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朱翊钧时代人民掀起反特务斗争，以后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始终不曾间断过。到魏忠贤时，这斗争就越发尖锐，越发开展，终于将特务打击得不敢再出京城。

天启五年魏忠贤派缇骑逮捕杨涟、左光斗的时候，就已经激起人民的反抗，逮杨涟时的情形是：

当其（杨涟）舁榇就征，自邸抵汴，哭送者数万人，壮士剑客，聚而谋篡夺者几千人。(82)

逮左光斗时，县民便散发告示，要打缇骑，还是左光斗制止住了：

忠贤矫旨，遣缇骑逮光斗、涟入京考鞫，缇骑至桐，光斗泣语诸弟：“父母老矣，吾何以为别？”家人环泣生祭，县中父老子弟张檄示击缇骑。光斗曰：“是速死矣！”固止之。(83)

这两次虽然没有爆发，但全国人民对特务的愤恨已经到了沸点，终于在魏忠贤派缇骑逮捕周顺昌的时候激烈地爆发起来，而成为明代一大事件，地点在苏州，时间则是天启六年三月。

周顺昌事实已详第五章第二节，他这次被逮经过以及人民反抗情形《明史》曾有记载：

顺昌好为德于乡。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辄为所司陈说，以故士民德顺昌甚。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诸生文震亨、杨廷枢、王节、刘羽翰等前谒（毛）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请以民情上闻。旗尉厉声骂曰：“东厂逮人，鼠辈敢尔！”大呼：“囚安在？”手掷银铛于地，声琅然。众亦愤，曰：“始吾以为天子命，乃东厂耶！”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旗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一鹭、吉不能语。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素得民，曲为解谕，众始散。顺昌乃自诣吏，又三日北行。(84)

这段记载比较简略，据姚希孟《开读本末》(85)所载，东厂缇骑是三月十五日到苏州的，领头的是锦衣千户张应龙、文之炳两人。那几天连日阴雨，景色惨淡，但是消息传出去以后，“穷村僻落，蝇附而至，愿一识周吏部，日不下万人”。可见事件发生并不是突然的，前几天早就有酝酿了。而特务们的索贿敲诈，也特别刺激群众。原来那时东厂缇骑逮人，所奉诏旨，宣读后便不得逗留。所以他们照例先不宣读诏旨，而叫当地官府去向被逮的人要钱，被逮的人纵是一贫如洗，也必须东凑西借来满足他们。因为囚犯上路以后，性命便悬在他们手中，一不高兴，就可以随便动刑致死的。钱敲了以后，这才宣读诏旨，起解上道。周顺昌这次当然也是如此，一开口就要得很多，顺昌家无一钱，而且也不肯这样做，便说道：“七尺之躯，今已委若辈，即不送一文，奈我何！”(86)但是他的朋友们如杨惠庵、袁熙甫等怕半路上出事，大家便凑钱帮助。不料又被缇骑知道了，认为有利可图，便要得更多，并且公开地说：“不尔，则周某途中且不保，纵枉死，孰敢叩阍。”(87)于是，“贫士贷修脯，负贩儿解敝襦质库中，共饱馋喙。而缇骑犹欲满其橐，越三日始宣诏”(88)。这情形当然也容易激起群众的愤怒，所以殷谱也说当时情形是“人怀攘臂矣”。到十八日宣读那天，情况便非常紧张，地点就在巡抚衙门里。《开读本末》记当时情形甚详：

众闻顺昌将就槛车，倾城而赴。执香者烟涨蔽天，冤号声闻数十里。至使署，众益集。门犹未启。署逼城（外门里垔），众登城林立，雉堞皆满。香焚雨中如烈炬，城上下遥呼相应，声震天。顺昌出不意，再拜请解，众不为动。比一鹭与按臣徐吉至，命启门，士民蜂涌入。堂上设帏幕仪仗，二锦衣列侍，群尉鹄立指挥，最下置扭镣，为被逮者蒲伏之所。众悲愤。

至如当时殴击情形，《开读本末》所记也比《明史》较详：

众怒，忽如山崩潮涌，砉然而登，攀阑折楯，直前奋击。诸缇骑皆抱头窜，或升斗拱，或匿厕中，或以荆棘自蔽。众搜捕之，皆搏颡乞命，终无一免者。有蹴以屐齿，齿入其脑，立毙，疑即李国柱云。其逾墙出者，墙外人复痛捶之。

当时殷献臣(89)曾当场目击这情形，觉得这样会更增加周顺昌罪名，便“从中痛陈不可”。可是却“被悍民以香刺面，几饱以老拳”(90)，可见民情激昂悲愤到如何程度了。

这次领头殴击的是市民颜佩韦等五人，吴肃公所撰《五人传》记这五人动手时的情形甚详：

五人者，曰颜佩韦，曰马杰，曰沈扬，曰杨念如，曰周文元。佩韦，贾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从父兄贾，而独以任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骇罢肆。而诏使张应龙、文之炳者，虐于民，民益怒，顾莫敢先发。佩韦于是爇香行泣于市，周城而呼曰：“有为吏部直者，来市中。”或议，或询，或泣，或切齿骂，或搏颡吁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醵金为赆，或趣装走京师挝登闻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洎宣诏，诸生王节、杨廷枢、文震亨、徐汧、袁徵等窃计曰：“人心怒矣，吾徒当为谒两台，以释众怒。”又谓：“父老毋过激，激，只益重吏部祸。”父老皆曰：“诺。”乃相与诣西署，将请于巡抚都御史。巡抚者，毛一鹭，珰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吴令陈文瑞，由县至西署，佩韦率众随之。而马杰亦已先击柝呼市中，从者合万余人。会天雨，阴惨昼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躏，泥淖没胫骭。吏部舁肩舆，群争吊吏部，枳道不得前。吏部劳苦诸父老，佩韦等大哭，声震数里。移时抵西署，署设帏幕仪仗。应龙与诸缇骑立庭上，气张甚。最下陈锒铛钮镣诸具，众目属哽咽。节、震亨等，前白一鹭及巡抚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珰就逮，祸且不测，百姓怨痛，无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请释之，以慰民乎。”一鹭曰：“奈圣怒何？”诸生曰：“今日之事，实东厂矫诏，且吏部无辜，徒以口舌贾祸。明公剀切上陈，幸而得请，吏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请，而直道犹存天壤，明公所获多矣。”一鹭张周无以对。而缇骑以目相视耳语谓：“若辈何为者？”讶一鹭不以法绳之。而杨念如沈扬两人者，攘臂直前，诉且泣曰：“必得请乃已。”念如故阊门鬻衣人，扬故牙侩；皆不习吏部，并不习佩韦者也。蒲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缇骑怒叱之。忽众中闻大声骂忠贤逆贼逆贼，则马杰也。缇骑大惊曰：“鼠辈敢尔，速断而颈矣。”遂手锒铛，掷阶砉然，呼曰：“囚安在？速槛报东厂。”佩韦等曰：“旨出朝廷，顾出东厂耶。”乃大哗。而吏部舆人周文元者，先是闻吏部逮，号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跃出直前夺械，缇骑笞之，伤其额。文元愤，众亦俱愤，遂起击之炳，之炳跳，众群拥而登，栏楣俱折，脱屐掷堂上，若矢石。然自缇骑出京师，久骄横，所至凌轹，郡邑长唯唯俟命，苏民之激愕出不意，皆踉跄走。一匿署阁缘桷，桷动惊而堕，念如格杀之。一逾垣仆淖中，蹴一屐，脑裂而毙。其匿厕中翳荆棘者，俱搜得杀之。一鹭、吉皆走匿。

据此，被打死的缇骑当为三人。而《忠介烬余集》卷四附录《五人传》则为二人，《先拨志始》卷下也说是“毙者二人”，汪有《典史外卷二》周忠介传则说是“立毙官旗数人”，均与明史所载不同。至于受伤的缇骑，则事后“从血肉中扶疮痍起，奄奄仅属”(91)。

这一次大打，可真把特务们打得魂飞胆落了，除了当时“搏颡乞命”而外，事后更躲着不敢出来，而且闹得神经都有点失常，“闻人声稍厉”，便“股栗求救”。于是，毛一鹭只好“召介士环署卫之”(92)。在这样情形之下，自然谈不上什么执行逮捕命令，宣读什么诏旨了。加以老百姓这时仍是誓死不愿周顺昌就逮，散了许多传单，贴在大街上。于是官方吓得偷偷地把周氏藏到县署，一方面宣称“候旨始发”，借以缓和民愤；一方面和周顺昌暗下计划，在二十六日夜间二更时分，由府县调动水陆大兵，护送周氏及缇骑乘小舟由间道出浒关，缇骑们才算脱了险境。但是宣读诏旨这一仪式却不能不做，于是便泊舟旷野间，在一个荒凉的望亭驿中举行，草草了事。特务的威风，统治者的尊严，这一下全给人民打击得扫地无余了。说也奇怪，这些缇骑离开苏州以后，似乎还有余悸，一路上待周顺昌都很好。(93)

更妙的是魏忠贤派在苏州侦察的秘密特务竟张皇失措地跑回北京乱报消息，魏忠贤听了这消息也吓得心惊肉跳。这一些慌张情形《先拨志始》卷下有一段很详细的记载：

时忠贤所遣侦事人在吴者，踉跄星驰告曰：“江南反矣，尽杀诸缇骑矣！”次至者曰：“已劫顺昌而竖旗城门，门昼闭矣！”又次者曰：“已杀都贤使，绝粮道而劫粮艘矣！”忠贤闻之大恐，以咎（崔）呈秀，跪而数之曰：“若教我尽逮五人，今且激变矣，奈何！”呈秀惶怖叩首请死，忠贤叱之出。李实闻变亦闭门痛哭，两目尽肿。

一直到毛一鹭上疏言“傅得倡乱者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等，乱已定”（毛一鹭原是魏党，苏人恨之入骨，曾有人夜粘对联于军门鼓上曰：“拔一毛一毛不肯，杀一鹭一路太平。”(94)），魏忠贤方才安下心来。但从这以后，“缇骑不出国门矣”(95)，由此也可见特务还是怕打的。

至于颜佩韦等五人则是自动投案的，汪有《典史外卷·周忠介传》：

次日（按：即指事变之次日），一鹭飞章告变，将屠其民，而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者前自承曰：“杀校尉独吾属为之，他皆无与，周吏部贤者，独杀五人可也。”攘臂发上指，竞取锒铛自系就狱。当此之时，五人之名震天下。

而当七月十二日(96)提出这五人行刑的时候，毛一鹭还恐怕闹出意外，自己不敢监斩，“以属兵使者张孝，孝流涕而斩之”。后来吴人将他们合葬虎丘旁，题曰“五人之墓”，并给他们立了一个祠堂，就是毛一鹭为魏忠贤所建的普惠祠址，还没有完工就改为“五人祠”了。另外和颜佩韦等同阵领头打缇骑的还有吴时信、刘应文、丁奎三人，皆捕得论徒杖(97)，而诸生被降斥的有王节、刘羽仪、殷献臣、王景皋、沙舜臣等五人。(98)

这事结束以后，人民还是愤怒不已，于是便倡议不用天启钱，以示反抗，这简直有点要推翻政府的意味了。孙之（左马右录）《二申野录》卷七曾载此事：

苏民倡议天启无道，互戒天启钱不用。各府州县皆和其说，将天启钱积下。后传至京中，各省直出示晓谕，钱乃行。私禁凡十阅月。

周顺昌事件是在城里发生的，同日在城外也发生殴打特务的事件。其经过如下：

日已旰（按：即指三月十八日），而缇骑往浙逮黄尊素者，舟过胥关，方从津吏需索，且从市中疆索酒脯。市人亦执而击之，周呼城上曰：“缇骑复至矣！”众复乘势往，焚其舟，沉其橐于河。缇骑泅水过西岸，岸多田父，复以耰锄逐之。北人不习水，抱片木，浮沉数里，至僻处，乃敢登。(99)

这次领头是戴镛、杨芳、季卯孙、许尔成、邹应桢等五人，后来“皆捕得论徒杖，而戴镛竟瘐死狱中”(100)。至于这些特务不仅挨了这一顿打，更重要的是把驾帖（那时逮人的公文）弄丢了，没有证明，便不敢上浙江去。后来还是“尊素闻，即囚服诣吏自投诏狱”(101)，才算了结。

同月缇骑赴江阴逮李应升，也遭到了打击，《先拨志始》卷下云：

李公被逮之日，未开读先，常民一时集者数千人，与苏州不约而同，欲击官旗。知府曾樱再三晓谕抚慰，始得解散。

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三引蔡士桢《纪略》则较为详细，蔡氏为当时目睹其情形人之一：

忽报：南察院前有数千人，忿激如雷，言：“李官忠臣，何忽见其就逮？”与姑苏不约而同，奋臂大呼欲杀旗校。府尊即往晓谕，嘱余促仲达（应升字）至，余翼捍同行，填街塞巷，马不能前。仲达下马拜求，众方解散。因迁官旗于东察院，陈兵卫之。

但是到了开读那一天，还是出了事，《二申野录》卷七：

时至江阴逮御史李应升，开读时亦有垂髫少年十人，各执短棒，直呼入县署，杀逆珰校尉，诸尉踉跄越墙奔窜。一卖蔗童子十余岁，抚髀曰：“我恨极矣！”遂从一肥尉后，举削蔗刀脔其片肉，掷以饲狗。

“我恨极矣”，咬牙切齿之声，俨然纸上。可见当时人民对特务的愤恨实已到了极点了。而当时那些特务大概鉴于苏州之变，“亦颇畏惧，且多方用情，不遗余力云”(102)。

这次斗争在当时却是有很大的效果的，特别是周顺昌那一事件竟使魏忠贤吓得从此以后不敢再派特务出来胡乱逮人，确是一个空前的胜利。

朱由检即位后，又重用特务，于是又派缇骑出来逮人，结果也遭到人民打击。如崇祯十三年派缇骑逮四川巡抚邵捷春时，便激起成都人民的反抗：

邵捷春有惠政，都人甚德之。及被逮，其校尉居贡院中，百姓万余人往击之，校尉逾墙走。捷春先遣校尉行，而后自间道诣阙，竟论死狱中。方乱民围校尉时，司道官喻之，不听。华阳知县某跪请解散，民诟詈不止。(103)而在这次事件三年之后，明王朝也就灭亡了。

总括本节看来，这些人民反特务斗争，时间不可谓不长，地域不可谓不广，规模也不可谓不大。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每一次都不曾延续多久，好像一阵风暴，一次潮汐，来得飘忽，去得也快。我们根据事实来分析这原因，主要的不外是：

第一，领导和参加这一斗争的都是士子商人和市民（反孙隆和刘成那两次虽有织工参加，但却不是主要的），这一阶层本身就缺乏团结性，浮动而不坚韧。当一个斗争开始的时候，由于浮动，所以容易热情奔放，会忘其所以地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但**一过去，眼看着血淋淋的事实，脆弱的感情受不了这刺激，便开始胆怯、恐惧，甚至战栗了。于是这一阶层所特有的一些犹豫、顾忌、自私等劣根性就趁势伸出头来，开始把握不住自己而萎缩动摇，这样的情绪自然是无法维持长期斗争的。

第二，参加这些斗争的市民，在他们认识上的出发点，多半是个人的复仇主义。所以他们只知道打击直接加害自身的特务们，至多也不过打击几个和特务勾成一气的官吏，把特务杀掉了或赶走了，他们的复仇目的就算达到，斗争也就跟着完结。他们固然没有认识到要消灭特务必须消灭产生特务的政治，甚至他们连指挥特务的是最高统治者皇帝这一点也没有认清，所以他们在斗争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提出要推翻政府的口号，他们只是“民变”，而不是“造反”。

不过话虽如此，这些斗争对于明王朝的灭亡还是起了很主要的作用。由于在这些斗争过程中特务们仍然横暴，在这以后，特务的凶残反变本加厉起来。到魏忠贤时，特务便布满天下，真正做到了“偶语者弃市”，使人民觉悟了单纯地打击特务还是不行，所以到了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民武装揭竿而起的时候，便是要推翻这个靠特务统治的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