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仓储，可分两种：一种是各布政司府州县的仓，以供地方官吏俸给及赈济灾荒之用，由各布政司府州县自己管理；另一种是转运漕粮的仓，是直属中央政府的。一共八个，五个分设会通河两岸旁的城市，以资转运，所以又叫做水次仓，计淮安、徐州、德州、临清、天津五处。另三个分设在武清卫、通州卫、京师。因为是屯集漕粮，所以仓都特别大，单是临清一仓，便可容三百万石。这些仓先由户部经理，朱瞻基时设总督仓场一员，由尚书侍郎兼任，专理仓务，不治部事。同时也就派下宦官来监督，《明史·食货志三》卷七十九：“诸仓初不设中官，宣德末，京、通二仓始置总督中官一人，后淮、徐、临、德诸仓亦置监督，漕挽军民被其害。”其后，“复增至二三十员，创设中瑞馆以处之”(117)。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118)
监督仓场贪污科索
这些监仓宦官首先就和一些正直的官员弄不好，如景泰中谢士元“督通州仓，陈四弊，屡与监仓宦官忤”(119)。又如，景泰四年，“山东河南饥民就仓者坌至（徐州），廪不能给。惟徐州广运仓有余积，（巡抚王）竑欲尽发之，典守中官不可。竑往告曰：‘民旦夕且为盗，若不吾从，脱有变，当先斩若，然后自请死耳。’中官惮竑威名，不得已从之”(120)。
为什么会弄不好呢？原因就是这些特务敲诈贪污得太不成话。如天顺初，督江南粮储李秉“发内官金保监淮安仓科索罪”(121)。其科索情形如弘治九年御史胡献所奏：
京、通二仓总督、监督内臣每收米万石，勒白金十两。以岁运四百万石计之，人四千两。又各占斗级二三百人，使纳月钱。(122)
又如正德元年都给事中张文等请肃京储称：
京通仓提督太监蔡用等欲将已革晒夫囤基各色财物仍追收备奏，蒙俞允，岁计银七万四千两，乞置之法，以为奸贪坏事者之戒。(123)
这些监仓特务一年比一年增加，有时虽有裁减，但不久又添多起来。如：
先是，仓场监督内官依成化末年例裁减。（弘治）十一年秋，帝复增用少监莫英等三人。(124)
有时户部奏请裁革，当然也不会得到允许。如：
嘉靖元年，户部言：“祖宗朝设尚书侍郎总领天下财赋，督察委之台官，放收属之郎署，当时不闻内官与事，法至善也……乞遂罢中瑞馆，尽取余人代还内府供役，及临清徐淮监督之使，宜一切罢勿遣。”疏入，得旨：“前已厘革，自今第勿增加。”(125)
更可笑的是这些特务有时会像狗抢骨头似的互相咬起来：
嘉靖十四年正月，提督京通仓场内官监王奉、李慎，互以奸赃讦奏，诏下法司逮问。户科给事中管怀理因言：“仓场钱粮，实皆户部执掌，顷者添用内官，惟肆贪饕，于国计无裨，请将二官裁革，其余督理内外各仓场内臣，如吕宣等七员，一并取回。”部复从之。(126)
以上是特务们监督转运漕粮的仓的情形，至于各省府州县的仓，也常派宦官特务去核实。如：
（永乐廿年）冬，十月，癸巳，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核天下仓储出纳之数。(127)
仓储的情形如此，底下再说库藏。
明代库藏概况
明代库藏亦如仓储，可分两种：一种是各省地方的库藏，另一种则是中央政府的库藏。中央政府的库藏最主要的便是内府十库，这十库名称及其贮藏，《明史·食货志三》《明史·职官志三》及《酌中志》卷十六所载微有异同，兹参用述之：一、内承运库，凡缎匹金银及诸宝货总隶之，而金花银最大，岁进百万有奇。所谓“金花银”又名折粮银，《明史·食货志三》云：“初，岁赋不征金银，惟坑冶税有金银，入内承运库。其岁赋偶折金银者，俱送南京供武臣禄。而各边有缓急，亦取足其中。正统元年改折漕粮，岁以百万为额，尽解入内承运库，不复送南京。自给武臣禄十余万两外，皆为御用。所谓金花银也。”二、广积库，贮硫磺硝石。听盔甲厂等处成造火药，凡京营春秋操演皆取给于此。三、甲字库，掌布匹颜料，以备御用监奏取。四、乙字库，贮胖袄、战鞋、军士裘帽。五、丙字库，贮棉花丝纩，内官冬衣、军士布衣皆取于此。六、丁字库，贮铜铁、兽皮、苏木。七、戊字库，贮盔甲、弓矢、刀剑。八、赃罚库，贮没入官物。九、广惠库，贮钱贯钞锭。十、广盈库，贮纻丝纱罗绫锦绸绢。这十库本是按其所贮分属政府各部，乙字库属兵部，戊字、广积、广盈三库属工部，其余六库都属户部。但这不过是名义而已，统治者是不放心把财宝货物交给各部去管的。所以各库都派有宦官，并且是正式派遣，负实际管理之责，并不是临时监督性质，而是立定的一种官制。《明史·职官志三》宦官一项下载明各库有“掌库一员，贴广佥书无定员”。各库并有关防，篆文一行直下，曰“某库关防”(128)。而内承运库因为是大内库藏金银珠宝的总汇，更特设有“掌印太监一员，近侍、佥书太监十员，掌司、写字、监工无定员”(129)。此外由宦官管理的库还有两个，一是天财库，又名司钥库，贮各衙门管钥，凡乾清宫及东华午门锁钥，皆本库监工于五更三点时自宫中发出，分启各门。又贮藏铜钱，凡宝源局等处铸出制钱，该部交进本库，以备赏赐。设太监一员，管理佥书数十员。二是供用库，司宫内及各处宦官食米，每人每月四斗。附有油腊等库，皇帝用的白腊、黄腊、沉香皆取办于此。设掌印太监一员，总理佥书写字监工共百余员。这个太监必须是皇帝最宠爱的才能担任。以上通叫做内库。还有在宫内的又有内东裕库，宝藏库，叫做里库。里库和政府各部无关。此外，会归门、宝善门迤东及南城磁器诸库则谓之外库。(130)
至于真正属户部管的只有一个太仓库，《明史·食货志三》：“正统七年乃设户部太仓库，各直省派剩麦米，十库中绵丝、绢布及马草盐课关税，凡折银者，皆入太仓库。籍没家财，变卖田产，追收田钱，援例上纳者，亦皆入焉。专以贮银，故又谓之银库。”其实呢，这库虽然属于户部，但仍免不了宦官的搜刮，这底下再说。
特务管理各库的贪污横索情形
这些宦官管库的情形，《明史·食货志三》说得好：“凡为仓库害者，莫如中官。内府诸库监收者横索无厌……内府收粮增耗，尝以数倍为率。”这种增耗在朱见深时便已十分普遍，《明史·王恕传》卷一八二称：“中官横暴，四方输上供物，监收者率要羡入。”后来便越发厉害，索贿不得，便多方稽留。如：
正德时台州卫指挥陈良纳军器，稽留八载，至乞食于市。(131)
而最为民害的便是“白粮”，所谓“白粮”，是苏、松、常、杭、嘉、湖六郡每年照例要征解内府的白熟粳米，共计一十八万八百六十余石，朱厚熜时詹事霍韬曾上疏极言其弊害原委，云：
成化以前，粮户解纳白粮及合用料物，户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验收，乃运送内府，粮户不与内臣相接，故内臣不得多取，小民不致亏害。弘治以后，部宫避嫌，不肯验收，责小民运送内府，是故有白粮一石加至一石八斗，乃能上纳者矣（按：《中官考十》载嘉靖三年十月应天巡抚父吴廷举奏称：“内官监监收白粳熟米，额外科索无厌，大率正粮一石加费二石，方获批单。”与此微异）。各项料物有索取银四百余两，乃得批回者矣……乞敕各部改正旧法，俾贪暴不肆苛虐，小民不致重困，庶几弊政少除，民怨少息。(132)
奏上以后，朱厚熜令“所司议之以闻”，但结果呢，“而弊犹故也”！一石加到一石八斗或两石这是额外科索，其实就是按照旧例也是科索的，隆庆二年苏州知府蔡国兴便奏请按旧例办理，旧例是怎样呢：
内官监白熟细米每石加耗一斗，供用库白熟粳米，酒醋局白熟糯米，每石加耗五升，至于铺垫等费，每石酌议三分。(133)
奏上，朱载垕命令照办。但结果呢，积重难返，宦官们仍是置之不理，后来有增无已，到朱翊钧时竟加耗到十倍。
除了这种加耗外，宦官们还要另行索贿，这就是所谓铺垫钱。这铺垫钱后来竟成为公开的规矩，如朱厚熜时南京御马监太监牛宣因为勒索解户铺垫银被劾，牛宣竟上诉说是按照旧规，朱厚熜也就置之不问。连串同作弊的奉御宋得，长随赵文景都一概不治。南京刑部上言说铺垫之名乃正德以来积弊，并非旧规，朱厚熜仍是不听。(134)
还有惜薪司加耗科索也是十分厉害。惜薪司是专管大内薪炭的，有掌印太监一员，总理佥书等百余员，所用柴炭，朱祐樘以前每年二千万余斤，祐樘时加到四千万余斤。宦官们收柴炭时，照例是加耗十之三，但实际情形呢，则是：
中官辄私加数倍。逋负日积，至以三年正供补一年之耗。尚书李燧议，令正耗相准，而主收者复私加，乃以四万斤为万斤，又有输纳浮费，民弗能堪……万历中，岁计柴价银三十万两，中官得自征比诸商，酷刑悉索，而人以惜薪司为陷阱云。(135)
而“正德间惜薪司所收木柴，每于正数外暗加耗柴数倍……至有三年起运，不给一年上纳者”(136)。
这样高度的需索，因此便常常发生逼死人命的事，如隆庆五年：
甲字库内臣赵纲需索解户，致死无辜，会勘明白，依律议拟，竟从宥免。(137)
宦官们管理库藏除高度需索外，便是贪污偷窃，如弘治九年给事中胡易曾劾监库中官贺彬贪黩八罪。(138)又如嘉靖元年大理寺卿郑岳言：
内臣贾全等侵盗仓库，宜伏正法。而特蒙曲贷，使左右效尤，恣意侵盗，设至败露，又图幸免，其害不可胜言。(139)
隆庆三年御史詹仰庇巡视十库，上疏言：
内官监岁入租税至多，而岁出不置籍。按京城内外园廛场地，隶本监数十计，岁课皆属官钱，而内臣假上供名，恣意渔猎。利填私家，过归朝宁。乞备核宜留宜革，并出入多寡数，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俭，四方系安危。陛下前取户部银，用备缓急。今如本监所称，则尽以创鳖山、修宫苑、制秋千、造龙凤舰、治金柜玉盆。群小因乾没，累圣德，亏国计。望陛下深省。(140)
同时，兵科给事中刘体乾上言：
又闻光禄库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积至八十万。自二十一年以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进御果蔬，初无定额，止视内监片纸，如数供御。干没狼藉，辄转鬻市人。其他诸曹，侵盗尤多。(141)
这些宦官偷窃出来的珍宝奇异，仍然辗转卖给主子，如《万历野获编》卷六所记：
其时上（朱厚熜）索真龙涎香甚急，遍觅不得。户部尚书高耀百方高价购之，仅得八两。云买之民间，实亦内臣盗之内库。
又如朱载垕隆庆二年诏购宝珠，御史詹仰庇言：
宝石珠玑，多藏中贵家，求之愈急，邀值愈多。(142)
有时偷窃过多，恐怕查出，便干脆放火烧去，便无从查起：
内府盗窃，乃其本等长技。偶私攘过多，难逃大罪，则故称遗漏，付之一炬，以失误上闻，不过薄责而已。如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供用库大管库暨盛与其党卢添保等，捏报被灾香料至十八万八千余斤。为同类发其奸，世宗下之狱。命给事张岳等严查，始知该库所灾乃别物，非香也，俱盛等侵匿妄报。上大怒，悉如律治罪。此偶败露者，仅十之一耳。(143)
宦官们除了需索贪偷而外，有时还奏请加课。如：
嘉靖元年诏减岁供内府盐课之数。初弘治时，内府供用库岁派青白盐十七万五千斤，正德以后，太监吴海、杨先等，再请加课，递增至二十五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淮海之间，萧然烦费。至是御史郭光琬言……如弘治间例……从之。(144)
如果统治者有所蠲免，这些宦官一定还要再三奏请，如：
嘉靖元年内府供用库署库事太监梁政等言：“上登极诏有云除漕运粮斛四百万石照旧征运。其余税粮等项不分存留起运，俱免五分，以苏民困。但本库岁计钱粮并黄白腊等用，俱系各宫殿供用原有额例，难以减少。”户部复议，以诏旨既出，不可复改……从之。(145)
又如：
嘉靖三年四月，内供用库太监梁政等奏称：“内官内使等月粮例人四斗，今十减其三，用不足，请于太仓补给。”户郎复议：“本库岁额米八万五千四百八十石有奇，而食者一万五千余人，岁不过七万五千余石耳，裒多益寡，用宜有余，太仓军国重储，未可轻动。”上曰：“元年所蠲三分，其暂补给，他如故。”(146)
如果臣下请减，宦官们一定要设法阻止，如朱载垕时：
（刘）体乾又乞承运库减税额二十万，为中官崔敏所格，不得请。是时内供已多，数下部取太仓银，又趣市珍珠黄绿玉诸物。(147)
有时还刮取太仓银入内库，如朱祐樘时：
三次取入太仓官银，至一百三十万两。(148)
朱厚照时：
内承运库中官，数言内府财用不充，谱支太仓银。户部执奏不能沮。(149)
朱载垕时刮取更多：
上（载垕）自即位以来，岁取太仓银入承运库供采办，视嘉靖之末征求愈急，而中官复趣之，库藏为之一竭。(150)
刮取来的钱却去买黄金：
帝尝命中官崔敏发户部银六万市黄金。(151)
甚至宦官以空头札子取银：
隆庆四年正月，内承运库以空头札子传谕户部进银十万两，部臣刘体乾执奏：“京库钱粮所系至重，今以片纸取之，姓名不具，印信不钤，安知真伪，臣职在典守，不敢发也。”……上报有旨，所取银两，令如数以进。(152)
至于各省库藏，在朱厚照时也开始刮入内库，这是刘瑾创出来的：
（正德二年二月，）刘瑾矫诏，遣科道查盘天下军民府库，其存留者，皆令解京。郡县积储，为之空匮。(153)
以后便没有停止过：
世宗时，闽、广进羡余，户部请责他省巡按，岁一奏献如例。义以太仓库匮，运南户部银八十万两实之。而户部条上理财事宜，临、德二仓积银二十万两，录以归太仓。隆庆初，遣四御史分行天下，搜刮库银。神宗时，御史萧重望请核府县岁额银进部，未报上。千户何其贤乞敕内官与己督之，帝竟从其请，由是外储日就耗。至天启中，用操江巡抚范济世策，下敕督岁进，收刮靡有遗矣。(154)
而朱翊钧时的宦官，除了刮取各省库藏而外，还尽量设法增加内库供额，搜刮京师各官库：
（万历间）中官温泰请尽输关税、盐课如内库。(155)
神宗万历六年……内库岁供金花银外，又增买办银二十万两以为常，后又加内操马刍料银七万余两。久之，太仓、光禄、太仆银，括取几尽。边赏首功，向发内库者，亦取之太仆矣。(156)
到魏忠贤时，一切仓库都掌握在他手中，如他的亲信“太监涂文辅总督太仓银库节慎库，崔文升、李明道提督漕运河道，核京师通州诸仓”(157)。而涂文辅且“夺大长公主第为廨，署曰户工总部，驺从常数百人，部郎以下皆庭参”(158)。后来魏忠贤连南京内库所藏金银珍宝都“矫旨取进，盗窃一空”，终于“内外匮竭、遂至于亡”(159)。
底下再述矿产。
提督查核矿务
明代矿产最为民害的便是金银矿，开始开采金银矿是在洪武末年，其各朝开采地点以及课额，据《明史·食货志五》卷八十一所载情形如下：
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四十二座，始于洪武十九年。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亦有场局。岁课皆二千余两。
永乐间，开陕州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遣官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又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贵州太平溪、交址宣光镇金场局，葛容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福建岁额增至三万余两，浙江增至八万余。宣宗初，颇减福建课，其后增至四万余，而浙江亦增至九万余。英宗下诏封坑穴……而岁额未除。岁办皆洪武旧额也……言者复请开银场……乃命侍郎王质往经理，定岁课，福建银二万余，浙江倍之……景帝尝封闭……兵部尚书孙原贞请开浙江银场，因并开福建……课额浙、闽大略如旧，云南十万两有奇，四川万三千有奇，总十八万三千有奇。成化中，开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凡二十一场……复闭，而浙江银矿以缺额量减，云南屡开屡停。弘治元年始减云南二万两，温、处万两余，罢浦城废坑银冶。至十三年……云南矿脉久绝，乞免其课……四川、山东矿穴亦先后封闭。武宗初……复开浙、闽银矿……岁进银二万两，刘瑾诛乃止。世宗初，闭大理矿场。其后蓟、豫、齐、晋、川、滇所在进矿砂金银，复议开采……户部尚书方纯等请令四川、山东，河南抚按严督所属，一一搜访，以称天地降祥之意。于是公私交骛矿利……天下渐多事矣。
隆庆初，罢蓟镇开采。南中诸矿山，亦勒石禁止……万历二十四年……开采之端启……于是无地不开。
提督查核开矿的人大部分由宦官担任，这种派遣远在朱棣时便已开始，如前引《明史·食货志三》所称永乐间遣官往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便复遣“中官御史往核之”。还有一次命太监王彦等开黑山金场，“督夫六千人，三阅月，止得金八两”(160)。朱祁钰时开福建矿，曾“命中官戴细保提督之”。朱祁镇天顺四年也“命中官罗永之浙江，罗圭之云南，冯让之福建，何能之四川”(161)。朱见深成化三年“开浙江、福建、四川银场，以内臣领之”(162)。朱厚熜时“武定侯郭勋请复各处镇守内臣，并委之取矿，以资国用。上乃命且着云、贵、两广、闽、蜀、楚、浙、江西、大同各用一人”(163)。
宦官督矿有利可图，所以播弄统治者开矿的也是宦官，如弘治四年“内官龙绶请开银矿，帝从之”(164)。朱厚照初年“从中官秦文等奏，复开闽、浙银矿”(165)。
至于宦官开矿的情形，则是百端需索，弄得老百姓卖妻鬻子，甚至自杀，如弘治元年浙江巡御史锡亨奏称：
温、处二府银坑，岁额课银二万二千二百四十余两，近来矿脉衰耗，比之初年，什不及一。而太监张庆岁取耗银又千两，皆百姓卖子鬻产以充其数，官司逼近，有因而自尽及散为盗贼者。乞量为裁损，止因所得多寡征之。(166)
宦官播弄开矿，主要的是为了兴动大工，好报销舞弊，鱼肉地方，勒索财物，至于能不能开出矿产，在他们是无所谓的。如：
成化中，开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凡二十一场，岁役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得金仅五十二两。(167)（按：《明通鉴》卷三十二云仅得金三十余两。）
这哪里是开矿，简直是和老百姓开玩笑。到朱翊钧时，矿场特务开不出矿时，便勒令老百姓赔偿，或是干脆不开矿而去发掘坟墓，或是硬指着老百姓田地房屋下说有矿，勒索贿赂，这些情形下面一节将详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