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既然可以操纵大臣进退，而统治者又赋予干预内外政治的特权，口衔天宪，威柄独操，一切政务必须通过他们才能施行。在这种情形之下，没有骨气的人只有柔媚取容，以求加官晋爵。正派的人呢，便宁愿遭受贬斥，也不和他们合作。但这也只是两个极端，这中间还有许多人既不愿苟合取容，但也不愿只求洁身自好，他们多半还想在这困难情形之下建立一点功业，或是希望对宦官特务的横暴有点补救。但要想达到这目的，就必须降心辱志、隐忍委曲，去笼络宦官，甚至去巴结宦官。虽然这巴结和那些没有骨气的家伙动机不同、目的不同，但其为巴结则实在没有什么区别。这结果呢，便是借着宦官的力量或帮助，成就一些功业。明代有许多赫赫大事及一些名臣名将的大功大业，多半是这样造成的，说穿了也实在不好听得很。这些名臣名将委曲求全的苦心，对于明王朝的统治确是很有帮助（虽然统治者并不承他们的情，甚至还讨厌他们），他们补救了宦官的横暴，朝政的阙失，也就是和缓了人民对统治者的愤恨。明代中叶有几次都具备了灭亡的条件，然而竟没有灭亡，这就不能不归功于这些名臣名将了。但由此也就明白这些名臣名将的苦心归根结底还是为统治者打算，于老百姓实是丝毫无关，而在和缓人民对统治者的愤恨这一点上去追究的话，则简直还是一种欺骗人民的行为了！
现在将这些名臣名将苦心孤诣借着宦官的力量造成的大功大业分述如下，至于一些小事便从略了。
周 忱
朱祁镇时江南巡抚周忱，在任达二十年，兴利除弊，甚得人心，《明史》称他“历宣德正统二十年间，朝廷委任益专。两遭亲丧，皆起复视事。忱以此益发舒，见利害必言，言无不听”(219)。这种“委任益专”“言无不听”的形成，并不是由于他兴利除弊，甚得人心。而是由于他会巴结王振，于是王振特别帮他的忙，所以他才能“发舒”。这巴结的情形，说起来对于这位巡抚确是很难堪的。
周文襄忱之抚江南最久，功最大，三吴人至今德之。然亦正谲兼用。时王振新建私第，文襄密令人规度其厅事内室广狭长短，命松江府织绒地衣以馈。振铺之不爽寸分，因大喜。凡有奏请，其批答无不如意，以此得便宜展布。及振死虏中，景帝命籍之，得一金观音，背镂云：“孝孙周忱进。”为司籍没御史钱昕所目睹。盖委曲以从事，亦豪杰作用。(220)
这样“委曲从事”，是不是“豪杰作用”，且抛开不谈，但周忱如果不这样做，他在江南那些事业一定施展不出，那倒是可以断言的。
李东阳
朱厚照时是宦官特务最横行的时代，前有刘瑾，后有江彬、钱宁等，恣肆横暴，天下骚然。正人去国，宵小幸进。但当时也还有几个“名臣”留在朝廷，和宦官们委曲从事，力谋匡救。如刘瑾时的李东阳、王鏊等，因循隐忍，和刘瑾敷衍，虽然没有什么显著的补救，但暗中斡旋，有些事在无形中也就消去。
李东阳在正德初年原是和刘健、谢迁共同请诛刘瑾的，后来事情没有成功，他们三人都上疏乞去，但是“中旨去健、迁，而东阳独留”。这是因为他们请诛刘瑾的时候，在阁议中刘、谢二人都词色甚厉，惟东阳没有说什么，所以刘瑾还不甚讨厌他，就把他留下，为了这，刘健在临行时曾给他很大的难堪。
健、迁濒行，东阳祖饯泣下，健正色曰：“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东阳默然。(221)
这个“默然”，是惭愧，还是别有苦衷，不得而知，也许两者都有一点，但留下却也有点好处，何良俊曾这样说过：
刘瑾擅国日，人皆责李文正不去。盖孝宗大渐时，召刘晦庵（健）、李西涯（东阳）、谢木斋（迁）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顾命，亲以少主付之。后瑾事起，晦庵去，木斋继去。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宁有不负先帝之托耶？则文正义不可去，有万万不得已者。(222)
事实上李东阳也多少做了一点事：
瑾凶暴日甚，无所不讪侮，于东阳犹阳为礼敬。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尚宝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张玮以违制乘肩舆，从者妄索驿马，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彧以核边饷失瑾意，皆荷重校几死。东阳力救，璿等谪戍，奎、彧释为民。（按：东阳救崔璿、姚祥、张玮枷号事，据与东阳同在内阁之王鏊云：“此三人枷号，在瑾作威之初，公于时方称病不出，于何所奏？”(223)）三年六月壬辰，朝退，有遗匿名书于御道数瑾罪者，诏百官悉跪奉天门外。顷之，执庶僚三百余人下诏狱。次日，东阳等力救，会瑾亦廉知其同类所为，众获宥……瑾患盗贼日滋，欲戍其家属并邻里及为囊橐者。或自陈获盗七十人，所司欲以新例从事，东阳言，如是则百年之案皆可追论也，乃免。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224)但这点成绩得来也实在不易。李东阳在刘瑾当政期间，也不知受了多少委屈，遭了多少侮辱。对刘瑾低声下气简直到了极点。
瑾既得志，务摧抑缙绅……东阳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祸。而焦芳嫉其位己上，日夕构之瑾。先是东阳奉命编《通鉴纂要》，既成，瑾令人摘笔画小疵，除誊录官数人名，欲因之以及东阳。东阳大窘，属芳与张彩为解乃已。(225)
从这以后，他才稍稍安稳一点，也就“一意奉瑾，每四方奉疏入，将批答，必先问曰：‘上面意云何？’有重大事难处者，令堂后官抱至河下问瑾（河下者，瑾所居也），得瑾旨，然后下笔”(226)。而撰拟敕旨，也极为称美：
瑾自建白本，送内阁拟旨，东阳等必极为称美。有曰：“尔刚明正直，为国除弊”等语。识者鄙之。(227)
甚至撰写碑文称颂：
正德三年十一月，刘瑾创玄真观于朝阳门外，大学士李东阳为制碑文，极称颂。(228)
然而就凭这样低声下气的巴结，有时仍不免碰刘瑾的钉子，比如有一次东阳眼看刘瑾困辱百僚太不成话，便上疏请宽恤，刘瑾就曾给他很大的难堪。
东阳疏言宽恤数事，章下所司。既而户部复奏，言：“粮草亏折，自有专司，巡抚官总领大纲，宜从轻减。”瑾大怒，矫旨诘责数百言，中外骇叹。(229)
至于他日常和刘瑾共事时，所受的委屈自然就更多了。
东阳这样因循隐忍，对刘瑾恭顺巴结，也实在做得太过分了一点。所以当时有许多人很不满意他，如他的门生南京吏部侍郎罗（左王右巳）就当面向他说：“吾不复为公门下士矣！”且写信给他正式提出，并劝他早早引退。信上大略说：“大事既无所措手，不俟终日，此言非欤？彼朝夕劝公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诟，百世之后，史册书之，此辈能救之乎？宜深思鄙言，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先削（左王右巳）门墙之籍。”东阳得到这信后，只有“俯首长叹而已”。还有人寄给他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日暮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鹧鸪”是说“行不得”，“子规”是说“不如归”，也是劝他引退的意思(230)。
平心而论，李东阳拉拢刘瑾，也的确是过于卑屈，甚至有失立场，但较之焦芳等狐群狗党来，动机却是完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而箬陂《继世纪闻》竟说韩文之劾刘瑾，由于李东阳党于刘瑾，事先告了密，以致失败。《四库提要》卷五十三也说是“其事容或有之”，这怕是不大可靠的。告密的是焦芳，不是东阳，而刘健、谢迁、李东阳请诛刘瑾疏，据说还是东阳起草的。(231)东阳虽巽顺，也还不致堕落到如此田地。王鏊和东阳同时在阁，对东阳素无好感，但他却说：“大抵李公在阁几二十年，因事纳言，周旋粉饰，不可谓无。”(232)这可算是持平之论。只是东阳在当时两面不讨好的情形之下，心情很为难过，据说他晚年和别人谈起受刘瑾委屈的事，还痛哭不已。(233)
王 鏊
和李东阳同时和刘瑾委蛇因循的还有王鏊和杨廷和两人。
王鏊是正德元年和焦芳同时入阁的。在阁中对时事也颇多匡救，《明史·王鏊传》卷一八一称：
宪宗废后吴氏之丧，瑾议欲焚之以灭迹，曰：“不可以成服。”鏊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薄也。”从之。尚宝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几死，鏊谓瑾曰：“士可杀，不可辱，今辱且杀之，吾尚何颜居此？”李东阳亦力救，璿等得遣戍。瑾衔尚书韩文，必欲杀之，又欲他事中健、迁，鏊前后力救得免。
但王鏊却不能像李东阳那样能够忍气，最后还是合不下去而自动引退，《明史·王鏊传》云：
时中外大权悉归瑾，鏊初开诚与言，间听纳。而（焦）芳专媕婀，瑾横弥甚，祸流缙绅。鏊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许之。
杨廷和
杨廷和是正德二年入阁的，从这以后，除丁忧外，终朱厚照之世，都在阁中。正德七年李东阳引退，他便继任首辅，一直到嘉靖三年方才致仕。当他刚入阁的时候，正是刘瑾专权，廷和也只有跟着李东阳后面“委曲其间，小有剂救而已”(234)。刘瑾被杀后，“中贵人谷大用、魏彬、张雄，义子钱宁、江彬辈横甚，廷和虽不为之下，然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235)。在朱厚照时期，杨廷和始终是周旋于宦官特务之间，委蛇隐忍。直到朱厚照死时，他以首相总揽朝政，才设法把江彬杀掉，建立了不世功勋，但这仍是得了宦官帮助才成功的。《明史·杨廷和传》称：
廷和谋以皇太后旨捕诛（江）彬，遂与同官蒋冕、毛纪及司礼中官温祥四人谋。张永伺知其意，亦密为备。司礼魏彬者，故与彬有连。廷和以其弱可胁也，因题大行铭旌，与彬、祥及他中官张锐、陈严等为详言江彬反状，以危语怵之。彬心动，惟锐力言江彬无罪，廷和面折之。冕曰：“今日必了此，乃临。”严亦从旁赞决。因俾祥、彬等入白皇太后，良久未报，廷和、冕益自危。顷之，严至曰：“彬已擒矣。”彬既诛，中外相庆。
杨一清
朱厚照时期有两件大事：一是诛刘瑾，一是平宸濠。而这两件事若不是杨一清和王守仁与宦官们曲意拉拢，隐忍求全，还是不得成功的。
刘瑾之伏诛，完全是由于他和张永之间存有矛盾。杨一清看出了这一点，便和张永极力拉拢，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把刘瑾杀掉。事件经过如下：
安化王寘鐇反。诏起一清总制军务，与总兵官神英西讨，中官张永监其军。未至，一清故部将仇钺已捕执之。一清驰至镇，宣布德意。张永旋亦至，一清与结纳，相得甚欢。知永与瑾有隙，乘间扼腕言曰：“赖公力定反侧，然此易除也，如国家内患何？”永曰：“何谓也？”一清遂促席画掌作“瑾”字，永难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据，耳目广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请间论军事，因发瑾奸，极陈海内愁怨，惧变起心腹。上英武，必听公诛瑾。瑾诛，公益柄用，悉矫前弊，收天下心。吕强、张承业暨公，千载三人耳。”永曰：“脱不济，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济。万一不信公，顿首据地泣，请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为公动。苟得请，即行事，毋须臾缓。”于是永勃然起曰：“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竟如一清策诛瑾。(236)
后来朱厚熜即位，张永曾废退了一个时期，杨一清时为大学士，特向厚熜推荐起用。张永死了，他还给写墓志(237)。
王守仁
正德十四年宁王宸濠造反，右副都御史王守仁用了三十五天工夫便把他平定下来。当宸濠反讯传到京师时候，朱厚照受了宦官张忠和一些佞幸的撺弄，便下诏亲征。这些宦官佞幸原和宸濠就有勾结，这回怕王守仁揭穿他们的阴谋，又想冒功，于是便散布谣言，反说是守仁先和宸濠勾结，怕事不成，所以才起兵执宸濠。又要把宸濠再放到鄱阳湖中，待朱厚照自己去擒获。守仁见这情形不妙，便赶紧和张永拉拢，把宸濠交给了张永，表示自己并不要占这个功劳：
宁王宸濠反，帝南征，永率边兵二千先行。时王守仁已擒宸濠，槛车北上……（守仁）至杭州诣永。永拒不见，守仁叱门者径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来与公议国家事，何为拒我！”永为气慑（按：《明史·王守仁传》云：“守仁夜见永，颂其贤。”与此微异）。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极，王师至，乱将不测。永大悟，乃曰：“群小在侧，永来，欲保护圣躬耳，非欲攘功也。”因指江上槛车曰：“此宜归我。”守仁曰：“我何用此。”即付永，而与永偕还江西。(238)
同时，有两个宦官到浙江，守仁又曲意奉承他们一番，将他们和宸濠交通勾结的信札当面交还：
二中贵至浙江，阳明张宴于镇海楼。酒半，撤去梯，出书简二箧示之，皆此辈交通之迹也，尽数与之。二中贵感谢不已，返南都，力保阳明无他，遂免于祸。(239)
王守仁这样布置了一番之后，回到南昌，张忠、许泰已经先到，得知宸濠已被守仁送去。他们冒不了功，便大怒，故意叫自己的军队侮辱守仁：
故纵京军犯守仁，或呼名谩骂。守仁不为动，抚之愈厚，病予药，死与棺，遭丧于道，必停车慰问，良久始去。京军谓王都堂爱我，无复犯者。(240)朱厚照班师以后，这些宦官佞幸还不断地造谣，说王守仁要造反，倒是张永因为王守仁先和他拉拢了的关系，很替守仁说了些话。但最后，守仁还是把平定宸濠的功劳让出给他们，这事方才告一段落：
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而尽入诸嬖幸名，江彬等乃无言。(241)
王 琼
当时有个兵部尚书王琼颇有才具，且善用人。王守仁之抚南赣并且假便宜提督军务，便是他派去的。后来宸濠造反，满朝文武都惴惴不安，他却很不在乎地说：“诸君勿忧，吾用王伯安赣州，正为今日，贼旦夕擒耳。”(242)后来，果如其言。他在兵部也有些建树，但其能够如此，仍还是靠拉拢特务们得来的。《明史·王琼传》卷一九八称：
琼才高，善结纳。厚事钱宁、江彬等，因得自展，所奏请辄行。其能为功于兵部者，亦彬等力也。
乔宇、寇天叙
朱厚照南征宸濠抵达南京的时候，江彬白端横索，几致激变。当时，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乔宇和应天府丞寇天叙颇能持正不屈。如：
江彬索城门诸钥，都督府问宇，宇曰：“守备者，所以谨非常，禁门锁钥，孰敢索？亦孰敢予？虽天子诏不可得。”都督府以宇复，乃已。彬矫旨有所求，日数十至，宇必庭白之，彬亦稍稍止。(243)
而寇天叙呢，则——
每日带小帽，穿一衫坐堂。自供应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所需索，每差人来，寇……语之曰：“南京百姓穷，仓库又没钱粮，无可措办。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座衙，专待拿耳。”差人无可奈何，径去回话。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动，后亦不复来索矣。(244)
但乔、寇两人之所以能这样和江彬顶撞而不遭祸，还是得力于一个宦官王伟：
武宗南巡时，乔白岩（宇）为参赞机务，寇天叙为应天府丞。时缺府尹，寇署印。太监王伟为内守备。三人者同谋协力，持正不挠，故保南京无虞，不然祸且不测矣。(245)
而这个王伟则是朱厚照小时的“伴伴”：
王伟太监是小时与武宗同读书者，时适为南京内守备。武宗呼为“伴伴”而不名，从小相狎，惟其言是听。遂得从中调护，故乔、寇二公得行其志。(246)
如果不是这个“伴伴”，乔、寇两人恐怕早被江彬革斥陷害了。
俞大猷
朱厚熜时的俞大猷，是当时的抗倭名将，战功煊赫。但有一次若不是他和特务头子陆炳有来往，就几乎永远陷在狱中。
大猷先后杀倭四五千，贼几平。而官兵围贼已一年，（胡）宗宪亦利其去，阴纵之，不督诸将邀击。比为御史李瑚所劾，则委罪大猷纵贼以自解。帝怒，逮系诏狱，再夺世荫。陆炳与大猷善，密以己资投严世蕃，解其狱，令立功塞上。(247)
邹应龙
朱厚熜晚年，严嵩专政，他的儿子严世蕃尤其跋扈恣肄，廷臣弹劾，每每得祸，于是大家都相戒莫敢言。后来一个御史邹应龙从宦官那里得来一点消息，才将他弹劾去职，其经过如下：
方士蓝道行以扶乩得幸，故恶嵩，上问：“天下何以不治？”道行因诈为乩语，具道嵩父子弄权状。上问：“上仙何以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上心动，欲殛嵩。
御史邹应龙避雨内侍家，侦知之，因抗疏专劾世蕃。(248)
这次邹应龙如果不是和宦官有来往，能够避雨，也不会得着这消息，自然更不会抗疏弹劾了。
沈 鲤
沈鲤是朱翊钧晚年的阁臣，是一个颇为端方的人物，一向不和宦官来往的。“初官翰林，中官黄锦缘同乡，以币交，拒不纳。教习内书堂，侍讲筵，皆数与巨珰接，未尝与交。”后来官礼部尚书时，朱翊钧有意大用他，但又嫌他过于方正，独自说道：“沈尚书不晓人意。”宦官们听到这话，便赶紧去告诉沈鲤。司礼太监张诚也叫沈鲤的同乡宦官廖某密告之，这意思当然是表示愿意拉拢勾结一番了。但沈鲤却答道：“禁中语，非所敢闻。”于是，大家都不欢而散。(249)就凭这样一个古板人物，到入阁以后，想请停罢天下矿税太监，仍不得不借宦官门路向朱翊钧进言：
晚年（三十三年）长至（沈）一贯在告，鲤（朱）赓谒贺仁德门。帝赐食，司礼太监陈矩侍。小珰数往来窃听，且执笔以俟。鲤因极陈矿税害民状，矩亦戚然。鲤复进曰：“矿使出，破坏天下名山大川灵气尽矣，恐于圣躬不利。”矩叹息还，具为帝道之，帝悚然，遣矩咨鲤所以补救者。鲤曰：“此无他，急停开凿，则灵气自复。”帝闻为首肯……越月果下停矿之命，鲤力也。(250)
到第二年，云南民变，杀死税监杨荣及其党两百余人。朱翊钧闻之大怒，要彻底从重究治。这次沈鲤又找陈矩设法帮忙，才算从轻发落。《明通鉴》卷七十三云：
事闻，上为不食者累日，欲逮问守土官。阁臣沈鲤揭争，且密嘱太监陈矩剖陈，上乃止诛首凶（贺）世勋等。
刘一燝
朱翊钧死后，他的儿子常洛嗣位，只做了一个月皇帝，便因好色过度而死。按规矩他的儿子由校应该“当柩前即位”，但常洛的妃子李选侍却不让他出来和大臣们见面，要挟由校，想封自己为皇太后，并且冀图垂帘听政。当时代理首相刘一燝急得毫无办法，幸而宦官王安硬把由校抱了出来，这才勉强成礼：
九月朔，帝崩，诸臣入临毕，一燝诘群奄：“皇长子当柩前即位，今不在，何也？”群奄东西走不对。东宫伴读王安前曰：“为李选侍所匿耳。”一燝大声言：“谁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趋入，白选侍，选侍颔之，复中悔，挽皇长子裾。安直前拥抱，疾趋出。一燝见之，急趋前呼万岁，捧皇长子左手，英国公张惟贤捧右手，掖升辇。(251)
从这以后，一燝便一意和王安拉拢。天启初年，宵小废斥殆尽，就是王安在里面帮助一燝的缘故：
一燝遂当国，与（韩）(左火右广)相得甚欢。念内廷惟王安力卫新天子，乃引与共事。安亦倾心向之，所奏请，无不从。发内帑，抑近幸，搜遗逸，旧德宿齿，布满九列，中外欣欣望治焉。(252)
叶向高
但这现象也维持不了多少时候，及至魏忠贤当政，便一反旧观，正派一点的人都纷纷斥退，刘一燝也在其中，那时首辅叶向高已经复职，还想和魏忠贤拉拢，以谋补救：
杨涟上疏劾忠贤二十四大罪。向高谓事且决裂，深以为非。廷臣相继抗章至数十上，或劝向高下其事，可决胜也。向高念忠贤未易除，阁臣从中挽回，犹冀无大祸。乃具奏称忠贤勤劳，朝廷宠待厚，盛满难居，宜解事权，听归私第，保全终始。(253)
但这一奏，还不是向高本意，奏入后，他曾扬言说是“门生逼我为之”，所谓“门生”，便是指缪昌期：
当应山（杨涟）疏初上，福清（向高）大不以为然，谓：“忠贤于上前亦时有匡正。一日有飞鸟入宫，上乘梯手攫之，忠贤挽上衣，阻之，不得升。有小珰偶赐绯，忠贤叱之曰：‘此非汝分，虽赐，不许穿！’其认真如此。若大洪（杨涟字）疏行，今后恐难再得此小心谨慎者侍上左右矣。”澄江（缪昌期）在座，正色曰：“谁为此言以欺老师，可斩也！”福清色变，不乐而出。(254)
向高还曾为忠贤撰碑记称颂忠贤：
西山碧云寺魏忠贤重修，天启三年少师福清叶向高撰记，颇称许魏氏。(255)
但就凭这样拉拢，魏忠贤对他还是不客气。有一次忠贤要廷杖御林汝翥，汝翥逃去，忠贤疑藏于向高处，便派小奄缇骑围着向高寓邸，遍行搜索。向高实在忍无可忍，这才上疏求去，疏中有云“阁臣之礼**然”，便是指这件事。
以上所述的这些名臣名将，在历史上都是功业巍巍，但这巍巍功业成功的内幕却是如此，说穿了实在是无聊可笑得很，但也由此可见明代宦官特务们的权力之深且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