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派特务侦缉天下臣民，远在那位开国的“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就开始了。
朱元璋的特务侦缉
朱元璋以一个市井无赖游方和尚，从元末许多人民义师手中篡夺了政权，做了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便想出种种方法来镇压天下臣民，这方法不外两种：一是侦缉，二是屠杀。屠杀留待下节再说，这里只说侦缉。
朱元璋用特务侦缉，远在他统一天下之前。如：
至正十九年，上遣帐下卫士何必聚往探江西袁州守将欧平章。年已老，侦知之，上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答曰：“欧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克袁州，果然。(1)
即位以后曾用了许多“检校”，专干特务侦缉勾当，他自己曾把这些检校比做“恶犬”，这些人有高见贤、夏煜、丁光眼、凌说、杨宪等：
太祖用高见贤为检校，尝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太祖知之。又与佥事夏煜惟务劾人，李善长等畏之。及兵马指挥丁光眼巡街生事，无引号者拘拿充军。又凌说、杨宪执法不阿。太祖尝曰：“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见贤又建言：“在京犯赃经断官吏不无怨望，岂容辇毂之下居之；及在外犯赃官吏，合发江北和州无为住坐。彼种荒田甚多，每人拨与二十亩开垦，亦且得人纳粮当差。”(2)
此外，还有耿忠、毛让等人：
耿忠即耿三舍，初与毛让等参随太祖，以心腹亲信时令浙江等处，访察官吏，问民疾苦。时绍兴、衢州、金华秋旱，农民无收，有司不准告灾，回京奏，太祖怒，提问官吏。(3)
这些检校的足迹无处不到，任何小事都要向朱元璋打报告，如洪武四年元璋下的一条手令，便是根据这些报告下的，令云：
如今北平都卫里及承宣布政司里快行，多是彼土人民为之。又北平城内有个黑和尚，出入各官门下，时常与各官说些笑话，好生不妨他。又一名和尚，系是江西人，秀才出身，前元应举不中，就做了和尚，见在城中与各官说话。又火者一名姓崔，系总兵官庄人，本人随别下泼皮高丽黑哄陇问，又有隐下的高丽不知数。造文书到时，可将遣人都教来，及那北平、永平、密云、蓟州、遵化、真定等处乡市，旧有僧尼，尽数起来。都卫快行承宣布政司快行，尽数发来。一名太医，江西人，前元提举，即自在各官处用事。又指挥孙苍处有两个回回，金有让孚家奴也教发来。(4)
帮朱元璋打天下的一些大将，元璋也是十分提防的，所以也经常派有检校在他们家中侦缉：
太祖尝使人察听将官家，有女僧诱引华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将二家妇人及僧投于水。(5)
至乎一般大臣家中，也都有特务来往踪迹，如：
（宋）濂性诚谨……尝与客饮，帝密遣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6)
又如吏部尚书吴琳已经告老回到故乡黄冈，朱元璋还要派特务去调查他：
吴琳……洪武六年，自兵部尚书致吏部，瑜年，乞归。帝尝遣使察之，使者潜至旁舍，一农人坐小杌，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谨。使者前日：“此有吴尚书者，在否？”农人敛手对曰：“琳是也。”使者以状闻。帝为嘉叹。(7)
以后朱元璋屡次兴起党狱，功臣宿将，屠杀殆尽，这里特务的侦缉也起了极大作用。如蓝玉一狱族诛至一万五千人，起因便是特务告密的：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左王右献）告玉谋反，下吏鞫讯……狱具，族诛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至九月，乃下诏曰：“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8)当时下狱的人株连攀染，亲戚朋友都一网打尽，叫做“逆党”。于是告密风起，一直到永乐间还有这现象：
（永乐间）时有告党逆者。（黄）准言于帝曰：“洪武末年已有敕禁，不宜复理。”(9)
据一般历史记载，明代派遣宦官缉事是开始于朱棣，其实这是不甚确实的，朱元璋就早已用宦官缉事了。虽然他屡次下诏禁止宦官干预外事。据《中官考二》所记洪武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十年、十七年都有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诏谕，而且每次都谆谆告诫，不厌其烦。但这从反面看来也就说明了那时已有宦官干预外事了，不然为什么老是这样翻来覆去地说个不休呢？而这也正是朱元璋厉害的地方，他暗里用了这些特务，在表面上却又口口声声来说这些特务不能寄以心腹，借以蒙蔽臣民。这远在他得天下之前就是这样了，如：
徐达围苏州，太祖特命指挥傅有德，领马军三百与同徐州陆参政出哨济定，以警中原。赐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拨与朝妓十余人。太祖令内官觇视，后国珍令妓妇脱去阜帽褙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壮士拘执叶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妓妇劓去鼻尖，国珍称说：“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锁？”太祖曰：“尔不遵我分别贵贱，故以此等贱人辱之。”鞭讫数十，发瓜州做坝夫，后释之。(10)
又如洪武十二年十二月：
占城入贡。（胡）惟庸等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上怒，敕责省臣。惟庸及（汪）广洋顿首谢罪。(11)
又如：
太祖命乐人张良才说平话，良才因做场，擅写省委教坊司招子，贴市门柱上。有近侍人言太祖曰：“贱人小辈，不宜宠用。”令小先锋张焕傅投于水；尽发乐人为穿甲匠，月支五斗。(12)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证明朱元璋曾派遣宦官缉事：
洪武间，内使云奇守西华门。时丞相胡惟庸谋大逆，居第距门甚迩，奇刺知其事，冀欲发，未有路。适惟庸谩言所居井涌醴泉，邀上往赏，驾果当西出。奇虑必有祸，会走犯跸，勒马衔言状，气方勃崪，舌桥不能达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奇垂毙，右臂将折，犹奋指贼臣第，上乃悟。登城（左兆右页）顾，见彼第内壮士伏甲数匝，丞返椶殿，罪人一一就缚，奇气息断矣。上追悼，赐葬太平门外钟山西，赠少司监，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给守冢六人。(13)
云奇如果不负有缉事责任，怎么会知道胡惟庸要谋反？如果不是朱元璋命令他这样做，怎么他用手指了一下，朱元璋便会“乃悟”？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打死他，那只怪这个特务太老实了一点，他不该当着驾出的时候公开地来说，这还成什么告密？何况朱元璋成天地在嚷着禁止宦官干预外事，这样岂不是拆穿了朱元璋的虚伪面目？这打死当然是“咎由自取”了。但朱元璋究竟是个英明毒辣的人，他懂得怎样驾驭特务，所以立刻便又赐葬、赐祭、赐官，鼓励其他特务仍然继续告密。据他自己告诉他的侍臣说，他驾驭宦特的方法是“但常戒饬，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检束则自不敢为非也”(14)。所以终朱元璋之世，只有他用宦官特务，而宦官特务却无法利用他。但这种驾驭特务方法，没有朱元璋的魄力和手腕，是不会运用得恰到好处的。他的孙儿允炆是个怯懦的皇帝，但却用乃祖的手法去驾驭宦官，结果是宦官们都偷偷地跑到燕王朱棣那里“输送国情”去了。说起来也可笑，朱元璋生时是苦心积虑地替自己孙儿打算，杀尽了元功宿将，使后人可以稳坐江山，留下一些宦官特务，使后人可以巩固统治，以为这样，孙儿应该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恰恰相反，杀尽元功宿将，却使朱棣可以毫无阻挡地**，留下一些宦特，却替朱棣报告国情。“爱之适足害之”，朱允炆就在乃祖的布置中断送江山生命，这也是朱元璋始料之所不及的吧。
朱元璋派出去缉事的人不仅有宦官，而且有和尚，如洪武十五年四月：
诏徵东南戒僧屡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骤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谤大臣，举朝莫敢言。(15)
和尚云游各方，熟知民间情况、江湖活动，用做缉事特务，自然是非常相宜的。而朱元璋对他们也十分信任，如吴印和山东按察使张孟兼争讦，印上奏言状，朱元璋便将孟兼杀死，而且诏印曰：“吾为尔除害矣，善为之。”(16)
朱元璋的特务虽多，但究竟不能散布到全国，于是他便设法奖励人民告密，使天下老百姓互相监视。一些刁滑痞棍贪图厚赏，便纷纷告起密来，而且竟成为一时风气。如洪武十七年萧岐上十便书，大意便说朱元璋“刑罚过中，讦告风炽，请禁止实封以杜诬罔，依律科狱以信诏令”(17)。甚至，朱元璋自己也常常微服侦缉，如：
太祖在婺州，夜出私行，巡军阻之。小先锋张焕从之，谓巡军曰：“是大人。”巡军曰：“我不识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言之再三，已之。次日太祖赏巡军米二石，不复夜出。(18)而野史记载他微服侦缉的故事更多，兹摘录一二则如下：
太祖行京城中，闻一老妪密呼之为老头儿，因大怒……亟传令召五城兵马司总诸军至，曰：“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今朕为天子，而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何也？”即命籍没民家甚众。(19)
太祖当于上元夜微行，京师时俗好为隐语相猜以为戏，乃画一妇人赤脚怀西瓜，众哗然。帝就视，因谕其旨，谓淮西妇人好大脚也。甚衔之。明日，命军士大戮居民，空其室。盖马后祖贯淮西故云。(20)
记载中像这类故事还多得很，事情虽不一定是真，但从流传之广且多这点看来，朱元璋之喜欢微行侦缉，大概是无可怀疑的了。
朱元璋死后，孙儿允炆嗣位。如前所说，他是一个庸懦的皇帝。但即位之初，也曾派了三个特务去侦伺朱棣，可是结果其中之一却背叛了他，替朱棣做特务了：
张信临淮人……惠帝初即位，大臣荐信谋勇，调北平都司。受密诏，令与张昺、谢贵谋燕王……成祖称病，信三造燕邸，辞不见。信固请，入拜床下，密以情输成祖。成祖惧然起立，召诸将定计起兵，夺九门。(21)
而当朱棣兵临江上的时候：
诸宦官喧然谓不如避位，有窃宝敕出见文庙者。(22)
从这点看来，朱允炆驾驭特务的方法，大概不甚高明。而驾驭宦官特务尤其不行，他只知道承袭乃祖的那套严厉作风，但却没有乃祖的手腕。而朱棣阴狠毒辣却大有父风，结果朱元璋留下的宦官特务反为朱棣所用了。
朱棣的特务侦缉
朱棣是奠定并巩固明代特务组织的独夫，他能够很快地夺取了自己侄儿的江山，主要原因之一便是靠了特务的帮助，也可以说他是以特务起家的。
当他初在北平起事的时候，便收买朱允炆的宦官替他做特务工作，史称他“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23)。起兵之后，战事打得并不怎么得意，自己也不敢放开手去做，恰好这时又有允炆的宦官来奔，具言南京空虚可取，他这才下了决心率兵南下。这次如果没有这宦官来告密，他怕是不会有这胆量来冒险的：
（建文三年）十一月乙巳，（燕）王自为文祭南北阵亡将士。当是时，王称兵三年矣。亲战阵，冒矢石，以身先士卒，常乘胜逐北，然亦屡濒于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仅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无何，中官被黜者来奔，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王乃慨然曰：“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十二月丙寅，复出师。(24)
这次出师不过半年光景便打到南京，一路上都有允炆的宦官跑来泄露南京虚实：
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25)
朱棣在南京方面不仅布有宦官特务，并且还有其他特务给他刺探消息，如徐增寿、王宁都是：
建文帝疑燕王反，尝以问增寿。增寿顿首曰：“燕王先帝同气，富贵已极，何故反。”及燕师起，数以京师虚实输于燕。帝觉之，未及问。比燕师渡江，帝手诏增寿诘之，不对，手剑斩之殿庑下。（燕）王入，抚尸哭。即位，追封武阳侯，谥忠愍。寻进封定国公。(26)
（王）宁寿州人，既尚（怀庆公）主，掌后军都督府事。建文中尝泄中朝事于燕，籍其家，系锦衣卫狱。成祖即位，称宁孝于太祖，忠于国家，正直不阿，横遭诬构。封永春侯。(27)
朱棣既以特务起家，即位以后，他就更加强特务侦缉，要靠特务来巩固他的统治了。
他即位后第一件不放心的事便是朱允炆的下落。原来当他攻进南京时，宫中火起，允炆不知所终，或云允炆由地道出亡。当时传说不一，“或以为匿西平侯家，或云泛海入西洋诸国”(28)。这事特别使朱棣放心不下，于是便派出许多特务去分头侦缉，国内国外，陆上海中，侦缉了十余年之久。《万历野获编》对此有一段概括的叙述：
文皇初平内难，即使给事中胡濙以访仙为名，潜行人间。又遣内臣郑和等将兵航海，使东南诸夷。最后则中使李达内部郎陈诚使西域……陈诚以永乐十一年十月返命，偕哈密等国使臣来朝贡，上厚礼之。次年六月遣归，又命诚及中使鲁安赍敕伴送……文皇初以逊国伏戎为虑，以故轺车四出，几于上穷碧落下黄泉矣。(29)
在国内侦缉的主要人物是胡濙，他在外侦缉了前后凡十五年之久，足迹所到，遍于天下：
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永乐）五年遣（给事中胡）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后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30)
在国外侦缉的主要人物是郑和：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齐王景弘等通使西洋。(31)
当时除西洋外，陆上各国，朱棣也派许多宦官特务。如李逵使西域，海童到迤北各地，侯显使西番，表面上说是通四夷，实际上还是去侦缉允炆的。
关于这类侦缉允炆的事，明人记载的很多，如从亡致身诸录所记允炆出亡等事，虽不一定可信，但叙述朱棣的侦缉的严密却不会是假的。
朱棣这个天下得来是十分不名誉的，按照专制时代法律来说是篡位，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他当然怕天下臣民议论他。同时，他屠杀忠于允炆的臣民也残酷异常，株连攀染，甚至把全村的人都杀光，称之为“奸党”，这点也是不能得人同情的。所以他即位之后，特别严申禁止“诽谤”，鼓励告密。于是民间告密之风大盛，而挟仇诬陷的事也就层出不穷了：
永乐二年，有典仗率军卒往安庆采木。道过民家，纵军强取民财。民将诉于官，典仗教军诬民为诽谤，缚送刑部，狱具以闻。帝虑民受诬，命五府六部都察院共讯，得其实，遂释民，而抵官军罪。夫以一夫受冤，辄命为官杂治之，可云辨释无辜矣。然前此三年四月有锦衣卫校尉讦朝臣诽谤时政者，是年十月通政司引告有发人诽谤而引其毋为证者，后五年五月山阳县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钰遂擢为刑科给事中，则当时侧目重足之象亦可想见。(32)这个丁钰告密完全是诬陷的，《明通鉴》卷十五记此事较详：
（永乐五年六月，）以山阳民丁钰为刑科给事中。钰居山阳，见时严诽谤之禁，乃讦其乡人里社赛神事，指为聚众谋不轨，坐死者数十人。法司希指谓“钰才可用”，立擢之。由是阴伺百僚，有小过辄以闻，举朝侧目。卒以贪黩被劾戍边。
有一次几乎酿成大狱：
（永乐间）南京敕建报恩寺，役囚万人。蜚语言役夫谤讪，恐有变，命（监察御史郑）辰往验。无实，无一得罪者。(33)
这个诽谤之禁，终朱棣之世。直到他的儿子高炽即位后，还有告密诽谤的事：
上谕刑部尚书金纯……等曰：“往者法司无公平宽厚之意，尚罗织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国事，辄论诽谤。中外相师成风，奸民欲嫁祸良善者，辄饰造诬罔，以诽谤为说，罣名于此，身家破灭，莫复辩理。今数日间觉此风又萌。……卿等宜体朕心，自今告诽谤者悉勿治。”(34)
至于朱允炆的臣下，自他即位后差不多已杀尽灭绝，但他还疑心有他们的戚友漏网，还要各处侦缉，为他担任这任务的主要人物是都御史陈瑛和锦衣卫指挥使纪纲：
都御史陈瑛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亲属被戮者数万人。纲觇帝指，广布校卫，日摘臣民阴事。帝悉下纲治，深文诬诋。帝以为忠，亲之若肺腑。擢都指挥佥事，仍掌锦衣。(35)
这个纪纲是当时的大特务头子，作恶最多，他原是临邑的一个“劣行被黜生”(36)。朱棣起兵，从临邑经过，他便叩马请自效。他善骑射，为人“便辟诡黠，善钩人意向”(37)。朱棣十分宠爱他，即位后便叫他搞特务工作。他用指挥庄敬、袁江，千户王谦、李春等为羽翼，到各地侦缉，诈财诬陷，无恶不作。如浙江按察使周新便是他诬陷死的：
锦衣卫指挥使纪纲使千户缉事浙江，攫贿作威福。（浙江按察使周）新欲按治之，遁去。顷之，新赍文册入京，遇千户涿州，捕系州狱，脱走许于纲，纲诬奏新罪。帝怒，命逮新。旗校皆锦衣私人，在道榜掠无完肤。既至，伏陛前抗声曰：“陛下诏按察使行事，与都察院同。臣奉诏擒奸恶，奈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临刑大呼曰：“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38)
至于他诈取财物，连死囚也不放松：
帝所怒内侍及武臣下纲论死，辄将至家，洗沐好饮食之，阳为言，见上必请赦若罪，诱取金帛且尽，忽刑于市。(39)
有些狡猾的富人就干脆将财物献出，讨其欢心，然后再仗他的势去诈取别人：
吴中故大豪沈万三，洪武时籍没，所漏赀尚富。其子文庆蒲伏见纲，进黄金及龙角、龙文被、奇宝异锦，愿得为门下，岁时供奉。纲乃令文庆求索吴中好女。文庆因挟纲势，什五而中分之。(40)
而老百姓遭受锦衣校卫缉事之害的，更是厉害，深文周纳，无所不用其极，连买卖货物都在侦缉之中。如：
锦衣卫尝执奏卫民与外国使人交通罪，帝诘实。对曰：“以毡衫市而与之，交语甚久。”(41)
这连朱棣也觉得不大像话，说是“细人治生，富则以钱易物，贫则以物易钱，值之多寡，固非一语可决，彼岂知所谓交通禁哉。其释之”(42)。但是，缉事的人却没有听说有什么惩罚。
朱棣以藩王篡取侄儿天下，他以己度人，所以对一切亲藩都不放心，常常派人侦察。负这责任的便是那个背叛允炆投降他的特务张信。
凡察藩王勤静诸密事，皆命信。(43)
事实的例子，如：
宁献王权，太祖第十七子……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已而人告权巫蛊诽谤事，密探无验，得已。自是日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终成祖世得无患。(44)
谷庶人谋不轨，复命（郑）辰察之，尽得其踪迹。帝语方宾曰：“是真国家耳目臣矣。”(45)
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高炽也在侦缉之中：
建文三年，燕王师在德外，而朝遣锦衣千户张安持诏谕世子降，许以燕王之位。世子不发封，并缚安诣军前。时中官黄俨从留守，以奸险为世子所恶，而素结三郡王。乃先遣人驰报上曰：“朝廷与世子通密谋矣。”王不信，俄而世子所缚安及书至。王大感悦。(46)
这里虽没有明说黄俨便是监视侦缉高炽的，但他敢于向朱棣诬告这样大事，同时朱棣明白真相以后也并不惩罚他，便可见他是负有朱棣的使命的了。而这以后朱棣仍经常派人侦察高炽，也可见这次并非黄俨擅自诬告：
高煦夺嫡谋愈急，蜚语谮太子。（永乐）十二年北征还，悉征东宫官属下狱。以（金）忠勋旧不问，而密令审查太子事。忠言无有。帝怒。忠免冠顿首流涕，愿连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无废。(47)
到永乐十六年六月又派胡濙侦察过一次：
六月遣礼部侍郎胡濙巡江浙诸郡。陛辞，谕曰：“人言东宫多失德，汝至京师，可多留数日，试观何如，密奏来。奏字须大，晚至即欲观也。”濙至京师，居稍久。杨士奇等疑之，趣之行，濙以治冬衣为辞。比行至安庆，以皇太子诚敬孝谨七事密奏之，自是上疑始释。(48)
至于用宦官缉事，如前所述他在燕藩时便已实行，即位以后便越发加强。如：
驸马都尉梅殷，拥重兵淮上。文皇既即位，迫公主。公主，高皇后长女，大长公主也。公主啮指血作书招殷……乃还京……久之，殷不能平，时见词色。文皇尝夜遣小中官潜入殷第，察之。(49)
又如永乐七年十二月：
守京城门内使言：“城门郎擅离所守，纵酒废事。”城门郎亦言：“尝以母病，白内使暂归，未尝擅离。”盖常以事忤内使，故挟私构。皇太子曰：“城门郎无罪，内使小人纵私，上罔朝廷，下诬无罪之人，岂可复用。”命下锦衣卫治之。乃命司礼监榜示：“今后内官内使有言事不实，及挟私枉人者，悉置重典。”(50)
到永乐十八年便索性成立宦官缉事专门机关——东厂，竟使之公开合法，在内部组织方面，也日趋严密而系统化。从这以后，东厂权力便超乎一切执法机关之上，人民在它的威势之下喘息达两百余年之久，一直到明王朝崩溃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