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成

孙隆事件发生后不过一年，即万历三十年五月，苏州织工和人民又发生一次反特务事件。《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载：“五月戊辰，太监刘成征税苏松常镇激变。”其原因经过：

（三十五年五月）苏松常镇税务改用刘成，因陆邦新等营斡机务，众机户嫉之。土人管文等借口激变，煽众抢掠，地方官擒治首恶，解散余党。(46)

而据户科都给事中姚文蔚所奏，当时群众还散发有一些传单告示，其中有“天子无戏言，税监可杀”等语(47)。

潘 相

同年三月，江西人民也有反特务斗争发生。《明史·陈增传》：“江西矿监潘相，激浮梁景德镇民变，焚烧厂房，饶州通判陈奇可谕散之，相反劾逮奇可。”据《明神宗实录》称，潘相这次“仅身免”(48)，而“大猾陆太守为民噪殴几毙”(49)。

更妙的是有一次“潘相檄上饶县勘矿洞，知县李鸿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曰饥渴，备而归”(50)。这个知县和他开了这样一个大玩笑，自然不会有好结果，终于他把这知县劾罢了职。

梁 永

到万历三十四年二月间，西北的陕西也出了事，是税监梁永激起的，据当时陕西巡抚顾其志奏称：

税使梁永……假称皇上留为陕西镇守，分遣戴勋等四方嚣张，致使万众惊骇，共图杀永及永侄吕四，心腹舍吾，千户乐纲。今永出城，庄园宴乐，众欲烧抢伊庄，赖都司王继美飞骑促归得免。臣出示禁戢，众始稍散。(51)

这一次参加反抗斗争的群众，据大学士沈鲤、朱赓等奏称，竟达数万。

三月辅臣沈鲤、朱赓奏……昨顾巡抚续差一人到京，称秦人怨恨梁永及乐纲吕四等，思食其肉。聚众数万，约日起事尽杀永等，然后彼等回奏至尊，自请诛戮。臣等思秦人性悍，虽巡抚不能谕止。又闻梁永畜养亡命千余，万一彼此相杀，恐不但如湖广之变而已。望急发抚臣原疏，仍敕械解永等，以安秦人。不报。(52)

但这次运动似乎并没有怎样形成起来，就被顾其志等压抑了下去。

杨 荣

同是这一年，云南人民却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把当地矿税太监杨荣杀死，并杀掉他的爪牙小特务二百多人！

杨荣是二十七年到云南的，他到云南以后，立刻就遭到人民的反抗。

（二十七年八月）云南税监杨荣以生员聚众殴辱，疏参抚臣陈用宾。(53)

到二十八年四月，又遭到人民抵抗采矿：

云南矿税宝井内臣杨荣参寻甸知府蔡如川赵州知州甘学书及生员人等抗开采。(54)

三十年三月，人民就正式行动起来，将杨荣的一个爪牙杀死：

百姓恨荣入骨，相率燔税厂，杀委官张安民。(55)

经过这次教训，照理杨荣也该稍稍敛迹了，但他却仍然怙恶不悛，“恣行威虐，杖毙数千人”。这样，空前的事变便激起来了。万历三十四年，杨荣“怒指挥使樊高明后期，搒掠绝筋，枷以示众。又以求马不获，系指挥使贺瑞凤，且言将尽捕六卫官。于是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冤民万人焚荣第，杀之，投火中，并杀其党二百余人”(56)。这一下差不多把杨荣手下的所有特务全都消灭了。而且杨荣烧死后，老百姓还将他“扬灰于金沙江”(57)。事后，朱翊钧听到这个消息，竟不高兴得几天没有吃饭，其信任特务竟到了这样程度。但人民真正表现了自己的力量，统治者还是害怕的。这次结果，朱翊钧只拿贺世勋几个抵了罪，其他的人一概没有问。

在朱翊钧时所有的反特务斗争中，要算这一次杀死的特务最多，而性质也和其他斗争有些不同，反抗的不仅是人民，并且有小官吏参加领导。在专制政体下官与民原是对立的，但这次在反特务这点上却联合了起来，特务已经成为这两个阶级的共同敌人。由此也可见，特务的凶暴是到了怎样的程度。

高 淮

万历三十六年辽东税监高淮又激起了辽东一次民变、四次兵变。

民变是高淮刚到不久便激起的，《明史·陈增传》称：“淮与陈奉同时采矿征税辽东。委官廖国泰，虐民激变，淮诬击诸生数十人。”而四次兵变却发生于三十六年数月之间，据大学士朱赓等奏称：

夫激变之事，不数月间，一见于前屯，再见于松山，三见于广宁，四见于山海关，愈猖愈近。又各镇额饷，屡请不发，以此饥民，合于乱众，臣等更不知其祸所终极也。(58)

兵变的主要原因，是他“扣除军士月粮”，四月间“前屯卫军甲而噪，誓食淮肉”(59)。六月间他又“索贿锦州军户，军户杀其使，激众千人围之。淮仓皇逃入山海关”(60)。这一次还有老百姓参加，将高淮弄得甚为狼狈，群众情绪也极高亢。据大学士朱赓等奏称：

顷山海关内外军民，怨恨高淮，聚众数千攻围。高淮窘急，率领夷丁，劫挟管关主事通判，护送逃回。其罪恶自当静听皇上处分。惟是辽东人心疑惧，若非急颂明诏，开示慰安，讹言震惊，何所不至？(61)

这次总算将高淮赶进了山海关，但高淮却也和其他特务一样，照例地来诬陷别人了。他“诬同知王邦才、参将李孟阳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二人皆逮问，边民益哗。蓟辽总督蹇达再疏暴淮罪，乃召归”(62)。

高 宷

万历四十二年，福建又爆发了一次人民反特务斗争，结果税监高宷撤回，但人民方面却牺牲甚大，死二十余人，伤者更多。(63)

高宷是税监中在任最久的一个，他在福建凡十六年，据周起元奏称他的**虐情形是：

谿壑既盈，虐声久著。不意益肆鸱张，大开狼噬，克削闾阎，殚膏竭髓……剡刳楼船，连舸接轴，揭百尺之桅樯，穷雕饰之极丽。所取物料，概欲白没。彼市鬻贸易之夫，挟资几何，一旦尽付乌有，谁能甘之？(64)

他刚到福建便引起漳州民变，《东西洋考·饷税考》卷七云：

二十七年，上大榷天下关税，中贵人高宷衔命入闽……正税外索办方物，费复不资。诸虎而冠者生翼横噬；漳民汹汹，赖有司调停安辑之，不大沸。(65)

三十年又引起海澄民变，溺死他一个参随：

三十年，贾舶还港，宷下令一人不许上岸，必完饷毕，始听抵家。有私归者逮治之，系者相望于道。诸商嗷嗷，因鼓噪为变，声言欲杀宷，缚其参随，至海中沉之。宷为宵遁，盖自是不敢复至澄。(66)

到四十二年便激起了大民变，在事变之前，高宷曾打算到广东去的，却遭到广东人的拒绝：

四十二年，广东税监李凤病死。有旨命宷兼督粤税。闽父老私计粤税视闽税为钜，宷必舍闽适粤，所在欣欣，祈解倒悬。然粤人已歃血订盟，伺宷舟至，必揭竿击之，宁死不听宷入也。(67)

这样，高宷便“惧不敢往，思专取盈于八闽者，囊括无遗”(68)。于是便大量劫掠，在市上搜刮货物珍宝，概不给价。市民们忍无可忍，在四月十一日便聚集起来，到税监衙门讨债，这样便引起一场激烈斗争：

四十二年四月，万众汹汹欲杀宷。宷率甲士二百余人入巡抚袁一骥署，露刃劫之，令谕众退。复挟副使李思诚、佥事吕纯如等至等私署要盟，始释一骥。复拘同知陈豸于署久之。事闻，帝召宷还，命出豸，而一骥由此罢。(69)

《明史》这段记载比较简略，兹将当时福州推官摄闽县事周顺昌目击当时情况申详上官的“缘由”，择录如下：

查得本年四月十一日申牌时分，忽据马夫谢贵急报：本地方铺行匠作诸色人等，因在税监告讨久欠价银，反被闭门杀伤，见在激变等情。卑职不胜骇愕，急赴前视……此时军民千万，为拥肩摩衽不得行。所见中有被伤者，或挥涕拊膺，或流血被面，或带箭鸟惊，或逾墙鼠窜。人情汹汹，悲愤交极。询其衅端，云系税监狼心虎口，肆毒无已。恃威逼取各行，若米若金及诸物价，总计百千，久不肯给，痛思小民，本微力薄，朝夕贩卖以糊口，举家老幼，嗷嗷以待。乃累月旷岁，索之茫然，情不能堪，势不及俟。不得已各自踵门告哀乞怜，反触其怒，闭户逞凶，挟劲弩，操利刃，忍心惨杀，逃出者重伤可据，锢内者难保全身。此众索还欠价，皆为网中之鱼，众姓求生，奚忍不相偿也。职等仍再三抚慰间，陡见民房一时火起，顷之烟焰障天，室庐财产，化作飞灰，男女老幼，号恸不可胜纪。职等仓皇遣救，及奉抚按两院各司道连发宪牌，调兵合救，自初更至三更火始得熄。(70)

这些被烧的民房以及被杀伤的人民详情则是：

至十二日，随据本县巡捕典史洪世法呈称：“据巡街应捕张龙称‘本月十一日晚，本县安泰桥铺税监府中，将火箭射出，延烧军牢房一十六间，民房二十九间，及烧丙辰进士并经国裕民牌坊共二座，拆毁民房一十八间，该监衙门未曾延及’”等情到县。又据居民郑钦等一十八人连名呈为亟救灾殃事“钦等良民，家居内监府前。于本月十一日夜，痛遭内监人役攻驱众行领价，威用火箭乱射钦等房屋，然烧赤地无余，男女匍匐逃生，家资产业，煨烬一空，露宿饥寒，恳怜赤子无辜毒害，原非天灾，实由虐祸”等情。又据郑国钦投为急救财命事“钦因向住内监府边卖布为活，本月十一日陡遭各行讨价，威用火箭先焚房屋二间，货物七百余两，悉皆煨烬，命悬财散”等情。又据连佥具呈人张心等四十四人，为亟救惨殃事“心等系内监府对门住民，于十一日夜，痛遭内监人役攻驱各行领价，放火燃烧房屋，财物一空”等情。又据连佥具呈人姚肖等八人为殃苦惨伤事“肖等系内监府左边一列连居，祸惨十一日晚，被监燃烧，幸肖等力救苟免。痛男姚夏屋上运水救火，遭棍径射蜂箭，男中一箭，咽喉受伤。又有郑四等亦在屋上相救，复被棍刃打伤，体无完肤，财散人离”等情。各诉到县。又据马夫报得被伤民数“铜行朱铎刀伤脑，木行权少山、蔡廷机，鳝鱼行陈一郎，炭行周一章、谢廷祖利刃伤面，铁匠潘六民、谢应舜各刀伤头，民张公治箭伤喉，董九箭伤眼眶”。余未报，不及细查。(71)

后来查出来的是，“杀死潘六、蔡廷机等二十余命，射火烧毁郑钦、陈怀等三十余家，擒进而绑缚斩首者，聚尸而焚之烈火”则不计其数。(72)

这是十一日的事，到十二日老百姓又聚众前往，《东西洋考》卷八云：

次早远近不平，各群聚阉署约数千人。

高宷看见情形不妙，便劫持巡抚袁一骥，其凶横直如盗匪：

内监突然开门，横刀策马，小衣背敕，随枭男家奴数十辈，各操利刃，疾驰军门……斩关直入内垣，袁公二子待师侧，俱被执。袁公惊出，税监临以匕首，并挟出辕门，拥入宪台别署……挟袁公手示，禁戢军民。(73)和一骥同时被劫的，还有副使李思诚、佥事吕纯如、都司赵程等。这些可怜的地方长官被劫后，只好下令慰藉军民。老百姓看见长官被劫，怕事情弄僵，才慢慢走散。高宷也将一骥等放出，但却又不放心，便将同知陈豸留下为质。所以，弄得一骥毫无办法，在奏疏中说：

豸被执不放，以兵入索，彼必杀豸以逞。(74)

而陈豸被劫后，“始犹钥门环守，今则竟置私牢，声息不通”，“日则仅给粝食，夜则严扃暗阱”(75)。

在这种情形之下，老百姓便又行动起来，开始“市罢肆而户昼闭”，并且“榜示通衢，欲杀宷以救豸，并雪杀人放火之仇”。而高宷这一方面也“日夜治兵，欲行屠灭”(76)。这样坚持了好久，朱翊钧才不得已将高宷撤回，但还命令材官黄应龙、覃继荣护之，“辎重塞途，日行仅一舍”(77)。这样事情才算告一结束。

朱翊钧时代人民反特务斗争，大致如上。此外还有几次没有发动起来的，如矿税太监陈增在山东劾罢益都县令李宗尧，当缇骑来逮治宗尧的时候，“民大哗，欲杀增”(78)。后来他在淮上，凤阳巡抚李三才呈请辞职，翊钧许之，御史史学迁言：“淮上军民以三才罢，欲甘心于增，增避不敢出。”(79)又如湖口税监李道劾南康知府吴宝秀，逮下诏狱：当缇骑来逮系的时候，“阖郡呼号，几成变乱”(80)。还有两次反特务斗争，没有说明所反对的是谁，但看情形大概是马堂，万历二十七年大学士赵志皐言：

夫矿税之役，臣亦逆知必有今日，今一见于天津，再见于上新河，不意临清一发若斯之烈也。(81)

天津、上新河两地税务在当时都属马堂管辖，所以假定是马堂大概是不会错的。

以上所述这些反特务斗争，开始于万历二十七年，一直到四十二年还不断地发生，时间达十六年之久。地区则北达辽东，南迄滇粤，东至苏常，西抵陕西，中部如湖广、江西、福建都曾发生，真正是遍于全国。参加这一斗争的群众规模最大的达数万人，斗争时期延续到两三个月，情绪的高涨，为以前所未有。这些群众彼此之间并无联络也无组织。然而各地的斗争展开，此起彼伏，如响斯应。而在行动的时候，更是万众一心，争冒危难。这种近乎有联络有组织的情形，完全是特务的凶暴所激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