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太监、官吏和绅士所构成的上层阶级一方面自相剥削，一方面又联合地方种种方式去剥削农民。高高在上的穷奢极欲，夜以继日，皇帝大臣们讲长生，求“秘法”，肆昏**，兴土木，绅士、豪商和其他有闲分子更承风导流。妓女、优伶、小唱、赌博、酗酒，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要素。昆曲和小品文发达正是这时代性的表现。假如一部文学作品是可以做一个时代的象征的话，那就是《金瓶梅》。另一方面，农民却在饥饿线下挣扎着，被力役、赋税、苛捐、盗匪、灾荒、官吏、乡绅逼迫着；他们忍耐了几辈子，受苦了几十年，终于等到了大时代的来临，火山口的爆发，从火光血海中，仿佛看见自己的出路！他们丧失了，或被天灾所迫而舍去了耕地，便成为流浪的难民。他们即使能找到别的工作，也仍不免于冻饿。据《徐氏庖言》卷一：“都下贫民佣一日得钱二十四五文，仅足给食。三冬之月，衣不蔽体。”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有要求吃饱的权利。我们试一考查当时的米价：

天启四年（1624年）苏州米一石一两二钱。

崇祯二年（1629年）苏州粮一石折银一两有余。

四年（1631年）延绥斗米四钱。

十年（1637年）苏州冬粟每石一两二钱，白粟一两一钱。

十三年（1640年）山东米石二十两，河南米石百五十两。苏松米每石一两六钱，秋杪糙米至每石二两。

十四年（1641年）山东临清米石二十四两，苏州白米每石三两零。

十五年（1642年）苏州米每升至九十文有零。

这虽是一个简略的统计，并且只是几个地方在荒歉时的情形，不过也可由此窥见当时农民苦痛情形的一斑，由此以例全国，大概是不会相距甚远的。

在这种情形下的农民，陡然遇见了得救的机会，即使不是很可靠的机会，也会毫不迟疑地抓住，牺牲一切，先去填饱肚皮和打倒过去曾压迫过他们的敌人，这机会便是腐溃了几十年的社会经济所产生的“流寇”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