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都算不上出类拔萃的皇帝，但他却创造了两个之“最”：一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二是在他统治时期，上演了“明朝最后的疯狂之举”。

所谓“明朝最后的疯狂之举”，指的是发生在万历皇帝执政期间著名的“三大征”，也就是三次大规模战役，它们是：发生在万历二十年（1592）的“宁夏之役”，发生在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1598，日本文禄元年至庆长三年）间的“朝鲜之役”，以及发生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的“播州之役”。

“最后的疯狂之举”自然是后人对这三场大规模战役的评价。人们之所以有如此评价，是因为这三场持续长达近十年的战役花了太多的钱，极大地消耗了国力，导致国家发生经济危机，还损失了众多各方面人才，尤其是军事将领的损失之大，简直令人扼腕！

有人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这三场战役导致的国力衰弱，后来与后金爆发的“萨尔浒战役”，明朝就不会输。

这话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三场战役每一场都非打不可。因为不打，既意味着内忧，又意味着外患，它们就像人身上的两个毒瘤，如果不及早祛除，总有一天会扩散至全身，最终毒发身亡。

01　非打不可的“宁夏之役”

所谓的“宁夏之役”，实际上是镇压哱拜之乱的战役。

原为蒙古鞑靼人的哱拜是嘉靖年间投降明朝边将郑印的。估计他的投降不是真心，多半出于无奈，所以当他觉得有机可乘时，便有了反叛之心，妄图占据宁夏自立为王，建立割据政权。

所谓的机会，是明朝自己给他的——他见朝廷的军队开始走下坡路，而且下得厉害，到了军马不整的地步，便觉得这样的军队不堪一击。

在这之前，他就私下里蓄养了不少奴仆，利用他们组成了一支军队，名曰“苍头军”，为的就是等待这样的机会。

机会“成熟”时，哱拜已经官至副总兵，儿子哱承恩袭为指挥使。

与他同时向朝廷发难的，还有他的结义兄弟刘东旸，时间是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

他们首先将宁夏巡抚党馨杀害，接着缴了总兵张维忠的印信。刘东旸自任总兵，哱承恩为副总兵，哱拜为谋主，扯旗反叛，“热热闹闹”地开始发动叛乱。

哱拜还找了个帮手，和河套地区的蒙古部落勾结起来——只要咱们联成一气，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到时候自然大家都有好处。

如意算盘却被明朝总督魏学曾搅黄了，他切断两者之间通道的同时，把宁夏给包围了。

朝廷方面也紧急行动起来，神宗皇帝命令大臣们各献平叛之策。

兵部尚书石星的方案最“绝”：掘开黄河大堤，放水“灌溉”宁夏城，淹死叛军，“一城之人尽为鱼鳖”；御史梅国桢推荐原任辽东总兵的李成梁前往平叛；甘肃巡抚叶梦熊请命讨贼。

神宗皇帝觉得三个方案都不错，任何一个都不愿放弃，干脆通通采纳——叶梦熊，你赶紧带兵赶赴宁夏；李成梁，你也赶紧行动，出征宁夏。

李成梁当时在辽东，便让儿子李如松“替父从军”。

能用钱搞定的事情，就尽量不动干戈，如果一分钱不行，那就两分钱。所以在调兵遣将的同时，神宗皇帝还下令悬赏缉拿哱拜这个祸首。

四个月后的当年六月，宁夏城已被魏学曾、梅国桢、叶梦熊、李如松等数支大军围得铁桶一般，由魏学曾统一调度。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个傻子也知道这仗怎么打，担任统一调度的魏学曾却比傻子还不如，居然束手无策，后又出了个招安的馊主意。神宗皇帝勃然大怒——堂堂明朝几路大军，如果奈何不了区区一个哱拜，那是会把先人羞死的！

神宗果断地让叶梦熊取而代之，把畏敌如虎的魏学曾抓回京城，然后直接安排水淹宁夏城：“决（黄河）水灌城之谋，毋得异同误事。”

最高领导下了命令，前线将领再无任何犹豫。在叶梦熊指挥下，明军围绕宁夏城修了一道长达一千七百丈的长堤，把宁夏城围了个水泄不通，然后掘开黄河大堤，引水淹城。

朝廷接下来收到的，都是好消息——

八月：城内的粮食告罄；李如松击败蒙古援兵。

九月初：宁夏城南城被明军攻破。

九月十六日：明军的离间计成功，“总兵”刘东旸被哱承恩所杀，哱承恩投降，后被押回京城。

九月十八日：明军攻进宁夏城，苍头军兵败，哱拜自杀。宁夏平定。

02　非打不可的“朝鲜之役”

1592年（壬辰年），朝鲜发生“壬辰倭乱”，遭到日本太阁（相当于中国的宰相）丰臣秀吉派兵大举入侵。

当时的朝鲜和平太久，人们几乎忘了世界上还有一个名叫战争的魔鬼，武备松弛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加上朝廷党争不断，政治日益腐败，当日军这个魔鬼朝他们张开大嘴时，他们只会做两件事：一是节节败退，二是向宗主国明朝求救。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的朝鲜相当于明朝的儿子。儿子受人欺负，老子自然要出面主持公道，何况欺负这个儿子的不是善类，是一头永远也吃不饱的狼，吃掉儿子后，接下来就该轮到老子了。

明廷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小小的朝鲜是不能满足倭寇胃口的，他们吞朝鲜只是手段，朝鲜只是一块跳板，最终目的是我大明朝：“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

唇亡齿寒的道理，三岁小孩都明白。

面对企图一口吞掉朝鲜的三十多万（有说二十多万）日军，明朝决定来一次以硬碰硬的对决。

明朝决定出兵时，朝鲜的形势已经万分火急，国王李昖逃到中朝边境的义州，全国八道几乎全部沦陷，仅剩平安道以北靠近辽东半岛之义州一小块地盘。

明朝做的第一件事，是答应朝鲜国王李昖渡过鸭绿江，住在辽东半岛的宽奠堡，把他保护起来。

万历二十年七月，游击史儒、副总兵祖承训率领五千骑兵，作为先头部队率先进入朝鲜，直奔平壤。

当时平壤城内有两万多日军，由一个叫小西行长的统率。

明军突入平壤七星门时下着大雨，到处一片泥泞，极大地限制了骑兵的活动，他们的战马又受到惊吓，乱作一团。

战马怎么会受惊呢？原来前来迎战的日军全都披上鬼脸等恐怖饰物，明军的战马虽然“见多识广”，但是显然没见过这个，顿时吓得乱蹦乱窜。

日军趁机使用鸟铳左右夹击，陷入泥淖的明军损失惨重，史儒和两名千总中弹身亡，副总兵祖承训被迫带领剩余部队退回国内。

因轻敌而出师不利的明朝学聪明了，一面派人和日军谈判，一面做再战准备。

不出所料，日军在谈判中表示坚决不撤军。

那就继续打呗。

在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率领下，第二批明军四万人进入朝鲜，渡过鸭绿江后开向平壤。

李如松玩了一个花招，派使者去传话——咱们领导想和你们议和，有优厚条件。日军统帅小西行长居然信了，派二十多人来接李如松，当场被李如松抓了三个，剩下的有的被打死，有的逃了。

说好的议和呢？干吗弄我的人？一脸蒙的日军派人来质问，被李如松巧妙应付过去。

1594年正月初六，平壤城内的日本人穿戴得整整齐齐，准备欢迎前来议和的李如松。没想到与李如松一同前来的，还有大量明军。日军这才明白上了明军的当，闭城拒守。

平壤之战正式爆发。

此战历时六年之久，以明朝取胜而告终。

这场战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都有较深远的影响，交战三方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此役之后，明朝二十年内无力打击后金力量，眼睁睁看着女真部落日益强大；此役之后，朝鲜虽然得以复国，军民伤亡却高达数十万，代价非常沉重；此役之后，日本也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基本上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时代。

“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对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进行了重新整合。如果非要说输赢的话，那么参战的日本、朝鲜、明朝都成了输家，唯一的赢家是在一边看热闹的后金。

03　非打不可的“播州之役”

播州，大致指今天的贵州遵义一带。

“播州之役”，指的是镇压杨应龙叛乱的一场战役。

播州的祸根，早在唐朝末年就种下了。

那时有个叫杨端的，大败南诏后就把播州占了，直到明朝洪武五年（1372），其首领杨铿才降明。

那以后，杨家就成了播州事实上的土司，经历了二十九代，一直比较安分，和朝廷的关系也比较和谐。

万历年间，播州的“土皇帝”宝座传到了杨应龙这里。和谐，被这个不安分的土皇帝打破了。

杨应龙不但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到处烧杀掳掠，还于万历十七年公开叛乱，企图割据四川。

更为恶劣的是，他居然和朝廷耍起了心眼——我给朝廷带来了麻烦，是不对的，我一定悔过，一定改正。您看这样行不行，为了抵罪赎罪，我出人行不？要不出钱？要不既出人又出钱？

他出没出人、出没出钱，人们不得而知；朝廷是否相信了他，人们也不得而知；人们只知道，这个家伙的所谓抵罪赎罪纯粹是扯淡，如果他是真心的，就不会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和城镇，让他们“搜戮居民，**掳掠”了。

除了这个，这家伙还玩起了时降时反的把戏。朝廷终于被他的“耍猴战术”激怒，派兵征讨。

万历二十七年，都司杨国柱奉贵州巡抚江东之命令，率军三千进剿，却打了败仗，杨国柱被杀。

朝廷彻底毛了，于第二年调集八路大军，每路约三万人，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浩浩****杀向叛军。

刘綎率领的那一路进展异常顺利，在进军綦江的过程中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三道天险，顺便收拾了杨应龙之子杨朝栋统领的苗军。

刘綎这一路旗开得胜，其他几路也捷报频传。

当年三月底，娄山关天险也被刘綎攻占了。

此关被占，意味着宣告杨应龙末日的来临。不到一个月，妄图决一死战的杨应龙又吃了败仗，所依靠的其他几个天险，比如龙爪、海云、海龙囤（今遵义西北）等，接连被刘綎攻占。

攻占上述几个天险之地后，刘綎又和其他几路大军，把杨应龙团团围住，当年六月把大城也破了。

这下玩完了，咱们不活了行不？行，咱们不活了——想活也活不了了呀！于是，他和两个小老婆一人一根绳子上吊了。

杨应龙叛乱平定后，播州被分为遵义、平越二府，遵义属贵州，平越属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