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既派遣大批特务分入行政的各个部门，他还觉得不放心，他还要把特务深入到军队中去，来监视将帅和军队。

这种军中特务的派遣，朱由检是完全因袭他的列祖列宗的办法而集其大成。大略说来，可分为三个系统：一是负监视责任的特务，有监视和监军的分别，派往边镇的叫做监视，派往内地军中的叫作监军(53)。这些监视、监军的权柄，远在将帅之上，将帅有所行动，必须得他们同意，他们对于将帅又可以随时向皇帝密奏弹劾。二是直接统兵的特务，先还只是在京中统率京营，后来竟派出去统率各地大军，俨然是大将军体统了。三是由朱由检直接秘密派到军中的个别特务，负秘密侦探责任。

秘密军事侦探

这些军中特务，派遣最早的是秘密侦探，在朱由检即位时就遣出去了。如崇祯元年：

宣府巡按李养冲疏言旗尉往来如织，踪迹难凭，且虑费无所出。帝以示（大学士李）标等曰：“边情危急，遣旗尉侦探，奈何以为伪？且祖宗朝设立厂卫，奚为者？”标对曰：“事固宜慎。养冲以为不赂恐毁言日至，赂之则物力难胜耳。”帝默然。(54)

同时，大学士钱龙锡也曾为此奏谏过：

（元年）帝好察边事，频遣旗尉侦探。龙锡言：“旧制止行于都城内外，若远遣恐难信任。”(55)

特务遍军中

到第二年朱由检便公开地派遣特务去监视军营了。《明季北略》卷七云：“二年，大清兵南下，京师戒严，乃复以内臣视行营。”这些内臣的姓名，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四载：

二年……冬十一月，我大清兵南下，始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太监冯元升核军讫，始下户部发饷。又命太监吕直劳军。

而《明史·庄烈帝纪一》载，这时由检又曾派宦官催总兵满桂出战。这宦官是谁，已不可考了。

这以后，军中特务就不断地派出了。兹据《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及《明季北略》所载，略略统计于下：

崇祯二年十二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监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监太监司风翔总督忠勇管提督京营。(56)四年派内臣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监饷宣府，刘文忠监饷大同，刘允中监饷山西。又命王应期监军关宁，张国元监军东协，王之心监军中协，邓希诏监军西协。同年十一月又命太监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吕直监视登岛海禁。(57)十二月以司礼监右少监刘芳誉提督九门。(58)六年五月，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为内中军，分入大帅曹文诏、左良玉、张应昌、邓玘诸营监军。(59)六月又命太监高起潜监视宁锦兵饷。(60)九年七月，兵部尚书张风翼出督援军，又特命高起潜为总监，并以司礼大珰张云汉、韩赞周副之。同时又遣太监李辅国、许进忠等分守紫荆倒马诸关，孙惟武、刘元彬防马水河。(61)司礼太监魏国徵守天寿山。(62)十一年七月以司礼太监张荣提督九门。(63)十五年正月命太监王裕民、刘元彬典禁兵。十一月清兵入塞，京师戒严，命勋臣分守九门，太监王承恩督察城守(64)。又命司礼太监方正化总监保定军务。(65)直到十七年二月，就是亡国前一月还派内官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及近畿要害。(66)这些太监姓名及所监视的地点，据《烈皇小识》卷八载：“卢维宁往通、津、临、德，方正化往真保，杜勋往宣府，王梦弼往大名、广平，阎思印往顺德、彰德，牛文炳往卫辉、怀庆，杨茂林往大同，李宗化、张泽民往苏镇中西二协。”甚至到亡国前十几天三月初六日还派太监杜之秩协守居庸关。(67)十一日又命秉笔太监王承恩提督内外京城，总督蓟辽。王永吉节制各镇兵符，一切调度权宜进退将吏赏罚功罪等，俱听便宜行事。十四日又起用旧司礼太监曹化淳戴罪守城。(68)到十九日京城就被李自成攻陷，朱由检吊死煤山，他信任特务可谓至死不悟了。

这种过分信任特务，当时并不是没有人向朱由检进谏，但是他都一概置之不理，甚至加以罪名，或罢斥，或谪贬。如崇祯四年派出王坤等一大批特务的时候：

（南京御史李）曰辅上疏谏曰：“迩者一日遣内臣四，寻又遣用五，非兵机则要地也。廷臣方交章，而登岛、陕西又有两阉之遣。假专擅之权，骇中外之听，启水火之隙，开依附之门，灰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臣愚实为寒心。陛下践祚初，尽撤内臣，中外称圣。昔何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择将为先。陛下不筑黄金台招颇、牧，乃汲汲内臣是遣，曾何补理乱之数哉！”帝怒，谪曰辅广东布政司照磨。(69)

又如：

（李）世祺上言：“……黄衣之使，颉颃卿贰之堂；貂蝉之座，雄踞节钺之上。低眉则气折，强项则衅开。各边监视之遣，已将期月，初虽间有摘发，至竟同归模棱，效不效可概见。伏愿撤回各使，以明阴不干阳之分……”帝以借端渎奏，切责之。(70)

其他如魏呈润、赵东曦、庄鳌献、周镳等都因论监军之事得罪。

但有时朱由校也因为说的人太多了，也不得不敷衍一下，如崇祯七年六月曾下诏罢各道监视太监，谕旨前半段倒也冠冕堂皇，说是“朕御极之初，撤回内镇……己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览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亦欲诸臣自知引罪。今经制粗立，兵饷稍清，诸臣亦应知者，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可是，最后两句却又说：“惟关宁密迩外境，高起潜兼两镇暨提督内臣如故。”(71)还是拖了尾巴，做不彻底。所以不久之后，这些特务就又纷纷派出了。

特务既这样被信任，气焰自然不可一世，如华允诚上疏所言：“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群僚趋走，惟恐后时，皇上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幸窦已开；以操纵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72)这种“尊大”的实际例子，如高起潜为总监时，行部视师，下令监司以下的官都用军礼谒见，永平道刘景耀、关内道杨于国认为是一种耻辱，便上疏求免。不料由检竟说：“总监原以总督体统行事。”于是免了杨于国的官，降刘景耀二级，以示惩戒。(73)从此以后，监司大员就再也不敢和他们争礼了。

朱由检既这样袒护特务，特务们就越发猖狂起来，对同营将帅和巡按御史都随意弹劾诬奏，这些将帅御史如若上奏辩驳，一定吃亏。如崇祯五年，蓟辽总督曹文衡与监视中官邓希诏相讦，当时有位给事中黄绍杰上言：“文衡烈士，受内臣指摘，何颜立三军上。希诏内竖，讦边臣辱国，大不便。亟宜更文衡而罢希诏。”但是，“帝不听。久之，文衡以闲住去”(74)。又如宣府监视中官王坤“至宣府，甫逾月，即劾巡按御史胡良机。帝落良机职，命坤按治。给事中魏呈润争之，亦谪外”(75)。于是王坤便越发肆无忌惮，竟弹劾起朝廷宰辅来了。《明季北略》卷九云：“周延儒……入阁办事，至是年（崇祯六年）正月，为宣府阅视太监王坤所劾……延儒遂放归。”这是有明一代所未有的骇人听闻的事，于是朝臣纷纷论奏，如吏部尚书李长庚率同列上言：

陛下博览古今，曾见有内臣参论辅臣者否？自今以后，廷臣拱手屏息，岂盛朝所宜有？臣等溺职，祈立赐谴诎，终不忍开内臣轻议朝政之端，流祸无穷，为万世口实。(76)

给事中傅朝祐也奏称：

皇上虑周边境，用王坤监视宣大，未尝令其司弹劾之权，操中外之议也。乃一参再参及阁臣，纵令阁臣有过，朝廷耳目之司，夫岂乏人？乃令中官言之，书之史册，何以示子孙而传后世哉？臣于是不能不为首辅咎焉，当遣内臣之始，何不近援祖制，远援汉唐宋之覆辙以力谏？即不然，相率以去就争之可也。臣又不能不为诸辅咎焉，当票拟王坤之疏，曷不直言揭奏，正义责坤，为皇上遵祖制，为朝廷持大权，而顾唯唯以听之乎？臣不特为阁惜，而深为国体惜，为天下治乱之大关惜也。(77)

同时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也上章奏论，遭到由检的一顿痛斥，已见前引。特务们这种炙手可热的威势，真如王志道在另一奏疏中所慨叹的“近者内臣举动，几于手握皇纲”(78)了。

宰辅可劾，更有何事不敢为，何况特务们彼此相护，连成一气，更无法予以打击。如崇祯七年：

陕西按察副使贺自镜奏监纪太监孙茂霖玩寇。宣府太监王坤奏：“监军纪功罪耳，追逐自有将吏在。果如自镜言，则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上不问。(79)

又如崇祯十一年：

冬，大清兵入密云，总督吴阿衡败没，廷议增设巡抚一人，驻密云，遂擢（赵）光忭右佥都御史任之。至即发监视中官邓希诏奸谋。帝召希诏还，而令分守中官孙茂霖核实。茂霖为希诏解，光忭反得罪，遣戍广东。(80)

这些特务这样专横，朱由检不但不问，反而予以优待鼓励。崇祯五年礼部主事周镳曾切直地指出这点，说是：

尤可叹者，每读邸报，半属内侍之温纶。从此以后草菅臣子，秽亵天言，只徇中贵之心，将不知所极矣。(81)

这种鼓励，便是破例地给这些特务或其子弟加官进爵，实例多得很，略举一二如下：

（崇祯七年）六月，叙禁旅功，荫太监曹化淳世袭锦衣卫千户，袁礼、杨朝进、卢志德各百户，以击盗屡捷也。(82)

（八年）十一月，太监高起潜弟荫锦衣卫中所正百户，世袭。(83)（九年）十月，叙京师城守功，太监张国元、曹化淳荫指挥佥事，各世袭(84)。

以上是由检时的特务监视监军的情形，此外朱由检还继续了魏忠贤时的内操，崇祯八年给事中何楷曾奏称：

与今日之灾变大相关切者，无如内操一事……神祖罢之，忠贤复之，沿习至今，将成永制。臣愿皇上斥忠贤之谬，以神祖为法，责成京营四卫，精严操练，以壮皇灵；尽撤内操，用清禁地。(85)

而京营方面，朱由检则全部交给宦官特务管理：

京营自监督外，总理捕务者二员，提督禁门、巡视点军者三员，帝皆以御马监、司礼、文书房内臣为之，于是营务尽领于中官矣。(86)

这些家伙管理京营的情形则是：

营将率内臣私人，不知兵。兵惟注名支粮，买替纷纭，朝甲暮乙，虽有尺籍，莫得而识也。(87)

后来这些兵只要一听到炮声就吓得乱跑，终于京师被陷：

流贼入居庸关，至沙河。京军出御，闻炮声溃而归。贼长驱犯阙，守陴者仅内操之三千人。京师遂陷。(88)

贪污纳贿 剥削人民

至于监视、监军特务们在地方上的行为，更是横暴万分、无恶不作。他们首先是贪污纳贿，剥削人民。当时真定巡按李模疏参分守太监陈镇夷的劣迹，言之极详。据他说这个陈镇夷一到任便包揽词讼，设立关卡，科派里甲，兴建衙宇：

分守太监陈镇夷贪婪暴虐，官民寒心，谨昧死特陈其状：旧知识郭名杨，先往保定迎接，馈银三百两。一到任，即题充旗鼓，关通贿赂，倚为腹心。凭听萧钱两主文，本章批判，尽出其手。凡揽受田产小词，尽批解究——奸徒得志，殷懦股栗。因关把总何起龙托旗鼓送银二百两，求管关税，每日抽黄钱二三千不等；单身人过，亦索钱二十文，怨声载道。工食器用等项不许科派里甲，非敕书所载乎？乃私用米豆，发牌行唐□等县买办，止各发银二百八十两，计各费过三百四十两，有赔解富户可问。建造衙宇，费过工料银五百余两，复行赵州等处摊派，有督工王省祭可查。(89)

其次，便是混征饷额，扣克兵饷，以致马多饿倒，士卒逃去：

营兵月饷，应问易州饷司支领，忽坐下真定州县本色豆三千石，草九万束，是额饷竟可混征也。营兵每月饷银二两二钱，乃每名扣除四钱七钱不等。五营官总送衙门内至，领兵上关，每名该行粮升半，正给一升，草每束折银四分入己，马多饿倒。以致兵士愤恨，槐树铺逃去马兵三百余名，镇城又逃去二百名，佯付不知，支粮如旧。(90)

甚至，纵兵为盗，抢劫平民：

至其纵兵为盗也，任文秀跃马截劫于晋州，箭穿入骨，当经马保印等搜获赃钱；乃文秀不究，而赤马牵入私厩矣。王家远司二等行官劫路，当经刘均艾等人马连获，乃偏听千总王道新曲禀，而捕役反马问徒罪矣。撞门劫杀贾永先家，则有赵标、庄应伦等，将珠宝衣服，对人夸张，而失主不敢告官矣。劫杀郝三九抛井，则有吕世龙、于武众等，被尸亲认驴喊告，而问官不敢直指为兵矣。(91)

并且，勒令每营将官都得致送财物：

将官献馈，何一不从扣克得来？乃令郭旗鼓问每营将官索要三千两，各先送过五百两，独火功营将王震仲素负气骨，不肯应承，终日提营中官役呵责，仍央郭旗鼓解说，送银炉银如意各一件，罗缎潞绸各十疋，马二匹，骡一头。尚嫌不足，又问龙固营守备白之昆指查卖放捞河军人，要从重参处，央郭旗鼓送银四百两，俱从东边小门，交张掌收入，合军皆知。(92)

各州县也得照样致送：

更可异者，查城上托张中军传意州县，一二等各要谢荐仪二百两，且关防何事，就中掠取。即藁城一县勒送银壶二把，金盘盏四副，而曲阳之牙绶，一网收尽，是为何体？恣意摧辱士类，以示威风，举人阎东井缚来庭讯，生员赵必达，经批黜退。甚且控冤之王相嫡兄被兵赵士采、王家士等劫杀有案，径行提问，贼兵收营，冤生下狱，颠倒戮士，是为何法？(93)此外，便是卖官鬻爵：

尤可讶者，近日巩固营总练报升，当夜二鼓，令郭旗鼓向张德昌讲话，约定银三千两，题补前缺；次日，即与发本，是大帅可以货取之。一疏拔置三将领，是枢部可以不设也。不亦废典制而辱剡章乎？(94)

而威焰自然更是逼人，凌辱官吏，无所不至：

至如纵放张家掌等横扰驿递，倍索乾折。嗔怪井陉等县供应不周，凌辱正印典史驿丞，动责数十，犹具贪戾之余波已。若其接待有司，箕踞漫骂，稍不遂意，开口提参；逼致生日馈献，银铸寿星炉爵杯盘及绣缎等件，充斥衙署，有各衙门小报可据。俨然自称军门，而勒送礼物。嗟乎！皇上有何负于内臣，而敢举朝廷之礼法纲纪，将士吏民，一旦凌夷暴殄至于此极也。(95)

以上这些情形，在当时并不是陈镇夷一人如此，据《烈皇小识》云：“时所遣内奄，在在播恶，不独一陈镇夷，第他处抚按不敢直陈，惟模能据实入告耳。”但这种据实入告，朱由检不但不信从，反听了陈镇夷的诬蔑，将李模降三级调用。

拥兵自卫 屠杀人民

这些特务打起仗来，更是糟糕不堪，他们胆小如鼠，只知道拥兵自卫，或是带兵逃跑，如朱由检最信任的特务高起潜便是如此。

高起潜在当时所有军事特务中，是号称“知兵”的一个。但他这个“知兵”，是只知道看别人作战，自己却是拥兵自卫的，如崇祯十一年“清兵入墙子岭、青山口……京城戒严，召卢象升帅师入卫。象升主战，（杨）嗣昌与监督中官高起潜主款，议不合，交恶”(96)。这交恶的结果，卢象升便独自作战起来，危急的时候，派人向高起潜乞援，起潜置之不理，以致卢象升战死：

（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师至巨鹿贾庄。（高）起潜拥关、宁兵在鸡泽，距贾庄五十里而近。象升遣杨廷麟往乞援，不应。师至蒿水桥，遇大清兵……遂战。夜半，觱篥声四起。旦日，骑数万环之三匝。象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炮尽矢穷。旧身斗，后骑皆进，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97)

卢象升既然战死，高起潜也知道这事他脱不了干系，不免有些恐惧，于是便捏造战报，说象升并未战死：

已卯，卢象升总督败没，镇珰惧罪，阴言其不死。命遣校侦之，以实闻。下校狱，酷拷不承而死。垂死，拜狱神曰：“某不枉卢总督，虽死不憾。”(98)

但他的部将如若打了败仗，他却又会弹劾别人不援助，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会督师中使高起潜部将侯拱涵败绩，起潜劾公（河间太守颜允绍）阻挠援师，以致转战堕敌。上震怒，诏逮公。邯郸民闻之，空城出走，将诣阙极陈督师欺蔽状。公力沮之，乃赴中丞直指讼冤，始从薄谴，镌职三级。(99)

而别人如果打了胜仗，高起潜的部将却又妒嫉争功，甚至诬蔑别人打的不是敌人，而是他们。别看他们平时胆小如鼠，争起功来，却倒凶猛得很：

十二月二十八日，大兵攻济宁，公（兵备道冯元飏）击退之。其明日，高阉之部丁祥至，以为公夜来所击杀者其营兵也，反戈相向。公登陴而谓之曰：“吾以济城为存亡，但知攻吾城者耳□。”志祥语塞而退。(100)

起潜的兵士打起仗来不行，但抢劫老百姓的本事却很大，而且地方官对他们也无可奈何，所以当时土匪都冒充他的兵丁：

临洺关沙河县城俱破，群盗乘机窃发，焚掠村聚。（张）执塘往擒数人，比至县，则瞋目箕踞曰：“吾高总监部兵也。”(101)

高起潜就是这样一个“知兵”的特务，明史称他“实未尝决一战”，只是拥兵游**，抢掠人民。但报起功来，他却又有绝妙的办法，便“割死人首冒功”(102)。这些死人头，敌人的，自己士兵的，以及老百姓的全有。此外，将官们如果忤触了他，他便想方设法地栽诬倾轧，如：

朱文德……崇祯时积功至松山副将。忤监视中官高起潜，为所中，斥罢。(103)

像这样的事还多得很，这不过是一例而已。

“知兵”的高起潜如此，其他的军事特务自然更糟，史称：“诸监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104)这一点也不冤枉他们。事实的例子如崇祯九年七月：

大清兵自天寿山后入昌平，都城戒严……（兵部尚书张）凤翼惧，自请督师。赐尚方剑，尽督诸镇勤王兵……命中官卢维宁监督通、津、临、德军务，而宣大总督梁廷栋亦统兵入援。三人相掎角，皆退怯不敢战。(105)

除了这样畏缩不前的家伙而外，另外一批便是昏聩糊涂，兵临城下，还饮酒称寿。如崇祯十一年十月——

清骑入犯蓟、昌，总督吴阿衡与镇守太监邓希诏称寿。已报清兵入口矣，犹坚留与邓公饮百杯，取百寿之庆。饮毕，醉不能师，遂死于乱军中。(106)

但这些还算是好一点的，还有更不成话的事情。如卢九德一到危急的时候，便找许多和尚来诵经念佛：

（崇祯九年）正月……以太监卢九德率京营兵征豫楚诸贼，而以黄得功宋纪隶焉……卢九德惟贿是狗，贼急，辄募群僧诵佛号，以祈免死。(107)

等到这些人民义师退了，他们便在后面追逐，但实际上却是劫掠和屠杀人民，闹得人民关起城来拒绝他们入内，这回他们的胆子却壮了，竟要攻城！

（崇祯十四年）十月，太监刘元斌、卢九德率京营京兵，追贼至寿州，及之。元斌留四十日不进城门昼闭，纵兵大掠，杀樵汲以冒功。既而欲攻城，州民敛数万金赂之，乃免。(108)

除了抢劫和屠杀人民而外，还掳掠妇女：

（崇祯七年）贼入川……中官陈大金与左良玉来援，副使徐景麟见其多携妇女，疑为贼，用炮击之，士马多死。大金怒，诉诸朝，命逮景麟。(109)

这样残虐，使老百姓恨入骨髓，所以有些时候，老百姓便引带人民起义军来攻击他们：

崇祯六年……凤阳军民素疾守陵太监杨泽贪虐，引贼来寇。八年正月，贼遂攻陷凤阳，焚皇陵，烧龙兴寺。(110)

还有一次满清兵临城外，他们便私自馈送金帛，和满清讲和。如崇祯五年：

大清兵入宣府，巡抚沈（上啟下木）与中官王坤等遣使议和，馈金帛牢醴，师乃旋。(111)

但事毕之后，王坤却又奏发，将这私自讲和的栽到别人身上：

适宣塞有私和事，王坤时监宣饷，且请代。（赵）东曦上言：“……乃监视王坤方会饮城楼，商榷和议，边臣倚庇，欺蔽日甚。坤不得辞扶同罪，反侈边烽已熄为己功，且请代……愿陛下正坤罪，撤各使还京。”帝言：“宣镇擅和，实坤奏发，何谓欺隐？”调东曦外任，谪福建布政司都事。(112)

朱由检这样信任特务，满清方面也全调查得很清楚，于是便利用这些特务来施行反间计，当时大将袁崇焕就是这样被杀死的。事情发生在崇祯二年十一月，清兵进逼京师城下袁崇焕奉命入援的时候：

（袁崇焕）营城东南隅，立棚木以守……先是大军获宦官二人，令副将高鸿中等守之。太宗文皇帝因授密计鸿中等于二宦官前，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闻其言，纵之归，以所闻告于上，上遂信之不疑。(113)（《明史·袁崇焕传》卷二五九亦同此说，惟黄宗羲《南雷文约》卷一“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则云此事发生在崇焕守广宁时。）

于是便将崇焕下狱，三年八月磔于市。袁崇焕是当时最有能力的一个将官，他死了以后，就再没有人能和满清对抗了。所以连满清人修的《明史》在崇焕传中也慨叹道：“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朱由检自坏长城，而原因却是信任特务。

在这种情形之下，将帅们当然心灰意懒，而稍有一点骨气的人也都被特务们排挤以去，剩下来的少数几个，在特务们挟制之下，就是想出力也无从出起，此外便都是些媕婀逢迎之辈，他们倒是欢迎军中有特务来监视的。这原因杨士聪说得很透彻：

监视之设，止多一扣饷之人，监视之欲满，则督抚镇道皆有所恃矣，故边臣反乐于监视，功易饰败易掩也。(114)

当时倪元璐也曾指出这情形，说是：

边臣之请，归命监军，无事禀成为功，寇至推委百出。阳以号于人曰，吾不自由也。(115)

到后来历久习成，将帅们多拱手听命，不作主张。如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兵临京师的时候，守城将官襄城伯李国祯事事听命太监王承恩、王相尧，自己则“坐城楼无所主张”(116)，而“内侍专城守，百司不敢问”(117)，便是一例。

但朱由检对这些监视监军的特务，也并不是完全信任的。有一个时期他曾另派出一些更亲信的特务去监视那些原有的特务，名叫“视监视”。《玉堂荟记》卷下云：

上性多疑，有监视。又有视监视，多一人有一人之费，穷边士卒，何不幸一至于此！

用特务来监视特务，层层监视，在朱由检看来，也许是万无一失了。但结果开城迎接朱由检敌人的，就全都是这些监视和视监视特务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