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分就当是后记吧。昨天我七十岁了。人每过一个十年，就将其视为一个重大事件，这很自然，尽管这可能是非理性的。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哥哥对我说：“现在你不再是一个男孩了，你是一个男人了，你必须有个男人的样子。”当我四十岁的时候，我对自己说：“青春到此结束了。”在我五十岁生日那天，我说：“欺骗自己是没有用的，现在已经是中年了，我还是接受现实为好。”六十岁的时候，我说：“现在是时候去理顺我的各种事务了，因为这是我老年的开始，我必须把该了结的事做个了结。”我决定退出戏剧界，写了《总结》。在《总结》中，我试着回顾自己从生活和文学中学到的东西，我做过什么事，这些事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满足感。但在所有的生日中，我认为七十岁的生日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已经活了三个二十年和一个十年，这是人们习惯接受的预期寿命，而把剩下的岁月看作多活一天就赚了一天，到底能活多久是没有定数的。到了七十岁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要步入老年，而已经是老年人了。

在欧洲大陆，当一个人达到一定的成就时，他们有一个可爱的习惯。他的朋友、同事、门徒（如果他有的话）会一起为他写一卷散文集以示敬意。在英国，我们不会这么抬举显赫人物，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尊敬，我们顶多也不过是设宴庆祝一番，而且除非他确实非常显赫，否则我们也不会为他设宴。H. G.威尔斯七十岁时，我就参加了这样一场晚宴。数百人前来赴宴。萧伯纳，一个身材高大、白胡子、白头发、皮肤白净、眼睛明亮的俊朗人物，发表了演说。他笔直地站着，交叉着双臂，带着他那调皮的幽默，说了许多让当晚的客人和他的听众们尴尬的话。那是一场非常有趣的演说，他声音洪亮，铿锵有力，令人钦佩。他的爱尔兰口音很明显，这也缓和了他的恶毒话。H. G.，他的鼻子埋在稿子里，高声读着他的演讲稿。他暴躁地谈到自己已经上年纪了，又抱怨说在场的人也许以为他已经七十岁了，又出席了这场宴会，就表明他已经为自己的事业定下了一个期限。他抗议说，他和以往一样做好了准备，还想把这个世界恢复正常呢。

我自己的生日过得很随便。我像往常一样早上工作，下午在房子后面的树林里散步。我一直无法搞明白是什么为这片树林赋予了神秘的吸引力。它跟我见过的任何树林都不一样，它的静谧似乎比任何静谧都更沉静。生机勃勃的橡树枝繁叶茂，树枝上覆盖着灰色的西班牙苔藓，就像披着一件破烂的裹尸布。这个季节的橡胶树都已经是光秃秃的了，野生楝树上一簇簇的浆果都已晒干，变得枯黄。到处都是高大的松树，如一团团翠绿之火，高耸在低矮的树木之上。这片脏乱的、废弃的树林给人以奇怪的感觉，尽管你独自行走在里面，却并不感到孤独，因为你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好像有一些看不见的生物，似人非人的东西，在你的周围飞舞。模模糊糊地似乎有东西悄悄地躲在树干后面，静静地看着你走过。树林中有一种悬念感，好像你周围的一切都在等待着什么似的。

我回到家里，给自己泡了杯茶，开始专心看书。晚饭后，我又读了一会儿书，玩了两三局纸牌游戏，听了一会儿收音机里的新闻，然后带着一本侦探小说就上床了。我看完小说就睡着了。除了跟我的黑人女仆说了几句话，我一整天都没有和任何人说话。

我就这样度过了我的七十岁生日，我本来也是希望这么度过的。我沉思着。

两三年前，我和莉莎一起散步，不知道为什么，她说起了她对老年的恐惧。

“别忘了，”我对她说，“当你老了的时候，现在那些让你觉得愉快的事情，你就不会有欲望去做了。老了也有老了的好处。”

“什么？”她问道。

“嗯，你几乎不需要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你可以享受音乐、艺术和文学，这虽然与你年轻时不同，但感受是同样强烈的。有很多事情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也可以冷眼旁观，从中得到不少乐趣。如果你的快乐感没有那么强烈，那你的痛苦也就没有那么揪心了。”

我知道这一切似乎都是冷冰冰的安慰，甚至在我说话的时候，我也意识到，这是一种黯淡的前景。后来我想了想，我悟到老年最大的好处就是精神上的自由。我想，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们不再那么在乎壮年时认为重要的事情了。另一种补偿是它可以把你从嫉妒、仇恨和恶意中解放出来。我觉得我谁都不嫉妒，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利用了大自然赐予我的天赋，我不羡慕别人有更大的恩赐，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不羡慕别人的成功。我很愿意腾出我长期占据的那个位置，让另一个人上来。我不再介意别人怎么看我，他们接不接受我都无所谓。如果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我也不会感到不安。

我早就知道，我内心有一种东西使某些人反感，我认为这很自然，没有人会喜欢所有人，他们的恶意并没有使我心烦意乱，反而使我很感兴趣。我只是好奇，我的内心是怎样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我也不介意他们怎么看待我这个作家。总的来说，我已经完成了我打算做的事，其余的事都与我无关。成功的作家周围多半会围绕着许多骂声，我们许多人很容易把它误认为名声，而我从不太在意所谓的名声，我常常希望我是用笔名写作的，这样我就可以默默无闻地走过这个世界。我写第一部小说时确实起了一个笔名，但因为我的出版商警告我，这本书可能会受到猛烈的攻击，我不想躲在一个编造的名字后面，所以就用了真名。我想，绝大多数作家都暗暗地希望自己死后不会被彻底遗忘。我偶尔也会自娱自乐一下，掂量掂量自己是否还能被人记住那么一小段时间。

读者一般认为我最好的作品是《人性的枷锁》。这本书的销量证明它仍然很受欢迎，而它是在三十年前出版的。对一部小说来说，那是很长的生命了。但是，后人不大愿意把时间花在长篇巨著上，所以我认为，随着我这一代的逝去，这本书将和许多更好的书一起被人遗忘。我想，我的一两个喜剧也许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因为他们都是按照英国喜剧传统写的，从王朝复辟时期的剧作家开始，一直到诺埃尔·科沃德的剧本，这样的剧本总能逗乐观众。也许他们还能在英国戏剧史中为我的一两本作品提供一席之地。我认为，我的一些好作品将会在很多年之后的未来，被收录到各种选集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文明的发展，其中一些故事涉及的环境和地点会有一种浪漫的魅力。两三个剧本和十几篇短篇小说，我就带着这样一件薄薄的行李，出发去未来了，但这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强。就算我错了，在死后一个月就被人遗忘了，那我也不知道了。

十年前，我在舞台上鞠了最后一次躬（只是打个比方，因为在我最初的几部戏剧之后，我就拒绝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了），媒体和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不是真心的，以为我退隐一年左右就会复出。但是我从来没有复出过，也从来没有复出的打算。几年前，我决定再写四本小说，然后就收笔，但连小说也不写了。我只写了一本（我没有算上我写的那部战争小说，那是我在美国时上面布置给我的战时工作的一部分，我觉得写这部小说真心累人），但我觉得现在不太可能再写另外三部了。按照我的设想，这三部故事，一部写发生在16世纪西班牙的奇迹故事；第二部写马基雅维利在罗马涅留宿在切萨雷·博尔贾府上时的故事，那段经历成了他创作《君主论》的最佳材料，我打算在他们的谈话材料中穿插进他写《曼陀罗花》的蓝本。我知道作家们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创作小说，那些事情也许微不足道，但通过巧妙的创作就会变得妙趣横生、引人注目，我想，如果把这个过程反过来，从小说来推测作者的亲身经历应该会更有意思。我本想写一本关于伯蒙齐贫民窟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小说，写完就收笔。我想，五十年前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写的就是伦敦无所事事的穷鬼，如果我最后再写一部关于他们的故事，那将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圆满结局。但我现在只是把这三部小说作为消遣，供我无聊时的遐想之用。这才是作者从他的书中获得最大乐趣的方法，一旦他写好了，它们就不再是他的了，他也不能再用他想象中的人的谈话和行动来娱乐自己了。我想我也不可能在七十岁或更高的年龄写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了灵感，也没有精力和创造力了。即便是最伟大的作家，文学史也看不上他老年时期的作品，文学史对此有时会报以怜悯和同情，但更多的是漠不关心。我自己也见证过才华横溢的作家们江郎才尽，实在可悲，他们继续写下去，但力不从心，和以前的水平相去甚远。一个作家只有跟他同时代的人才有最好的交流，让下一代去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人物才是明智之举。不管他允许与否，他们都会这么做。他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像天书一样，什么都看不懂。我毕生致力于总结我的生命和生命活动模式，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我添加进去的了。我已经实现了自我，我非常愿意就此结束工作。

有一个迹象让我注意到自己这样做是明智的，那就是尽管我总是活在未来而不是当下，但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留恋过去了。当未来不可避免地如此短暂，而过去又如此漫长时，我这个样子或许是很自然的。我总是提前制订计划，并执行这些计划，但是现在谁还能制订什么计划呢？谁能知道明年或后年会发生什么呢？一个人的境况将会怎样，是否还能像以前那样生活呢？我以前喜欢惬意地躺在一艘帆船里，在碧蓝的地中海里**漾，那艘船已被德国人抢去，我的车也被意大利人据为己有了，我的房子先是被意大利人占去，现在又被德国人抢了去，我的家具、书籍和照片散落得到处都是——如果它们没有被抢劫一空的话。我享受过人们所渴望的每一种奢侈生活，还有两间自己的房间，有一日三餐，有一个可以借书的好图书馆，这些就足以满足我的需要了。

我常常沉浸在对早已逝去的青春的遐想中。我做过各种各样让我后悔的事，但我努力不让自己因其而烦恼，我对自己说，做这些事的不是我，而是当时的另一个我。我伤害过一些人，但由于我无法修复我所造成的伤害，我便试图通过造福他人来弥补。有时，当我回想自己当年享受**时，原本是有机会在两性关系方面做得更好的，但我错过了机会，我便会十分懊恼。但我知道，这种错过是我避免不了的，因为我总是神经质，一到紧要关头，我的身体就会有强烈的反感，常常阻止我去冒险，哪怕在此之前，曾有一些欲望刺激过我的想象。我比我自己所希望的还要洁身自好。大多数人都话太多，老了更是话多。虽然我一向喜欢听而不喜欢说，但最近我觉得自己似乎又开始唠叨起来，我一注意到这一点，就立马设法改正了。大家总是会迁就老人，因此他自己必须谨言慎行，尽量不让自己惹人讨厌。他若硬要加入年轻人的队伍，那就有些无礼了，因为这会让他们感到拘束，他们和他在一起多少会有些不自在，如果他没有察觉到自己的离开会让他们松了一口气的话，那他就太迟钝了。如果他多少有些影响力，那他们偶尔还会去陪陪他，但如果他没有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因为喜欢跟他交往，而是为了以后他们可以借此去跟同龄的朋友们吹牛的话，那他就太傻了。对他们来说，他是一座山，他们攀登这座山，不是为了登山的乐趣，也不是为了从山顶上欣赏风景，而是为了在下山之后可以讲述自己的丰功伟绩。老人最好还是经常与同时代的人交往，如果能从中得到一些乐趣，那他就很幸运了。被邀请参加一个将要入土之人的聚会，确实挺令人沮丧的。傻瓜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愚蠢，而一个老傻瓜比一个年轻的傻瓜要无聊得多。

我不知道哪类人更让人难以忍受，是那些拒绝向时间低头，表现出令人作呕的轻浮感的老人，还是那些死守着过去的岁月，还要求整个世界都要与他们一起停步不前的老顽固呢？既然如此，老年人的前景就显得非常可怜了，年轻人不想和他做伴，而他又觉得和同时代的人做伴很无聊。他除了自己以外一无所有，我认为这非常幸运，因为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就是孑然一身。我从来都不喜欢和我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我认为这并不是对我年老的补偿，我可以找个借口，要么不去参加聚会，要么在无聊的时候悄悄溜走。现在我越来越孤独，我也越来越喜欢这种感觉。去年，我一个人在克姆河岸边的一所小房子里住了几个星期，一个人也没有看到，我既不孤单也不无聊。当炎热和疟蚊迫使我放弃隐居时，我确实是不情愿地回到纽约的。

奇怪的是，一个人要花那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善良的大自然所赋予他的好处。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幸运，从未遭受过头痛、胃痛或牙痛的痛苦。有一天，我读到卡丹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当他快八十岁的时候，他庆幸自己还有十五颗牙齿。我刚刚数了一下我的，发现我还有二十六颗。我得过许多大病，肺结核、痢疾、疟疾，还有一些我也不知道的病，但是我既不酗酒，也不暴食，而且我的身体还很硬朗。很明显，除非一个人很健康，否则他不能指望自己的老年时光过得有多快乐。此外，他还得有足够的收入，这份收入不必很高，因为一个人的必需品并不太多。恶习才是费钱的，而人在年老时很容易变得有德行。但要是又老又穷，那就太糟糕了，在生活必需品上依赖别人更糟糕。我感激公众的厚爱，它不仅使我生活得舒适，使我能够满足自己心血**时的需要，还使我能供养那些我有义务照顾的人。老年人很容易变得贪得无厌，他们喜欢用钱来维持在那些依赖于自己的人当中的权力。我没有发现自己有任何犯这些毛病的冲动。我有很好的记忆力（除了记不住名字和面孔），我几乎能过目不忘。我这样也有不好的地方，现在我已经把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小说都读了两三遍，再读它们的时候就没那么津津有味了。很少有现代小说能激起我的兴趣，要不是有这么多侦探小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消磨时间。这种小说非常引人入胜，读着读着，时间一下就过去了。我从不喜欢读那些与我毫不相干的书，也从来都无法强迫自己去读那些关于风土人情的娱乐书籍或旅游指南，对这些书里的内容我并不在意。我不想知道暹罗的历史，也不想知道因纽特人的风俗习惯，我也不想读曼佐尼的生平，我对斯托特·科尔特斯的好奇心仅限于他是否曾站在达连某座山的山顶上。对于我年轻时爱读的诗人作品，我仍读得很开心，同时也对今天的诗人很感兴趣。我很高兴自己能活这么久，这样我才能读到叶芝和艾略特后期的诗歌。我能读得进去与约翰逊博士有关的一切，也能读得进去与柯勒律治、拜伦和雪莱有关的一切。人老了就会失去初读世界名著时的那种兴奋感，那种感觉是永远无法重获的。有些东西，初读的时候让你觉得自己像济慈口中的“观星者”，现在重读却觉得“它其实并不高明”，这真是叫人伤心。但有一个主题，仍然可以让我感到兴奋，那就是哲学，不是那种爱争辩、枯燥专业的哲学，而是那种能解决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哲学——“若是无法治愈人们的痛苦，哲学家说什么都是枉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说亚里士多德枯燥无味，但如果你有幽默感，你会发现他身上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柏罗丁和斯宾诺莎，以及各派的现代思想家，包括布拉德利和怀特黑德，他们从未停止过让我愉悦，他们也促使我反思。毕竟，他们，还有那些希腊悲剧作家，都只讨论那些对人类重要的事情。他们使人振奋，使人平静。读他们的作品就像在布满千岛的内海中乘着微风航行一般。

十年前我吞吞吐吐地在《总结》中写下了自己关于上帝、永生、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印象和想法，在这些问题上，我后来也没有遇到什么事情让我改变当初的想法。如果一定要我再写一次《总结》的话，我会尽量不把“价值观”这个重要问题写得那么肤浅，也许在“直觉”方面也不会写得那么随意，某些哲学家对“直觉”已经有了大量的假说，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但对于我而言，这个地基并不稳固，支撑不起任何实在的建筑，它跟西班牙城堡里那股水柱上摇摇晃晃的乒乓球一样不稳固。

现在我离死亡又近了十年，我跟十年前一样，对死亡并不恐惧。确实有那么几天，我觉得自己每件事都做得太多了，认识的人也太多，读的书也太多，看到的图画、雕像、教堂和漂亮的房子也太多，听的音乐也太多。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人们为证明他存在而提出的任何论据都很没有说服力，正如伊壁鸠鲁很久以前所说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直觉之上。我从来没有过那样的直觉。而对于世间邪恶为何能与全能至善的上帝和平共处，至今也没有人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有一段时间，我被印度人关于存在、知识和幸福的神秘中性物概念所吸引，这种观念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比起人类按照自己愿望设计出的任何其他神而言，我更倾向于相信这一点，但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幻想罢了。我们无法从根本出发，从逻辑上来解释世界的多样性。当我想到浩瀚的宇宙、无数的星星、数光年的空间时，我的心中充满了震撼，但我的想象力有限，实在无法想象它的创造者。我愿意把宇宙当作一个人类智慧无法解开的谜团。对于生命的存在，有的人认为存在一种“心身”物质，它是生命的萌芽，而这种物质“心”的方面是“进化”这一复杂过程的根源，这一观点，我并不排斥。但这一切的目的（如果有目的的话）是什么，这一切的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是什么，对我来说，仍然一如既往地难以窥探。我只知道，哲学家、神学家或神秘主义者对它的任何说法都无法说服我。但是，如果上帝存在，并且关心世间之事的话，那么他一定足够通情达理，能够像一个理性之人一样宽容地对待人类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