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食货志五》载明代关税大略情形是这样：
官司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场局，有河泊所。所收税课，有本色，有折色。税课司局，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集多有之，凡四百余所……
凡税课征商估物货，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鱼课，又有门摊课钞，领于有司。
考核管理各项税务
统治者对这些分散各地的税官是不大放心的，唯恐其营私舞弊，或以多报少，所以经常要派人去监督考核。派去的人除了照例有户部官员和御史而外，主要的便是宦官特务。这种派遣在朱元璋时便已开始：
（洪武）十年，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八十处。遂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65)
朱瞻基时又曾派锦衣卫特务，会同户部御史及兵马司官各一人，察收京城九门商税。(66)
到后来统治者觉得这种督核还是不可靠，便索性叫宦官特务们去直接管理各地税务了。这种直接管理大概开始于朱见深时，《明史·徐恪传》卷一八五称：成化二年“中官欲出领抽分厂”，以后便成了普遍现象。朱祐樘时，便有“太监许镛等各赍敕于浙江诸处抽运木植”(67)的事情。到朱厚照即位后，天下税务差不多全是特务管理了，而且朱厚照听信特务的话，增添了许多税务机关，如：
武宗立，太监夏绶乞于真定诸府岁加苇场税……太监张峻欲税宁晋小河往来客货，诏皆许之。(68)
（正德）十二年，御史胡文静请革新设诸抽分厂。未一年，太监郑玺请复设予顺德、广平。……寻命中官李文、马俊之湖广、浙江抽分厂与主事中分榷税。(69)
这些特务并且开始收起寺庙的香钱来：
正德十一年，始收太山碧霞玄君祠香钱，从镇守太监言也。(70)
甚至包纳银单：
孝陵太监王琇于御马监建新宅，诱上居之，因奏搅纳户数人，专一包纳银单，所得利进于内，琇自为告示送户部出榜。(71)
又开始创设皇店：
（正德间）太监于经者，得幸豹房，诱上以财利，创开各虞皇店，榷敛商货。(72)
于经首开皇店于九门关外、张家湾、宣大等处，税商榷利，怨声载路，每岁额进八万，外皆为已有。创寺置庄，动数十万，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73)这些皇店以后迄未废除，都由宦官掌管，其情形《酌中志》卷十六记载甚详：
宝和等店经营各处商客贩来杂货，一年所征银约数万两，除正额进御前外，余者皆提督内臣公用……店有六：曰宝和，曰和远，曰顺宁，曰福德，曰福吉，曰宝延，而提督太监之厅廨，则在宝和店也。俱坐落戎政府街，凡奉旨提督者，亦无敕书，传云起自嘉靖年间，裕邸差官征收，神庙时属慈宁宫圣母李老娘娘宫中收用。管事张隆、齐楝等总其事。先帝登极，逆贤攘为提督，委掌家王朝用经理之……按每年贩来貂皮约一万余张，狐皮约六万余张，平机布约八十万匹，粗布约四十万匹，棉花约六千包，定油、河油约四万五千篓，芝麻约三万石，草油约二千篓……南丝约五百驮，榆皮约二十驮，各省香馆分用也。北丝约三万斤，串布约十万筒，江米约三万五千石，夏布约二十万匹，瓜子约一万石，腌肉约二百车，绍兴茶约一万箱，松萝茶约二千驮，杂皮约三万余张，大曲约五十万块，中曲约三十万块，面曲约六十万块，京城自造细曲约八十万块，而内臣勋戚自制之曲不与也。四直河油约五十篓，四直大曲约一十万块，玉约五千斤，猪约五十万口，羊约三十万只，俱各有税，而马、牛、驴、骡不与也。如滇粤之宝石、金、珠、铅、铜、沙、汞、犀、象药材，吴、楚、闽、粤、山、陕之币、帛、绒货又不与也。天启以前大概如此，今又不知何项增多，何项减少。
其中，记载货物的数目实可惊人，唯云皇店“起自嘉靖年间”，实未深考。其实，朱厚熜不过是沿袭朱厚照的旧例罢了。
朱厚熜即位之初，曾罢革了朱厚照时一些弊政，史载：“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广东税课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诸府抽印木植中官。”(74)但实际上呢？不久以后，“太监李能请于山海关榷商税，行之数年”(75)。至于抽印木植，在诏书刚下不久的嘉靖元年二月，就又照旧了：
差内官监少监汪俊往真定印烙木植，巡按直隶御史朱越言：“前者镇臣侵越抽分，贻患地方，以奉旨革回，今侯俊（按：‘侯’字盖‘汪’字之误）虽以岁例印烙，恐蹈前弊，有累新政，请罢勿遣。”上曰：“印烙木植与抽分无与，令事毕即回，不许生事扰民。”(76)
等到嘉靖四年就又听从宦官的话派特务去主领抽分厂了：
嘉靖四年三月，御用监太监黄锦言：“成造龙床及御用等器，木料不敷，乞行南京守备太监委官于芜湖抽分厂，并龙江瓦屑坝抽分局，将抽下杉木板枋，选择印记，令彼中军卫有司运送应用。”工部执奏谓：“芜湖抽分专以成造运船及供应器具，其朝贡四夷赏赉折价，亦取给予此。每岁所抽竹木，易银不过二万余两，不足以供所费，今该监所需二十余万两，是罄一岁之入曾不及十之一也。”……上竟从锦所请云。(77)
而其时太山香税虽罢，但其他香税仍由宦官管理，隆庆初年户部尚书刘体乾还奏请“太和山香税宜如太山例，有司董之，毋属内臣”(78)。
明代京师税务主要的是九门，监税的全是宦官，他们极尽朘削之能事。朱祐樘时御史陈瑶曾言：“崇文门监税官以掊克为能，非国体。”(79)朱厚熜时户部主事缪宗用亦言：“顷臣监收税，窃见九门守视内官，每门增至十余人，轮收钱钞，竞为朘削，行旅苦之，乞查额外滥增冗员，而置一二贪刻最著者于法，以塞人怨。”(80)这些特务不但朘削普通行旅，就是进京赶考的举子也不免。甚至打死进京觐见的官吏，如《万历野获编》卷六所载万历三十五年一事：
外吏大计既竣，正月末旬，前任泰兴知县龙镗者，以重贬行，郁悒成病，扶曳出广渠门，管门内使邢相等索赂放行，镗奚囊空匮，不能满所欲，遂聚殴之。寻释去，数步即仆地，初犹谓有暴病试掖之，则僵仆气绝矣。
至于九门税收所入，在弘治初年“税入岁钞六十六万五千八十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文。至二十年后，岁入钞七十一万五千八百二十贯，钱二百五万四千三百文。及正德七年以迄嘉靖二年则岁入钞二百五十五万八千九百二十贯，钱三百一十九万二百六十文”。(81)
朱翊钧时税务最繁，如“宝坻银鱼厂，永乐时设，穆宗时，止令估直备庙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采，又征其税，后并及武清等县非产鱼之处。增苇网诸税，且及青县、天津”。(82)其时各种税使，多如牛毛，横行霸道，天下骚然，敲骨吸髓，民不聊生，因其事迹繁多，当于下面另辟一节述之。
此外，这些管理税务的特务，大概还私自设立税卡，征收货税。弘治十七年李东阳奏：“游手之徒，托名皇亲仆从，每于关津都会大张市肆，网罗商税。”(83)而“自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屡诏察革，不能去也”(84)。这里虽没有明言是宦官特务干的，但如果不是特务，怕谁也不敢这样干，至少也是打着特务旗号的。
还有南北印马也照例是由宦官去办，《明史·张鹏传》卷一六○称：
南北印马，率遣勋臣、内侍，后以灾伤止遣御史。是年（成化十八年），帝复欲遥内侍，鹏执不可。帝勉从之，命俟后仍如故事。
市舶司
以上所述都是国内税务，至于海外贸易则设有市舶司管理。《明史·职官志四》卷七十五：市舶提举司“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这市舶司在洪武初年即曾设立“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至永乐三年又复设福建、浙江、广东，“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85)。
管理这些市舶司的一律是宦官特务，《明史·职官志四》云：“永乐元年复设置（按：《食货志五》作三年），官如洪武初制，寻命内臣提督之。”张燮《东西洋考》卷八云：
国初又有提督市舶内官莅闽，卓洪、范士明俱宣德间遣，梁著、杨某俱正统间遣，韦查、董让俱弘治间遣。
起初这些宦官特务还只是按职权行事，到后来就逐渐越权了。朱见深时这些特务已经负有提督沿海的责任。这就是说凡是泛海船只都得受市舶司管理，而且可以随时调动官军。嘉靖四年兵部奏称：“市舶司太监原无提督沿海职任，虽有称成化间太监林槐例，系出一时创行，寻复改正。”(86)都给事中郑自壁亦言：“市舶提举司建于太宗之初年，而提督沿海一敕，乃颁于宪宗之末岁，准行之后，朝廷旋觉其非，即为厘正，虽以正德年间政体纷更，而市舶一敕不敢轻易请换。”(87)但是郑氏后面这几句话却说错了，事实上正德年间提举市舶太监毕真就曾上言：“旧制，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近领于镇巡及三司官，乞如旧便。”(88)后来到朱厚熜时，“提督浙江市舶提举太监赖恩比例乞换敕谕，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调官军”(89)，竟也得到允许。
这些市舶太监既奉了皇帝的钦命，又握有军政大权，于是在他所在地区，便作威作福，鱼肉人民，凌辱官吏。兹举朱见深一代为例，如：“成化初，（宁波）市舶中官福住贪恣。”(90)成化中，两广总督朱英与“市舶中官韦眷忤，眷奏劾英专权玩贼……按皆无验，谕眷协和共事”(91)，而韦眷又“纵贾人通诸番，聚珍宝甚富，请广南均徭户六十隶市舶，布政使彭韶争之，诏给其半。眷又诬布政使陈选，被逮道卒。自是，人莫敢忤眷者”(92)。又如成化二十三年吴廷举除顺德知县，“市舶中官市葛，以二葛与之，曰‘非产也’，中官大怒”(93)。
甚而至于因贪贿而引起外患来，如：
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恩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94)
以上是宦官特务管理税务的情形，底下再说盐课。
监视盐课
中国历史上历代盐利归官领，明初设“都转运盐使六：曰两淮、曰两浙、曰长芦、曰山东、曰福建、曰河东。盐课提举司七：曰广东、曰海北、曰四川、曰云南；云南提举司凡四，曰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95)，分理盐政。
明代统治者对这些各地盐官也和对各地税官一样的不放心，经常派些大臣去提督整治，但对大臣仍不能完全信任，另外又派些宦官特务去监视他们。《明史·食货志四》：
正统元年始命侍郎何文渊、王佐，副都御史朱与言提督两淮、长芦盐课，命中官御史同往。
后来就索性派宦官会同大臣去共同整治了。
奏讨盐引
从《明史·食货志四》看来，明代中叶盐法便大坏，考其原因，主要的是：第一奏讨盐利的人太多，所谓“奏讨”，便是求皇帝批准一批盐给他们去贩卖。这样，盐商自然无法与之竞争。于是，商盐不行，官盐也就跟着不行了。第二就是贩运私盐。
这种奏讨贩卖除了少数的贵族官僚外，都是宦官特务们干的。所以盐法之坏是坏于宦官特务，而统治者却叫宦官特务去整治盐法，这真是天大的滑稽了。
宦官奏讨盐利大概在朱棣时便已开始，《明史·李庆传》卷一五○：
（永乐五年）勋贵武臣多令子弟家人行商中盐，为官民害。
这里虽没有明指出有宦官，但所谓“贵”者，该就是指中贵而言的。
到朱见深时宦官奏讨盐利的就十分普遍了，如：
成化二年准太监李崇开中辽东盐万引。四年又赐太监陈铉万引，潘午万引（按：每引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96)
成化四年，尚膳监太监潘洪奏两淮积有余盐五万九千引，乞令其侄潘贵中纳关支。(97)
（成化十九年）中官梁芳有宠，假市珍玩名，侵盗库金以数十万计，不足则给以盐。上即位之初，太监李棠等乞开中辽东盐万引，许之。自是请者日众。芳前后请两淮存积余盐不下数十万引，皆怙宠辄行……计臣不能执争，商引壅不行，边储日匮。(98)
而成化二十一年御史汪奎奏称：
勋戚、内官奏乞盐利，满载南行，所至张钦赐黄旗，商旅不行，边储亏损，并宜严禁。(99)
贩运私盐
在明代宦官和锦衣卫特务都贩运私盐。朱祁钰时“锦衣吏益暴，率联巨舰贩私，有司不能诘”(100)。到朱见深时就更为普遍，如：“成化三年，扬州盐寇起，守兵失利，诏（南京右佥都御史高）明讨之……内官鬻私盐。据法没入。”(101)可见，那时宦官贩私盐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了。
宦官们贩运私盐，并不是偷偷摸摸地搬运，而是冠冕堂皇地输送，甚至命令州县驿递或发卖，如果有人盘诘，他们就可以杀死他。如：
成化十四年十一月乙酉，南京内官监覃力朋进贡还，有马快船百艘，多载私盐，役民夫牵挽。且遍索州县驿递得银五百余两，钱帛称是。至马甲营，巡检司申报武城县，遣典史率入盘诘，力朋乃以其众拒击典史，折其齿，射一人杀之，伤者甚众。(102)
朱祐樘时特务贩运私盐仍是照旧，其时如有官吏阻止，他们便设法诬陷，如弘治六年盛应期以都水主事出辖济宁诸闸，“太监李广家人市私盐，至济，畏应期，投盐水中去。会南京进贡内官诬应期阻荐新船，广从中构逮应期下诏狱”(103)。还有一次，“岐王之国，中使携盐数百艘，抑卖于民”。为湖广巡抚徐恪查出，不肯放行。于是“其党密构于帝，居一岁，中旨改南京工部右侍郎”(104)。其时，乞讨盐引之风仍很盛行，如弘治四年，内官龙绶“请长芦盐二万引，鬻于两淮，以供织费”(105)。弘治九年，“中官织造者，请增给两淮盐课二万引……其后乃命岁予五千引”(106)。
宦官特务们奏讨盐引与贩运私盐有时候是分不清的，如朱厚照正德元年太监崔杲、王瓒等以督织造，乞盐万二千引，大学士刘健等上言：“崔杲奏讨引盐，不过变卖银两，若户部支与价银，尤为省径，若仍给盐支卖，必夹带数多，向来作弊射利之人因而附益……伏望收回成命，照该部原拟，给与价银。”(107)但朱厚照还是要全部给予，便特召阁臣刘健、李东阳等至暖阁商议，底下这段问答把“夹带”情形说得很透彻：
问曰：“昨差承运库太监王瓒往南京浙江织造，瓒等乞长芦盐一万二千引，户部止与六千引，半与价银，今可全与。”健等对曰：“如是已足用矣。”上曰：“既与半价，何不全与引盐？”健等曰：“户部亦为朝庭节用耳。”上曰：“既欲节用，何不留此半价，以引盐与之，不亦两便？”健等曰：“价银不若盐引之费大。”上曰：“何故？”大学士李东阳对曰：“盐引数有夹带，如引一纸，使夹带数十引，以此私盐壅滞，引盐不行。”(108)
至于这些特务领到盐引以后搬运的气焰，李东阳也和朱厚照说得很痛快：
此辈一得明旨，即于船首揭黄旗，书“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烜赫，州县驿递官应酬少误，即加笞辱。至于盐商灶户，虽凌辱万状，谁敢诉冤。(109)
但是朱厚照信任特务是要超过信任李东阳万倍的，所以特务奏讨盐引仍是有求必应。而特务贩运私盐更是遍于天下了，如：正德初，御史涂祯“巡盐长芦，（刘）瑾纵私人中盐……祯据法裁之”(110)。正德元年“太监高凤恃宠弄权，交通李荣，引进商人谭景清，固欲买补革退残盐”(111)。正德三年，户科都给事中周金上言：“中官迎佛及监织造者滥乞盐引，暴横道路，当罢。”(112)同年，陆震“除泰和知县，时刘瑾擅政，以逋盐课责县民偿者，连数百人，震力白之上官，得免”(113)，而御史余珊“巡盐长芦，发中官奸利事，为所诬，械系诏狱”(114)。正德四年，“内官监太监杨镇赍官银万两，长芦盐八千引，往南京易银买丝织造。乃以其银私自买盐，混同装载，用舟六百艘，沿途胁赂，得银一万六千二百两，家人韦庆等所得银亦几千两。为（刘）瑾内行厂所发，下南京三法司会鞫。狱上，降镇奉御，南京闲住，庆等发辽东广宁卫充军”(115)。正德十年，“司礼太监刘允奉令往乌斯藏迎活佛，给长芦见盐一万引，两淮正课盐六万引，变卖应用”(116)。
到朱由校时，魏忠贤当政，一手遮天，无论官盐私盐，都是他魏家的，所以也就无所谓奏讨私贩。《明史·食货志四》说那时“言利者恣搜刮，务增引超掣。魏忠贤党郭兴治、崔呈秀等巧立名目以取之，所入无算。论者比之竭泽而渔”。到朱由检时再想厘正，而明朝也就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