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灵魂呢？印度人称它为“大我”，认为它从始于永恒，并将存续到永恒。相信这个观点，比相信它是在受孕或是出生时产生的要容易得多。他们认为它有“绝对实在”的性质，是从“绝对实在”中产生的，并将最终回到“绝对实在”中去。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设想，除此之外，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使得人们相信轮回，而轮回又为邪恶的存在提供了人类智慧所能得出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因为它假定邪恶是对前世错误的报应。它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全智全善的造物主会愿意乃至有能力创造出错误。

但是灵魂是什么呢？从柏拉图开始，人们就为这个问题给出了许多答案，其中大部分只是对他猜想的修正。我们经常使用这个词，我们之所以用它肯定是有所指的。基督教认为灵魂是上帝创造的一种简单的精神物质，是不朽的。人们可能不相信它的存在，却依然很看重它。当我问自己我所说的“我”是什么意思时，我只能回答说“我”指的是我的自我意识，是内在的自我，是我的人格，我的人格是由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经历和我的身体特质共同组成的。我想很多人都不愿相信肉体的特质会影响灵魂的构成。就我个人而言，我确信这一点。如果我没有口吃的毛病，如果我再高上四五英寸，我的灵魂就会大不一样了。我的下巴略微前突，在我小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只要在下颌还没定型的时候，就给我戴上金属牙套还是可以补救的；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的面容就会不同，我的同伴对我的反应也会不同，因此我的性格、我对他们的态度也会不同。但是如果灵魂可以被牙科器械改变的话，那它又能算个什么东西呢？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不是碰巧遇见了这样或那样一个人，如果我们不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出现在了某个特定的地点的话，我们的生活将会截然不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灵魂就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我不知道灵魂究竟是一种品质、情感、癖好的集合体，还是一种简单的精神实体，但无论它是什么，它表现出来的都是个人性格。我想每个人都承认，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痛苦，都会对性格产生影响。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在贫穷和默默无闻的时候善妒、刻薄和吝啬，但一旦获得成功，就变得善良而宽宏大量。银行里不多的存款和些微的名利就能赋予他们伟大的灵魂，这难道不奇怪吗？相反，我还认识一些人，他们本来是正直可敬的，在生病或落魄时却变得满嘴谎言、阴险狡诈、牢骚满腹、心怀恶意。因此，我实在难以相信以肉体特质为条件的灵魂能够独立于肉体而存在。当你看到死人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他们看上去确实死得透透的。

有时有人问我是否愿意把这一辈子再重新来过。总的来说，我这一辈子过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也许比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好，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来一遍。再读一遍你以前读过的侦探小说也一样无聊。但假设真有转世轮回（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口都对此深信不疑），而且自己可以选择是否要重返人间新生的话，我过去有时倒是想过自己应该愿意尝试一下，去体验一番以前因为条件限制和个人癖好制约而未能体验的事情，去学习一下我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学习的东西。但搁到现在的话，我会拒绝，我已经活得够久了，我既不相信永生，也不渴望永生。我愿意迅速而无痛苦地死去，虽然我确定在我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的灵魂，连同它的抱负和弱点，将化为乌有，但我依然会十分满足。我把伊壁鸠鲁写给美诺寇的那句话牢记在心：“要习惯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死亡对我们来说无足轻重。因为所有的善与恶都存在于感觉之中，而死亡剥夺了感觉。因此，正确地理解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死亡也就变成了一种乐趣，并不是因为死亡增加了无限的时间跨度，而是因为它消除了对永生的渴望。因为对于真正懂得死也没什么可怕的人来说，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今天，我认为是时候用这段话来结束这本书了。

上面这篇文章我已经写了五年了。尽管在我所谈到的四部小说中，我已经写了三部（第四部我不打算写了），但我并没有修改里面的文字。当我结束了在美国的长时间逗留，回到英格兰之后，我重访了我原本打算用来作故事背景的伦敦城区，于是，我跟那些原本打算写的故事人物的原型重新有了来往，这时我才发现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伯蒙齐已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伯蒙齐了。战争摧毁了很多东西，有许多人丧生，但是，我的朋友们不再担心失业了，他们不再住在满是虫子的廉价公寓，而是住进了干净整洁的市建公寓里。他们家里都会有一台收音机和一架钢琴，他们每周去看两次电影。他们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成员，而变成了小资产阶级。但我发现，并非只有这些好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不一样了。在过去的不幸日子里，尽管他们忍受着苦难和贫困，但他们是快乐和友好的，现在他们的生活却充满了可悲的嫉妒、仇恨和恶意。他们以前并没有对自己的命运有什么不满，而现在他们对那些享受着他们所缺乏的优越条件的人，充满了怨恨。他们闷闷不乐，满腹牢骚。一个我认识多年的某个家庭里的母亲（她是一个清洁工）告诉我：“他们打扫干净了贫民窟和垃圾，所有的快乐和喜悦也都随之而去了。”我进入了一个让我感到十分陌生的世界。我相信它仍然可以为一部小说提供充足的素材，但我心里原本想的那幅场景已经不复存在了，我看不出写它的意义何在。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也许学到了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曾偶遇过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因此我对有机体的原理有了初步的了解。这是一门很有教育意义，也很有趣的学科，它解放了精神。科学家们似乎一致认为，在未来某个遥远的时期，我们的地球甚至将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命形式，但是，在远没到这种状态之前，人类就会像许多生物物种一样，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已然灭绝了。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进化都是徒劳的。实际上，导致人类产生的进化过程完全就是大自然所犯下的荒唐事，荒唐得惊天动地，像基拉韦厄火山的喷发或密西西比河的洪水一样惊天动地。因为任何明智的人都不能否认，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不幸的总和远远大于幸福的总和。只有在很短的几个时期里，人类才生活得比较安稳，不必面对持续不断的恐惧和暴力死亡的危险，而且，正如霍布斯断言的那样，人类并不只是在蛮荒时代才过得孤独、贫穷、肮脏、粗野和短暂。古往今来，许多人相信来世的存在，并借此抵消了自己在这悲惨世界中短暂逗留时所遭遇的种种困难。他们是幸运的。对那些有信仰的人来说，信仰能解决那些从理性角度出发无法解决的困难。有些人说艺术有一种价值，并认为这种价值就是艺术本身存在的理由，他们说服自己：普通人的悲惨命运，对于画家和诗人光辉的作品来说，并不算太高的代价。

我对这种态度表示怀疑。哲学家们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其效果，并由此得出结论——艺术的价值不在于美，而在于它所引导的正确行为。在我看来，他们才是对的。因为一种效果，除非它是有效的，否则就是徒劳。如果艺术仅仅是一种乐趣，无论它能给人多少精神上的享受，它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它就像支撑着巨大拱门的石柱顶上的雕刻，它们的优雅和多样使人赏心悦目，却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艺术，除非能引导正确的行为，否则就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鸦片。

那么，人们就不能指望在艺术中找到某种缓解悲观主义的慰藉（这种悲观主义很久以前就在《传道书》中得到了不朽的描述）。我认为，在人类面对疯狂世界的英雄气概中，存在着一种比艺术之美更伟大的美。我从帕迪·菲纽肯的无畏姿态中看到了这种美。他纵身跳下，向他所在中队的飞行员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就这样了，伙计们。”我还从奥茨船长的冷静决心中看到了这种美，他在冰冷的夜里独自赴死，而不愿成为战友们的负担。我还从海伦·瓦利亚诺的坚贞不屈中看到了这种美，她既不年轻，也不漂亮聪慧，她忍受着地狱般的折磨，宁死也不出卖自己的朋友（不是为了自己的祖国）。帕斯卡在一篇著名文章中写道：“L'homme n'est qu'un roseau，le plus foible de la nature；mais c'est un roseau pensant.Il ne faut pas que l'univers entier s'arme pour l'écraser：une vapeur，une goutte d'eau，suffit pour le tuer. Mais quand l'univers l'écraseroit，l'homme seroit encore plus noble que ce qui le tue，parce qu'il meurt；et l'avantage que l'univers a sur lui，l'univers n'en sait rien.Toute notre dignité consiste donc en la pensée.（法语：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想要毁灭他并不需要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杀死他。然而，即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置他于死地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认识死亡，知道这个世界比自己强在哪儿，世界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全部的尊严都在于思想。）”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我认为现在人们对尊严的“概念”有一些贬损，我觉得把法语里的这个单词翻译为“高贵感”会更好。有一种高贵感并不是源于思想，它更原始。它既不依赖文化，也不依赖教养。它根植于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之中。面对着它，上帝（如果真的是他创造了人类）也许会羞愧地把头埋起来。尽管人有种种的软弱和罪恶，但在精神如此辉煌的时刻，他还是能拥有壮丽的情怀，也许我们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才不至于彻底绝望。

但这些都是严肃的话题，即使我有能力处理，这里也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因为我就像一个在战时码头等船的乘客，我不知道哪一天启航，但我已准备好了，随时可以上船。我没有去参观这座城市的景色，我不愿意看到我永远无法在上面驰骋的漂亮的高速公路，也不愿意看到我永远也坐不进去的崭新的带着各种现代化设备的大剧院。我看看报纸，翻翻杂志，但是当有人要借给我一本书看时，我会拒绝，因为我可能没有时间来把它读完，而且无论如何，在面对接下来的这段旅程时，我也不会对这本书感兴趣。我在酒吧或牌桌上会认识一些人，但我不愿与其深交，因为那些人很快就要与我分离。我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