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死,儿子常洛即位。朱翊钧在世时曾打算立郑贵妃的儿子做太子,但迫于众议,没有成功,所以很不喜欢他,甚至出阁讲学的时候,连火炉都不设(141),弄得他非常痛苦。幽囚久了的人,一旦做了皇帝,便有些飘飘然,就无限制地放纵荒**起来。《先拨志始》卷上云:
光庙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理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
常洛就这么好色过度死了,在位不到一个月。
常洛死后,儿子由校即位,年十六岁,这个青年皇帝却是一个很好的艺术人才,他喜欢亲自动手建筑房屋,雕刻木器,髹漆器皿,据说都还十分精巧,但对于朝政却一概不管。于是太监魏忠贤便专权擅政,天启一朝,特别是后几年,实际皇帝便是魏忠贤。
魏忠贤的侦探
魏忠贤以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其时东厂侦缉之酷虐,据《明史·魏忠贤传》卷三○五称:“当是时,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虚实辄糜烂。”事实的例子如:
戚臣李承恩者,宁安大长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赐器。忠贤诬以盗乘舆服御物,论死。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武弁蒋应阳为(熊)廷弼讼冤,立诛死。(142)
其时,侦缉特务多如牛毛,大街小巷,不分昼夜,都有他们踪迹。“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143)如《明史·刑法志三》所载一事:
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
至于派在外边的特务,也是无地无之。特别是天启五六年之间,大狱数起,派出的特务更是繁密。
天启五年三月,魏忠贤诬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受熊廷弼贿,一时侦骑四出,道路汹汹。凡是与这六个人有关系的都被跟踪盯梢,随时都有送命的可能。如魏大中被逮后,他的儿子学洢偷偷地跑到京师,刺探他父亲消息,“既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144)。又如杨涟的亲家陈愚,因救杨涟,就有特务上他家去踪迹:
陈愚,字元朴……以其女妻忠烈之长子之易……忠烈被祸,元朴倾身经纪其家,逻者交迹于门。(145)
有些人甚至恐惧自杀:
苏继欧,许州人,历知元氏、真定、柏乡。入为吏部稽勋主事,累迁考功郎中。将调文选,中旨谓为杨涟私党,削籍归。时缇骑四出,同里副使孙织锦素附忠贤,遣人怵继欧曰:“逮者至矣。”继欧自经死。(146)
在这样情形之下,除了几个极少数有血气的人而外,其他亲戚朋友不但不敢营救,连探问一下都不敢,家家关门闭户,有如大祸临头。顾大章被逮,一路上他的朋友很多,都不敢和他相见。他曾有《道经故人里门》一诗,对此深致感慨。诗云:
槛车尘逐使车辕,一路知交尽掩门。犹喜多情今夜月,斜窥树隙照离尊。(147)
从这首诗中固然可以看出当时人情的浅薄,但同时也可见特务的威焰了。
天启六年二月,魏忠贤又嗾使苏杭织造太监李实诬奏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逮捕至京,又兴起一次大狱。这时,特务侦缉情形较之以前更为严密。这从当时人朱祖文写的一部《北行日谱》中便可以看出。
朱祖文是周顺昌的一个同乡好友,当顺昌自家乡苏州被逮赴京,他曾先期冒险到京设法营救顺昌,又到定兴吴桥各地去借钱替顺昌“完赃”。后来他将这一路经过事实写成一部《北行日谱》,其中所记魏忠贤广布特务侦缉的情形,简直像撒了天罗地网,没有一处没有。当朱祖文刚从苏州出发时,便有特务注意:
偕公使唐元严秀二人先公而往,拟从云阳登陆,而唐元以骡贵欲走瓜州。会此时彼地诸旂群集,恐为物色,遂从其说。至瓜州,则天雨泥泞,而又计从清江浦登途为便,乃遂往清江浦。二十九日舟抵维扬候关,两仆登岸,有长髯呼之曰:“尔已来乎?”不为应。又则曰:“尔苏人也。”若素相识者然。回述于文,殊为之异。初二从清江浦登陆,有差骑一人,马已驰过,忽复驰回,向文曰:“尔已来乎?”不为应,则又亦曰:“尔苏人也。”为之唯唯,始去。唐元私语文曰:“顷之差骑寓适相对,又复相问,而其语若知我等踪迹。”文疑此必织造之使,物色偕来者。此时有公致鹿职方孙孝廉两函,遂欲焚之以灭迹,而又念非此无以取信二公。方扰扰胸中,忽有群捶逆旅之门者,其声甚厉,则谓必差骑我擒无疑,静听乃县役呼里役也。(148)到了北京以后,情形更为严重,世交好友,都不敢留他住宿:
十八日晚抵都门,念都中戒严,必先得藏身之所乃可。有宗都督者,其父讳礼,于世庙时死国难,先都督因与订交,文与宗氏有世讲谊,妄意此可暂为居停。十九卯刻及其门,诡以他事往,求为信宿。于时都督伯子宦游,惟仲子太医叔子文学在舍。两君相对颦蹙告曰:“此间大非昔比。即戚里侯门,无不惴惴危惧。倘客非其人,十家连坐。君以异乡入吾门,比邻已有密伺者,君其务就逆旅乎!”即求一宿且不可,即欲行装暂入其门不可。不得已,主仆三人反扬鞭长安道上,索客肆而解征鞍焉。(149)
连周顺昌一个好友朱尽吾都不敢留他,说是“寝所不便”,有一天晚上朱祖文又向他求宿,“朱以是夕移尊饯者若而人,于文不便为解,力为之拒,不得已而始纳,究竟无一人至者,一时彼此畏祸景象可知也”。
当时旅馆也都和特务串通,替他们做眼线,朱祖文在北京不过十多天,旅馆老闾便十分注意他:
逆旅主人见文谢绝宾客,而又与周使时时密语,业有猜意。畴昔之夕,已有长髯居然闯入,四顾其行装者……是时届行,偿主人日费,严秀计及秋毫,主人几出猜语。文乃解行装一事为赠,以惬其意,乃释。(150)
当时特务对押解来京的犯人以及犯人在京的亲属同乡都派有爪牙侦缉监视,如朱祖文初到京时访寻周顺昌的朋友,便感到“其非吾乡,既难轻谒,而一属吾乡,又恐缉事者于彼出没”。又告诉顺昌的仆人钱真说:
尔主人左右皆缇骑,此时初至,正觇探者群伺之秋。(151)
不久,钱真也打听出来,说是:
厂卫缉访果有其人,且五十余辈。(152)
又说:
黄公白安封翁抵京,为逻卒所获,罄其腰缠六十余金,犹欲送问,赂以五百余金始脱。(153)
而朱祖文友人蒋士衡又告诉他说:
闻厂卫耑为吾公密遣缉事者三十余辈缉其用事之人,兄其善为藏身计。(154)
所以当时朱祖文在京活动,十分提心吊胆,和人接洽,都在萧寺古庙之中,信件不是“折成指大,糊之壁间”,便是“折成指大,粘之敝袜底中”。
京师近郊特务巡逻侦缉也十分严密,如朱祖文由京赴定兴访鹿善继,特意走城外小路,但结果——
行行不二十里,即有番卒三人叱下骑搜检。是时急甚,文与严秀先以行囊与此三人,一一简视,而更以他语支吾。唐元则乘此之隙,将前书嚼去,毫无踪迹,乃免于难。(155)
到了定兴,去京师已二百余里,但因“鹿之北闾,无非阉宦,主仆二人,深藏如处子,不敢一窥户外”。后来朱祖文又到吴桥找范景文,吴桥“去京几七百里矣,范公亦相戒勿入市中”(156)。
看了这些记载,便可以想象到当时特务所造成的恐怖阴惨情况,真如地狱一般了!
自从这两次大狱以后,魏忠贤的特务侦缉仍是一天比一天加强。天启六年十月便索性传谕内阁令其督促特务机关“广布军番,严加体访”,谕云:
自朕冲工践祚之际,值东林邪党盈朝,陷朕孝德不光。或弃祖宗封疆不顾。幸荷上天默佑,宝玺呈祥,牖朕憬然,群奸败露。其元恶大憝,虽伏芟除,而胁从宵壬,不无漏网。前已屡屡持谕,开晓再三,欲令易而革新,咸与更始。不谓法纪凌替之后,人心迷罔已深,乃尚有未尽奸徒,怙恶不悛,密弄线索。或巧布流言蜚语,或捏造匿名文书,害正党邪,荧惑视听。卿等可传示厂卫都察院五城巡捕缉事衙门,广布军番,确加体访。如有前项奸逆,仍蹈前愆,确有的据,即先将正身拿住具奏,细细严审,必要穷究到底,根鞫造谋主使之人,明正典刑,以息邪说,昭朕一代平明之治。(157)
但到第二年八月由校病死,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被斥自杀,他的特务侦缉也就崩溃结束,代之而起的便是朱由检的特务侦缉了。
魏忠贤的黑名单
在魏忠贤当政的几年之间,他的侦缉诬陷是有计划的。他和他的爪牙拟出了许多黑名单,照着名单去侦缉诬陷或是逮捕。
首先拟黑名单的是郭巩,那时魏忠贤还名叫进忠,势力还不太大。天启三年二月,周宗建上疏云:
臣于去岁指名劾奏,进忠无一日忘臣。于是乘私人郭巩入都,嗾以倾臣,并倾诸异己者。巩乃创为“新幽大幽”之说,把持察典,编廷臣数十人姓名为一册,思一网中之。又为匿名书,罗织五十余人,投之道左。给事中则刘弘化为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阳辈若而人;御史则方震儒为首,次及江秉谦辈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既欲罗织诸臣,以快报后之私,更欲独中臣,以释进忠之恨。(158)
继之而起的是魏广微,他“将缙绅便览中如韩(左火右广)、缪昌期、曹于忭、李邦华、郑三俊等约百余人,目为邪党,重者三点,次者二点”,托内阉王朝用转送忠贤处,以凭谪斥。(159)
这以后忠贤的爪牙就纷纷拟出黑名单进献了。这些名单今天尚存的计有:王绍徽的《东林点将录》、崔呈秀的《同志录》、魏应嘉的《伙坏封疆录》。
《东林点将录》是当时黑名单中最著名的一个。王绍徽造这名单时倒也颇费心机,为了要魏忠贤看了有趣,是以《水浒传》晁盖、宋江等一百零九人天罡地煞之名,分配于当时所要陷害的朝臣,兹录其前三名,以见这名单的款式:
东林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户部尚书李三才 晁 盖
总兵都头领二员天魁星呼保义大学士叶向高 宋 江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
卢俊义
以后一直到“地魔星云里金刚四川道御史宋师襄”为止,共一百零九人。(160)
据说忠贤看了这名单以后非常欢喜,说是“王尚书斌媚如闺人,笔挟风霜乃尔,真吾家之珍也”(161),便兴冲冲地拿给朱由校去看。不料由校不解“托塔天王”为何语,忠贤便述《水浒传》溪东西移塔事,由校忽鼓掌叫道:“勇哉!”“忠贤于是匿其书,不复上闻。”(162)
崔呈秀的《同志录》,大概便是今传的《东林同志录》(163),录题下注云:“补点将录”。内中开列政府叶向高以下六人,词林孙慎行以下十九人,部院李三才以下五十七人,卿寺顾宪成以下七十三人,台省魏大中以下七十六人,部曹王象春以下四十一人,藩皋郡邑顾大章以下二十六人,赀郎武弁山人吴养春以下二十一人。
魏应嘉的《伙坏封疆录》列执政刘一燝一人,司礼大珰王安一人,部堂周嘉谟等五人,卿寺刘道隆等三人,翰林李腾芳等七人,台谏惠世扬等十六人,部署顾大章等二人。魏应嘉并且作了一篇自序,后半段说:“此辈人神共愤,罪通于天。已经察处者,当思忏业于来生,尚挂虚衔者,莫望燃灰于今世。秽迹既彰,敷天共恨。孝子慈孙,百世能改乎哉!苟有补于国家,虽晁错十世之冤,予一人任之矣。”其丧心无耻如此!
此外,邵辅忠、卢承钦、岳和声、阮大铖也都拟有名单,但今天已不知其内容如何了。邵辅忠拟名单事见《启祯两朝剥复录》中:
时忠贤将以妖谤疑皇亲张国纪及被斥诸臣,而孙杰、邵辅忠密为具袖珍小摺,开具应剪诸臣姓名,欲令忠贤乘此杀张国纪,危中宫,复因国纪兴大狱,杀林下诸臣。此谕出,远近无不寒栗矣。
卢承钦拟的名单则似乎是模仿王绍徽的《点将录》,有些什么敢死军人土木魔神之类的名目:
(卢)承钦,余姚人,由中书舍人擢御史……因言: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忠贤大喜,敕所司刊籍,凡党人已罪未罪者,悉编名其中。(164)岳和声则是和虞廷陛合拟的,也叫作《天鉴录》,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云:
嘉兴岳和声、虞廷陛合谋作《天鉴录》,谓东林枉做小人,不赢东林,得为君子。列名分注,凡五百七十人,品目三日夜。书成,托浙抚后墙把总口密致之忠贤,以把总其心腹也。
阮大铖拟的黑名单,叫作《百官图》:
(左)光斗同郡阮大铖者,谒忠贤,进百官图。曰:“某宜先驱,某宜后击,某宜正攻,某宜旁射。”于是忠贤大喜,按图杀诸君子,往往多用大铖之策。(165)
阮大铖是个拟黑名单的能手,有人说王绍徽的《点将录》也是他代作的(计氏《明季北略》及阎若《潜邱劄记》均如此说)。直到南明福王由嵩时他还作有《正续蝗蝻录》《蝇蚋录》来陷害东林复社诸人。
另外还有《东林籍贯》《东林朋党录》《盗柄东林伙》(166)三个黑名单,今天已不知是谁所拟的了。
《东林籍贯》是将东林党人按照籍贯开列的,计北直孙承宗等八人,南直缪昌期等四十一人,浙江朱国桢等十一人,江西邹元标等十六人,湖广罗喻义等二十人,河南蔡毅中等七人,福建董应举等五人,山东王象乾等十三人,山西韩(左火右广)等十五人,陕西王图等十八人,四川欧阳调律等五人,广东曾陈易一人,云南王元翰一人,贵州王祚远一人。
《东林朋党录》共两个名单,前列赵南星等九十四人,后列东林胁从顾秉谦等五十三人。每人之下除各系科分籍贯外,还有座主姓名。明代士大夫最讲究座主门生之谊,往往结成朋党,这大概是准备株连或调查背景的。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每人姓名底下都用小字注出“已处”“重处”“未处”“回籍”“在籍”“降级”“革任”“闲住”“见任”“已故”等,注得非常详细,这大概是魏忠贤手头用的名单,随时登记注明,以备遗忘的。
《盗柄东林伙》分三门:一、“东林初”,以邹元标为“鼻祖”。二、“东林盛”,下注“入主出奴,渐移国柄”,以杨时乔为“鼻祖”。三、“东林晚”,下注“朋执朝政”,以刘一燝为“鼻祖”。而以叶向高为“东林初盛晚教主”。每门详列诸人姓名官爵,而且多半注有几句这个人的为人和罪状,诬蔑得极其丑恶,如于玉立名下注云“四路占风,八面招邀”,吴默名下注云“军师”,汪若霖名下注云“厥状与鬼行同”,等等。又,李应升、周宗建诸人名下均已注明“死狱”字,则这个名单当是天启末年所拟的了。
这些名单制出以后,李永贞等都抄成小册,放在袖中,“遇有处分,则争出册告曰:‘此某录中人也。’故无得免者”(167)。
还有应该指出的,便是这些名单所列诸人,固然大部分都是反对魏忠贤的,但其中也有几个还是魏党,或名在“逆案”,如《东林点将录》中的魏应嘉,《东林同志录》中的张我续,《东林籍贯》中的郭巩、薛贞,《东林朋党录》中的顾秉谦等人。这原因许是当拟名单时,这些人还没有附魏,或是内部有矛盾,借此倾陷。所以看的时候,应该考其究竟,不能据之以为定论的。
此外忠贤命令许显纯动手逮人时,也发有名单。《牧斋初学集》卷三十四“赠锦衣吴公进秩一品序”云:
天启中逆奄用事,其私人许显纯掌诏狱……群小构大狱,以一网尽海内正人君子,嗾奄授意,而显纯操刀焉。每出片纸,姓名累累如保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