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就是旧时代所谓读书人，也就是所谓士，在统治独夫的心目中是既可爱又可恶的一群人。可爱的是这群人多半有点才能，可以帮助他们巩固自己的统治；但也正因为如此，这群家伙如果捣起乱来，也就比较厉害。至少，他们可以在文字上诽谤几句，这对于统治者的统治也是不利的。所以历来统治者对于这些读书人总是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用高官厚禄来引诱羁绊他们，使他们为自己所用；另一方面便是用屠杀来镇压。这屠杀的借口除了一般常用的而外，对读书人还有一个特别的借口，那便是文字的禁忌。

朱元璋时的文字狱

朱元璋东征西讨，饱经忧患，他是深深知道上面说的那一套的，所以当他做了皇帝天下渐渐平定下来之后，便一方面大杀功臣宿将，一方面刀锋也就渐渐地移向读书人头上来了。

当时因诗句而得杀身之祸就很多。如高启便是因为一首《宫女图》诗得祸，原诗云：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钱谦益《列朝诗集》注中说这首诗得祸的缘由云：

《吴中野史》载季迪因此诗得祸，余初以为无稽。及观《国初昭示诸录》所载李韩公子侄诸小侯爰书，及高帝手诏豫章侯罪状，初无隐避之词，则知季迪此诗盖有为而作。讽谕之诗，虽妙绝千古，而因此触高帝之怒，假手于魏守之狱，亦事理之所有也。

这里所谓“魏守”是魏观，借口仍是一段文字——上梁文。缘由《明史·高启传》卷二八五：

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及归居青邱，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

当时还有个御史张尚礼也因诗句得祸，徐釚《本事诗》云：

按《袁山堂外纪》载：洪武间金华张尚礼为监察御史，一日作宫怨诗云：“庭院沉沉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高帝以其能摹图宫阃心事，下蚕室死。

还有佥事陈养浩也因诗句被投于水：

佥事陈养浩作诗云：“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其伤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342)

还有许多因诗句得祸的和尚，如僧一初和止庵：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钱塘德祥字止庵，皆有志事业者也。遭时不偶，遂髡首而肆力于诗……入国朝皆被诏至京，后官僧司，一初题翡翠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止庵有夏日西园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皆为太祖见之，谓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耶？”谓德祥曰：“汝诗热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严耶？又谓六月由浅，三年未长，谓我立国规模浅而不能与礼乐耶？频扫地，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却不肯为善耶？”皆罪之而不善终。(343)

又如僧来复：

僧来复上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344)

又有一次一个庙里壁上题了一首诗，被朱元璋见了，便将全寺和尚杀尽：

太祖私游一寺，见壁间有题布袋佛诗曰：“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因尽诛寺僧。(345)

除了挑剔诗句而外，朱元璋又喜欢在臣下进的表文中找毛病。他的文义本来不通，再加上猜忌疑心，于是一切文字都可以触犯他的忌讳。如《朝野异闻录》所载，就因为他这种近乎精神失常的猜忌，杀死了很多人：

三司卫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有“作贼垂宪”句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长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以表内有“仪则天下”句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建中作则”句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睿性生知”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表内有“圣德作则”句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表内有“遥瞻帝扉”句诛。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取法象魏”句诛。台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笺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表内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诛。盖以“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智”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式君父”嫌于“弑君父”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黄溥《闲中今古录》曾载这些表祸的起因云：

蒋景高象山人，元末遗儒，内附后任本学县教谕，罹表笺祸，至京斩于市。斯祸也，起于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开科取士，向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诸勋进曰：“此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原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彼安知之？”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明史·苏伯衡传》卷二八五：

苏伯衡……为处州府学教授，坐表笺误，下吏死。

《闲中今古录》又云：

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像这样的文字忌讳，简直和阿Q因癞头皮而讳光讳亮一样，像是在开玩笑，然而朱元璋就这样玩笑似地杀死了许多人。而且他挑剔表笺忌讳，不但施于臣下，对于藩国也是一样，如对朝鲜便是一例：

朝鲜国王李成桂（旦）进表笺，有犯上字样，太祖罪其使者，借称姓郑名集（按：当是郑总）撰文。太祖以其所贡物发还。追要原撰笺文姓郑者。旦惧，即以郑集送至京。太祖罪之，发云南安置。仍令辽东都司不许高丽人通界，亦不许客商贸易，永远绝也。(346)

朱元璋除了挑剔表笺而外，他还要挑剔别人替他代撰的文告，所以这些撰稿人也往往容易得祸。《静志居诗话》卷二：

明孝陵恩威不测，每因文字少不当意，辄罪其臣……当日有事圜丘，恶祝册有予我字，将谴撰文者。桂正字彦良言于帝曰：“予小子履，汤用于郊；我将我享，武歌于庙。以古率今，未足深谴。”帝怒乃释。

还有引用古书，说不定也会引起触忌而得杀身之祸。皇甫录《皇明纪略》云：

太祖尝命状元张信训诸王子，信以杜诗“舍下笋穿壁”四句为字式。太祖大怒曰：“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腰斩以殉经生。

此外，还有因著书得祸的。《闲中今古录》云：

陈子烃作通鉴续编……遭我高皇之戮，弟侄相继沦没，世绪以绝。

在这样毫无理性的文字禁忌之下，于是文人们多半不愿去做官。《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云：

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进者，丁野鹤、戴良之不仕，以不忘故国也。他如杨维桢以纂礼乐书，征至京师，留百余日，乞骸骨去……胡翰应修元史之聘，书成，受赉归，赵埙、陈基亦修元史，不受官，赐金归。张昱征至，以老不仕。陶宗仪被荐不赴。王逢以文学徵，其子掖为通事司，叩头以父年高乞免，乃命吏部符止之。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

这里所谓“重典”，文字禁忌便是其中之一了。

更奇怪的是这种文字禁忌，朱元璋不仅用来对付活人，他还用来对付几千年前的死人，而这死人竟是孟子！全祖望《鲒琦亭集》卷三十五《辨钱尚书争孟子事》引《典故辑遗》说：

上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遂命罢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复之。

“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一句话，杀心勃勃，活脱脱是一个暴戾独夫的口吻。无奈孟子已死，没有办法，只好将他的神位撤出孔庙来出气。要不是天上文星暗了，朱元璋疑神疑鬼地以为和孟子有关而又恢复了孟子神位，恐怕终朱元璋之世，孟子的孔庙冷猪肉是吃不成的了。

这是洪武二年的事。(347)孟子虽然恢复配享，但朱元璋对孟子这书仍然感到头痛，这原因是他做了皇帝以后，曾想出一个统治思想愚弄士子的办法，那便是以八股文考试取士，八股文特点之一便是题目只限用四书五经。现在要天下士子都读这个“对君不逊”的孟子，而且还要用他出题考试，这在猜忌成性的朱元璋自然是不放心的。这件事在他心里嘀咕了二十多年，到洪武二十六年，他大杀胡、蓝两党之后，这恐怖政治的狰狞面目，便由对付活人而转向到孟子头上。洪武二十七年他开始检查删节《孟子》，书中被认为言论荒谬的共八十五章，一律删去，几占全书三分之一。执行检查的是一个八十二岁的老头子翰林学士刘三吾。删定后的《孟子》叫作《孟子节文》。

刘三吾原是元朝的广西省靖江路儒学副提举，元亡降明，极会谄媚逢迎，元璋很喜欢他。许多礼制和三场考试法，都是同他商定的，所以《孟子节文》也叫他去主办(348)。当时有个孙芝曾力争，骂他是“佞臣”(349)，他也不管。删好以后，还写了一篇《孟子节文题辞》，迎合朱元璋的意思，大骂孟子引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为太过，说只有君主才能享受“雪宫”之乐，说人民生活不好而非议君主也是太过，说君主把人臣看成草芥，人臣便报复地把君主看成寇仇是不该。最后他下了一个判断和决定，说是：

孟子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这书是洪武二十七年十月奏上的，立刻便刊刻成书，颁行天下。

现在《孟子节文》已经不容易见到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者按：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还藏有一部，拿来和《孟子》足本比对一过，便十足地看出朱元璋残酷的统治思想的办法，以及疑神疑鬼的刻毒的猜忌心情。这被删去的八十五条多半是属于底下的这几类的话：

一、不许说统治者及其走狗官僚的坏话——如“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人且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使斯民饥而死也”(350)等章。

二、不许说统治者要负转移风气的责任——如“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矣”(351)等章。

三、不许说统治者应该行仁义之政——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352)等章。

四、不许说反对征兵征税和战争的话——如“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353)，“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354)，“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355)等章。

五、不许人民说可以反抗暴君可以对暴君报复的话——如“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356)，“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357)等章。

六、不许说人民应该丰衣足食——如“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358)等章。

七、不许说人民有地位和权利的话——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59)等章。

总体来说，凡是侵犯到统治者及其爪牙的话，以及主张应该把人民当作人看待的话，哪怕是极细微的一点，全都要被查禁删去。但也有与这些无关的平常的话也被删节，如《离娄》篇《齐人有一妻一妾》章就被删去，这大概是由于这故事是讽刺那些虚伪粉饰只在口头说漂亮话而做的事却极其无耻下流的人，和朱元璋口口声声说是爱民如子，实际上却是暴虐残杀的行为有些相似，所以他看了也不顺眼，便将它删去了。著作检查到了这样细微严密的地步，这在明代以前是不曾有过的。

刘三吾这样奉承主子，照理该得到主子的信爱了，然而朱元璋对他却并没有放弃忌刻之心，结果刘三吾还是因文字得祸。《景泰实录》七年八月，大学士陈循劾考官刘俨等疏云：

洪武三十年，礼部会试贡士，考官刘三吾等出题，内有讥讽朝廷及凶恶字，并考试有不公。御史劾奏，治以重罪。这“讥讽朝廷及凶恶字”是何，实录没有说。但据《千顷堂书目》引当时长史黄章等《薄福不臣榜文》载：“黄章与侍读张信……等十余人翻阅学士刘三吾主考会试落第卷，以不用心批点，且所进卷有‘一气交而万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等语，坐罪，皆置于法。”这两句为什么竟牵扯到“讥讽朝廷”或是“凶恶”上面，没有解释，今天我们也无法明白了。至于“皆置于法”，据《明史》记载则是判了个充军到边远地方的罪。

朱棣时的文字狱

朱元璋这种钳制思想、查禁著作的作风，全部被他的儿子朱棣继承下来。他即位之初，杀了方孝孺之后，就下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那时幸而孝孺门人王稌偷偷抄录下来，改名《侯城集》，才得行于后世。(360)事实的例子，如：

（永乐三年十一月）杀庶吉士章朴，朴坐事与序班杨善同诖误，家藏有方孝孺诗文，善借观之，遂密以闻。上怒，逮朴，戮于市。而复善官。(361)

直到正统七年十月，高炽之妻张氏临死的时候，杨士奇还请求她废除这个禁令(362)，可见这禁令到那时候还没有解除。

那时不仅方孝孺的诗文要查禁，连其他人诗文中与方孝孺有关，或是提及方孝孺的也要删节。如孝孺的老师宋濂诗集中有《送方生还宁海》七言长古一首，这方生便是孝孺。据陈田《明诗纪事》卷七云：

此诗有作赠郑楷者，盖遵革除之禁也。牧斋谓于内殿见《潜溪文粹》（宋濂文集），孝孺氏名皆用墨涂乙，此可知矣。

还有，练子宁的《金川玉屑集》当时也在查禁之列，一直到朱厚照时方才流传出来。《静志居诗话》卷五云：

革除诗文之禁，甚于元丰，然《逊志斋集》（方孝孺集），金川玉屑之编（练子宁集），久而日星不灭也。是编（按：即指《金川玉屑集》）至正德中始出。

当时除了朱允炆殉难诸臣的诗文被禁外，其他一切与朱允炆有关的文字全在查禁之列，而且鼓励告密：

永乐九年九月，通政司上言：“黄岩县民告豪民持建文时士人包彝古所进楚王书，聚众观之。书中多干犯语，请下法司究治。”(363)

但朱棣查禁文字并不仅限于与朱允炆有关的方面，其他方面无不如是，如他即位之初便曾查禁烧毁过一大批戏曲，并且下令：如有收藏印卖，全家杀头：

永乐元年七月初一日，该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364)

此外，还有因出试题得祸的。如：

永乐七年己丑，命翰林院侍讲邹缉，左春坊左司直郎徐善述为考试官，取中陈璲等……御史劾出题《孟子节文》《尚书·洪范·九畴》偏题，邹缉等俱下狱。(365)

还有因进书得祸的。如：

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友献所著书，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上览之怒甚，曰：“此儒之贼也。”……即敕行人押季友还饶州，会布政司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谕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著书会众焚之。(366)

朱祁镇、祁钰、见深、厚照等时的文字狱

朱棣以后，文字之祸稍稍好了一点，但也还不断地发生。如朱祁镇正统十四年都御史张楷作除夕诗有云：“静夜深山动鼓鼙，斯民何苦际斯时”，又云：“乱离何处觅屠苏，浊酒三杯也胜无”，又云：“庭院不须烧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红”等句，流传京师，人多传诵，为礼科给事中王诏所劾，坐罪免职。(367)

朱祁钰时有刘俨等以试题犯讳被劾。“景泰七年丙子，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刘俨，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黄谏，主顺天试。内阁大学士陈循、王文等言考中译字官刘淳送试不中，为失旧制，诏俨等回话，宥之。陈循、王文又言循子瑛，文子纶不中式，为考官忽略之故，又出题偏驳犯宣宗御讳。”(368)

朱见深时有陈公懋以进书得罪。《皇明宪章类编》云：“成化二十年五月，无锡处士陈公懋删改《朱子四书集注》进呈，命毁之，仍递回有司治罪。”

朱厚照时有韩邦奇以诗句下狱。《明史·韩邦奇传》卷二○一云：“韩邦奇……迁浙江佥事……闵中官采富阳茶鱼为民害，作歌哀之。（镇守太监王）堂遂奏邦奇沮格上供，作歌怨谤。帝怒，逮至京，下诏狱。廷臣论救，皆不听，斥为民。”

朱厚熜时的文字狱

朱厚熜是个猜忌心极强的独夫，他又喜欢修玄炼丹，求长生不死之法，所以忌讳也特别多，于是臣下因文字得祸的也就屡屡出现。如河南巡抚胡缵宗就以上迎驾诗被斥，并且几乎兴起大狱：

河南巡抚胡缵宗尝以事笞阳武知县王联。联寻为巡按御史陶钦夔劾罢。联素凶狡，尝殴其父良，论死。久之，以良请出狱。复坐杀人，求解不得。知帝喜告讦，乃摭缵宗迎驾诗“穆王八骏”语为谤诅（按：“穆王八骏”据《实录》原句为“穆王八骏空飞电，湘竹英皇泪不磨”）。言缵宗命己刊布，不从，属钦夔论黜，罗织成大辟。候长至日，令其子诈为常朝官，阑入阙门讼冤。凡所不悦，若副都御史刘隅……等百十人，悉构入之。帝大怒，立遣官捕缵宗等下狱，命（刑部尚书刘）讱会法司严讯。讱等尽得其诬罔，仍坐联死，当其子诈冒朝官律斩，而为缵宗等乞宥。帝既从法司奏坐联父子辟，然心嗛缵宗，颇多诘让，下礼部都察院参议。严嵩为之解，乃革缵宗职，杖四十。讱亦除名，法司正贰停半岁俸，郎官承问者下诏狱。(369)

还有吴廷举也以引用古人诗句得祸：

廷举……寻改南京工部尚书，辞不拜，称疾乞休。帝慰留。已，复辞，且引白居易、张咏诗（按：所引白居易诗为“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张咏诗为“幸得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见《世宗实录》），语多诙谐，中复用呜呼字。帝怒，以廷举怨望无人臣礼，勒致仕。(370)

而科场中由于试题或试卷文字触犯忌讳得祸的更多。如江汝璧等以策问语有讥讪嫌疑被逮治：

十六年，应天府进试录，考官评语失书名，诸生答策多讥时政。帝怒，逮考官谕德江汝璧，洗马欧阳衢诏狱，贬官，府尹孙懋等下南京法司。(371)

又如王本才等以试录文体及人名称呼乖谬逮治：

嘉靖中，礼部尚书严嵩奏：“广东所进试录字，如‘圣谟’‘帝懿’‘四郊’‘上帝’俱不行抬头；及称陈白沙伦迁冈之号，有失君前臣名之义。且录中文体大坏，词义尤为荒谬，宜治罪。”得旨：“学正王本才等，布政陆杰等，按察使蒋淦等，俱命巡按官逮问。本才等夺其礼币，御史余光命法司逮问。仍通行天下提学官严禁士子敢有肆为怪诞，不遵旧式者，悉黜之。”(372)

又如叶经等以策问语有讥讪嫌疑被逮治：

嘉靖中，山东所进乡试小录有防虏御边策，上览之曰：“此策内含讥讪，礼部参看以闻。”于是尚书张璧等言：“今岁虏未南侵，皆皇上庙谟详尽，天威所慑；乃不归功君上，而以丑虏餍饱为词，诚为可恶。考试官教授周矿、李弘，教渝刘汉、陶悦、胡希颜、程南、吴绍曾、叶震亨、胡侨率意为文，叛经讪上，法当重治。监临官御史叶经漫无纠正，责亦难辞。其提调官布政使陈儒，参政张杲，监试官副使谈恺、潘恩均有赞襄之职，俱属有罪。”上曰：“各省乡试，出题刻文，悉听之巡按，考试教官莫敢可否。此录不但策对含讥，即首篇论语义‘继体之君不道’，叶经职司监临，事皆专任，并同矿等，陈儒等，俱令锦衣卫差官校逮系至京治之。”寻逮经、儒、杲、恺、恩至，上以经狂悖不道，命廷臣杖八十为民，及降儒等边方杂职，经遂死于杖下，及补儒等为宜君县典史，寻贵州试录至，亦以旨，御史为民，右参政等各降三级。(373)

又如李默以试题有讪谤嫌疑下狱：

嘉靖中，吏部尚书李默博雅有才辩，以气节自负，初由吏部侍郎擢冢卿，旋忤旨罢去，后召还复其官。然是时官邪赂彰，文武辐辏严嵩所，百官唯唯而已。默独毅然持正，每与严氏争，因为严氏所嫉。严党赵文华方专宠幸，稔世宗喜告讦，乃指默部试选策目“汉文唐宪咸以英睿兴盛业，晚节乃为任用匪人所败”等语，指为讪谤，奏之。世宗览奏大怒，因下默镇抚司拷讯，竟瘐死狱中。(374)

至于因笺表文字而得祸的也有，如《明通鉴》卷六十嘉靖三十三年正月：

杖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于廷，各四十，以元旦贺表中失抬万寿字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