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斯。公用饭桌。一张长桌旁坐着许多年轻男子，他们都穿着体面的深色衣服，但给你的印象是，他们有段时间没洗澡了。他们里面有学校老师、保险职员、售货员等。大多数人在吃饭时还看着晚报。他们贪婪地吃着食物，吃着一块又一块面包，喝着廉价葡萄酒。他们很少讲话。突然一个男子走了进来。“是朱尔啊！”他们喊道，似乎醒了过来。朱尔给大家带来了欢乐。他三十来岁，瘦瘦的，长着一张尖尖的红脸，一副滑稽的模样。你完全可以把他当成马戏团里的小丑。他的乐趣就是把面包屑乱扔一气，要是打到了人，被打的人就会大喊：“天上掉下来的子弹啊。”
他们和服务员处得很好，彼此间不用尊称，“你”来“你”去的。有一个小女孩是店主的女儿，坐在一条长凳上编织毛线，他们都善意地揶揄她。你会觉得，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能和她调情。
矿工村。一排排两层的红砖小房子，红瓦屋顶，大窗户。每栋房子后面都有一小块菜园，矿工在里面种菜种花。一栋房子有四个房间，前面有一个客厅，但几乎从未使用过，窗户上挂着厚厚的花边窗帘，后面是厨房，楼上是两间卧室。客厅里有一张铺着桌布的圆桌，三四把直背椅，墙上挂着全家福的放大照片、一把枪和一些电影明星的照片。一家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厨房里相聚。厨房里面还有一个火炉、一个收音机、一张铺着油布的桌子，地板上也铺着油布。屋里横拉着一根绳子，上面晾着洗好的衣服。厨房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收音机从早到晚都在播放着，有狄多·罗西的曲子、《兰贝斯大道》，还有各种舞曲。到了洗衣日，炉子上就架起了一只大锅。
有客来时，他们会拿出朗姆酒来招待。他们聊起了钱和生活开销，谁嫁给了谁，谁谁在做什么。
矿工早晨从楼上下来吃早餐，喝咖啡和朗姆酒。他走到水池边洗手洗脸。他已经穿戴整齐，只有靴子和外套没穿，这要等妻子递给他。
L的姐姐。一个又高又瘦的黑发女人，长着漂亮的五官，一双眼睛长得尤其美。但她缺了两三颗牙。她三十二岁，看上去却像五十岁一样，面容憔悴，皮肤干燥，满脸皱纹。她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和衬衫，围着一条蓝色的围裙。她的四个孩子都脏兮兮的，穿得很破，都是母亲用旧衣服改成的衣服。一个小女孩耳朵疼，头上围着一条围巾。L的姐夫。他三十五岁了，但看上去要老得多。他有一张瘦削的、不对称的、饱经风霜的脸，但看起来和蔼可亲，脾气很好，只是有点儿固执。他很少说话，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声音很好听。他对方言比对法语更熟悉。他的手又大又脏，看起来很有力量。他灰色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柔和的、可怜兮兮的神色，睫毛上洗也洗不掉的煤尘，使他的这种神情看上去更加明显。
工头。他是一个快乐的家伙，嗓门很大，有着佛兰德人的快乐脾性。他喜欢那些能给他带来慰藉的东西，比如咖啡、朗姆酒和葡萄酒。他的妻子是个身材高大的胖女人，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脸红红的，一副高兴的神情。她很喜欢吃东西，圣诞节他们大吃了一顿。她会告诉你她买鸡肉花了多少钱，然后跟你细细地描述每一道菜。他们坐在那里聊着天，听着收音机，唱着歌，一直到凌晨四点。
他们有两个儿子。他们不想让大儿子当矿工，所以让他去做了木匠，但第一个星期，他的右手就被圆锯锯断了，现在他（戴着眼镜）就在矿上做些杂活。小儿子没再折腾，直接下井做了矿工。
男孩们过去从十二岁开始干活，但现在要到十四岁才开始，他们每天三班倒，每班八小时，负责把煤里的石头拣出来。煤用一个移动的平盘传递着，当平盘经过时，一群孩子肩并肩地迅速把石头拣出来。他们的帽子紧紧地扣在头上，身穿蓝色工作服，脸和衣服一样黑乎乎的，眼白闪闪发光，看上去很古怪。
一个人要到三十岁才能掌握充分的知识，成为一名熟练的矿工；到四十五岁时，他就过了体力的巅峰时期，不得不从事较轻的工作，赚的钱也会变少；到五十五岁时，他可以拿到养老金，他自己有三千法郎，他妻子也有这么多，但他基本上只能再活一两年的时间，来花这笔养老金。他说到自己会在五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死掉的时候非常平静，好像这是自然规律一样。
他每月象征性地交八到十法郎的房租，每月要买四百公斤煤。他每周工作五天，每天的工资是六十法郎，外加百分之二十五的津贴，但如果他拒绝加班，就拿不到津贴。
医疗服务是免费的，但他抱怨医生对自己不够重视，如果医生很忙，会等到第二天才过来给人看病，而且医疗用品也不充足。
矿工们都十分友好、善良、乐于助人。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依赖于他人的工作，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友好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住在离矿井一个小时路程或更远的地方，他们骑自行车上班。他们依恋着自己丑陋的小村庄，即使能在矿区附近找到一所房子，他们也不会离开自己的村子。
除了一些熟练的矿工负责挖煤、修通道和挖隧道外，还有一些不熟练的工人负责管理电力，推着煤车把煤从装煤点运到升降机处，然后把煤车推到升降机里。他们需要先把煤车脱钩分开，然后沿着弯曲的轨道用手推入升降机。一名工人每一班要把一千二百辆煤车推入升降机。这是件很辛苦的工作，他每天能挣到二十法郎。在上次罢工之前，他一天的工资只有十四法郎。
升降机摇晃得厉害。它以极快的速度上下移动，发出可怕的嘎嘎声。当它到达底部时，工人还要把空煤车再推出去。
安吉丽克酒吧。一个很小的方形房间，最里面放着一个小吧台，架子上放着许多酒瓶。房间里有两三张方桌，靠墙有一张长凳，门口有几把椅子，房间的中央摆着一张圆桌。几名矿工正围坐在那里，和他们坐在一起的还有一名正在休假的士兵，他身强力壮，穿着制服。有个人正在用一团毛线变戏法，这个孩子气的戏法让他们兴奋不已，一边看戏法一边点了好几轮酒。他们都很友好热情。另一张桌子上有四个人在打牌。他们很少说话，说话的时候也主要是在谈论工作和物价。
店主一家住在酒吧后面的一个房间里。一个生病的波兰人卧床不起，有六个人围在他旁边，房间里空气十分污浊。
波兰人和法国人的外貌差异很大。他们的脑袋方方的，身体十分结实，即使透过身上沾的黑色煤尘，也依然能看出他们皮肤的白皙。虽然他们和法国人处得很好，但还是只喜欢与自己圈子里的人往来。他们吃得非常少，比法国人还少，好省下钱来寄回家让家里人买农场。他们一般只在公共节日和婚礼上喝酒，那时他们会倾其所有举办盛大的宴会，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节衣缩食来弥补这些开销。他们的法语说得结结巴巴的，口音很重。
洗澡是件大事。矿工们在大铜盆里洗澡，这个盆平时是用来清洗全家人的衣物的，把水在铜盆里烧热后，矿工就坐在里面洗澡。有些年轻的矿工以能下井工作为荣，他们就不洗澡，到处向人炫耀。当他们还是单身的时候，通常寄宿在寡妇或者家里没有太多小孩的人家，他们自己占一个房间，或者占一张床铺。他们会到朗斯嫖妓，要么坐公共汽车去，要么骑自行车去。
坑道比普通人的身高略高。坑道很长，被光秃秃的灯泡冷冷地照亮，寒风从里面穿堂而过。沿着坑道一路走着，却没有一个人影，这感觉很奇怪。这些地方拐来拐去的，从一个坑道出来就又到了另一个坑道，你很纳闷那些人是怎么认得路的，但是工头告诉我他闭着眼都能找到路。
走着走着，你会突然遇到一小群正在干活的工人，这感觉非常神奇。你爬过坑道壁上的一个洞，沿着一条狭窄的通道费力前行，有时还得匍匐前进，直到走到坑道的尽头，在这里他们要么继续往前开凿，要么就地采煤。钻机太重了，需要两个人才能抬起来，它发出的噪音，简直让人感觉身处地狱。
光线昏暗，矿工们光着上身，头上戴着安全帽来保护头部，看上去简直不像人。
他们白班上到一半的时候，会休息半个小时吃午饭。他们坐在煤渣上，吃着装在罐子里的食物，里面是一大块面包，抹了黄油或者夹了一根香肠，他们喝着装在金属瓶子里的淡咖啡。
一日三餐。早上喝黑咖啡，吃面包配黄油。中午，如果是在家吃，就有汤，有牛排或小牛肉，从菜汤里能捞出蔬菜，还有土豆。他们喝的啤酒通常是自家酿的，几乎不含酒精的，口味怪怪的，你得慢慢适应。晚饭，还是咖啡和抹了黄油的面包，如果丰盛一点儿，还会有一片火腿。
没有哪所房子看起来能住得舒适，他们似乎也不在意住得是否舒服。他们对自己的工资很满意，只希望能维持现状。工作、食物、睡眠、广播，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经理提醒我说，参观者往往会觉得这里的工作很辛苦，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苦。那些矿工都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即使他们也觉得工作不容易，但起码是可以忍受的。他是个年轻人，个子不高，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衣冠楚楚的。他的妻子长得还不错，鼻子挺长的，穿着一件红衣服，他们有两个孩子。他对采矿的生意充满热情，看起来很聪明，富有同情心，博览群书。他的岳父是亚眠的首席检察官，跟他们住在一起。他是个矮个子的老头，留着把花白的胡子，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会跟你讲一些人们在过去一百年里翻来覆去讲了无数遍的东西，对此还深信不疑，仿佛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想法。他是一个非常诚实、可敬、狭隘、无聊的人。
里维埃拉谋杀案。杰克·M得了肺炎，卧床不起，这时他收到了一封电报，说他的母亲阿尔伯特·M被谋杀了，她当时住在圣拉斐尔的一家旅店里。由于他下不了床，他的妻子就代替他飞了过去。当然，她很震惊，但同时又不禁感到幸运和解脱。她的婆婆把她的生活搞得难以忍受。玛丽喜欢参加聚会和舞会，在衣服上花了很多钱，婆婆因此经常没事找事，对她吹毛求疵。她不赞成玛丽管理家务和抚养孩子的方式。更糟糕的是，杰克还非常崇拜他的母亲。在他眼里，她不会做错事。要不是阿尔伯特太太每年都去圣拉斐尔过冬的话，玛丽根本无法忍受这种压力。
她乘飞机到了戛纳，去见一位英国律师（杰克·M之前给他拍过电报）。在他们开车去圣拉斐尔的路上，他对她讲了谋杀案的一些细节。
“你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当地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
阿尔伯特太太被人发现死在了**，她是被人勒死的，她的钱和珍珠也被人偷走了。她被发现的时候一丝不挂。
“你知道，里维埃拉有时会让这些从英国和美国来的孤独的中年妇女昏了头。”
阿尔伯特太太在圣拉斐尔颇有名气。她经常到酒吧和咖啡馆，和那些最不正经的家伙一起跳舞。她是个出手阔绰的老太婆，随时会请大家喝酒，尽管大家都嘲笑她，但还是挺喜欢她的。她会带其中某个烂仔回旅馆，每星期两三次，他在第二天早上总能得到一千法郎。显然是她的某个情人杀了她。
玛丽听了这个故事，既惊愕又高兴。现在她终于可以报复那个折磨她多年的女人了。如果能告诉杰克，这个被他尊敬的母亲只不过是一个老**的话，那将是一个绝妙的报复方式。
“他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她问道。
“还不清楚，可能是十几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她的私生活挺乱的。”
“这对我丈夫来说会是个很大的打击。”
“需要让他知道吗？他们很乐意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掩盖起来，把它定性为一起入室盗窃和谋杀的案子。一桩恶性的丑闻对圣拉斐尔这样的过冬胜地没有任何好处。”
“为什么要隐瞒呢？”
“嗯，这是在为你们和你婆婆着想。我敢说，她在英国过得一定相当枯燥。你会因为她想在死前找点儿乐子而责怪她吗？”
玛丽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了一些连她自己都吃惊的话。
“我恨这个老女人。我都想亲手杀了她，有时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么做。不过现在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自打嫁给我丈夫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心底对她有一点点喜欢了。”
垂死的帕斯基耶。他在尼斯的一条小街上开了家小咖啡馆，后面有个密不透风的小房间，用来给人们跳舞。咖啡馆楼上的房子有一部分他自住，一部分出租，需要从侧门走进去。他就住在那里，但他会把其他房间租出去一个小时或一个晚上，租给那些在咖啡馆里勾搭到女人的男人。现在帕斯基耶已经病得很重了，所以咖啡馆就由他的儿子爱德蒙和儿媳妇来打理。爱德蒙娶了一个经常光顾这家咖啡馆的女人为妻，帕斯基耶那时觉得他们的婚事有辱门楣，勃然大怒，把他们赶出了家门，但他不是那种为了名声可以不要钱财的人，由于爱德蒙对他很有用，所以他很快就把他们接了回来。我去的那天晚上，咖啡馆里挤满了人，有一个船队都在里面，他们在处理陆务。我问爱德蒙他父亲怎么样了，他告诉我医生已经放弃他了，他最多活不过一两天了。他请我进去看他。我在屋里走了一圈，负责带客的珍妮把我带到他的面前。一个巨大的四帷柱**，躺着一个穿着睡衣的小老头，脸色蜡黄浮肿，双手也是水肿的。
“Je suis foutu（法语：我完蛋了）。”他对我说。
“胡说，”我说，装出一副人们在病人面前通常会表现出来的欢快模样，“你会好起来的。”
“我不怕死。楼下怎么样？人坐满了吗？”
“人挤人呢。”
他精神了起来。
“就算我的房间再多一倍，今晚我也能让它住满。”他按了按铃。“我只能躺在这里，不能亲自打理生意，真是糟糕。”女佣走了进来。“去敲敲门，”他对她说，“叫他们快点儿，其他人都在等着呢。我的天哪，他们到这儿来做的事，不需要做一整夜吧。”女佣出去之后，他说：“我想起我可怜的妻子，我很高兴她已经死了，如果她知道爱德蒙娶了一个**，一定会受不了这种耻辱的。你要知道，我们给了他最好的教育。你知道等我死了之后他们要做什么吗？他们打算把这些妓女清理出去，按月把房间出租给职员和店员。他们那样做是赚不到钱的。他为什么不能娶一个中产阶级的小姐，或者娶一个体面商人的女儿？她们这样的人知道生意就是生意。躺在这里，我知道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事业，一旦我死了，就会完蛋。”两颗沉重的泪珠顺着他的面颊滚落下来。“为什么？”他抽泣着，“因为那个**想要受人尊敬。人们会因为尊重你就给你钱吗？”
他两三天后就死了。他的灵车里装满了鲜花，许多经常光顾这家咖啡馆的姑娘都去参加了葬礼。“这说明她们心地善良。”爱德蒙的妻子后来对我说。
浪漫传说。约克公爵（乔治三世其中的一个弟弟）乘游艇来到摩纳哥，在那里染了重病。他请求执政的王储接待他，王储答应了，但拒绝接待公爵游艇上带来的那个情妇。她就在罗克布伦租了一所房子，每天到外面的岬角看看那面旗帜是否还在宫殿上空飘扬。有一天，她看到下了半旗，知道自己的爱人死了。于是，她便纵身跳入了海中。
有一天，在格罗夫纳广场吃过晚饭后，我听到一位不太年轻的作家抱怨当今英国文人不再受到尊重了。他把现在的英国文人的地位与18世纪的同行做了比较，觉得现在文人的地位实在太低。18世纪时，文人们都在咖啡馆里当评论家，他们的赞助人都很慷慨大方，使他们不必为了钱而出卖自己的才华。我很奇怪，他怎么就没想到，如果他和我此刻一起在那个咖啡馆的话，我们应该只能爬后面的楼梯上去，如果他们给我们吃饭的话，也只会让我们在值班房里喝上一大杯啤酒，再给我们切上一片冷肉。
他的名字叫保罗，比利时人，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他被判处了死刑。他难以接受这个判决，他非常歇斯底里，他难以入眠，感到十分害怕，有些可怜兮兮的。有人叫艾伦去看他，看看能否给他些安慰，如果不能的话，至少能帮助他接受自己的命运。艾伦每天都去看他。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想读一本监狱图书馆里没有的书，问我能否买给他。我当然答应了，问他那是本什么书。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我无法理解，一个人在被绞死之前为什么会如此渴望读那本书：斯特恩的《感伤旅行》。
旅馆客房。其中一个房间里住着一个男人，他把旅馆的卧室看作自由的象征。他想起了自己在这些房间里的奇遇，想到自己在这里愉快的沉思。他的心情如此平静和快乐，他觉得这种时刻是永远无法被超越的，所以就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另一个房间里有一个女人，她在一家又一家旅馆辗转了好几年。对她来说，这是一种痛苦。她没有家。如果她没有住在旅馆里，那就是因为她把朋友们弄得很不好意思，不得不请她到家里住上一两个星期。他们出于同情把她带出旅馆，又如释重负地看着她从自己家里离开。她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不幸的生活了，所以她也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对于旅馆员工和媒体来说，这个谜团是无法解开的。他们怀疑这是一桩风流债。他们寻找两人之间的联系，但一无所获。
他是一名成功的律师，当他自杀时，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十分震惊。他是一个活泼开朗、精力充沛的人，是大家认为最不可能自杀的一个人。他热爱生活。他出身低微，但由于在战争中立过战功，被授予了男爵爵位。他非常喜欢他唯一的儿子，他的儿子将继承他的爵位，跟随他做事，进入议会，赢得声誉。没有人能猜到他为什么自杀。他把自己的自杀安排得看上去像是一场意外，所以要不是他有个小小的疏忽，这件事可能真的会被当作一场意外。的确，他的妻子给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焦虑。她正处于更年期，这影响了她的大脑，虽然还没有疯到要被送进疯人院的地步，但肯定是有些神志不清的。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他们没有告诉她，她的丈夫自杀了，只说他死于一场车祸。她比他们预期的承受能力要好。她的医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谢天谢地，我跟他说过了，”她说，“如果我没说的话，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就不会有片刻安宁了。”医生想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没过多大会儿，她告诉他：她已经向丈夫坦白了，他所宠爱的那个儿子，那个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一身的儿子，并不是他亲生的。
伯蒙齐。一个水管工去一个退休商人的房子里修理管道。商人住在肯宁顿的一所半独立式别墅里。水管工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商人的女儿爱上了他。他们晚上在路上约会。但是他觉得，在她的内心深处，是非常清楚他们两人之间的差距的，他的脑子里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她把他当作仆人来对待。他下定决心要报复她。他把她的肚子搞大了，她父母把她赶了出去。水管工拒绝和她结婚，但她还是和他住在一起。孩子出生后，她去了一家饼干厂打工。这个婴儿被寄养了出去。在工厂里，一个工人爱上了她，向她求婚。她知道水管工并不在乎自己，所以离开了他。水管工勃然大怒，他跑去和那个男人讲，自己跟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那个男人便拒绝再和她有任何瓜葛。
伯蒙齐。一个在战争中因毒气而负伤的男人和他的妻子住在一栋三层小楼底层的两个房间里，靠抚恤金生活。他们都加入了一个埋葬俱乐部。他病了很长时间，最后意识到自己快死了，就征得妻子的同意，用他们的最后一笔钱为他举行宴会。他们邀请了所有的朋友，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香槟晚餐。第二天晚上他就去世了。埋葬俱乐部提供的钱花光了，朋友们想要凑钱给他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他的遗孀不同意他们这么做，于是大家都到贫民窟公墓给他送葬。当天晚些时候，俱乐部的一个人去看望他的遗孀，并向她求婚。她吃了一惊，不过想了一会儿，还是同意了，但是她觉得在一年的服丧期结束之前就嫁给他是不合适的，所以她建议在这之前，他可以先搬来和她住在一起。
伯蒙齐。一个男人。他是个退伍军人，和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女孩疯狂相爱。但他之前很不幸地娶了一个爱唠叨、爱吃醋的妻子，于是这对情人就私奔了，在斯特普尼住了下来。那个女孩读报纸的时候惊恐地发现男人杀了他的妻子。他必然会被抓住的，但在逃亡期间，他们陷进了狂热的**里。她慢慢开始明白，为了避免被捕，他打算自杀，也一定会杀了她。她很害怕，想要逃离，但是她太爱他了，舍不得离开。她离开得太晚了。警察来了，他开枪打死了她，然后自杀了。
伯蒙齐。丹已经失业好几个月了。他感到十分痛苦，没脸见人，他的哥哥伯特尚有工作，经常欺负他。他当着丹的面说他还得靠自己养活。为了拿丹出气，他让丹给自己打杂。丹痛苦极了，他想死的心都有了，多亏了母亲的极力开导，他才鼓起勇气去等待事情的转机。这位母亲，贝利太太，是一位白厅政府办公室的清洁工。她早上六点出门，晚上六点才回来。一天，伯特回到家之后要出门，而丹还没有去洗衣店把他的另一件衬衫拿回来，于是他就对丹破口大骂。他们打了起来，丹的力量比较弱，还有些营养不良，结果挨了一顿打。贝利太太走了进来，制止了打斗。她把伯特骂得狗血淋头。伯特说自己受够了这一切，他要结婚了。他们吓坏了。丹一分钱都不挣，如果再没有了伯特每周拿回家的钱，贝利太太根本无法养活自己、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这意味着他们得挨饿。他们跟伯特说，他不能结婚，至少在丹找到工作之前不能那么做，他说他必须要结婚，他的女朋友怀孕了。他夺门而出。他们哭作一团。贝利太太双膝跪下，让丹和两个孩子也跪下，她祈求上帝怜悯他们，帮助他们。当伯特拿着自己刚取的衬衫回来时，他们还在祈祷。他生气地看着他们。
“哦，好吧，好吧！”他喊道，“我给她十先令，让她把那个小混蛋打掉吧。”
贝利太太。她是个高个子女人，一头凌乱稀疏的红头发。她张开嘴时，你能看到她缺了两颗门牙。她的一只耳朵被丈夫扯掉了一块，额头上有一道伤疤，这道疤是有一次丈夫把她扔出窗外时留下的。他是个高大、强壮、残忍的家伙，在战争中受了重伤，因为他经常疼得厉害，贝利太太便原谅了他的暴力行为。他们有四个孩子，孩子们都怕他。但是贝利太太有很强的幽默感，是那种纯正的伦敦人的幽默感，当她对自己的生活不感到恐惧的时候，就十分风趣。她常常开怀大笑。最后贝利死了。他死后，我去看望她，她对我说：“他其实不是个坏人。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吗？这差不多可以算是他的临终遗言。‘我让你过得很苦，是不是？你会为摆脱我而高兴吗？’‘不，我不会的，尼德，’我对他说，‘你知道我一直都是爱着你的。’他怪模怪样地看了我一眼，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你这头老母牛。’这表明他真的爱我，是不是？我是说，像那样叫我老母牛。”
这是我打算写一本关于伯蒙齐人的小说时做的一些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