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矿税闹得最厉害的是朱翊钧时代，从万历二十四年以后，矿监税使遍于天下，**掳掠，敲骨吸髓，把老百姓弄得倾家**产、卖子抛妻，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便群起反抗，开头只是某几个地区，后来便遍于全国。因为这些宦官特务骚扰的地区广大，罪行太多，且与明代灭亡极有关系，故特辟本节述之。至于人民反抗情形，则于下面第七章详述。

鸦片烟鬼朱翊钧

朱翊钧是个极其糊涂的独夫，他在位四十八年，但从万历十七年以后就不再上朝，在宫中吸食鸦片，纵情声色，一直到四十三年以“挺击”事才召见群臣一次。二十四年之中，满朝文武才算和皇帝见了这一次面。但以后他还是不上朝，这样一直到死。大臣们既然和他见不着面，上了奏疏他又不看，临到要辞职的时候也没法去辞，于是便照例上一封辞疏，也不管准不准，就挂印自去。去了以后，他还是不晓得，官也不补，万历二十八九年之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168)。到三十四年还是“九卿强半虚悬，甚者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或一人绾数符”(169)。这真正是无政府状态了。

朱翊钧这样不理朝政，不见大臣，住在深宫，除了尽情地享受专制独夫一切享受外，便一天到晚在计算着如何去搜刮钱财。

这个独夫的贪财好货实在是很少见的，连当时他的臣下都毫不掩饰地在奏疏中公开地指出，如凤阳巡抚李三才奏称：“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170)户科给事中田大益一则曰：陛下“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再则曰：“病源止在货利一念。”(171)像这样贪财如命的独夫，帑金库款的搜刮，自然不能够满足，于是他就命令宦官进奉钱财给他，《明史·李邦华传》卷二六五称：“神宗好货，中官有所进奉，名曰孝顺。”后来他又想出一条奇妙的办法，来逼问宦官：把宦官拖来拷讯，献上钱来便罢，不献再拷。当时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在奏疏中就曾明白提出这事，说是“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至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172)。事实的例子像东厂太监张鲸的事便是，万历十六年“御史何出光劾鲸死罪八，并及其党锦衣都督刘守有，序班邢尚智”。结果是邢尚智论死，守有除名，而张鲸却献给朱翊钧许多金宝，只受了点斥责，任职如故。这事在当时大概已经闹得尽人皆知，有个吏科给事中李沂在奏疏中曾公开指出说：“流传鲸广献金宝，多方请乞，陛下犹豫，未忍断决。中外臣民初未肯信……及见明旨，许鲸策励供事，外议籍籍，遂谓为真。亏损圣德，夫岂浅尠！”(173)

矿监税使遍天下

但是这样的逼勒搜刮，究竟还是有限，仍是填不满这位皇帝的欲壑，于是他便想到征税和开矿上面来了。开矿征税始于万历二十四年，史称：“神宗二十四年，军府千户仲春请开矿助大工，遂命户部锦衣官各一人同仲春开采。给事中程绍言嘉靖中采矿，费帑金三万余，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得不偿失，因罢其役。给事中杨应文继言之，皆不纳。由是卑秩冗僚，下至市井黠桀，奋起言利。而珰使四出，毒流海内，民不聊生。”(174)自二十四年以来，所派出去的开矿的宦官，真正是遍于天下，无地无之。据《明史·食货志五》载：“昌平则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则王虎（按：据《明史·陈增传》尚有王亮），昌黎则田进，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栖霞、招远、文登则陈增，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隆、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曹全，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鉴、赵钦，四川则邱乘云，辽东则高淮，广东则李敬，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寀，云南则杨荣。”

征税之使的设立，也是遍于天下，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始命中官榷税通州，是后，各省皆设税使”(175)。如：“高寀于京口，暨禄于仪征，刘成于浙，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邱乘云于四川，梁永于陕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于芦沟桥，沈永寿于广西，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176)而“通都大邑皆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177)。

矿税宦官的特权

这些遍于天下的矿税宦官，他们除了帮朱翊钧援括民脂民膏而外，还负有侦察天下臣民的任务。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任务，朱翊钧便赋给他们许多特权，这特权最重要的有二：

第一是可以专折奏事，随时告密。朱翊钧虽然不上朝，不看大臣奏折，但对这些特务们的奏折却是“朝奏夕报，如响应声”(178)。有所请求，从来没有什么不答应的。最妙的是山东矿税特务陈增曾亲口告诉和他为难的益都知县吴宗尧说：“便是抚按官儿说咱的本也不下，只是咱的本便下得快些。”(179)这情形在当时已成司空见惯，所以郝敬慨叹道：“陛下此意，外人虽心知之而不敢言，陈增公然言之而不知忌”(180)了。这结果便如吏部右侍郎冯琦所说：“片纸朝入，严命夕传，纵抱深冤，谁敢辩理？不但破此诸族，又将延祸多人。但有株连，立见败灭。辇毂之下尚须三复，万里之外止据单词。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杀之柄。此风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缗之令，又开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陈奏，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181)这真是慨乎言之了。

第二个特权是可以节制有司，举刺将吏。如：“山东税使陈增请假便宜得举刺将吏，淮、阳鲁保亦请节制有司”(182)，“遣高寀、暨禄、李凤榷税于京口、仪真、广东，并专敕行事”(183)，又令湖口税使李道节制有司(184)。这些特务衔命横行，大权在手，生杀予夺，一任己便。地方官稍加阻碍，或是不与他合作的，便指名劾奏。只要弹章一上。朱翊钧就不问是非曲直，立刻派缇骑将该地方官逮问下狱。《明史·华钰传》卷二三七曾将这些被逮的官作了一个统计，兹录于下：

自矿税兴，中使四出，跆藉有司。谤书一闻，驾帖立下。二十四年，则辽东参将梁心；二十五年，则山东福山知县韦国贤；二十六年，则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二十七年，则江西南康知府吴宝秀、星子知县吴一元，山东临清守备王炀；二十八年，则广东新会在籍通判吴应鸿，举人劳养魁、钟声朝、梁斗辉，云南寻甸知府蔡如川，赵州知府甘学书及（富平知县王）正志；二十九年，则湖广按察佥事冯应京，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枣阳知县王之翰，武昌同知卞孔时，江西饶州通判陈奇可；三十年，则凤阳临淮知县林錝；三十四年，则陕西咸阳知县宗时际；三十五年，则陕西咸宁知县满朝荐；三十七年，则辽阳海防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皆幽系诏狱，久者至十余年。炀、应鸿、获阳毙狱中，其他削籍、贬官有差。至士民幽系死亡者，尤不可胜纪也。

他们这样横行无忌，当时朝臣弹劾纠举他们的也很多，“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但结果朱翊钧都是“悉寝不报”(185)。甚至到后来，他连看也不看，于是这群特务自然更有所恃而无恐，越发大肆**虐了。

求矿不必穴 而税不必商

特务布满天下，握有这样无上权威，又是明奉着皇帝圣旨到各府州县去搜刮财宝，这搜刮的对象当然是老百姓，于是老百姓的苦头可就吃不完了。这里且先看一看这群特务是怎样开矿征税的。《明史·食货志五》说到开矿的情形是：

（税监）皆给以关防，并偕原奏官往。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凌轹州县。

至于征税呢，当时礼科给事中王士昌尝奏称：

近日御题黄纛，遍布关律；圣旨朱牌，委亵蔀屋。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且税以店名，无异北齐之市肆；官以内遣，何啻西苑之斜封。(186)而开矿并不一定真是勘好了矿山再去开，征税也不定是征商货。万历二十八年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指出这怪现象道：

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邱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弹竭。(187)

所谓“求矿不必穴”，便是指那些“奋起言利”的“卑秩冗僚，市井黠桀”所奏勘的矿山，多半是胡说八道。如：“有请开云南塞外宝井者；或又言海外吕宋国有机易山，素产金银，岁可得金十万，银三十万……帝并欣然纳之。”这种胡说八道的真正企图，当时左都御史温纯曾揭明说：“机易山在海外，必无遍地金银，任人往取；不过假借诏旨，阑出禁物与番人市易，利归群小，害贻国家。”(188)其在内地，更是胡作非为，万分酷虐，不是拆毁民房，就是发掘坟墓。拆民房便是硬指着你的房子说下面有矿，如若送钱纳贿，便可罢休，否则便率领捕役，前来拆毁，不但抢劫家财，甚至辱及妇女。掘坟墓也是如此，掘开了便掠取殉葬的东西。当时，吏部尚书李戴曾指出这情形说：

疮痍未起，而采榷之害又生。不论矿税有无，慨勒取之民间，此何理也？天下富宝无几，奸人肆虐何极？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罄矣。持无可究诘之说，用无所顾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穷且乱也。(189)

到三十二年，吏部尚书赵世卿说得更为沉痛：

凿四海之山，榷三家之市，操弓挟矢，戕及良民；毁宝逾垣，祸延鸡犬。经十数年而不休者……貂珰渔猎，翼虎炰烋。毁掘冢墓则枯骨蒙殃，**子女而良家饮恨。(190)

所谓“而税不必商”，便是什么东西都要征税，而搜索检查，实际上就是抢掠。《明史·食货志五》载：

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载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

二十七年湖广巡抚支可大也奏称：

至其在民，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卢舍；米麦菽粟饔飧也而税；鸡豚肉食也而税；耕牛骡驴一畜产也而税。搜刮于十五郡之中，遍及于一百十六州县之内。一岁之中，驿递钱粮，动于千计，虽欲不扰地方，不可得矣。(191)

而且处处设卡，长江中舟行一日便须经过五六处税地。如万历二十九年五月直隶巡按刘曰梧上疏听言：

重征叠税，明旨丁宁告戒。以臣所属，上有湖口，中有芜湖，下有仪阳，旧设有部臣，新设有税监，亦云密矣，湖口不二百里为安庆，安庆不百里为池口，池口不百里为获港，获港不百里为芜湖，芜湖不数十里为采石，采石不百里为金陵，金陵不数十里为瓜埠，瓜埠不数十里为仪真，处处抽税。长江顺流扬帆，日可三四百里，今三四百里间五六委官，拦江把截，是一日而经五六税地，谓非重征叠税可乎。(192)

进税的名目也特别多，《明史·食货志五》载：

诸所进税，或称遗税，或称节省银，或称罚赎，或称额外赢余。又假买办、孝顺之名，金珠宝玩、貂皮、名马，杂然进奉。

甚至抽税特务目击百姓惨况，自动奏请暂行停税，朱翊钧都不答应，如：“三十二年苏、松税监刘成以水灾请暂停米税。帝以岁额六万，米税居半，不当尽停，令以四万为额。”所以，当时户部尚书赵世卿也就不客气说朱翊钧道：“岂恻隐一念，貂珰尚存，而陛下反漠然不动心乎。”(193)

这样搜刮的结果，究竟朱翊钧得到多少呢？据《明史·食货志五》载，单是矿税一项，“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但实际搜刮来的数目，还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这些都完全进了特务们的腰包。所以，《明史·食货志五》在“三百万两”底下就接着说：“群小籍势诛索，不啻倍蓰”。而史又称：“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194)当时，辅臣沈鲤也奏明：“皇上只见其目前所入如此之丰盈，宁知其私充囊橐，十得八九。”(195)吏部尚书李戴也奏称矿税所入“大略以十分为率，入予内帑者一，克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应，岁时之馈遗，驿递之骚扰，与夫不才官吏指以为市者不与焉”(196)。同时，他们所到之处，还要动用公款，一切费用，都要地方官支付。如陈增在山东“益都一县之中，一年之内，已支费过银二千两”(197)。山东在那时共是六州二十九县，合起来数目也就大为可观了。

爪牙鹰犬

这些特务搜刮掠榨的酷虐，已足够使老百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而帮助他们掠刮的一些爪牙鹰犬小特务则更为可怕。那时每一个大特务手下都有若干小特务，叫做“参随”，而这些小特务手下又有小特务，合起来总有一千多个。万历二十七年辅臣沈一贯就曾略约计算了一下，他说：

中使衙门皆创设，并无旧绪可因。大抵中使一员，其从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须百人，则千人矣。(198)

而吏部左侍郎冯琦也说：

诸中使衔命而出，所随奸徒，动以千百。(199)

左都御史温纯也说：

税使窃弄陛下威福以十计，参随凭藉税使声势以百计，地方奸民窜身为参随爪牙以万计。(200)

三十年阁臣沈鲤也说这些特务是：

滥用群小，布满州闾，穷搜远猎。而群小之中，又各有爪牙羽翼，虎噬狼吞，无端告讦，非刑拷讯。(201)

而这些爪牙鹰犬小特务，尽都是些流氓市棍，亡命之徒，甚至是小偷强盗。这些人一朝得势，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万历二十八年山西巡按御史汪以时曾将这些爪牙和矿税特务的关系说得很清楚，他说：

中使见制群小，群小愚弄乎中使，三五成群，昼夜攒谋，构成奏疏，但求中使用关防，诸棍即为赉奏。彼中使不通文义，常被欺哄。又心迹暧昧，常被挟吓。甚至中使失于关防，群小盗印空本，任意填写奏扰，中使蒙然不知。及奉有明旨，只得将错就错，如马堂孙朝辈，远近传笑。(202)

人民的惨况

在这样高度的抢掠刮榨敲骨吸髓的**威之下，老百姓生活已经濒于绝境，真正是到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我们且看一看当时人所叙述的老百姓的惨况。万历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称：

自矿税使出，而民间之苦更甚……贫富交困。贫者家无储蓄，惟恃经营。但夺其数钱之利，已绝其一日之生。至于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税窃矿，或诬之贩盐盗木。布成诡计，声势赫然。及其得财，寂然无事。小民累足屏息，无地得容。利归群奸，怨萃朝宁。(203)

同年三月户科给事中包见捷等又上言：

迩来武弁参伍，表里为奸，交煽互惑，不崇朝而省直之间，开采棋置，榷税星满，甚至孤危如辽左，计且为之也。嗟嗟，世界至此，更无一处得干净；百姓至此，更无一方得安乐。(204)

同年闰四月沈一贯又言：

夫财者民之命也，取民之财，是取民之命也。今穷无索产，罄地伐毛，尽宇宙间，靡有留利。黄旗相望于郊原，虎冠遍满于地市。撤屋掘坟，搜藏发窖，无论奸民乘机劫夺，即良民亦宁能拱手授人以命乎！(205)

二十八年田大益又奏称：

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206)

同年凤阳巡抚李三才奏称：

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陛下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不惟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千里之区，中使四布，加以无赖亡命，附翼虎狼……昨运同陶允明自楚来云：“彼中内使，沿途掘坟，得财方止。”圣心安乎不安乎？(207)

又说：

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墓，即在敌国仇人，犹所不忍，况吾衽席之赤子哉！(208)

同年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又奏：

今出押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忿怒无处可伸，郁结无时可解……皇上……只知财利之多寡，不问黎元之死生。嗟乎！民何负于君？而今鱼肉蚕食至于此极耶！(209)

而三十年沈鲤言之更其痛切：

臣窃观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涂，萧条巷陌。(210)

肆虐天下二十年

这种敲骨吸髓的虐政，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情形，自万历二十四年以来，一直持续到四十八年朱翊钧死去，凡二十余年之久。这中间曾下旨罢过两次，但都没有执行。第一次尤其是开玩笑！万历三十年朱翊钧病了，恐怕自己要死，便命停罢矿税，隔几天病好了，又听信特务们的播弄，后悔起来，收回前旨，其经过情形如下：

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婚礼甫成，帝忽有疾。急召诸大臣至仁德门，俄独命（沈）一贯入启祥宫……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笃矣，享国已久，何憾。佳儿佳妇付与先生，惟辅之为贤君。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监皆令还京。”……一贯复叩首，出拟旨以进。是夕，阁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谕至，具如帝语一贯者。诸大臣咸喜。

翼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十辈至阁中取前谕，言矿税不可罢……一贯欲不予，中使辄搏颡几流血，一贯惶递缴入……当帝欲追还成命，司礼太监田义力争。帝怒，欲手刃之。义言愈力。而中使已持一贯所缴前谕至。后义见一贯唾曰：“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211)

田义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看他敢于面唾当时首辅沈一贯，其威势也就可想而知。但这件事做得总还算差强人意，比起沈一贯来，倒是要好多了。第二次罢矿税是在万历三十三年，《明史·神宗本纪二》卷二十一云：

三十三年十二月壬寅，诏罢天下开矿，以税务归有司，岁输所入之半于内府，半户工二部。

但这输入内府的一半，仍交由税监输解。《明神宗实录》卷四一六云：

（三十三年十二月）壬寅，谕户、工二部……其各省直税课俱着本处有司照旧征解税监一半，并土产解进内库，以济进赐供应之用。一半解送该部，以助各项工费之资，有余以济京边之用。其各处奏带员役，止着押解催攒钱粮行文差用，不许私设关津，指称委官，容令地方棍徒肆行攘夺，致民生不安，商旅不行，反亏国家正课，抚按官还同该监不时访拿治罪。

税监仍旧没有撤回，而抚按官拿问私设关津肆行攘夺的恶棍还要会同抚按办理，这些恶棍本就是税监私人，试问抚按如何敢办？这次和从前不同的只是令税监坐而解额，无督催之权。但就只这一点，仍是没有办到。《明神宗实录》卷四四○云：

三十五年十一月……自税课之归有司也，税监坐而解额，诸爪牙无督催之权，然犹从新恩不敢与有司为难，至是高寀首发之，以课未归一，恐误上方为言。先是丙午七月，范涞为左布政，以春夏税汇解寀处，寀受之，无以难也。诸爪牙以督催无权，实自涞始，会涞入觐告归，有闽抚之推未下，寀恐涞复出，遂疏诋涞……请自按月征解。

又如江西的潘相：诏四方税务尽领于有司，以其半输税监，半输户部。独江西潘相勒有司悉由己输。（李）汝华极论相违诏，帝竟如相议，且推行之四方。(212)

既“推行之四方”，那就等于取消三十三年二月的诏书，于是一切都照旧办理，一直到朱翊钧死去，“始下遗诏罢矿税，撤诸中使还京”(213)。这些矿税特务肆虐天下凡二十余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