遁传》载遁所著《座右铭》云“谨守明禁，雅玩玄规”。“一室茶烟开淡黯，千行墨妙破冥蒙”一联，上句用杜牧《题禅院》诗“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见《全唐诗·第八函·杜牧·三》。并参孟棨《本事诗·高逸·三》“杜（舍人牧）登科后”条），下句用江文通《别赋》“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见《文选·一六》）。至若苏子瞻诗之所谓“墨妙”（见《东坡集·三·孙莘老求墨妙亭诗》），非谓文章，乃指书法而言。盖孙氏“罔罗遗逸，得前赋咏数百篇，为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见《东坡集·三一·墨妙亭记》）。牧斋以文章而非以书法著称。故河东君举其所擅长者为说，所以有“千行墨妙”之语。若指书法，则不可言“破冥蒙”。世之誉人者，不道其长，转翘其短，此天下笨伯之所为，河东君必不如是也。又《初学集》一百六十至一百八十为《读杜小笺》，其首有题语略云：
归田多暇，时诵杜诗，以销永日。间有一得，辄举示程孟阳。孟阳曰：“杜《千家注》缪伪可恨。子何不是正之，以遗学者？”予曰：“注诗之难，陆放翁言之详矣。放翁尚不敢注苏，予敢注杜哉？”相与叹息而止。今年夏，德州卢户部德水刻《杜诗胥钞》，属陈司业无盟寄予，俾为其叙。予既不敢注杜矣，其又敢叙杜哉？予尝妄谓自宋以来，学杜诗者，莫不善于黄鲁直；评杜诗者，莫不善于刘辰翁。弘正之学杜者，生吞活剥，以寻扯为家当，此鲁直之隔日疟也。其黠者又反唇于西江矣。近日之评杜者，钩深抉异，以鬼窟为活计，此辰翁之牙后慧也。其横者并集矢于杜陵矣。苫次幽忧，寒窗抱影，?绎腹笥，漫录若干，则题曰《读杜诗寄卢小笺》，明其因德水而兴起也。曰“小笺”，不贤者识其小也。寄之以就正于卢，且道所以不敢当序之意。癸酉腊日虞乡老民钱谦益上。
同书一百九十至一百一十《读杜二笺》，其首有题语云：
《读杜小笺》既成，续有所得，取次书之，复得二卷。侯豫瞻自都门归，携《杜诗胥钞》，已成帙矣。（寅恪案：《侯忠节全集·一·年谱·上》“崇祯七年甲戌”条略云：“五月入都门。补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八月南归。闰八月至淮上。是年冬十一月之官南中。”可知牧斋得睹卢氏《杜诗胥钞》刻本后，即刊其《小笺》及《二笺》。迫促如此，其与卢氏论杜旨趣之同异及其争名好胜之心理，亦可想见矣。）无盟过吴门，则曰寄卢小笺尚未付邮筒也。德水于杜，别具手眼。余言之戋戋者，未必有当于德水，宜无盟为我藏拙也。子美《和舂陵行序》曰：“简知我者，不必寄元。”余窃取斯义，题之曰“二笺”而刻之。甲戍九月谦益记。
寅恪案：牧斋《读杜诗寄卢小笺》成于崇祯六年之末。《读杜二笺》则与《寄卢小笺》同刻于七年甲戌九月。河东君于七年及九年曾两次游嘉定，与程孟阳、李茂初诸名士酬酢往还。谈诗之际，在第一次，孟阳当以牧斋《读杜小笺》之未刻抄本相示。在第二次更宜从孟阳处得见牧斋此笺五卷刻本，即使未见牧斋原书，此笺下卷论《寄韩谏议诗》及《秋兴八首》之三等，皆引孟阳之说，程氏必以牧斋用其解杜之语自鸣得意，故亦应以书中旨趣告之。然则河东君“千行墨妙”之语，即指牧斋此书而言耶？（寅恪偶检柴萼《梵天庐丛录·一六·柳如是二则》之二载河东君手抄《读杜小笺》事，可供谈助，附记于此。）“竺西瓶拂因缘在，江左风流物论雄”一联，上句之意，疑谓牧斋博通内典，具有宿世胜因，己身当如佛教中捧瓶持拂供奉菩萨之侍女也。或谓《汉魏百三名家集·梁简文帝集·一·与广信侯重述内典书》云：
永谢泻瓶，终惭染?。是则慈云既拥，智海亦深。影末波余，希时洒拂。
乃此句之出处。但斯说颇嫌迂远，未必有当，姑备一解，更俟详考。下句则用《南齐书·二三·王俭传》（参《南史·二二·王昙首传》附《俭传》）云：
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盖自比也。
“今日沾沾诚御李，东山葱岭莫辞从”者，《后汉书·列传·五七·党锢传·李膺传》略云：
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及陈蕃免太尉，朝野属意于膺。
“东山”与“江左”相关，“葱岭”与“竺西”句相关。文思贯通，比譬适切。最可注意者，即谢安石、王仲宝固是风流宰相。李元礼更为党锢名士而兼负宰相之望者。牧斋于天启四年以魏忠贤党指为东林党魁之故，因而削籍。又于崇祯二年以会推阁臣，获罪罢归，故与元礼尤复相类。凡河东君所举诸贤，皆是牧斋胸中自比之人，真可谓道出心坎内事者，牧斋安得不为倾倒，如醉如痴乎？牧斋所以誉此诗“语特庄雅”之故，不仅由诗语无猥亵之词，亦因牧斋廷试第三人及第，即世间艳称之探花郎。若使他人赠诗以誉牧斋，自必关涉此点。河东君此诗绝不道及其事，似毫无所知者。其不堕入流俗窠臼，实可谓“庄”，更可谓“雅”矣。夫河东君此诗既以谢安石比牧斋，复以“弹丝吹竹”（松圆和诗语）之东山妓女自比。（见《晋书·七九·谢安传》及同书八十《王羲之传》。）然则牧斋此时在半野堂编诗，以“东山”名集。黄皆令后来居绛云楼画扇，其题语有“东山阁”之称，俱实指今事，非虚用古典也。
牧斋《次韵答河东君诗》亦极费经营之作，与原赠诗针锋相对，第一章已论之矣。至于诗中所用典故，除牧斋所自注外，遵王《注》本别无解释。兹仅就其最精切者略言之，其他则不遑及也。“文君放诞想流风，脸际眉间讶许同”者，初视之，以为即出《西京杂记·二》所云：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
之古典。然范锴《花笑庼杂笔·一》顾苓《河东君传》后附古梅华源木乂庵白牛道者《跋》云：
吾友减堂为余言，是身材不逾中人，而色甚艳。冬月御单袷衣，双颊作朝霞色，即之体温然。疑其善玄素也。虞山之惑溺且畏之，有以哉。
则牧斋此诗首二句，不独用古，亦更写今。其用事精切，实不可及。至此点与河东君之疾病有关，俟后论之。“枉自梦刀思燕婉，还将抟土问鸿蒙”者，上句用范摅《云溪友议·下》“艳阳词”条。见下论《有美诗》“三刀梦寐膻”句，兹不详释。牧斋以薛涛比河东君，固甚适切。且范书所引微之寄薛涛诗有“锦江滑腻蛾眉秀，化作文君及薛涛”之语，尤与首二句相关也。下句自注中所引太白诗，见《全唐诗·第三函·李白·二·上云乐》。其所以备列太白诗原文，因与《太平御览·七八·皇王部》“女娲氏”条所云：
《风俗通》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
及杨齐贤、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等旧解不同之故，否则牧斋不必作此赘语，盖岂有博雅如河东君者而不知此句之出处耶？牧斋此联之意，盖谓世间欲得河东君者虽众，无奈皆是下愚之人。如谢三宾，即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四通中所言“愿作交甫”之“某翁”等，皆不能当河东君之意，而暗以上智之人自许，实可中选也。“沾花丈室何曾染，折柳章台也自雄”者，乃指河东君与周文岸、陈卧子之关系及在盛泽镇佘山之生活。所用典故，出《维摩诘经》及许尧佐《柳氏传》，皆世人习知者，不烦解释。“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者，乃答河东君赠诗结语之意。第一章已详言之，兹不赘论。但牧斋答诗自注中已引《河中之水歌》（见《玉台新咏·九·歌词二首》之二），其为“河东君”之号所从出，固不待言。又“河东”为柳姓郡望，故牧斋作《有美诗》复就此点排比铺张，刺刺不休。（见《东山酬和集·一·有美诗》“河东论氏族”及“字脚元和样”等句。）其实牧斋又暗用东坡《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诗“忽闻河东狮子吼”之句（见《东坡集·一五》）以为游戏。至若少陵《可叹》诗之“河东女儿身姓柳”之句，“抉眼去夫”，情事不伦，则非所用无疑也。（见《杜工部集·七》。）顾云美《河东君传》云：“（河东君）颇能制御宗伯，宗伯甚宠惮之。”所言虽是后来之事，然牧斋初见河东君时，当已明了其为人性格。取此别号称河东君，实不仅以“东家王”并以“龙丘居士”自居。其知人之明、自知之审，亦不可及矣。一笑！又牧斋不于此诗其他诸句，著明所用《西京杂记》《云溪友议》《维摩诘经》《柳氏传》之典故，转独于第四及第七、八等句，不惮烦劳，特安蛇足。岂以河东君或松圆未读《李翰林集》及《玉台新咏》耶？由是言之，牧斋之自注必有深旨，非浅人粗读所能尽解也。
虞山居邑境中央，西南即拂水岩，上有拂水禅院，门外有石桥跨山涧。又前即临石壁，两崖中豁，别有长寿桥架其上，从山下远望，危阑横卧者是也。每遇雨后，涧水流注桥下，悬为瀑布，风自南来，则倒卷而上。《虞山胜地记略》谓如万斛蕊珠，凌风飘洒者，非虚语也。即天已放晴，仍蒙蒙作细雨，郁为奇景，名曰拂水，盖以此矣。又南抵桃源涧，涧上有桃源洞。涧于北山，夙称胜地，雨后山泉汇注，飞湍下泻，响逾琴筑，相传昔年漫山皆种桃花，流水夹花片而下，尤为奇观，故名桃源涧焉。
又刘本沛《虞书》“桃源涧”条云：
桃源涧在陈庄靖公墓左。（寅恪案：“庄靖”为陈瓒之谥。事迹见《明史·二二二》本传等。）
及同书“拂水岩”条云：
拂水岩在虞山南。崖石陡峻，水出其间，下奔如注，遇风拂勒，则水倒飞，喷沫四洒，不敢逼视。无风则悬崖瀑布若长虹然，一山之奇观也。
然则桃源涧距半野堂亦不甚近。惟牧斋所以改易此句者，殆与改易孟阳此诗题同一用意，殊为可笑。“云来神峡雨蒙蒙”句，疑非松圆原作如此，乃牧斋后来所改。松圆原作应依程《集》及《列朝诗集》作“神来巫峡雨蒙蒙”。夫孟阳此句自是从宋玉《高唐赋》“旦为朝云，暮为行雨”之语而来。其“雨蒙蒙”三字，与拂水岩之“即天已放晴，仍蒙蒙作细雨”及“遇风拂勒，则水倒飞，喷沫四洒”之实况符合，可谓巧妙。但何以舍去宋《赋》中之“云”字不用，似非偶然。盖“云”字乃河东君之旧名，孟阳在此以前为河东君所作诸诗，如《朝云诗》《縆云诗》及与云生、云娃有关等篇皆用“云”字。此时赋诗则只标“柳如是”之新号，而不敢涉及“云”字之昔称。岂欲借以洗涤旧痕、宽慰老友耶？牧斋改“神”作“云”，则兼用宋《赋》之古典及河东君昔称之今典，实较松圆原著更佳。“巫峡”之改“神峡”则疑牧斋既以“云”字易“神”字，遂移改“巫峡”为“神峡”，与上句“仙源”属对，亦觉工稳。才思精妙，恐非牧斋不能办此。“神峡”二字连文，寅恪弇陋，尚未知其出处，俟考。又观孟阳此两诗之结语，颇觉可怜。盖已明知己身非牧斋之敌手，自甘退让，情见乎辞。其匆匆归新安之意旨，当即决定于赋此和韵诗之时。至若孟阳后来所作《耦耕堂自序》谓“庚辰春主人移居入城，予将归新安”，则恐是讳改当日情况之虚语，并非实录也。
《东山酬和集·一》牧翁《冬日同如是泛舟有赠》（寅恪案：郑鹤声《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一月九日冬至，廿四日小寒。牧斋诗题所谓“冬日”，即在是年十一月初九至廿四日之间也）云：
冰心玉色正含愁，寒日多情照柂楼。万里何当乘小艇，五湖已许办扁舟。每临青镜憎红粉，莫为朱颜叹白头。苦爱赤阑桥畔柳，探春仍放旧风流。
牧翁《次日叠前韵再赠》云：
新诗呤罢半凝愁，斜日当风似倚楼。争得三年才一笑，可怜今日与同舟。轻车漫忆西陵路，斗酒休论沟水头。还胜客儿乘素舸，迢迢明月咏缘流。
河东《次韵奉答》云：
谁家乐府唱无愁，望断浮云西北楼。汉佩敢同神女赠，越歌聊感鄂君舟。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
偈庵《次牧翁泛舟韵》云：
（此诗于前论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八通节中已引。兹从略。）
寅恪案：松圆次韵诗前已论述。虽有资考证，而辞旨平庸，固远不及河东君之作，亦难与牧斋诗相比。此老之诗，本逊于牧斋，何况此际情绪甚恶，岂能有佳作耶？牧斋两诗，其第一首最先作。其第二首乃因河东君次其第一首诗韵而后作者。故“新诗吟罢半凝愁”之“新诗”，即指河东君次其第一首韵之诗而言。第一首后四句皆有本事，非止用典。“每临青镜憎红粉”之句，与《答河东君初赠诗》“脸际眉间讶许同”之句同义，俱指河东君面貌之颜色而言，即前引白牛道者所谓“双颊作朝霞色”者是也。“临青镜”而“憎红粉”，亦即张承吉诗所谓“却嫌脂粉污颜色”之意。（见《全唐诗·第八函·张祜·二·集灵台二首》之二）。牧斋运用古典今事，可称巧妙适切矣。又河东君《戊寅草》中载《西河柳花（七律）》一首。其第四句云“凭多红粉不须夸”，此本河东君自比之辞，牧斋或早已得见此诗，遂因有“憎红粉”之语耶？俟考。第六句“莫为朱颜叹白头”，乃老翁、少妇对比之意。此典后来衍变成为故事，记载流传，至今多引之以资谈助。兹特为考其原始语句，亦略见史文蜕嬗之一例。至于《牧斋遗事》及《觚剩》等，皆以此故事与河东君诗“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之句有关，而不知实直接出于牧斋此句，则由未尝详读柳、钱诸诗所致也。
“吴中文献小丛书”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云：
宗伯尝戏谓柳君曰：“我爱你乌个头发，白个肉。”君曰：“我爱你白个头发，乌个肉。”当时传以为笑。
《牧斋遗事》“当丁亥（丑）之狱”条（寅恪案：“亥”当作“丑”。指崇祯十年牧斋为张汉儒所讦，被逮至北京下狱事。此条注以为顺治四年丁亥事，则恐是此书作者或抄者之疏误也。详见下章论黄毓祺案节）云：
当丁亥（丑）之狱，牧翁侘傺失志，遂绝意时事。既得章台，欣然有终老温柔乡之愿。然年已六十矣。黝颜鲐背，发已皤然。柳则盛鬋堆鸦，凝脂竟体，燕尔之夕，钱戏柳曰：“我甚爱卿发黑而肤白也。”柳亦戏钱曰：“我甚爱君发如妾之肤，肤如妾之发也。”因作诗有“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之句。
钮琇《觚剩·三·吴觚·下》“河东君”条云：
方宗伯初遇柳时，黝颜鲐背，发已鬖鬖斑白，而柳则盛鬋堆鸦，凝脂竟体。燕婉之宵，钱曰：“我甚爱卿如云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爱君发如妾之肤，肤如妾之发也。”因相与大笑。故当年酬赠，有“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之句，竞传人口。
王应奎《柳南随笔·二》云：
某宗伯既娶柳夫人。一日坐室中，目注如是。如是问曰：“公胡我爱？”曰：“爱汝之黑者发而白者面耳。然则汝胡我爱？”柳曰：“即爱公之白者发而黑者面也。”侍婢皆为匿笑。
《练真吉日记》云：
尝闻有先朝巨公惑一姬，致夙望顿减。姬问之曰：“公胡我悦？”曰：“以其貌如玉而发可以鉴也。然则姬亦有所悦乎？”曰：“有之。即悦公之发如玉而貌可以鉴耳。”
寅恪案：今世流传之载记，述此段钱、柳戏语者，尚不止《牧斋遗事》《觚剩》《柳南随笔》及《练真吉日记》诸书，兹不多引。然大抵类似，皆经文人改写者也。寅恪所见，为顾公燮书所载，乃保存当日钱、柳两人对话之原辞，极可珍贵。所以知者，因其为吴语，且较简单，甚合彼时情景之故。至若《练真吉日记》，藻饰最多，尤远于真实矣。此点可取《世说新语》与《晋书》对校，其演变之痕迹，明白可寻。斯固治史者所习知，不待赘论。钱、柳此趣文，亦其例证欤？
抑更有可论者，江熙《扫轨闲谈》云：
钱牧斋宠姬在柳如是前，有王氏者，桂村人，嬖幸略与柳等。会崇祯初，有旨以礼部左侍郎起用，牧斋殊自喜，因盛服以示王曰：“我何似？”王睨翁戏曰：“似钟馗耳。”盖以翁黑而髯故也。翁不悦。后适以枚卜罢，遂遣王归母家，居一楼以终。今其楼尚存。
寅恪案：崇祯元年戊辰牧斋以礼部侍郎起用，时年四十七。江氏谓其肤黑，自必正确。但未言其肥痩如何。后牧斋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年七十八赋《后秋兴》诗，其第四首“只应老似张丞相，扪摸残骸笑瓠肥”句下自注云：
余身素瘦削，今年腰围忽肥，客有张丞相之谑。
故知牧斋在七十八岁以前，身素痩削也。检《史记·九六·张丞相传》（参《汉书·四二·张苍传》）略云：
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
然则牧斋晚年腰围忽肥，即使与西汉张丞相苍无异，但其面肤之黑，当仍与北宋王丞相安石之“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无异也（见沈括《梦溪笔谈·九·人事·一》及旧题彭乘撰《墨客挥犀·十》“王荆公病喘”条，并参魏泰《东轩笔录·一二》“吕惠卿尝语荆公曰，公面有?，用园荽洗之当去”条）。夫肤黑之介甫亦能位至丞相。桂村王氏女学不稽古，不知援引舒王故事以逢迎牧斋之意，可知其人不及河东君远矣。牧斋前弃王而后宠柳，岂无故哉？岂无故哉？
又《白氏文集·三七·喜老自嘲》略云：
面黑头雪白，自嫌还自怜。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自注：“时俗谓七十已上为开第八秩。”）
考乐天年六十八病风，始放家妓。（见同书三五《病中诗十五首序》及其第十二首《别柳枝》，并同书七一《不能忘情吟》。又可参《容斋五笔·九》“不能忘情吟”条。）乐天元和十五年年四十九已白发斓斑（见《白氏文集·一一·郡中春燕因赠诸客》诗，并可参《容斋五笔·八》“白苏诗纪年岁”条），其“面黑头白”与牧斋崇祯十三年庚辰年五十九共河东君互作戏谑之语时，形貌已约略类似。但乐天《喜老自嘲》诗出自“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之才子，而非出自“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之佳人，则大有差别矣。
牧斋诗结语云“苦爱赤阑桥畔柳，探春仍放旧风流”之句，固用温飞卿“宜春苑外最长条，闲袅春风伴舞腰。正是玉人肠断处，一渠春水赤阑桥”诗之典。（见《全唐诗·第九函·温庭筠·九·杨柳枝八首》之一），但实亦指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之语。若无此本事，仅用温诗，则辞意太泛。牧斋作诗当不如此也。
河东君次韵答牧斋诗，其中含有“河东君”三字，第二章已述及。又此首结语乃针对牧斋答其初赠诗“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之句，第一章亦已言之，其实乃表示心许之意。疑牧斋读之，益有“乐莫乐兮新相知”之感也。“谁家乐府唱无愁”者，用《北史八·齐本纪·下·幼主纪》（参《北齐书·八·幼主纪》）所云：
（后主）益骄纵，盛为无愁之曲。帝（指后主言）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
及《李义山诗集》中《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参冯浩《玉谿生诗详注·一》此题下引《隋书·乐志》）“望断浮云西北楼”者，用《文选·二九·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句李善《注》：
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达，知之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位也。
又六臣《注》：
翰曰：此诗喻君暗，而贤臣之言不用也。“西北”乾地，君位也；“高楼”言居高位也；“浮云”齐言高也。
此两句竟指当时之崇祯皇帝为亡国之暗主，而牧斋为高才之贤臣。顾云美谓河东君“饶胆略”，观此益信。若此诗作于清高宗之世，其罪固不容于死，即在北宋神宗之时，亦难逭贬谪之谴。牧斋见此两句，自必惊赏而引为知己。松圆见之亦应自悔其前此所作“人间岁月私蟠木，天上雷霆宥爨桐”之句（见《列朝诗集·丁·一三·上》程嘉燧诗《久留湖上得牧斋岁暮见怀诗次韵（七律）》，并参前论《縆云诗》节）辞旨过于选懦，殊有愧于河东君之切直也。“汉佩敢同神女赠，越歌聊感鄂君舟”者，用《韩诗·汉广》薛君《章注》及《说苑·一一·善说篇》之典。此两事俱世所习知，但河东君取之联用，以神女指己身，以鄂君指牧斋，一男一女，意旨通贯。又于水滨泛舟情事尤为适合，其巧妙诚不可及也。“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者，下句自是用刘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之语（见《全唐诗·第六函·刘禹锡·七·苏州白舍人寄新诗有叹早白无儿之句因以赠之（七律）》），固不待赘论。至上句则辞语之有关者虽多，然窃疑乃用史邦卿《梅溪词·〈东风第一枝·咏春雪〉》词“青未了，柳回白眼”之句。因“青”及“柳眼”两者俱备，又《咏春雪》可与上句之“雪”字通贯。若此条件皆具之出处，除史词外，尚未发现更妥适之典故。又王沂孙《花外集·南浦春水·柳外碧连天》词，有“蛾眉乍窥清镜”之语，或者河东君因牧斋赠诗“每临青镜憎红粉”之句，遂亦取《碧山乐府》柳窥青镜之意，以针对聚沙居士之诗语耶？寅恪尝论河东君之作品，应推此诗及《金明池·咏寒柳》词为明末最佳之诗词。当日胜流均不敢与抗手，何物钱岱勋或钱青雨竟能为之乎？造此诬谤者，其妄谬可不必辨。然今日尚有疑河东君之诗词非其本人所作者，浅识陋学，亦可悯矣。
牧斋《次日叠前韵再赠河东君之诗》，其第一句“新诗吟罢半凝愁”之“新诗”，即指河东君“谁家乐府唱无愁”一首而言，前已论之矣。“斜日当风似倚楼”者，“倚楼”之出处，不胜枚举。依前句“半凝愁”之语推之，恐与王少伯《闺怨（七绝）》一首有关（见《全唐诗·第三函·王昌龄·四》）。盖龙标诗中有“不曾愁”“凝妆上翠楼”及“杨柳色”等辞故也。但此皆古典，颇疑牧斋尚有今典。第三章论陈卧子崇祯六年《补成梦中新柳诗》乃为河东君而作者。后来河东君之易姓为“柳”，及所作《金明池·咏寒柳》词“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之语，当亦与卧子此诗有关。卧子诗中“夕阳残”及“风流人倚栏”之语，正合牧斋诗此句之旨。所谓“半凝愁”者，殆谓是耶？考卧子此诗载入其所作之《陈李倡和集》。此集夏允彝《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