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酷刑，差不多全是朱元璋、朱棣父子俩设立的，替他们执行这些酷刑的人，就是厂卫特务们。而这些酷刑也就是这些特务们想出而经朱元璋父子采纳再被他们的“圣子神孙”继承使用的。

朱元璋是个极其残暴的独夫，他设立的酷刑极多，以后特务们所有的几乎没有超出他所设置的范围。

剥 皮

朱元璋常用的一种丧失人性的酷刑便是剥皮，并且定下了条律。但这件酷刑，《明史》却没有明白记载，只是在别处透露了一点这消息，《明史·海瑞传》卷二二六云：

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因举太祖法，剥皮囊草。

这个“法”就是条律，《明史》大概是为尊者讳罢，将这一件大事只这么轻描淡写地在这儿点了一笔。但野史记载可就多了，《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三引《草木子》就对这剥皮的条律有较详细的叙述：

按《草木子》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218)

但据另一记载，却是将这张人皮披在公座上，作为椅垫，叫后来的官去坐的，祝允明《野记》：

有剥皮剥脏。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

李默《孤树裒谈》也有同样的记载。还有皇甫录《皇明纪略》也提及这剥皮的条文，说是宦官犯罪就用这刑：

皇明祖训瞬以教戒后世者甚备，独委任阉人之禁无之，世以为怪。或云本有此条，因板在司礼监，削去耳。阉人当刑，无斩者，惟剥皮凌迟二条，以其刑余之人也。

这酷刑不但施之于一般官吏和人民，就是功臣宿将也都不免，如凉国公蓝玉便曾受了这刑，欧阳直《蜀乱》云：

初献贼入蜀王府，见端礼门楼上奉一像，公侯品服，金装，人皮质，头与手足俱肉身。讯内监云：明初凉国公蓝玉，蜀妃父也，为太祖疑忌，坐以谋反，剥其皮，传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之。

到了朱棣做了皇帝以后，就把他父亲这残酷手段全部接收过来。他的“靖难”之役，就剥了不少人的皮，像景清、胡闰就都是被剥的：

（景）清……乃起植立漫骂。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直喷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碎磔其骨肉。(219)

至于死后剥皮的方法，据说是用“灰蠡水”浸脱的：

（胡）闰不屈，命力士以瓜落其齿，齿尽，骂声不绝。文皇大怒，缢杀之，以灰蠡水浸脱其皮，剥之，实以草，悬武功坊。(220)

这种酷刑直到朱元璋七世孙厚照还在使用。《明史·刑法志二》云：

磔流贼赵璲于市，剥为魁者六人皮……寻以皮制鞍镫，帝每骑乘之。

到魏忠贤擅政时，这酷刑又大量施用过。《明史·魏忠贤传》云：

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禽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

事实的例子，如复允彝《幸存录》所载一事：

忠贤凶恶非常，国史当备载之。余见一术士徐姓者，言游都下，五人共饮于逆旅，忽一人倡言忠贤之恶，不久当败。余四人或默或骇，讽以慎言。此人大言：“忠贤虽横，必不能将我剥皮，我何畏？”至夜半熟睡，忽有人排门入，以火照其面，即擒去。旋拘四人，并入内地，见所擒之人，手足咸钉门板上。忠贤语四人曰：“此人谓不能剥其皮，今姑试之。”即命取沥青浇其遍体，用椎敲之，未几，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四人骇欲死，忠贤每人赏五金压惊，纵之出。

铲头会，刷洗，钩背，抽肠

朱元璋所用的酷刑，除了常用的剥皮而外，还有很多。据《大诰》所载：有族诛，有凌迟，有极刑，有枭令，有斩，有死罪，有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有剥指，有断手，有刖足，有阉割为奴。有剁趾枷令，有常枷号令，有枷项游厉，有重刑，有免死罚广西拿象，人口迁化外，有充军，有全家抄没，有戴罪还职，有戴罪充书吏三十余种。这其中有些项目今天已不甚明白，如凌迟本极酷之刑，而《大诰》内凌迟之外又有极刑，这刑的残酷程度如何，实在是无法想象了。

然而朱元璋残酷之刑还不止此，如上节所说的剥皮，这里就没有列入，另外据明代野史所记还有所谓铲头会、刷洗、钩背、抽肠等刑，其残酷惨厉简直令人不忍听闻。如祝允明《野记》所载的两则故事：

高皇恶顽民窜逃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泥埋其头，十五并列，特露其顶，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

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

有枭令，以钩钩背悬之。有称竿，缚置竿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出，却放彼端石，尸起肠出。

这些惨不忍闻的酷刑，怕也只有完全丧失人性的朱元璋才能想出了。

身受这些酷刑的人，正史野史上都有记载，如高启被腰斩，就被截成八块，(221)张士诚的臣僚黄敬太、蔡彦文、叶德新三人就被刳出肚肠，而且悬挂示众，以致干枯。(222)叶伯巨上书言事，触犯了朱元璋，他竟要手射之。(223)通政使曾秉正罢官，贫不能归，卖去四岁的女儿，朱元璋竟置之腐刑。还有一次，他竟打算将千余人都置之腐刑：

洪武九年丙辰。营谨身殿，误奏中等匠作为上等。上怒，命悉弃市，不许复奏。时工部尚书薛祥极谏，上乃命用腐刑。祥又奏曰：“若是则千人皆成废人矣，莫若杖而复之。”始可其情。(224)

此外，犯了极其轻微的罪（有的简直不成为罪名），也都要断手卸脚：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廿五日奏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礼部榜文一款：“内使一剃搭头，官民之家儿童留一搭头者阉刑，全家发边远充军。剃头之人不分老幼罪同。”(225)

朱棣和朱元璋一样的残酷，《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记载他用过的酷刑就很多，有的肢解：

刑部尚书暴昭被执，抗骂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

有的“洗刷”：

佥都御史司中召见不屈，命以铁帚扫其肤肉，至尽而死。

有的油煎：

文皇乃令舁大镬至，投（铁）铉尸，顷刻成煤炭。(226)

而《明史》还载朱棣有一种“坎埋露首”的刑，奇怪的是被埋的人埋了七天竟没有死：

陈谔……尝言事忤旨，命坎瘗奉天门，露其首，七日不死。(227)

此外，还有许多极惨酷的刑法，如：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右韶舞邓诚等于右顺门里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条汉子守着，年小的都怀身孕，除夕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奉钦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树儿”(228)。

又如：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教坊司右韶舞安政等于奉天门题奏：有毛大芳妻张氏年六十岁。病故。奉旨：“着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钦此。”(229)

又如：

礼部引犯人程亨等男妇五名，为奸恶事。奉钦依，“是，这张昺的亲是铁，锦衣卫拿去着火烧”。(230)

还有腐刑，朱棣的特务头子纪纲也曾大量使用过。《明史·纪纲传》卷三○七称其曾“腐良家子数百人充左右”。

朱元璋、朱棣的这些残酷刑法，多半被他的子孙承袭下来，如腐刑：

宣帝时尚用腐刑，即士人往往罹之。正统初年，靖远伯王骥征麓川，擅阉幼童，见之弹章，上贷不问。至天顺二年七月，命宫盐徒四十四名，则似乎**刑。(231)

又如自己用箭射人，朱瞻基也曾做过：

宣德间有刑部主事郭循者，以开拓西内皇城，大兴土木，极谏不可。上命以毡裹至大内，问之不屈。乃射伤其颅，血流被面。下锦衣狱。至正统改元，遇恩宥复职。(232)

又如断手足之刑，朱祁镇便曾施之于于谦：

天顺元年正月，英宗复辟。刑官奏于谦等罪恶情由，越二日得旨云：“于谦、王文、舒良、王诚、张永、王勤，本当凌迟处死，从轻决了，去其手足罢。”……今史抹却谦等去手足不书者，虑为先帝新政累故削之耶？(233)

到魏忠贤时厂卫刑法更是惨酷，以其多半在诏狱中行之，便放在下节叙述。

残忍的兽性

猫儿捉到老鼠，并不是一下就给它咬死的。一把抓来，先将它吓昏过去。然后再将它播弄醒来，然后再将它吓昏，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最后才将它一口咬死。这种残忍的兽性，朱元璋也完全具备。他杀人也是并不一下就给杀死的，他先使被杀者尝遍了死的恐怖和痛苦，他却从一旁欣赏，似乎当作一种娱乐，最后才一刀砍下头来。

《大诰》中记有“医卖毒药”一事，就十足表观出朱元璋这种狠毒的兽性，兹将原委摘录如下：

医人王允坚卖药为生。锦衣卫监者厨子王宗，自知罪不可逃，虑恐刃加于项，令家人买毒，王允坚即时卖与……拿至，令卖药人王允坚吞服，本人持药在手，颜色为之变，其态忧惊，犹豫未吞，督之乃服。既服之后，随谓之曰：“此药以何料成？”曰：“砒霜巴豆，饭粘为丸，朱砂为衣。”曰：“服后何时入丧？”曰：“半昼。”语既，允坚堕泪。朕谓曰：“尔所以凄凉者，畏死如此乎？眷恋妻子如此乎？”曰：“一子见军，一子在外，故悲焉。”……随问允坚：“此毒还可解乎？”曰：“可。”“何物也？”曰：“凉水，生豆汁，熟豆清，可愈。”朕谓曰：“此解不速，余何速解？”曰：“粪清插凉水。”……于是遣人取凉水半碗，粪清一鸡子，许候至毒作，方与之解。少顷，允坚身不自宁，手搔上下，摩腹四顾，眼神张皇。朕谓曰：“毒何尔患？”对曰：“五脏不宁，心热气升。”谓曰：“此毒身死，伤何经络？”允坚对曰：“五脏先坏，命绝矣，身墨黑。”谓曰：“几时可解，何时不解？”曰：“三时不解。”朕见毒兴，令人与之解。本人痛利数番，其毒洁然，人复如初。明日，枭令以正其罪。

朱元璋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并不仅是用来对付老百姓，朝廷官员也是照样。如《明史·王朴传》卷一三九所载：

（王朴）旋起御史……一日，遇事争之强。帝怒，命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得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竟戮死。

朱元璋这种残忍行为，渐渐地形成一种心理变态，这变态到晚年似乎更厉害，他有几次竟要杀自己的儿子朱标。据说朱标曾有一次谏朱元璋“诛夷过滥”，他竟“移所坐榻射之”。又一次有一个贵妃死了，他要朱标“服齐衰杖期”，朱标不肯，他竟“以剑击之”。他又觉得朱标“性仁柔不振”（实在是他太残酷了！），有一天他就令人装一大车死尸骨头从朱标面前走过。朱标看了非常难受，他却从一旁得意地鼓掌叫道：“善哉，善哉！”(234)

到后来，他竟疑神疑鬼起来。如：

洪武十三年五月四日，雷震谨先殿，上亲见霹雳火光自空中下。乃再拜曰：“陛下赦臣，臣赦天下。”盖帝时刑戮过厉故云，或云雷火绕宫中追帝。(235)又如：

上径行国学，见悬尸连比，尸手足动，以为尚活，语之曰：“汝欲放，吾行放矣。”既还，未几晏驾。(236)

什么“亲见霹雳火光自空中下”，什么“尸手足动”，恐怕都是他自己的精神作用，事实上是不会有的。

以上所述虽然有些是野史所记，但从朱元璋的性格残忍这一点来看，这些行为都是十分可能的，即或就是传说，这传说也必有所依据。

朱棣也是如此，如“靖难”之役，他将大理寺丞刘端的鼻子割下，却笑着问道：“作如此面目，还成人否？”最后，还是捶杀之。又割下兵部尚书铁铉的耳鼻和肉，烧热塞其口中，叫他吃下，还问：“甘否？”礼部尚书陈迪和他的儿子凤山等六人，将杀之前，却令割下凤山等鼻舌叫陈迪吃下。(237)其灭绝人性的程度，并不下于朱元璋。

枷和立枷

枷，这种刑法，在专制时代原是很普通的。但在明代，枷的重量及方法都有些特别，所以也成了一种酷刑。如朱祁镇时王振枷国子祭酒李时勉，其枷竟重达一百斤。王锜《寓圃杂记》卷上云：

正统间李时勉先生为国子祭酒。中官王振生辰，朝臣皆往贺，先生独不往。衔之，坐以砍文庙前古木为不敬，置百斤枷，命枷先生与司业赵琬、掌馔金鉴。中一枷特重，为先生设也。金掌馔曰：“鉴年壮，当荷此。”先生曰：“老夫筋骨甚坚。”即以自荷。

时正盛暑，枷三日不解，于是激动了公愤，“监生李贵等千余人诣阙乞贷。有石大用者，上章愿以身代。诸生围集朝门，呼声彻殿廷”(238)。这一来王振可有些恐慌了，恰好祁镇的母亲也知道了这事，便叫祁镇释放了李时勉。

到刘瑾时更创大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239)。被枷的人也特别多。如：

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彧，因查盘钱粮还，瑾索赂不足，以为参官不当，辄发怒，用百五十斤枷于东西公生门。时暑雨昼夜不辍，莫敢稍移。都御史刘孟到任延迟，亦逮至京，枷于吏部门外。御史王时中枷于三法司牌楼下，远近聚观垂泪。文臣垂首丧气，莫敢近觑。(240)

此外被枷的还有给事中吉时，郎中刘绎、张玮，尚宝卿顾浚，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而吴献臣以劾刘瑾竟“枷号午门前一月”(241)，其余枷死者无数。(242)

至于一般平民被枷死的就更多了。如：

孝陵太监王琇奏揽纳户数人，专一包纳银……瑾遂枷其揽纳户于户部门外，命锉其枷，不得屈伸，皆即日死。(243)

戴普通枷的人，起坐跪卧大概还可以随意，至于立枷则是带着站在那里，连坐跪都不允许。这枷创始于朱翊钧，重者竟至三百斤。

厂卫承冯保余威，滥受民讼；抚按访察犴猾，多累无辜；有司断狱，往往罪外加罚；帝好用立枷，重三百余斤，犯者立死。(244)

带这枷的人，几日后必死。

本朝枷号，始渐滥行……然亦未闻有立枷之说也。近来厂卫多用重枷，以施御囚，其头号者，至重三百斤，为期至二月，已百无一全。而最毒则为立枷，荷此者不旬日必绝。偶有稍延者，命矬低三数寸，则顷刻殒矣。以余所见闻，盖不胜数，大抵皆因罪轻情重，设为此法以毙之。或得罪禁廷，万无可活之理。惟壬辰年之乐新炉以及诸龙光，则实出圣意，命东厂速以死上闻，盖痛恨游棍之流谤也。(245)

假使没有到期死去，还不准埋：

凡枷未满期而死，守者掊土掩之，俟期满以请，始奏闻以埋。若值炎暑，则所存仅空骸耳。故谈者谓酷于大辟云。(246)

假如想苟延残喘，据说也有办法，但这办法也就惨得很：

曾闻京师人云，倘非厂卫注意，及有仇家者，夜间窃雇乞丐，背承其尻，稍息足力。每日啖一生猫，亦可偷生，未知果否。(247)

到魏忠贤主持东厂时，这立枷便成了家常便饭：

忠贤领东厂，好用立枷，有重三百斤者，不数日即死，先后死者六七十人。(248)

当时许誉卿也曾奏云：

厂卫一奉打问之旨，五毒备施。迩复用立枷法，士民搞项毙者不知凡几。(249)

朱由检即位后，曾说这刑太惨，但是否废除，却不知道。《明史·刑法志三》云：

庄烈帝问左右：“立枷何为？”王体乾对曰：“以罪巨奸大憝耳。”帝愀然曰：“虽如此，终可悯。”忠贤为颈缩。

一般刑具

明代特务们除了使用以上这些特别酷刑而外，还有一般刑具。如锦衣卫镇抚司的刑具便有十八套，其中最常用的有五种：

一械，坚木为之，长尺五寸，阔四寸许，中凿两孔著臂上，虽受刑时亦不脱。入狱则否。凡杀中，惟械手则甚便。故周公（朝瑞）之死，郭贼诱之上堂，上堂理应着此物也。

一镣，铁为之，即锒铛也。长五六尺，盘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不使动也（按：此句《诏狱惨言》作“不便故也”）。

一棍，削杨榆条为之，长五尺，曲如匕，执手处大如人小指，着肉处径可八九分。每用棍，以绳急束其腰，二人踏绳之两端，使不得转侧。又用绳系两足，一人牵绳背立，使不得伸缩。

一拶，用杨木为之，长尺余，径四五分。每用拶，两人扶受拶者起跪，以索力束其两端，随以棍左右敲之，使拶上下则加痛。

一夹棍，杨木为之，二根长三尺余，去地五寸许，贯以铁条，每根中间，各帮拶三付，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中，上急束以绳，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得动。又用大杠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从右畔猛力敲足胫。(250)

这些刑具，据说以拶为最厉害，无法假借。

诸刑俱可应故事，惟拶指则毫难假借。盖紧拶则肉虽去而骨不伤，稍宽则十指俱折矣。(251)

还有一种叫作“昼夜用刑”：

嘉靖四十五年，户部主事海瑞上疏规切上过，已下锦衣拷问，刑部拟绞，其疏留中久不下。户部司务何以尚者，疏请宽宥之，上大怒，杖之百，下锦衣镇抚司狱，命昼夜用刑。初意用刑不问昼夜，不浃日必死矣……心尝疑之，以问前辈仕人，云此刑以木笼四面攒钉内向，令囚处其中，少一转侧，钉入其肤，囚之膺此刑者，十二时中但危坐如偶人。(252)还有一种叫作“琵琶”，《明书》卷七十三：

其最酷者曰琵琶，每上百骨尽脱，汗下如雨，死而复生，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

另外，据《明史·刑法志二》载当时酷吏所用之刑有“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用径寸懒杆、不去棱节竹片，或鞭脊背、两踝致伤”等等，这些大概都在十八套之内的。

至于镇抚司一般用杖的轻重，则看特务头子所下的手谕而定：

凡厂为所廉谋反弑逆及强盗等重辟，始下锦衣之镇抚司拷问。寻常只云“打着问”，重者加“好生”二字。其最重大者则云“好生着实打着问”，必用刑一套。凡为具十八种，无不试之。(253)

但这在明代也有前后期的不同，朱国桢《涌潼小品》卷十二云：

成弘间下诏狱，惟叛逆妖言强盗好生打着问，喇虎杀人打着问，其余常犯送锦衣镇抚司问，转法司拟罪。中间情重始有来说之旨。正德以后，一概打问，无复低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