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有两个在位最久的独夫：一个是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另一个是他的孙子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中间再加翊钧的爸爸载垕在位六年，三人合起来一共是九十九年，占整个明代统治时期三分之一还要多。

这里我们便将这一百年中特务侦缉情形看一下：

朱厚熜的特务侦缉

朱厚熜以藩王入登帝位，他是一个刚愎暴戾的独夫，而且疑心极大。即位之初，虽然将朱厚照的特务斥去了一些，但很快地又任用一批自己的特务侦缉臣民。这些特务之恣肆一如往昔，张居正叙述那恣肆情形是：

肃皇帝以威严驭下，大狱数起，群言事忤旨，辄逮系锦衣卫讯治，或杖之于廷，有立毙者。而当事亦以鸷击为能，侦伺校卒，猛若乳虎。一旦不如意，所夷灭不可胜道，京师为之重足。(113)

这情形在朱厚熜即位之初便是如此。嘉靖初年东厂太监芮景贤颇得到他信任，景贤任用爪牙陶淳等诈财诬陷，作恶极多。如：

（嘉靖二年）十月，临洮知府郭九皋为药州民赵纪诬以前任永平府事，讦告东厂。太监芮景贤奏闻，命差官校提问。巡按陕西御史刘翀言：“东厂之设，专主缉访在京奸伪，无受理词状远差官校拿人之例。赵纪细民，不诉抚按，而越诉东厂，实由书手陶淳通贿景贤所致也。乞将赵纪陶淳九皋同解法司问理。”(114)

同年给事中刘最以弹劾中官崔文贬谪外任。芮景贤还派人跟踪侦缉，栽诬陷害：

十一月刘最既调广德州判官去，而东厂太监芮景贤复奏最在途仍用礼科旧衔，乘坐船，取夫役，而长芦巡盐御史黄国用复遣纸牌送之，并属违例。上命逮最、国用下诏狱，镇抚司具狱上，得旨：最谪戍，国用降远方杂职。(115)

同时和刘最同行的有个颜如环，用了黄色包袱裹行李，也被芮景贤诬奏擅用禁物下狱。当时，刑科给事中刘济曾因此极言特务侦缉之害云：

国家置三法司，专理诏狱……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如最等小过耳，罗织于告密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旨从内降，大臣初不与知，为圣政累非浅。(116)

结果是厚熜大怒，命令夺刘济俸钱一月。

这时有个厚照时的锦衣革职百户王邦奇，看见厚熜仍旧信任侦缉，便请求复职，竟然得到允许。而王邦奇便随意诬陷大臣。《明通鉴》卷五十三：

（嘉靖六年二月，张璁桂萼嗾）锦衣卫百户王邦奇上书言哈密事，遂诬奏致仕大学士杨廷和、尚书彭泽，并及阁臣费宏、石瑶……上信之，下（廷和子）惇等狱……既罢，下五府九卿议。镇远侯顾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虚妄。”

结果朱厚熜对王邦奇不过是切责之而已，而杨淳还是“斥为民”。

而这时锦衣校尉已经跑出京外缉事，如嘉靖六年南京礼部侍郎顾清上言：

锦衣职侍卫，祖宗朝非机密不遣……近乃遣千户勘扬州高瀹争私财事，囚其女妇，憯毒备加。请自今悉付所司，停旗校无遣。(117)

奏上，朱厚熜不但不采纳，反而下诏鼓励告密：

嘉靖八年……诏许六部历事监生发廷臣奸弊……于是无赖子率持朝士阴事，索赀财，妄构事端入奏，诸司为惕息。(118)

从这以后，特务缉事便越发加强，特务们也就越发肆无忌惮。如：

采木侍郎黄衷事竣归家，乞致仕，未许。缉事者奏衷潜入京师。帝怒，夺衷职。(119)

又如嘉靖二十三年：

（兵部尚书翟鹏）下诏狱，坐永戍。行至河西务，为民家所窘，告钞关主事杖之，厂卫以闻。复逮至京，卒于狱。(120)

而罢官回家，特务还要盯梢侦查。如嘉靖二十一年文选郎中王与龄忤严嵩罢官归去。“锦衣遣使侦其装，袱被外无长物，称叹而去。”(121)

至于一般老百姓所遭受的冤屈更是不可胜言。

京师民张福诉里人张柱杀其母，东厂以闻，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诉官，谓母福自杀之，其邻人之词亦然。诏郎中魏应召覆按，改坐福。东厂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应召诏狱。（右都御史熊）浃是应召议，执如初。帝愈怒，褫应召职，给事中陆粲、刘希简争之，帝大怒，并下两人诏狱。侍郎许赞等遂抵柱死，应召及邻人俱充军，杖福妹百，人以为冤。(122)

厂卫既是这样嚣张，于是一般无赖痞棍便都献钱给特务头子，请求做校尉，然后再刮榨老百姓取偿。《明史·颜鲸传》卷二○九云：

锦衣帅受诸侠少金，署名校尉籍中，为民害。

而各地刁民奸宄也纷纷告起密来。如：

嘉靖九年，故太监张容家奴朱继宗，告阁臣杨一清受其家主张永赂遗。又云一清盗宁府库金。一清致仕去，次年夺职。十年江西刁民王荣，告其乡人原任文选郎中夏良胜刊所上大礼疏，及为夏所厚江西参议知县等官。上逮窜良胜极边充军，参议等官降斥。(123)

那时锦衣卫特务头子先是朱宸，后来有骆安、王佐、陈寅等，代替陈寅的是陆炳。朱厚熜南游时，驻卫辉，行宫失火，陆炳曾将他救出，所以十分得到宠幸，威势煊赫。他掌卫时，有一个时期，卫权竟凌驾东厂之上。

陆炳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特务，他懂得同各方面拉拢，《明史》说：“帝数起大狱，炳多所保全，折节士大夫，未尝构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称之者。”(124)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他的手腕，夏言、仇鸾都是他陷害死的，虽然夏、仇两个也并不是什么好人，但他的构陷，也只是为了私仇。同时，他又“任豪恶吏为爪牙，悉知民间铢两奸，富民有小过辄收捕，没其家”(125)。而那时锦衣卫所用的旗校也最多，竟达十余万人。至于他在京师的措施，其凶恶强横，有时简直和刘瑾差不多：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湖广道试御史陈其学劾锦衣卫掌事、都督同知陆炳。先是炳以“京师流寓人多，恐潜藏奸宄，乞行禁戢”，从之。至是其学劾“炳肆行威福，矫下逐客之令”。又以盐法劾“炳与京山侯崔元加抽病民，且受奸商徐二请托，请一并究治”。(126)

至于朱厚熜时一般宦官缉事之风，据《明史·刑法志三》说：“世宗驭中官严，不敢恣。”但这只不过和朱厚照比较言之罢了，事实上那时宦官缉事之风还是很盛，《明史·郭英传》卷一三○说“（郭）勋以族叔郭宪理刑东厂，肆虐无辜”，便是一证。事实的例子，如：

中官刚聪诬漕卒掠御服，坐二千人。(127)

还有一次捕了五百：

中官黄锦诬劾高唐判官金坡，诏逮之，连五百余人。（御史马）录言：“祖宗内设法司，外设抚、按，百余年刑清政平。先帝时，刘瑾、钱宁辈蛊惑圣聪，动遣锦衣官校，致天下汹汹。陛下方勤新政，不虞复有高唐之命。”给事中许复礼等亦以为言，狱得少解。(128)

而厚熜自己也经常直接派宦官侦缉朝臣：

俺答薄都城，谩书求贡。诏百官廷议……时帝遣中使（左目右间）廷臣，日中莫发一语，闻（司业赵）贞吉言，心壮之。(129)

甚至一些极琐碎无聊的事，也要派宦官去侦察真伪。如赵文华称病请假，他就曾“令司礼监觇视真伪”(130)。还有派遣宦官出京，去侦察在外奉使的朝臣：

郑王厚烷的言事废徙凤阳。（瞿）景淳奉敕封其子载堉为世子，摄国事。世子内惧，赆重币，景淳却之。时恭顺侯吴继爵为正使。已受币，惭景淳，亦谢不纳，既而语景淳曰：“上遣使密诇状，微公，吾几中法。”(131)

朱载垕的特务侦缉

朱厚熜死后，他的儿子载垕即位，载垕是个极端荒**好色的独夫。据说他的死就是由于好色过度，把**吃得太多了，以致“**昼夜不仆”而死的(132)。就是这样一个昏庸混蛋的东西，他仍是不放松特务侦缉，还下诏明白宣布要加强厂卫：

隆庆初……诏言灾眚洊至，由部院政事不修，令厂卫密察。（给事中舒）化偕同列言：“厂卫徼巡辇下，惟诘奸宄、禁盗贼耳。驾驭百官，乃天子权，而纠察非法。则责在台谏，岂厂卫所得干？今命之刺访，将必开罗织之门，逞机阱之术，祸贻善类，使人人重足累息，何以为治？且厂卫非能自廉察，必属之番校，陛下不信大臣，反信若属耶？”御史刘思贤等亦极陈其害。帝并不从。(133)

至于那时特务侦缉之为害，从当时给事中欧阳一敬疏中可以看出大概情形。他说：

缉事员役，其势易逞，而又各类计所获功次，以为升授。则凭可逞之势，邀必获之功，枉人利己，何所不至。有盗经出首幸免，故令多引平民以充数者；有括家囊为盗贼，挟市豪以为证者；有潜构图书，怀挟伪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诬陷者；或姓名相类，朦胧见收；父诉子孝，坐以忤逆。所以被访之家，谚称为刬，毒害可知矣。乞自今定制，机密重情，事干宪典者，厂卫如故题请。其情罪不明，未经谳审，必待法司详拟成狱之后，方与纪功。仍敕兵、刑二部勘问明白，请旨升赏。或经缉拿未成狱者，不得虚冒比拟，及他词讼不得概涉，以侵有司之事。如狱未成，而官校及镇抚司拷打伤重，或致死者，许法司参治。法司容隐扶同，则听科臣并参。如此则功必覆实，访必当事，而刑无冤滥。(134)

朱翊钧的特务侦缉

载垕的儿子翊钧也和他父亲一样，虽然昏庸，却并不放松特务侦缉。

他即位的时候才只十岁，太监冯保以司礼首珰兼督东厂，勾结大学士张居正专权擅政，首先便诬陷他的政敌高拱，那时高拱已经失败罢职回家了：

万历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伪为内侍服，入乾清宫，被获下东厂。保欲缘此族拱，与居正谋，令家人辛儒饮食之，纳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遣刺帝。大臣许之。逾日，锦衣都督朱希孝等会鞫。大臣疾呼曰：“许我富贵，乃掠治我耶！且我何处识高阁老？”希孝惧，不敢鞫而罢。会廷臣杨博、葛守礼等保持之。居正亦迫众议微讽保。保意稍解，乃以生漆酒喑王大臣，移送法司坐斩，拱获免。(135)

而据《万历野获编》所载，当王大臣下狱的时候，冯保已经派特务去逮高拱了。幸而高拱究竟是做过宰相的人，明白朝章故事，没有被逮去，否则一条性命便保不住了：

今上（翊钧）初元，王大臣事起，冯珰密差数校至新郑，声云“钦差拿人”。胁高文襄，令自裁，家人皆痛哭。高独呼校面诘，索驾帖观之。诸校词窘，谓“厂卫遣来奉慰耳”。非高谙故典，几浪死矣。(136)

万历十年，翊钧已经二十岁了，冯保还把他当小孩子看待。他对冯保反感甚大，便趁着张居正病死冯保失去外援的当儿，将冯保谪降南京，而令自己亲信特务张鲸掌东厂。

张鲸是新城人，朱翊钧斥逐冯保，他在暗中为之策划，所以很得宠幸。他在东厂时的情形是：

其在东厂兼掌内府供用库印，颇为时相所惮。而其用事司房邢尚智，招权受赇。万历十六年冬，御史何出光劾鲸及其党鸿胪寺序班尚智与锦衣都督刘守有相倚为奸，专擅威福。(137)

奏上，张鲸送上许多金宝给翊钧，竟得无事。

张鲸之后，掌东厂的有张诚、孙暹、陈矩等，但这时候翊钧已经信任派在外边的一大批矿税特务，所以东厂侦缉事件便比较少。但诬陷的事也还是有，如《明史·梅之涣传》卷一四八便说万历间有“东厂太监李浚诬拷商人”。

而派在外边侦缉的特务，仍然遍地都是。如万历二十八年王德完上书言建立太子的事，下诏狱，廷杖谪归。临走的时候，冯琦给他一封信劝他说：

柴车就道，形迹宜晦。即遇故旧，一夫一马，亦勿受之，貂珰满涂，百凡宁过，慎耳行矣。(138)

至于那时锦衣卫特务也是十分横行，如“锦衣都督刘守有与僚属张昭、庞清、冯昕等，皆以籍罪人家多所隐没，得罪”(139)，便是一例。

此外，朱翊钧也和他的列祖列宗一样，经常自己直接派特务出去侦察臣民。如：

大兴知县王阶坐挞乐舞生下吏，帝密遣两校尉侦之，谳日为巡风御史主事孙承荣所拒。校尉还奏。帝怒诘（刑部尚书李）世达，世达言侦伺非大体。承荣竟夺俸。(140)

朱厚熜、朱翊钧这两个在位最久的独夫，历史上都说他祖孙俩对特务侦缉比较放松，但事实情形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