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迟至六岁才得和他的父亲明宪宗相见，他的庙号被称为“孝”，说来都与成化间最得宠的万贵妃有关。原来万贵妃在她所生的皇长子夭折后，因为自己不能再生，性情变得极为乖戾，她生怕别的妃嫔会生下皇子，把她极为得宠的地位给压下去，便施用两种方法予以防止：一是竭尽己力，死死缠住明宪宗，让他很少有去临幸别的妃嫔的机会；二是别的妃嫔如被临幸，她要多方侦查，看是否怀上了孕，如果被幸过的妃嫔竟怀上了身孕，她更要多方设法予以钩治，甚至加以杀害。但这是很难完全有效的，虽然她防得严，后来有个贤妃柏氏，不但怀上了孕，而且躲开了她的防治，竟给明宪宗生下了皇次子朱祐极。这个皇次子，比万贵妃夭去的那个皇长子，实在健康得多，活泼精壮，毫不像个难养的孩子。明宪宗很欢喜他的这个皇次子，因而在成化七年（1471），便把这个皇次子立为皇太子，以见皇储已有所在。但出人意料的是，皇太子被立未久，他和他的母亲柏妃，突然先后紧接着，一齐都死了。他们突然相继而死，很使人震惊，有些人还疑心这是万贵妃暗害了他们。但议论虽多，证据却无，谁也无法确指。明孝宗朱祐樘出生的时间较皇次子略后，是在成化六年的七月间，他之得以漏网，能全活下来，虽说有不少的原因，但是先就有了个皇次子，引开了万贵妃的注意力，后来又有皇次子被立为皇太子，以及他们母子突然相继而亡，这些事一件紧接着一件地，闹得宫里很乱，也给明孝宗造成了掩护。明孝宗的生母姓纪，原本是广西地方蛮土官的一个女儿。成化初年，明军征讨广西瑶、僮等族时，她被俘获，并送入掖庭。纪氏为人机敏，又粗通文墨，在宫中很能适应。她被派在宫中，管理内藏事务，也就是在宫中储藏各种杂物的地方干活儿。一天，明宪宗在她干活儿的地方碰上了她，见她应对明敏，人又极娴雅秀丽，不觉动了情思，遂和她有了男女之事，并且使她怀上了孕。万贵妃得悉此事后，心里很气，立刻派遣她的宫女去把纪氏抓来，要加以惩办。不知为何，她派出带人的宫女没有向她实言，却说纪氏并非有孕，实是害了怕人的痞病，得赶开才好。这些谎话救了纪氏母子的命，这个有孕的宫女，被赶到宫中极冷僻之处的安乐堂去居住了。明孝宗便是在安乐堂里生下来的。明孝宗出生后，消息又传到了万贵妃那里，万贵妃命在那里守门的门监张敏，立刻把那个出生的孩子给扔掉。但是张敏并没有照办，而是帮着纪氏把孩子给藏起来了。安乐堂和废后吴氏的住处相距不远，吴氏得知这些事后，极为关心，不断加以照应，帮着纪氏把她的孩子藏好，而且经常亲自提抱抚育，让他在暗地里平安生长。明孝宗就这样像个“黑人”一样，在暗里藏着，哪里也不敢去。他活到了五六岁，竟连胎发都没敢让人剪过。
皇次子朱祐极死后，明宪宗很伤心，谥之为悼恭太子，用太子礼予以殡葬。但这仍无法减轻他的哀思，非常想再有个孩子。但事实却又相反，万贵妃由于以前有了疏失，让柏妃生下了皇次子，如今对宫廷的统治变得更严了，一连过了好几年，明宪宗却仍是子息毫无，连点儿音信都没有。成化十一年（1475），明宪宗在由内监给他栉发时，在镜中发现自己已经有了白发，不觉叹道，“老将至而无子，可叹也！”那时给他栉发的，恰是在安乐堂当过门监的张敏，他为明宪宗的叹声所动，不觉伏地请罪，说万岁并非无子，其实西内藏着个皇子。明宪宗惊问其故，张敏又伏地称：“奴言即死，万岁当为皇子主。”这时在旁侍立的司礼监太监怀恩，也跪下来叩头，为张敏作证，说自己也早就知道，确实有个皇子，在西内那里养着，如今已有六岁多了。明宪宗得知此事，不觉大喜，忙命摆驾西内，并派人从速去迎皇子。
迎使到时，纪氏觉得这真是个吉凶未卜的时刻，她抱住孩子，不由哭道：“儿去，吾不得生。儿见黄袍有须者，即儿父也。”她给孩子穿上了小红袍，用一乘小轿把他送往明宪宗所在之处。明宪宗抱住这个孩子，凝视抚摸了很久，不觉流下泪来，他说：“这是我的儿子，他像我！”于是他命司礼监太监怀恩，赶到内阁去说明得子的情由，并命内阁立以此事宣告内外。
明宪宗忽然意外地得了个儿子，真是欢喜不尽，他舍不得让孩子离开，常要带在身边，又传谕礼部，要尽快为皇子议名。经礼部详议，皇子应名祐樘，至此，这个藏在僻处鲜为人知的孩子，才算有了名字。孩子的生母纪氏，这时也风光起来，她被迎进永寿宫居住，比在安乐堂要好得多了。这件事哄传出去，内廷外廷都很高兴，只有万贵妃极不高兴，她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日夜都在哀怨痛哭，说受了那些没有良心的人们的欺哄，竟放过了这么个东西！人们从万贵妃的神态里感到，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果然，在当年的六月，已被封为妃子的纪氏忽在永寿宫中暴卒，紧跟着，内监张敏也吞金而亡。纪氏是如何死的，传说不一，有人说她是被万贵妃派人暗杀而死；也有人说，是她自己上吊死的；还有人说，她的死，是万贵妃让给她治病的御医设法用药毒死的。纪氏死后，最初被谥为“恭恪庄僖淑妃”，到明孝宗即位后，则被尊为“孝穆慈慧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纯皇后”，人们又称她为孝穆纪太后。
朱祐樘的生母纪氏暴死后不久，他便被立为皇太子，正式地成为皇储。但是他的处境却很不好，在他的四周，似乎随处都隐伏着无限的杀机，想要夺取他的生命。明宪宗的生母周太后看到这些情况，便向明宪宗道：“把那孩子给我，让我来照管他。”从此，明孝宗便又住进周太后所住的仁寿宫里。周太后对他照管得很仔细，隔绝了外间一切的窥伺。为打破这种隔绝，万贵妃竟主动约请皇太子到她那里去玩。周太后不能让朱祐樘拒而不往，只特意嘱咐他，到了那里，什么也不要吃。朱祐樘自幼便在隐处栖身，警惕性很高，对周太后的话早已心领神会。他到了万贵妃那里，万贵妃果然摆出了多少珍奇食品，让他来吃。朱祐樘对着这些食物，只说已经吃得太饱了，吃不下了。万贵妃改为请他喝汤，并说，“太饱了，吃不下，请喝点儿汤吧！”朱祐樘想不出用什么话来推脱了，就说出了实话：“我害怕有毒！”这一手可把万贵妃气坏了。事后，她恨恨地说，“才几岁的孩子，就已经这样了，将来他还不吃了我吗？”她又惊又怕，倒真成了她的心病。
自从有了皇太子，万贵妃已无心对后宫再加控制了，因此，明宪宗的子息不觉立增，在朱祐樘之后，又增添了祐杬、祐（左木右仑）、祐橒等十一个皇子。一向极受万贵妃宠信的太监梁芳、钱能等人，每逢见到皇太子朱祐樘，都不免感到害怕。他们想，将来如果是他当上了皇上，我们可就要倒霉了！为此，他们一致劝说万贵妃，请她设法让明宪宗换一个皇太子，只要把他废了，在那些皇子里，随便换上谁，都比这个朱祐樘要好。万贵妃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因而一拍即合，从此便日夜缠着明宪宗，说朱祐樘不好，请他另立个皇太子。明宪宗没有听她的，一来明宪宗朱见深自己就受过废立之苦，对这种事很敏感。二来那时忽有特异的事件，泰山那里发生了地震，据占卜此事的人说，这是将有人不利于东宫。听了这话，明宪宗更听不进易储之议了。
虽然明宪宗朱见深为了长生，聚集起了那么些高僧高道，术士番僧，不断地吞丹服药，向道求真，但这些似乎全不管用，他连个中寿都没能捞到，四十岁才过，便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的八月间寿终正寝了。明孝宗朱祐樘是在他父亲去世的次月才即位为帝的，那时他已有十八岁了。明孝宗初即位时，很有点儿兴利除弊的干劲儿。明宪宗遗留下来的弊政颇多，特别是纵使内监外出，到各处去以采办用物，开采矿务为名，尽量榨取民间的财物。还有，这些内监又到很多地方，为皇帝搜求僧、道、方士之类的人，留下来的弊端也就很多。内监为害之外，还有外戚的作恶。万贵妃的弟弟，万喜、万通、万达等人，倚仗万贵妃的权势，恣意胡为，为害民间，而且与内监勾结，盗取内库的宝物，多年以来，为数实在不少。明孝宗虽说是一向深居在仁寿宫里，很少外出，但他对这些多年的积弊，却是知之甚悉，并且早就想要予以根除，因此他才即位为帝，还没等到次年改元，便已经开始了他的兴革。他着手的头一件事，便是把为旁门左道之首的李孜省投入了狱中，这些僧道术士建坛修庙，骗取俸禄，闹得国库日空，捐税增多，明孝宗早已非常痛恨，所以在即位的第六天，便先拿这个已经升任为侍郎的李孜省开了刀，把他先抓了起来。但把李孜省下狱不过是个开始，明孝宗接着又清理剩下来的那些人。那时养在京中的这些僧道和江湖术士们，人数已达一千余人，其中有很多人还受有法王、佛子、真人等，各式各样的封号，他们不但从修建佛坛庙宇中骗了很多钱，单以他们所领的俸禄而言，为数已很可观。明孝宗对他们的处理办法是，首先革去了他们那些所谓法王、佛子、国师、真人等各样封号，并驱使他们各行散去，如作恶有据者，则给以遣戍的处分。驱散了这一批人，明孝宗才又清理招致这些人的内监梁芳、韦兴等，以及和内监勾结、盗取国库财物，并在外为恶的外戚万喜、万通、万达等人，把他们也都投入狱中，再细查他们的罪恶。他这样快就驱除了那么些为众人所厌恨的人，使都下的气象为之一新，因而才即位便得到了人们的称扬。
在改元前明孝宗所做的另一件使人快意的事，便是他斥去了当时的首辅，极为贪婪无耻的大学士万安。这个万安是四川眉州人，正统十三年（1448），他得中为戊辰科的进士，中的是仅在一甲三人之下的二甲第一名。他的科名中得虽然较高，但实际上却是个无能之辈，既无才干，也无学识，更缺品德。他一生最大的本事便是善于钻营，最会拍捧巴结。他在成化五年（1469）以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预机务，成为阁臣。那时在阁任事的还有彭时、商辂、刘定之三人。刘定之在万安入阁才三个月时便去世了，所以较长时间和他一同在阁共事的，只有彭、商两人。彭、商二人都是当时颇负盛名的状元宰相，气度很大，人品很高，对于万安颇能容受，因此万安干得很是活跃，很快便结识了内廷中很多有头脸的内监，更练出了一套逢迎请托、行贿受贿的本领。那时正是万贵妃宠极一时的时候，万安通过内监，竟和万贵妃拉上了本家，自居于子侄之辈，时常借此向万贵妃献上一些贡纳。这也正投上了万贵妃的意，她正在以自己的门第太低而怀忧呢，如今忽然有了这么一个中在高第、身为阁臣的人来认本家，如何不喜出望外。她授意她的弟弟锦衣卫指挥万通，让他和万安结识，很快地便联了宗，亲密往来起来。万通的妻在宫中是具有籍名的，因此她可以自由地在宫中出入，万安从她那里随时都可以探听到很多宫中的消息，成了个熟知内情的人，更有利于他干钻营请托一类的事情。成化十四年（1478），首辅商辂致仕回乡，万安升任首辅，另外的两位阁臣则是刘珝和刘吉。万安得为首辅，行动更无拘束，交游也更宽广，在内廷的大小内监们自不必说，就是那些术士，如李孜省、僧人继晓等人，他也和他们混得很熟了。他从探查中得知，这些法王、佛子等人之所以那么得宠，除了由于他们精通道术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他们又都精于**，会配出各色各样的房中药。明宪宗耽于女色，对这方面的需求，是极关心，也很急切的。万安认为，如果从这条路上入手，倒能使君臣之间有另一种的默契，也是个固宠的佳术。想定之后，万安便竭力搜求，常能有些极妙的贡献，得到过明宪宗很多的夸赞。明孝宗即位后，万安很想以施之于其父者，转而施诸其子。万安认为，这位新天子既年轻，而且又正在新婚之际，对于这方面的需求，只有比他父亲明宪宗更为切要，在这上面投合上了他，那得意处就更不必多说了。那时万安的门客中正有个精于此道的，名叫倪进贤，万安研究**，正是和倪进贤等人讨论研究的。这时他想由此造一块巧妙的敲门砖，于是便和倪进贤研究，把他们所知的一些秘术，亲手抄写成册，然后装进一只极为精致的小匣中，托一名与他极熟的内监，把那小匣带进宫去，放在一个明孝宗易于发现的地方。明孝宗是在退朝后翻阅诸臣所上奏疏中发现了那个小匣的。他觉得这小匣做得极精致，打开看时，里面装着的是一本写得极为工整的小小抄本。细看那内容时，才发现，原来从头至尾，讲的都是那些不堪寓目的**。明孝宗很为吃惊，不知道是什么人，竟如此大胆，敢用这些事来搅扰他。他翻至篇末，才发现，在最后署有“臣安进”三字。怎么竟是那个万安吗？这个该死的！明孝宗自始便对万安极无好感，极为讨厌他，在知道他还和万贵妃联上了宗，就更嫌恶他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万安作为一个首辅，竟无耻到如此地步。这时他才想起，以前倒也听人说过，说万安曾为他的父亲配过**。原本明孝宗对这些话一点儿也不信，以为是人们不满于万安，故意这么糟蹋他。如今看来这竟是真的！明孝宗越想越气，他命人把司礼监太监怀恩召来，把那个小匣交给了他，要他拿了到内阁里去问话，要问万安：“这可是一个大臣该干的事吗？”怀恩奉命来到内阁，认真地喝问万安，万安只是伏地叩头，哀告不已，但却并无丝毫愧而求去的意思。很快，此事已为外廷所知，外廷诸臣的弹章立即纷然而至，都说首辅万安无耻至此已难立于人世，决难容他仍自留在阁中，参与机务。作为首辅，万安对于这些弹章，断无不知之理，但他装聋作哑，仍行若无事，大有“笑骂由汝，好官我自为之”的样子。明孝宗见他这样，又命怀恩把这些弹章拿到内阁，一一读给他听。这一来是当众示辱，二则也是想他愧而求去，好了此一案。但是明孝宗却忘了，万安早就有个“万棉花”的外号，那是说他像棉花一样，最不怕弹，弹章再多，他也毫不在乎。怀恩这一次可看够了万安的脸皮之厚。每逢怀恩捧来那些弹章，万安总是先伏地叩头，然后满口认错，苦苦哀求，然而却连半点求去的意思都没有。读来读去，怀恩知道，对于这样的人，只能硬下手了，因而怀恩在读过之后，走向前去，摘下了万安的牙牌，驱赶他道：“你可以离开这里了！”万安被摘去了牙牌，才无可奈何地离去，并且上疏乞休。
掌管司礼监的太监怀恩倒是个很正派的人。他原是宣德年间获罪被杀的兵部侍郎戴伦的族弟，他的父亲戴希文那时是太仆寺正卿，也因戴伦而得罪，同时被杀，连家也给抄了。怀恩那时的年龄还小，被列入了籍没为奴的数中，因此竟被净了身，纳入宫中，成了个小内侍。他能由此而得生，还被人看作是受到了莫大的天恩，所以替他起了个怀恩的名字，要让他不忘此恩，终生感怀。在明宪宗为帝时，怀恩已经是司礼监的提督太监，掌管着司礼监的大权。他的年资和经历样样都在梁芳、韦兴、汪直等得宠的内监之上，他又为人正直，深得内监们的敬重，所以梁芳等人虽然比他得宠，却也都有点怕他，每逢想要为恶时，常常也会因为怀恩的劝阻而止。因此，在成化年间怀恩倒还保全了不少的正直人士。怀恩也不断在暗中化解万贵妃的为恶，但到了成化末年，他终因阻挠了万贵妃被赶出宫去，被赶到凤阳去守陵。最使万贵妃冒火的是，怀恩多次劝说明宪宗，劝他切不可把皇太子朱祐樘废了，另立其他的皇子。明孝宗知道，怀恩被斥往凤阳，主要是因为保护他，因此，他才一即位，便把怀恩从凤阳召回宫中，并且让他重又掌管起司礼监。
明孝宗即位时，阁臣共有三人，那便是首辅万安、次辅刘吉，还有一个入阁不久的尹直。尹直是万安的私党，一向和万安相互勾搭，做些手脚。万安十月间被罢，尹直在十一月间也相继去职。罢去了万、尹二人，紧接着便是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徐溥，又以詹事刘健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同时入预机务。这样，内阁中仍是三个人，刘吉升任首辅，徐溥得任次辅，刘健则位居第三。首辅刘吉和罢去的万安原是同年，他也是中于正统十三年（1448）戊辰科的进士，是在成化十一年（1475）和刘珝同时入预机务成为阁臣的。刘吉的为人和万安也相去不远，同样是个巧于钻营、耽于私利的人。成化末年，明宪宗失德益多，弊政日增，但当时的三位阁臣万安、刘珝、刘吉，竟都熟视无睹，从来没有规谏过一次。因此时人称他们为“纸糊三阁老”，讥嘲他们之无用。在这三个人中，细加比较，刘珝还是稍觉差强人意的一个。在徐溥、刘健之前，曾入阁的还有彭华和尹直两人。彭华是彭时的族弟，虽是同族兄弟，但论人品彭华可比彭时差得很远。彭华这人城府极深，又多计巧，但是他所想的只是自己的私利，所以时誉很差。尹直是由万安引进的，他也是个一心惟私，唯利是图，且又躁于晋升的人，他的时誉，比彭华更差。在成化之末，有一个很短的时期，内阁中同时有万安、刘吉、彭华、尹直这几个人，他们各谋私利，把政务搞得极乱。万安、彭华、尹直先后都以作风不正而去官，旧阁臣就只剩下了刘吉一人。
这新入阁的徐溥和刘健，处处都与那些旧阁臣相反，他们都为人正直，不贪私利，论起事来，总是以于国有利为重。刘吉深感徐、刘二人言行举止妨碍了他，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又都堂堂正正，实也无可指摘，不但不能指摘，有时他还得跟着他们也发些正论，以免被这二人看轻。譬如弘治二年（1489）二月，明孝宗因为天气久旱，想由阁臣布置，让儒臣们撰文祈雨。刘吉便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上疏驳论道：“迩者奸徒袭李孜省、邓常恩故术，见月宫在毕，天将阴雨，遂奏请祈祷，觊一验以希进用。幸门一开，争言祈祷，要宠招祸，实基于此。祝文不敢奉诏。”他这一番话，说得很像那么回事，倒使明孝宗不得不依着他，打消了命儒臣撰文祈雨的念头。此后刘吉装得更像样了，常把“修德防微”“慎终如始”这一类的话挂在嘴上，让明孝宗为此而看重他。但他这是为了赢得帝心而装出来的，等他感到形势已固，便不再那么作假，不免又将他那阴刻驭下、贪利务得的习性显出来了。不想他这些隐伏的变化也已为明孝宗看出，明孝宗觉得刘吉的好处只是在嘴上，论行为可实在差得太远。正巧弘治五年（1492），明孝宗打算把皇后张氏的弟弟封为伯爵，要刘吉给撰写一份诰券。刘吉在这里又装起正经来，他拒绝撰写，并说吴、王两宫太后家的子弟还有好多没有受封，先封张皇后家，实在不便。这是故意以两宫太后来压倒皇后，同时也是想要试试，明孝宗对这些事分不分得出来轻重。明孝宗是个自幼便历尽忧患的人，遇事极为留心，这次又看透了刘吉是故意刁难，他不想再忍受这些，于是派出内监去到刘吉家里，告诉他，现在他最好还是请求致仕为宜。刘吉几乎可以说是被赶出了内阁。他离开后，徐溥晋位为首辅，刘健也就成了次辅。这时阁中还有一个在弘治四年入阁的阁臣丘濬，阁中又只留有三人。
明孝宗在即位之初便极为振作，雷厉风行地连续惩办了太监梁芳、术士李孜省和外戚万喜、万通、万达等许多恶人，使很多人都暗暗喝彩。但也有些人做了更进一步的猜测。他们以为扫清了这些人后，明孝宗大概就要对万贵妃正式加以报复了。万贵妃作恶多端，而其所有罪行中，与新天子关切最深的，莫过于其生母纪太后在永寿宫暴卒一事。这是为很多人所关心的事。御史曹璘最先上疏，论起了此事，他在疏中附带着还说到了万贵妃所犯下的种种别的罪行，因此还请将万贵妃的谥号立予削夺。跟在曹璘之后的是鱼台县的县丞徐顼，他的着眼处更具体，他认为应把万贵妃的全家和给纪太后治病的御医都予以拘捕追问，一定可以问出来许多的隐情。曹、徐二疏都是深合众情的，然而认真追查起来却又要牵连得很广，而且必然会涉及明宪宗许多失德之处。明孝宗仔细考虑，觉得照曹、徐二人的方法来办并不好，所以他以重违先帝之意为辞，叫人们不必再深究了。他的这个做法深合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虚伪道德，受到了一些人的称赞。在他死后，人们也是强调了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所以称之为“孝”，庙号为孝宗。明孝宗在明代的一十六帝中，实在是备受称誉的一个，《明史》对他的评论是：“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这些话虽说颇有些溢美之处，但照实说来，明孝宗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瑜多于瑕的人，拿他来和获有颇多盛誉的仁、宣二宗相比，就更是如此。
明孝宗是颇以勤政著称的，但也只能是和明代诸帝相比，才可以这么说，和一些真正勤于为政的帝王来比，他又算不上什么了。明孝宗幼年，由于藏身在西内时环境太差，身体虚弱，做起事来，常有力不从心之处。关于他的日常事务，在陈槐所著的《闻见漫录》中曾有些记载。书中说：“我孝宗临御，弘治七年以后，天下章奏，早朝后幸文华殿，司礼监奏进御览一过，大事亲批，庶事发内阁调贴，送司礼监批行。当时，中行批行者，圣批也；旁行批行者，调贴批也。”早朝后批阅章奏，也是历代帝王所常有的事，原应不足为奇。陈槐所以要特别笔之于书者，乃是因为，自从司礼监取得了批硃权后，明代诸帝肯自阅章奏的很少，即或有，也不过偶一为之，通常都是交给司礼监的太监们去做了。明孝宗经常自批，因而显得稀奇，所以要笔之于书。
弘治十年（1497），明孝宗又做了一件受人称颂的事，那便是在那年的三月，明孝宗又开始召集阁臣到文华殿共议庶政。这种事虽然早已有之，但在明代诸帝中却很为稀见。以明宪宗为例，他在位共二十三年，在这二十多年里，通共只在文华殿里召见过彭时和商辂二人一次。明孝宗的这一次，《孝宗实录》里有较详尽的记载，它说：“经筵毕，上遣太监韦泰至内阁，召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至文华殿御榻前，上出各衙门题奏本曰，与先生们商量。溥等每本拟定批词，乃录于片纸以进。上览毕，亲批本面，或更定三二字，或删去一二句，皆应手疾书，略无疑滞。有山东巡抚官本，上曰，‘此欲提问一副总兵，如何？’溥等对曰：‘此事轻，副总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之人可也。’上曰，‘然，边情事重，小官亦可不提耳。’又礼部本拟一‘是’字。上曰，‘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因取本阅之，则曰，‘是，只需一个是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将下细看拟奏。’上曰，‘就此商量岂不好。’又指余本曰，‘此皆常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因命左右赐茶而退。盖自即位以来，宣召顾问实始此时云。”明孝宗宣召大学士议政非止一次，但仍很稀少，即以首辅徐溥而言，他是直到弘治十一年（1498）七月才致仕的，这时距首次议政已有一年零四个月，但过了这么久，明孝宗都没有再召集过议政，所以徐溥一生只参加过一次文华殿议政。议政是到弘治十三年（1500）以后才稍稍多了一些的，那是因为明孝宗在位日久，感到在有些事情上，旧制显得不宜，他想兴利除弊，所以常和阁臣商议。那时的阁臣仍是三人，他们是首辅刘健、次辅李东阳，还有一个则是谢迁。李东阳和谢迁，都是在弘治八年二月因阁臣丘濬去世而入阁的。这二人都很有才华。李东阳早已是当时的文章名家了，后来他被认为，应算是明代有名的“前七子”和“后七子”的前驱，是对他们都极有影响的人。李东阳入仕也早，他得中进士时只有十八岁，而且中得很高，是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的二甲第一名。谢迁是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科得中的，是那一科的状元。在三位阁臣中，谢迁以见事明敏、论断精确著称。大致说来，这三位阁臣，李东阳最善于策划，刘健则敏于决断，谢迁最能对外阐述，三人配合得极为协调。时谚对他们的评议是，“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这正道出了他们三人的特色。明孝宗在弘治后期极信赖刘、李、谢三人，他们凡有所请，明孝宗无不立允，平日相见，都称这三人为先生而不名，对他们极为尊重。明孝宗还时常屏退左右和他们密谈，极为亲切，内监们常能从屏帷间听到皇帝连声称是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