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特别流行通过文学培养吃苦精神，而我对此感到恐惧。我一点儿都不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的态度。在我的一生中，我目睹过许多人的苦难，我自己也遭受过不少苦难。当我还是一名医学生的时候，曾有机会在圣托马斯医院的病房里看到苦难对各种病人的影响。在战争期间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目睹过精神痛苦对人们的影响。我也审视了自己的内心，我从未见过苦难能改善人的品格。“苦难使人变得优秀高尚”的说法真是荒谬。苦难首当其冲的一个影响就是使人变得狭隘。他们变得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当前环境，在他们心里都变得无比重要，这在他人看来无法理解。他们变得暴躁易怒，对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斤斤计较。我曾遭受过贫穷、单恋、失望、幻灭、怀才不遇、不受赏识、缺乏自由之苦，我知道它们使我变得善妒、刻薄、急躁、自私、不公，反之富足、成功、幸福则使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健康的人能够发挥他所有的才能，他自己内心感到幸福，也努力为他人创造幸福；他充沛的生命力使他能够利用和完善大自然赋予他的天赋；他成熟的智力使他的思想变得复杂，从而更加充实；他的想象力使他能够掌控时空；他的感官经过良好的熏陶和教育，能够更好地发现世界的美。他越来越完整。但是苦难会压抑活力，使道德的线条变得更加粗糙，而不是愈发精细；它不会使人进步，反而会使人变坏。有时候苦难的确能教会我们忍耐，而忍耐也的确能够陶冶情操。但是忍耐不是一种美德，它只不过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仅此而已。对于那些想做大事的人来说，忍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琐事中表现出来的忍耐跟那些琐事一样，并不怎么值得尊敬。就像滑铁卢桥本身没什么大不了，它仅仅是连接泰晤士河两岸的一条通道，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向桥两头延伸出去的伦敦城。你不会仰慕一个有无限耐心收集邮票的人，这一品质并不能改变集邮是一项不重要的追求这个事实。

有人说苦难会让人变得听天由命，而听天由命被看作人生难题的一种解决办法。但是，听天由命是向充满敌意的命运投降。听天由命就是接受命运的毒箭，并称之为善。它亲吻着惩罚自己的棍棒。听天由命是被征服者的德行。一个勇敢的人不会听天由命，他会不断地与环境做斗争，哪怕他知道自己与敌人并非势均力敌，他也会继续斗争下去。失败或许是难免的，但如果你接受了它，那就是加倍的失败了。普罗米修斯被缚在岩石上，却有着不可征服的勇气。对于有士气的人来说，听天由命就是怯懦。它有时会屈从于既没必要也不应该屈从的一些事情。这是奴隶们的最后一次尝试，好将自己的畏缩怯懦变成沾沾自喜的理由。尽管一个人被各种枷锁束缚着，无法冲破，但他仍然需要保持着反抗精神：尽管他遭受着饥寒交迫、贫病交加，而且还没什么朋友，尽管他知道这一路都是高山险阻，长夜漫漫没有黎明，但他仍然不能承认饥寒交迫和贫病交加是好事；尽管他没有力量去继续这场无望的战斗，他也仍然需要把那最后一丝自由的火花留在心里，好把痛苦的坏处宣泄出口。

俄罗斯人比我们强的地方在于，他们远远没有我们那么容易受到专权的控制。他们从来不会因为迎合别人的希望而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他们之所以能泰然自若地忍受几个世纪以来的压迫（他们的确是泰然自若地忍受着这种压迫的，整个民族都能长期忍受他们也认为无法忍受的暴政，真是难以想象），是因为尽管他们在政治上受到胁迫，但个人生活仍是自由的。俄国人的人身自由比英国人大得多。他们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他们可以随时吃自己喜欢的东西，穿自己喜欢的衣服，而不用考虑社会习俗（艺术家会戴圆顶礼帽，戴硬领，律师则漫不经心地戴顶墨西哥大宽边帽）。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习惯是如此自然，于是，每个人便都认为十分自然了。虽然他们经常夸夸其谈，但从来不想表现得不像自己，他们只是喜欢夸海口而已；他们不会对自己不认同的立场感到震惊；他们可以接受任何事物，对于别人的怪癖，也非常包容。

俄罗斯小说中的人物类型贫乏得惊人。你不仅会在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中，也会在其他人的作品中遇到同样的人，只不过是冠以了不同的姓名。阿廖沙和斯塔夫罗金便是两个突出的典型人物。他们似乎萦绕在所有俄罗斯作家的脑海中，我们可以认为他们代表了俄罗斯人性格当中的两个方面，每个俄罗斯人在自己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这两个人的影子。也许正是因为这两个不可调和的自我同时存在于他们身上，俄国人的内心才会如此混乱，如此矛盾。

人类之所以会表现出无穷无尽的多样性，是因为人类的幽默感，如果说俄国小说里的人物类型有限，那也许是因为他们特别缺乏幽默感。在俄罗斯小说中，你读不到风趣诙谐、尖锐犀利的风格，也读不到新颖的段子或轻松的笑话。俄罗斯小说中的讽刺显得既粗俗又十分刻意。当一个俄国人大笑的时候，他一定是在嘲笑别人，而不是与别人一起开怀大笑，因此，能够让他去幽上一默的对象都是那些歇斯底里女人的胡思乱想、乡下人不合时宜的服装、醉汉的滑稽行为。你无法和他一起大笑，因为他笑得有些粗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默十分上不了台面，给人的感觉就像酒吧里某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把水壶绑在狗尾巴上一样。

没有任何一本俄罗斯小说，能让我想出里面有哪个人物会出入画廊。

俄罗斯人向世界传达的信息似乎很简单：爱情中蕴藏着宇宙的奥秘。他们将意志力放在了爱情的对立面，认为那是一股充满敌意和邪恶的力量，俄罗斯小说家们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述着意志力会给受其奴役的人们带来的灾难。他们对它着迷，就像女人对唐璜着迷一样，但是仔细思量它的可怕力量，他们就会感到恐惧。然而他们又怜悯它、追逐它，就像《天堂猎犬》中的基督追逐着那些仓皇逃离的人们一样。他们不认为它的目的是单一的，而认为它是自我分裂的，并且确信在意志的深处有爱的火花，正是这些星星之火在吞噬着意志的胸膛；若是它缴械投降，哀求着要去他们敞开的怀抱，他们就会高兴得像天使唱诗班在唱赞歌一样；如果它最终拒绝投入他们伸出的双臂，他们就会像善良的基督徒一样，把它扔到外面的黑暗世界中，对它咬牙切齿。

但是，在意志力和爱情之间进行这种对比时，俄罗斯人只不过是把想象中的一个浪漫幻象摆在了另一个浪漫幻象面前而已。它们都只是表象，如果我们觉得它们不只是表象的话，那大概是因为它们给了我们一种强烈的现实感。但它们自始至终都只是感觉而已。爱，只要是积极主动的，就具有意志力的品质，因此把它作为意志力的对立面来解释宇宙的奥秘，是站不住脚的。但正是爱消极的一面、它的自我克制、它的谦卑契合着俄罗斯人的秉性，并吸引着他们，让他们揭开了谜团，找到了让其遭受折磨的根源。这显然与理智无关，理智在这里让步于情感，当他们说“爱情当中蕴藏着宇宙的奥秘”时，他们便承认自己已经放弃了对宇宙奥秘的探索。奇怪的是，俄罗斯人如此专注于人类命运和世界意义的问题，却很少有能力进行形而上学的讨论。爱的至高无上被大肆宣传，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形形色色的作家都被它吸引住了，它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他们的态度。它来得正是时候，此时整个世界都对科学失望了。法国曾是西方世界大多数知识运动的发源地，此时既自惭形秽，又精疲力竭。自然主义学派已经变得枯燥而呆板；叔本华和尼采已不再那么令人耳目一新。有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对形而上学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但他们既没有接受过形而上学的教育，也没有耐心去研究形而上学的著作；神秘主义大行其道；当他们得知爱能解决他们所有的疑问时，便非常愿意接受这个说法。他们觉得自己懂得爱，因为爱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给它定义。这种熟悉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把一切令他们感到困惑的东西都变得明朗起来了，一想到这一点，他们便萌生出一种情感，而且非常愿意把这种情感当作一种解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其实是在张冠李戴，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联系。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观点与他们从未放弃过的某种信仰一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曾忘却了某种信仰，但内心深处并没有将其放弃，现在他们又重新把这种信仰建立了起来。我们不能忘记，爱是花言巧语的人喜欢的主题。

我读了X写的一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它可能是某个牧师的更年期老处女女儿写的。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们没有必要带着修女领圣餐时的狂喜去读一本小说。过分吹捧不仅会使别人感到厌烦，对自己也毫无益处。我认为，比起像醉汉对杜松子酒那样俯首称臣，理智地看待自己所仰慕的对象，更为妥当。我原以为，如果一个作家能迷惑住读者的大脑，他便会愿意让别人去抓住他们的心。阿鲁埃·德·伏尔泰先生（M. Arouet de Voltaire）在已逝者中的地位肯定比穆迪（Moody）先生，甚至桑基（Sankey）先生还要显赫。

我希望有人能分析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技巧。我认为，他的读者虽然没有察觉到，但他对他们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独特的写作手法。人们说起他的时候，口气就像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挺微不足道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家，将某些写作策略运用得极有技巧。有一个技巧他最喜欢用，也一直在用，那就是把他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去讨论某种令人无法理解的荒诞行为。他就像加博里奥一步一步地解开某个犯罪谜团一样，一步一步地引导你去理解这种行为。那些大段大段的对话引人入胜、令人激动。他还有一种巧妙的手段让人更加激动：他笔下人物的激动程度与他们的话语内容完全不匹配；他把他们描述为激动得发抖，要么脸色发青，要么脸色苍白得可怕，惊恐万状，这样一来，就使得那些普通的对话具有了不寻常的意义。过不了多久，读者就会被这些夸张的反应弄得心神不宁，自己的神经也紧张了起来，一旦发生了什么事，读者就会大吃一惊，而这些事情若放在平常，他们的内心是不会有一丝波澜的。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走进来，宣布了一条消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他安排起巧合来毫不犹豫，他笔下的人物总会在戏剧性的时刻找到自己的关键位置。这是欧仁·苏（Joseph Marie Eugène Sue）式的写作手法。我这么说并不是说它不好，只要你有才华，所有的写作方法都是好的。拉辛（Racine）可以在亚历山大诗体的严格限制下尽情展现人类各种各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用传奇剧的素材创作出了经久不衰的艺术作品。但他是一个难以效仿的大师，那些幻想自己能成为英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斯文作家们可能会发现，他们只不过是成功变成了欧仁·苏的影子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纯粹是在机械地使用这种写作手法，于是，他笔下的角色会毫无理由地激动起来，一个场景会以晴天霹雳收尾，这也只不过是像用个球在铁皮上滚来滚去故意折腾出来的动静而已。此时他笔下的人物就像波伦亚画派的人物一样扭曲，只是摆出一些毫无意义的姿势而已。

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刻画没有什么微妙的地方。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个类型。那些最伟大的小说家们至少可以展示出每个角色内心的多样性，但他笔下的人物总是一成不变，他们都很类似17世纪时流行的人物设定：意志坚强的铁人总是坚硬如刚，举止轻浮的女人总是水性杨花，高尚的人总是光明磊落；他们只是**、品质和缺陷的化身，然后以非常生动的形象展示了出来，但他们并不能算实实在在的人。西欧世界天真地把他们当作俄罗斯人的样子，但我所遇到的俄罗斯人与其他国家的人并没有太大不同。铁人也有他的弱点，举止轻浮的女人也有好的一面，圣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从小说家那里，读者可以得到极大的乐趣，因为你在某个角色身上既能看到他的英雄主义，也能看到他的脆弱可怜，你能看到人性的无限矛盾和混乱，而这是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无法获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刻画过任何一个像于连·索雷尔那样纠结复杂的人物。

我们都知道，哲学上“绝对”这一深不可测的概念当中包含着所有的痛苦和快乐、所有的变化与时空，人类如此复杂，是“绝对”的一个绝佳象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就像某个道德剧中的角色一样，因为他们会做一些让你无法理解的事情，所以会让你觉得他们很复杂，但稍一接触之后，你会发现，他们事实上非常简单，他们的行为真的就是按照标准来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想起了埃尔·格列柯（El Greco），如果说这两个艺术家中，埃尔·格列柯看上去更伟大的话，也许只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更有利于他才华的充分施展罢了。他们同样都有着得天独厚的才华，他们同样都有化无形为有形的能力，他们同样都有着强烈的情感表达，有着同样的**。他们都让人觉得他们窥探过灵魂不为人知的角落，他们在一些特别的国家走过，那里的人呼吸的不是普通的空气。这两个人都被一种强烈的欲望折磨着，那就是想要说出某个巨大的秘密，他们凭借五官之外的感官识破了这个秘密，却努力想通过五官感受来公之于世，最终只是徒劳。他们都试图记住某个梦境，这个梦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但它总是徘徊在他们意识的边缘，无法捕获，这叫他们十分痛苦。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他那张巨大的画布上画满了夸张人物，他们也用奇怪而优美的姿态来表达自我，这些姿态当中似乎蕴含着一种叫你永远无法参透的意义。这是一种艺术，而他们都是这种伟大艺术的大师。对这门艺术略知一二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十分郑重地说，这是肖像画家最了不起的天赋。

《复活》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出名，靠的都是作者的名气。这本书的道德目的遮蔽了它的艺术性，与其说它是一部小说，倒不如说它是一本宣传册。监狱里的情景，还有罪犯们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这一路行程的描写，都仿佛是死搬硬套、硬着头皮写的，让人很是感到可惜。但是托尔斯泰天赋异禀，还是体现出了他的才华。自然风光是用一种愉快的笔触来描写的，既写实又富有诗意，他能传递给人们乡村夜晚的幽香、正午的炎热和黎明的神秘，这在俄国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他刻画人物的能力非凡，尽管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他或许并没有精准地刻画出他想要的那种性格，但是通过他的肉欲和神秘、他的无能、他的多愁善感、他的糊涂、他的胆怯和固执，托尔斯泰创造了一种人物类型。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不过从技术层面来看，这本书最值得称赞的或许是里面形形色色的次要角色，有的人物只出现过一页，只描写了三四行，形象却呈现得非常清晰，人物性格非常鲜明，任何作家看了都会啧啧称奇。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大多数小角色都根本没有什么个性：他们只不过是一些人名，每个人有那么几句台词而已，而演员们通常在这上面把握得很准，他们会告诉你，自己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把这些木偶般的人物演出个性。托尔斯泰却给了每个人物独有的生命和性格，就连那些勾画得最粗略简要的人物，书评家都能看得到他的过去，也能揣测出他的未来。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读屠格涅夫。我想，很难再找到一个作家能以如此有限的才华获得如此高的声誉了。俄罗斯文学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俄罗斯作家也因此受到了高估，屠格涅夫最是如此。他是奥克塔夫·弗耶（Octave Feuillet）或谢尔比列（Cherbuliez）学派的作家，他最大的优点也是他们身上最大的优点，都有一种久经世故的多愁善感和一种知足的乐观主义。他的身材和出身似乎使他在巴黎文学界相当引人注目，如果能知道这个圈子里的人对他的看法，应该会很有趣。他认识福楼拜、莫泊桑、巩固尔兄弟（the Goncourts）、于斯曼（Huysmans）以及玛蒂尔德公主（Princesse Mathilde）家的那些常客。他的书读起来令人十分安心。你永远不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提前翻看最后一页，你会毫无遗憾地一页一页从头读到尾。读他的书就像泛舟在河面上，平静而稳定，没有丝毫惊险和刺激。有人说他的作品中有一些主题是俄罗斯政权禁止涉及的，所以他只在作品中做了一些暗示[但是他写作的时候是在巴黎，距离俄罗斯足够远、足够安全，完全可以不用这么畏畏缩缩，被大胆的赫尔岑（Herzen）或巴枯宁（Bakunin）远远地甩在后面]，似乎每当他写到某个主人公在种地，俄罗斯读者们都会把这看作革命运动的暗示，然后就激动不已。但是，这当然与他的书是否有价值毫不相干，政治形势并不能使一本拙劣的书成为一本好书，正如主妇和家庭的需要不能使一口锅子成为一件艺术品一样。屠格涅夫的优点主要在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不应该受到指责，因为他是按照他那一代人的方式来描述自然的，他们那一代人通过对各种声音、气味和景象的分类来描述自然，而不是通过自然赋予他的情感来描述，更何况，他描述得还相当优雅迷人。他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一个贵族家庭的乡土生活的描写，读来令人非常愉悦。而时代的变迁，又赋予了它一种风趣的优雅和历史的价值。他的人物刻画都是模式化的，人物类型也很少。在他的每一本书里都有一位年轻的姑娘，每一个都严肃、端庄、精力充沛，也都有一位索然乏味的母亲，一位夸夸其谈、软弱无能的男主人公，次要角色都写得很模糊、苍白。在他所有的书中，唯一一个在你看完最后一页后仍然感觉鲜活的人物，就是那个名叫乌瓦·伊万诺维奇·斯塔霍夫的大块头，他是小说《前夜》中的一个角色，总是打着响指，非常不善言辞。但最让屠格涅夫的读者感到惊奇的是，他的故事都写得极其琐碎。《贵族之家》讲述的是一个不幸的已婚男人爱上了一个女孩，一听说自己的妻子死了，便向那个女孩求了婚。结果他的妻子后来又出现了，这对恋人便分开了。《前夜》讲述的是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保加利亚男孩的故事。他生了病，他们结了婚，他后来却得了肺结核，然后死掉了。在前一个故事中，如果男主人公能做到最基本的一点，写信给他的律师确认他的妻子是不是真的死了；在第二个故事中，如果男主人公去拿护照的时候穿了件厚大衣，这两个故事就不会发生了。如果将屠格涅夫和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做个比较的话，你会很受启发：除了写作风格之外，在各方面都是那个英国作家占上风。他对世界有更深的了解，写作内容更加多样，也更加幽默；他的视野更广，他笔下的人物类型也更加丰富多彩。安东尼·特罗洛普曾写过这样一个场景：普劳迪主教跪在他死去的妻子的床边，祈求上帝让自己不要因为她的死而心存感激，而屠格涅夫从未描写过一幅让人脑海中如此挥之不去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