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斗倒了严嵩的徐阶，在明代的阁臣之中，是个数得上的人物，他结束了严嵩当国时的那种贪渎的时风，却无法止住朝臣们各立门户，彼此之间更加钩心斗角、争扰不休的局面。

徐阶是江苏华亭人，嘉靖二年（1523）癸未科的探花，得中时，他才只有21岁。探花是一甲第三名进士的习称，得中后例授编修，在翰林院里工作。以徐阶这样的少年高第，很有一直留在翰苑，依次晋升入阁的前景。这是明代仕途中，升迁最方便，最快的一条路。徐阶本来是已经开始走上这一条路了，不过却因为他人太年轻，书生之气未除，在议事时不知深浅，顶撞了张璁，受了张璁的排斥，竟被左降离京，给安排到延平府去，在那里做了一名小小的推官。张璁的这一手实在狠毒，他简直是想把徐阶的一生都推入困阻的道路。以明代的仕途情况而言，最顺捷的是中式以后能入翰林院，并被选为庶吉士。由此而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能够入阁的，很不乏人。快的，只有几年便入了阁的，却也不只是一个、两个。出任而为外官，在升迁上，比起上述的那条路来，就要慢得多了。出任外官，而又并非正职，如像知县、知州、知府之类，在升迁上就要更慢。在这条路上爬上滚下，混上一生也混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人，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徐阶本来中在一甲，入翰林院并得为馆选是定而不移的，走上那条最轻快的路子，几乎也是定而不可易的，但因得罪了张璁，一下子却又给推上了最艰苦的道路。然而宦途艰辛，却也给了徐阶不少的磨炼，不久便把一个未经世事的书生，磨炼成了一个洞悉世情，熟知各路波涛，忍得住、算得准的宦海中的弄潮儿了。之所以能使徐阶从艰辛的杂职重又转回翰苑，还在于他是个探花出身，给了他不少的方便。由于是探花，徐阶虽已是身任杂职的外官，却也常得兼任学政，这便和翰林院有了一种扯不断的关系，虽然经历过不少的周转，终于又得被任为翰林院的侍讲，重又回到了升迁顺捷的仕途上来。

作为京官，徐阶很为夏言所重，有了夏言的援引，徐阶的升迁更为顺利，从翰林院侍讲而为国子监祭酒，而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更进而一转，做到了礼部尚书。同时也正因为受到了夏言的援引，徐阶和严嵩的关系一直不能协调，始终处于对立情势。严嵩很早便开始在暗中排陷他，但因徐阶敏于知机，又善回旋，并且又有夏言的掩护，严嵩的无数排陷都没能成功。等到夏言被害，徐阶失去了他的保护，但却又得着了更过硬的靠山，严嵩想排陷他，更为不易了。这时的徐阶已经到了试做几回青词便可进而入阁的程度，他的青词丰腴明丽，很让嘉靖欢喜，很快便成了嘉靖极欣赏的一个青词作手，严嵩要想搞他更难着手了。但是严嵩却是个阴柔多变的人，势盛时他可以大胆凌人，一旦势弱，他又会风随势转，马上胁肩谄笑，哭拜求情。当他看出，嘉靖已经越来越倚靠徐阶，用徐阶来代他，已经是指顾之间的事，于是便又大施柔术，尽情向徐阶献媚。他在家里大摆筵席，把徐阶请来赴宴，聚集起他的家人来，命他们齐向徐阶叩拜，就此便以后事相托，指着众人向徐阶道：“嵩旦夕且死，此曹唯公乳哺之。”话是说得真够可怜的，但徐阶不难看出，他的言甘而心苦，因此漫自应着，没有表示什么。那时反对严嵩的人也越积越多，早已结为一体，他们为了更好地立为门户，很想奉徐阶为首，让他来率领他们。但徐阶却不肯那么干，他不愿明显地加入，只在暗中时常略予指点。御史邹应龙出人意外地劾倒了严世蕃，给反对严嵩的人增加了希望，他们想就此一举便把严嵩扳倒，共同搜集起所有由严嵩造成的冤案，想要一石二鸟，既揭露出严嵩的罪恶，也使这些冤案都得到平雪。他们把将要递上去的疏文让徐阶先给看看，并请他把不妥处加以削改，务要一举成功，为天下除此大害。徐阶看过那疏文，不禁笑了，他问众人，列位是想劾倒严嵩呢，还是想替他救出狱中的严世蕃？众人不解其意，徐阶又解释道，凡是严嵩所杀害的人，都是设法激怒了嘉靖，由发怒的皇帝自己定下来的。用这些冤案来论究严嵩，无异于用来论究皇帝。对于这些案子，皇帝即便已知其冤，却也决不肯认，倒会奖誉严嵩，甚至连已被关入狱中的严世蕃也会被放出了。以往多次论劾严嵩都难以成功，总是论者获罪，而严嵩反而根基越稳，都是因为论者不知此中的窍妙，犯了忌讳之故。徐阶说出了他多年的观察所得，使众人不觉顿悟，一致请他把疏文全部改过，徐阶也不客气，把疏中列举的那些冤案全部勾去，只说严世蕃早就蓄意谋反，因见南昌仓有王气，便在那里修建了府第，并且纠集亡命徒，蓄积武力，还勾结日本，希望他们能在起事之时作为外援……

徐阶的这些改动，确实有效，众人照他所说的奏了上去，果然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不但严世蕃的罪行由此增重，很快便被判了斩刑，被押赴市曹，终于身首异处了。严嵩没有被处死，却也被罢归，失去了他据有多年的相位，回到他的分宜老家去为民了。严嵩父子虽然作恶多端，害人极众，但据实而言，却并无谋反之心，更没有勾结日本为援的事，这些都是徐阶为了要置他们父子于死地，特别编造出来的。诬人以谋反而置之于速死，倒并不是徐阶所创造，倒是历代都常见的，到了明代，就更习见，徐阶历官内外，经见得多，所以能够使出这样的手段。不过这种办法决不可轻用，必须掌握两个要点，才不会失败。要点之一是，所治的人必须是人人皆曰可杀的恶人，才不会有人出来为他讼冤。第二点是，必须确知其人的帝恩已衰，皇帝早就已很厌倦他了，才会一奏便准。倘若其人的帝恩尚隆，定会加以彻查，那就搞不成了。当时嘉靖对于严嵩实在已极厌倦，别人虽还不知，徐阶却已看得明白，所以他才敢用这样的一手。

徐阶搞倒了严嵩，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间的事，那时距离夏言被害，已经快有15年了。因为徐阶是由夏言扶植起来的，所以有些人便说，徐阶搞倒了严嵩，是给夏言出了一口怨气。徐阶是在嘉靖三十一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的，他入阁时，阁臣只有严嵩和李本两个人。多年以来，阁中的阁臣一直都是严嵩、李本、徐阶三人，徐阶长期居于末位，到了嘉靖四十年，才又有袁炜以礼部尚书改为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预机务，阁中的人数变为四人，但很快严嵩便被罢归，李本也丁忧回籍，阁中又只有徐阶和袁炜二人了。袁炜这人是以善为青词而入阁的，正是当时所称的“青词宰相”，他入阁不过是作为久撰青词的酬庸而已，他并管不成什么事。

徐阶自继严嵩而得为首辅，很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很想清除积弊，使治道从归于正。在嘉靖把曾赐给严嵩的在西苑的直庐又赐给了他时，徐阶便在那里写了一些话来悬出，借以明志。悬出的话共有三条，就是：“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在严嵩当国之时，贪暴横行，百弊丛生，如今稍有改善之象，已经使人耳目一新，出现了一番生气。在朝堂上，气象也焕然改观，一时朝士侃侃，各职其事。这种大有改观的气象鼓舞了徐阶，让他竟想把当时已渐形成的竞立门户之风渐行消除，使之不再有门户之争。徐阶所想的消除门户的办法是很可笑的，他是想由他自己来建一个极大的门户，把异日会有当国之望的人都网罗在他的门下，使人们无法再另立门户，这样，竞立门户之风，自然便会煞住了。这只是一种“想当然耳”的想法，搞不成是很自然的。嘉靖四十四年（1565），袁炜致仕，增进阁臣时，由徐阶主持廷推，共推出了吏部尚书严纳和礼部尚书李春芳两人。严、李二人也都是以善为青词而著名于时的，他们与已致仕而去的袁炜，和后来也由廷推入阁的郭朴，都是撰写青词的好手，他们的宦途通顺，扶摇而上，甚至他们的入阁几乎也全是多年撰写青词的缘故。当时被人们称为“青词宰相”的人，指的主要便是袁、严、李、郭这四个人。但在这四个人中，只以李春芳为“青词宰相”却有些不够，他比袁、严、郭三人，身份、作用等都还有些不同。徐阶这次主持廷推，所以要推出严纳和李春芳，便是看上了李春芳，而且另有所谋。要推严纳入阁，不过是作为多年撰写青词的酬报而已，另外也是让他给李春芳当个陪衬。他要推出李春芳的想法，比对严纳可要复杂得多。首先李和严一样，都是专以撰写青词为务，并未想要自立门户，这在徐阶看来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其次则因李春芳是状元出身，声誉很高，又较为年轻，将来徐阶自己致仕时，由李春芳接任首辅的可能最大。李春芳为人平和宽厚，由他接任首辅，可以让人放心。徐阶的算盘打得实在很精，在把二人推入内阁时，严纳虽然名列在前，却就在当年便已因病致仕，李春芳在严纳去后已成为次辅，徐阶如果致仕，继任首辅的人，已经是非李春芳莫属了。

严纳去了，又要廷推阁臣，在徐阶的主持下，又推出了郭朴和高拱两个人。这次的廷推也与上一次一样，被推出的人，前者不过是个陪衬，后者才是着重的人物。郭朴也是个专写青词的人，入阁也只是例行的慰劳而已。高拱则又是徐阶想要把他收入门下以为我用的人。原来，高拱乃是在裕邸作为裕王的讲官已有多年，他是最为裕王倚信的首席讲官。裕王乃是嘉靖的第三子，他上面的两个哥哥，都曾被立为皇太子，但又都很不幸，被立后没有多久，就都夭折了。裕王依次当立，但却未被册立，只被封为裕王。但裕邸的扈从人员以及讲官等，却与东宫太子并无多异，因而他虽未经册立，但他将来必将继立为帝，则早已是举朝共认的事了。在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这么个惯例，便是皇太子一经继位为帝，东宫的讲官，特别是首席讲官，一定要被任为阁臣。裕王将会继位为帝是必然的，所以作为裕邸首席讲官的高拱，他将成为阁臣，也已是可以预知的。徐阶之推出高拱，就是为了要抢先一步，让高拱知道，对他有一番感戴之情，便于把他收在自己的门下。他的这种做法，对于一般人都是行之有效的，但对高拱却适得其反，高拱不但没有投入他的门下，后来和他倒反成了对头，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高拱是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辛丑科的进士，他为人干练，颇以有经世之才自负，在先，严嵩和徐阶都推荐过他。使他被任为太常寺卿、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等职，还曾被任为礼部尚书。高拱也经历过入直西苑，撰写青词的工作，但他并不看重这份工作，不过是勉强为之而已。因为在那时，入直西苑，做做撰写青词的事，好像已经是想要入阁，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高拱对于仕途的事已很通达，徐阶抢先把他推选入阁，乃是向他表示好感，他岂有不知之理，但他却偏不肯领徐阶的这个人情，因为早晚他必将入阁，这个他自己也是早就明白，觉得徐阶此举，简直有些多事。至于徐阶有心把他延入门下，他也感觉到了，而且很为愤怒。他是个不肯居人之下的人，将来他自会自立门户，岂能寄人篱下，依傍别人！高拱的这种情绪，徐阶不久便已发觉，他觉得先自引用高拱，是自己所走的一步劣着。

徐阶为人极其机敏，他在发现引用错了高拱以后，便想再找出个人来，能对高拱起到牵制的作用。很快他便发现，张居正就正是他想要找的那个人。张居正和李春芳是同年，他们都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的进士。李春芳是那一科的状元，张居正则中在二甲第九名，名次也不算低。张居正自被选为庶吉士后，一直都与高拱在一处共事，都是作为高拱的副手。在裕邸中是这样，在裕邸外也是这样，譬如，在高拱为国子监祭酒时，张居正便是国子监司业。高拱一向很自负，气量又狭，人们和他很难相处。张居正处处都肯让着他，所以和高拱倒还能合得来。在国子监共事时，高拱甚至还与张居正彼此以相业相期。不过话虽如此，高拱却从来也没有看重过张居正，只不过把他当成个才华不高，科分又晚，什么都远不及自己的一个副手而已。张居正常常受高拱的压抑，心中非常不快，并且这不快已越来越感到难耐，不过他为人深沉，遇事总能以从容处之，所以他的不快高拱一点儿也没能看出。但是，这一点却被徐阶给看透了，并且他还发现，论才干、见识和气度，张居正样样都优于高拱。徐阶决心要结纳下张居正，认为将来一定可以由他控制住高拱。但是为了免于再出意外，徐阶拉拢张居正时就更加当心。他做得像是忽然发现了张居正的才干一样，对他表现出特别的欣赏和赞美，常常特意去看望他。张居正忽然得到首辅这样的厚爱，心中不觉也充满了感激，他们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彼此日亲日近，情感加深起来。高拱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和郭朴同时入阁的，到了那一年的十二月，明世宗朱厚熜，便因病去世，在同一月里，裕王朱载垕便继位为帝，也就是被称为明穆宗的那位皇帝。

到明世宗去世时，高拱入阁已经有九个多月，照说已经很有资格协助首辅一同拟具遗诏了。但是首辅徐阶，在这件事上，又别出心裁，玩了个小小的花招，没有约他，却约请了还未入阁的张居正和他一道来拟遗诏。依例每当一位皇帝去世总要由阁臣拟出一道遗诏，既略叙大行皇帝的功过，也要将应革未革的弊政予以革除或纠正。按照惯例，拟具这份遗诏，乃是首辅的事，首辅如果照顾不及，要人帮忙，也总是约上一两位阁僚，共同拟具。很少有邀约还未入阁的人来参与此事的。以徐阶的才能而言，不用找人相帮，他也能应付裕如，但是徐阶却偏要找人共拟，而且找的偏偏又是还没有入阁的张居正。这个做法很使人惊异。那时的阁臣还有三个人，便是次辅李春芳和另外的郭朴和高拱。李春芳原本是最有资格来帮着徐阶拟遗诏的，但徐阶不找他，他也淡然处之，并不在意。郭朴和高拱却和李春芳不同，他们都很气，尤其是高拱，他真是气到了极点，竟然连张居正也被他恼恨上了。其实他会迁怒于张居正，早在徐阶的盘算中，徐阶之所以要这么干，就是要把张居正和高拱搞成了对头。在这些地方，高拱和徐阶相比，相差实在不少。共草遗诏，又给张居正增加了不少的身价，高拱更恨张居正了。

借着写遗诏又使手段，这是徐阶从容对付高拱的最后一着，跟着裕王朱载垕便已即位为帝，高拱挟有裕邸旧人，首席讲官的优势，早已不甘寂寞，和徐阶对干起来，多次给徐阶的安排以种种阻挠，有时竟出以恶声。徐阶此时并不和高拱多做计较，却只为他的退路尽心做好安排。

裕王朱载垕是明代诸帝中，从登基到改元为时最短的一个，他从登基到改元为“隆庆”，相隔还不足半个月的时间，那是因为，嘉靖的去世已经进入腊月了，所以时间才这么紧促。

徐阶为自己的退路所做的安排，主要用在阁臣的安插上。由于那时李春芳已经身为次辅，如果徐阶致仕，接替徐而为首辅的，必然是李，这是使徐阶既放心又不放心的一件事。李春芳仁厚和平，不欺凌人，这是徐阶觉得可以放心的，但也正由于此，徐阶明白，他绝不是高拱的对手，无法挡住高拱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势头，还得安置下个别的人来牵扯住高拱。幸好改元是一个利于引进新阁臣的机会，徐阶便在隆庆元年二月，将陈以勤和张居正二人引入内阁，安设下了最后的一着。一切布置就绪，本来已经可以安然离去了，但徐阶是个心思细密的人，他觉得，如果就这么悄然而去，也许会让高拱误以为他是软弱怕事，与其在他去后，看着高拱兴风作浪，惹些是非，不如露一手让他看看，也叫他明白，徐某可不是什么好惹的人。盘算已定，于是徐阶不再像以前那样，遇有争议每肯相让，而是迎风而上，遇事必争，还在暗中发起了已经被他网罗在门下的言官们，让他们一致向高拱猛攻。高拱在这样猛烈的攻击下，采用的是以退为进的办法，他不断上章自辩，还连连求去，希望隆庆能为他做主，顶住徐阶所发起的进攻。隆庆虽然是心向着高拱，但因徐阶是前朝的重臣，他才登基不久，不能轻易便触动他，权衡再三，倒是依从了高拱的求退之请，让高拱且自回乡养病，把这两个酣斗正烈的人，暂且拆开了。这是隆庆元年五月间的事，徐阶和高拱的激烈交锋才只进行了两三个月，高拱便败阵而去，徐阶表面上得到了胜利。打退了高拱，徐阶又在内阁中安排和布置了一年多，才于隆庆二年七月，自己也致仕而归。

徐阶走后，留在内阁里的，还有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三个人，李春芳继徐阶而升任首辅，陈以勤则成了次辅，张居正的资历最浅，居于末位。李春芳虽是状元出身，青词写得也很出人头地，但作为首辅，他却拿不出什么章法来，身居末位的张居正很看不上他。一次他们在阁中闲谈，说到了徐阶的致仕和在内阁里办事之难。李春芳触及心事，不觉叹道：“徐公尚尔，我何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张居正在心里也正在这么想着，不由便接口道：“如此，庶保令名。”这虽然是实话，但实在太轻率了，竟惹得像李春芳那样的好好先生，也显出了不悦之色。

高拱被迫回乡养病，在家里住了约有两年半的样子，到了隆庆三年（1569）的冬天，才又被任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召回京中。那时徐阶致仕也已有一年多了。事隔已久，人已分开，而且徐阶还显示出了他的力量，一般说来，人们大概总会不再又寻前衅了。但是高拱却不是那样的人，他强直负气，睚眦必报，是个不会改变的人。徐阶那最后的一手，更增强了他报复的念头，所以才一回京，便开始了行动。他尽反徐阶的一切，凡是徐阶曾以为是的，高拱无不尽以为非；而所有徐阶曾以为非的，高拱则尽以为是。在朝政上是如此，在私人方面，自然更不肯放过。他一面访查徐阶一家在家乡的劣迹，又找到一个名叫蔡国熙的人，蔡曾做过松江府知府，和徐阶家很有些芥蒂。高拱把蔡国熙任为松江府的监司，要他到那里去彻底清查徐阶一家在松江府一带所干的坏事。蔡国熙很肯尽心，他到了那里，查出了徐阶的儿子徐琨、徐瑛，在松江府一带横行霸道，侵夺了民田的劣迹。蔡国熙查得很彻底，并尽行夺回民田，还把徐阶的两个儿子判处了戍刑。这些事还是得到张居正在内中尽力维护，才这样了结的，否则连徐阶怕也躲不开麻烦。

高拱是在隆庆五年五月，李春芳致仕后才得为首辅的，可以说他得为首辅的日子并不多，但话虽如此，高拱实在从来都没有把首辅李春芳当一回事，他横行专断，简直视李春芳如无物。高拱的干劲儿很大，不但内阁的事他要独断专行，甚至有关内监的事情，他也常要插手。

宦官在嘉靖这一朝间，是比较老实的，没有干过什么耸人听闻的事情，这是因为嘉靖习知宦官在外惯于为恶，对他们管得很严之故。隆庆对于宦官，没有他父亲那么认真，管得松了一些，紧而忽松，倒使内廷的宦官们增添了纷扰，出了一些纠纷，特别是二十四衙门中的主管太监的递补方面，出现了不少的争夺。高拱是隆庆最信赖的师傅，在他当国时，又恰值宦官长久管压、显得最弱的时候，所以高拱很想把内监二十四衙门也经管起来，并将司礼监的批硃权也予以免除，把它全交给内阁。就在这时，恰好赶上司礼监的提督太监出了缺，依例应由那时正在提督东厂事务的太监冯保递升。但是高拱素常便厌恶冯保太爱争夺权利，特别向隆庆说了，把司礼监的提督太监的这个缺，且不给冯保，却把它给了掌管着御用监的老太监陈洪。陈洪接管了司礼监，没过多久便死了，但是高拱仍不想由冯保递补，把这个缺又给了尚膳监的太监孟冲。冯保知道，他一连两次都应补而未补，全是受了高拱的暗算，因此他把高拱也恨得入了骨，很想找个人合伙，也治治高拱。他寻来选去，竟也看上了张居正，暗自和张居正悄悄结成了一伙。那时候，离着隆庆去世已经不远了。

隆庆只做了不到六年的皇帝，他在30岁的腊月里登基，在皇帝的宝座上只坐了五年多，到了隆庆六年（1572）的五月里便去世了。他去世后，庙号称为穆宗，是明代的第十二位皇帝。

在明穆宗临近去世之时，宫中很是混乱，冯保便借此机会，大大活动起来。冯保这人很是精灵，他早就看出已被立为皇太子的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将来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应该先行予以结纳。李贵妃也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实现她的愿望，也得有一个像冯保这样的人，来替她办事。原来李贵妃早就想着，她的儿子登基之后，她便是皇太后了，但是依照惯例，她这个皇太后，与曾是正宫娘娘的陈皇后的皇太后要有所不同。陈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时，在太皇之上还可以加上徽号，而她却不能，不过只是个秃头的皇太后而已。李贵妃想要打破这个旧例，想着也要和陈皇后一样，于是便暗自和冯保商议。冯保认为，正好就此搞掉了高拱，拉拢住张居正。他便告诉李贵妃，说这件事的关键，完全在首辅身上，如果还是高拱做首辅，他一定不肯干，但若能赶走高拱，张居正就会当上首辅，由他来干，便毫无问题了。他又替张居正说了不少的好话，也把高拱大大攻击了一番。他说高拱这人的野心太大，他什么都想管，连内廷的事他都想插上一手。譬如他前后两次都该升任为司礼监的提督太监，但是高拱硬拦在头里，就是不让他升。第二次，他让尚膳监的孟冲来管司礼监，就更不合法，依旧例，尚膳监是不能调入司礼监的，高拱这么做，显然是目无祖宗的法度。李贵妃觉得冯保说得很合理，又正想着要依靠他，于是便和陈皇后商量着，斥退了不合法的孟冲，让冯保管理了司礼监。这样，冯保便既是司礼监的提督太监，掌管了司礼监，又提督着东厂，兼总内外，他的势力一下便增加了不少。

冯保得以掌管了司礼监，他活动得更紧了，他不但在李贵妃和陈皇后面前，着重散布高拱窥伺内廷，有不臣之心的舆论，还想在新君即位的时候，给高拱狠狠的一击！在高拱那一方面，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但首先由自己奏称，司礼监一向权侵内阁，殊属非是，想把司礼监的批硃权拿过来。一面他又发动门下，让给事中雒遵、程文等人都来奏论内监冯保擅权作恶，要求把冯保先驱逐出宫，然后再加议罪。高拱认为自己的安排已是万无一失，因而到处扬言，颇不自秘，他还派人告诉了张居正，说他已经安排好了程序，只待劾疏依时交付内阁，他便立刻拟旨驱除冯保。他要张居正和他合作，一定要除掉冯保，永绝司礼监的侵权。张居正得到高拱告知的消息，马上告诉了冯保，冯保得知后，马上又向两宫倾诉，他趁着才即位的朱翊钧也在一处时，把高拱在哭先帝时所说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的话，改成了“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这一改，不但两宫为之失色，连那位只有十岁的新君也给激怒了。两宫在惊怒之际，立刻和冯保商定，待到明天，便要驱除高拱。

到得次日，高拱还什么也不知道，他坐在内阁，只等待着诸事就绪。忽然，他听到说是两宫有命，要把众臣召入内廷，将要宣布两宫的一份诏书。高拱认为，这必是宣布要驱除冯保的诏书，于是得意扬扬，欣然而入。等到宣诏时，高拱才知道，被驱逐的竟然是他！这突然的一击，有如雷轰电打，高拱顿时间魂飞魄散，伏在地上竟不能起。还亏了张居正，搀起他来，扶掖着，才得下殿而去。

驱逐了高拱，张居正便成了首辅，一切都要由他来办了。李太后的徽号问题，是早在商议如何除去高拱时就谈定了的。张居正要做首辅的心切，不得不用尽心思，费尽力气，把陈皇后尊为仁圣皇太后，而李贵妃则是慈圣皇太后。“仁圣”“慈圣”，所上的徽号果然铢两悉称，旗鼓相当。这些既复杂又紧张的事都是经冯保从中串联，由他和李贵妃、张居正三个人联合着干成的。他们这种联合，是显违祖训的不法之事，明太祖朱元璋认为立国之大忌便是内外交通和后妃干政，不但在口头上常常提到，而且还写在他的《洪武宝训》里，留给后人。冯保与张居正勾结，是内臣结交外臣，这正是典型的内外交通。张居正和李太后彼此互援，是明显的交通宫闱，而李贵妃和陈皇后驱除了高拱，则又是不折不扣的后妃干政了。这些都是不合法的，有一些甚至会被处以死刑。不过，在封建王朝时，有“法不加于尊”这么一句话，最高的执法者犯了法，谁也管不了他。况且《洪武宝训》已经历时太久，不是特别要用着它的时候，人们早已把它忘了。

继明穆宗朱载垕而即位为帝的，是他的第三个儿子朱翊钧，他就是在明代一十六帝中，在位时间最久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他虽然在排行上是老三，但在他之前的两个哥哥都是很早便已夭折，所以他在隆庆二年（1568），才只有6岁时，便成了皇位的继承人，被正式立为皇太子。他在东宫的时间并不多，到了隆庆六年，他的父亲明穆宗忽于那年五月间去世，到了六月，皇太子朱翊钧便已即位为君，并定出，明年要改元为“万历”了。

万历即位时才只有10岁，真是像高拱所说的那样，“十岁的孩子，如何治天下？”所以李太后、张居正、冯保他们三个人，还要继续联合把扶助新君的工作干下去。李太后是万历的生母，身为太后，在施教上有其天然的优势，所以是主持奖惩的人物。张居正是三人之中最博学，又最习于政务的人，所以他要在从政之余，担负起指导万历读书，并教他以为君之道。当然，在实际任教方面，自有侍读、侍讲等人来做，但读什么，怎么读，却要由张居正来照料和决定。最初，张居正先把自古而来的治乱大事，编成了一套画册，作为万历在正课之余的辅助读物。后来，他又从《洪武宝训》和明代诸帝的《实录》中，择其精要，编成了像《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等类名目的书，共40本，让万历也是在课余阅读。冯保对万历的工作，主要在监护方面，他既要注意小皇帝的行动，让他不能有出乎一个作为天子的举措，另外还要教导他作为人君所应有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