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太监之下，便是皇族、官吏和绅士。明代是以八股文取士的，人们只要认得字，凑上几段滥调，便很容易从平民而跃登特殊阶级，加入仕绅的集团，文理不通的只要花一点钱捐一个监生，也可仗着这头衔，不受普通人所受的约束，翻转头来去剥削他从前所隶属的阶级。他们不但没有普通农民被派定的负担，并且可以利用他们的地位做种种违法的事，小自耕农受不了赋税的征索，除了逃亡以外，便只能投靠在仕绅阶级门下做佃户，借他们做护符来避免赋役。往往一个穷无立锥的八股作家，一旦得了科名，便立地变成田主，农民除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吏的两重负担外，还需做就地豪绅的俎上鱼肉。这般科举中人一做了官，气焰更是嚣张，连国法也奈何不了他们。《明史·杨士奇传》：“士奇子稷居乡，尝横暴杀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发稷横虐数十事，乃下之理。”《梁储传》：“储子次摅为锦衣百户，居家与富民杨端争民田，端杀田主，次摅遂灭端家二百余人。武宗以储故，仅发边卫立功。”宰相的儿子杀人纵虐，都非政府所能干涉。杨端用大地主的地位杀小田主，梁次摅以大绅士的地位杀两百多人，大不了的罪名也只是充军。《姬文允传》：“白莲贼徐鸿儒薄藤县，民什九从乱。知县姬文允徒步叫号，驱吏卒登陴不满三百，望贼辄走，存者才数十。问何故从贼？曰：祸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绥巡抚董国光子也，居乡贪暴，民不聊生。”王应熊做了宰相，其弟王应熙在乡作恶的罪状至四百八十余条，赃银一百七十余万。温体仁、唐世济的族人甚至做盗，为盗奥主。土豪汤一泰倚从子汤宾尹之势，至强夺已字之女，逼之至死。戴澳做顺天府丞，其家便怙势不肯输赋。茅坤的家人也倚仗主势横行乡里。陈于泰、陈于鼎兄弟的在乡作恶，致引起民变。勋贵戚臣甚至惟意所欲，强夺民田，弘治间外戚王源令其家奴别立四至，占夺民产至二千二百余顷。嘉靖中泰和伯陈万言奏乞庄田，帝以八百顷给之，巡抚刘麟、御史任洛复言不宜夺民地，勿听。武定侯郭玹夺河间民田庐，又夺天津屯田千亩。潞简王庄田多至四万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