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种判断真是差劲。的确，屠格涅夫既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痛苦的**，也没有托尔斯泰那种广阔的人性，但他还有其他品质，他有他的魅力、优雅和温柔。他优雅而与众不同（这两者都是令人羡慕的品质），他非常理性，并且对乡村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情。即使是读别人对他作品的译本，你也能看出他写得多么优美。他写得恰到好处，从不虚伪，从不乏味。他既不是传道者，也不是先知，他满足于做一个小说家，纯粹而简单。将来某一代人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这三个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个。

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它被整齐的铁栏杆包围着，地上平整地铺满了沙砾。在其中一个角落，摆着一个巨大的圆形盒子，盒子的正面是玻璃的，里面装着一个巨大的花圈，花圈是用假花做成的，里面是古板的白玫瑰和铃兰，比真花要大很多，上面系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还有一条长长的印着金字的丝质飘带。我希望他的墓也能像周围的坟墓一样被人遗忘，被落叶覆盖。它过于整洁，显得有些俗不可耐。他的半身像放在一块花岗岩石碑前，石碑没有什么形状，上面刻着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而且好像快要倒下去一样，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这是一张因为**而扭曲了的脸。脑袋大得惊人，令人不禁觉得它是一个世界，大得足以容纳他创作出的所有角色。他的耳朵又大又招风，耳垂厚厚的，一看就是肉欲主义者的耳垂。他的嘴也长得很色情，凶巴巴地噘着，又像个伤心的孩子。他的脸颊瘦削，太阳穴深深地陷了下去，八字胡和络腮胡又长又乱，脏兮兮的；长长的头发非常稀疏；额头上有一颗大痣，脸颊上也有一颗。那张脸上有一种痛苦、可怕的东西，让你想要转身离开，却又被牢牢吸引。他的样貌比他所有的作品都可怕，他的样子就像一个下过地狱的人，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无望的痛苦，而是卑鄙和浮夸。

涅瓦大街。邦德大道有着中世纪城市那种狭窄曲折的感觉，它总是让人想起那个每逢节日就会有贵妇光临的小镇，最后一位克利夫兰公爵夫人就是在邦德大街掌掴她的仆人的。和平大街有着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炫目辉煌，它宽阔、雄伟、冷峻、庄严，又非常欢快，仿佛科拉·珀尔（Cora Pearl）和霍顿斯·施耐德（Hortense Schneider）的身影仍在对着收集的宝石灿烂地微笑。第五大道也很热闹，但有一种与和平大街不同的欢乐。它神采奕奕，有一种年轻人般缺乏想象力却青春洋溢的光彩。虽然每条街道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也只能从属于它所在的那座城市，这些伟大的街道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文明繁华，代表着一个站稳了脚跟的自信的社会。但是没有哪条大街比涅瓦大街更有个性。它肮脏、污秽、破败不堪，它又宽又直，它两边的房子低矮、单调，油漆已失去光泽，建筑也再普通不过。这条街有些杂乱，尽管我们知道它是按照计划建造的，却好似没有完工。它让你想起美国西部小镇上的某条街道，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匆忙开始修建，经济逐渐萧条之后，便被打回原形，破败不堪了。商店橱窗里摆满了不入流的商品，它们看起来像是来自维也纳或柏林郊区某个破产公司的库存。大街上人头攒动，川流不息，也许涅瓦大街的特别之处正是这些熙熙攘攘的人群。它不像其他街道那样，行人主要由一类人组成，在涅瓦大街上，各个阶层的人都有。若在街上闲逛，便可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士兵、水手、学生、工人和资产阶级，还有农民，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急切地把卖最新一期报纸的小贩团团围住。这群人看起来性情随和，温厚而有耐心。在我的想象当中，他们不会像巴黎的群众那样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面露凶相、大动干戈；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像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那样行为恶劣。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群平和的人，想要找点乐子，找点刺激，把生活中的事件看作一种用来调侃的谈资而已。现如今，肉铺和杂货店的门口总排着长长的队伍，戴着头巾的妇女、男孩和女孩、灰白胡须的老头和面色苍白的年轻人，都会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耐心等待着。

我认为这些人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外貌的多样性，这些人的长相不像其他国家人群常见的那样千篇一律，他们像是将灵魂深处的**都明明白白写在了脸上，那一张张的面孔并不是面具，而是一个索引：沿着涅瓦大街一路走下去，你可以看到那些俄罗斯伟大小说中的所有角色，这样，你便可以把一个接一个的名字与那些路人对应起来。那个厚嘴唇、宽脸盘的商人，蓄着浓密的胡须，好色、大嗓门、粗俗不堪；那个面色苍白的梦想家，脸颊憔悴、肤色蜡黄；还有人群中的那个面无表情的妇女，她的脸就像一架乐器，由着任性的双手去弹拨，从她女性的娇柔中，你可以看出其中暗含的残酷。欲望就像某种古老道德的化身，同它在一起的还有美德、愤怒、温顺和暴食。俄罗斯人总是在说，世界对他们的了解和他们对自己的了解一样都很少。他们以神秘自居，这其实有些虚荣。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么多人都声称无法解释的事情，但我问自己，他们之所以神秘，是不是源于他们的简单，而非复杂呢？他们完全屈从于感情，这种原始的表现真是奇怪。比如说对于英国人而言，他们有一个坚实的性格基础，虽然情感可以改变他们的性格，但反过来性格又会对情感产生影响；但是，对于俄国人而言，每一种情绪似乎都能完全控制住个体，左右他们的行为。他们就像风鸣琴一样，百风奏百曲，这乐器就因此而显得复杂得难以想象。

我常看到涅瓦大街上一个奇怪的、可怕的家伙在沉思，在俯瞰人群。他看上去几乎不像人。那是一个畸形的侏儒，诡异地坐在一根粗杆子顶上的小座上，杆子高得足以把他举过路人的头顶。一位健壮的农民在下面扶着这根杆子，收着善心人的施舍。那个侏儒就像一只巨大的鸟坐在栖木上一样，他的头上有一种像鸟一样的东西，从而使得这种效果更加明显，但奇怪的是，他的脑袋形状还挺匀称的，一看就是个年轻人。他长着大大的鹰钩鼻，嘴唇厚厚的。他的眼睛很大，双眼靠得很近，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他的太阳穴凹陷，脸颊苍白瘦削。他五官的奇异之美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在俄罗斯，人们的五官通常是模糊而扁平的。这个脑袋就像某个罗马帝国元首的雕塑画一样。这个家伙一动也不动，像猛禽一样聚精会神地望着人群，却又好像什么也没看，他的样子显得有些阴险，那片凶狠残忍的厚嘴唇弯成了冷笑的样子。这个家伙的高冷中有一种可怕的东西，既轻蔑又冷漠，既恶毒又宽容。人群就像身处“讽刺精神”的注视下一样，来来往往的人在农民的盒子里投入铜板、奖券和纸币。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到达涅瓦大街的尽头，四周变得更加脏乱破旧。这些房屋看起来就像城郊的房屋一样脏乱不堪，让人不禁去想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肮脏的秘密。走着走着，就突然没了路，好像道路还没铺完一样，这就来到了修道院的大门口。走进大门，两边各有一片墓地，再穿过一条狭窄的沟渠，便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四方形院落，草长得又嫩又绿，令人仿佛身处乡间田野。庭院的一边是个小礼拜堂，还有一座大教堂，四周围绕着修道院的一些低矮的白色建筑。这些建筑精巧而奇特，尽管装潢非常简单，却给人一种华丽的感觉，像是17世纪的荷兰淑女，一袭黑衣，却显得庄重而华贵。这些建筑有些古板，却一点儿也不矜持。桦树上的白嘴鸦呱呱叫着，把我的记忆带回坎特伯雷城郊，因为那里也有白嘴鸦总在呱呱乱叫，这种声音总能激起我的忧伤。我想起了我的童年，因为腼腆，那时周围虽然有一群男孩，但我还是感到十分孤单、不快乐，但那时的我又是十分富足的，因为我对未来有着模糊的梦想。此时此刻，在我的头顶盘旋着的，是与彼时坎特伯雷城郊同样的乌云。我想家了。我站在这个东正教堂的台阶上，望着那长长的一排修道院建筑，还有那掉光了叶子的桦树，但我看到的是长长的坎特伯雷大教堂中殿，它的飞檐，还有它的中央塔楼，在我饱含深情的眼中，它比欧洲任何一座塔楼都要壮观和赏心悦目。

随着革命而来的是一场废除小费的运动。餐馆和酒店的服务员从此就不再收取小费了，而是在客人的账单中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他们认为小费是对他们男子气概的侮辱。人们出于习惯会继续给他们小费，但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拒绝。我就有过一次让我感到很奇怪的经历。我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很是麻烦了一下旅馆里的擦鞋童，所以给了他五个卢布。他拒绝了，尽管我硬要给他，他还是一分钱都不肯收。这若是发生在哪家餐馆里的服务员身上，可能还不会叫我吃惊，因为他的同伴可能会看见这一幕，但当时我们就在我的房间里，就算他拿了我给他的小费，也不会有人看到啊。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服务员的观念真的改变了。这些人在几个世纪的残酷压迫下，终于以某种模糊的方式体会到了一种崭新的人类尊严。谁要是去诋毁他们，那就太愚蠢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受到了那些蛊惑人心者的影响罢了。他们从这种拒绝小费的行为中看到了开始一种全新生活的希望。我问那个经常接待我的服务员，这种变化对他是否有利。“不，”他说，“以前我们收小费的时候，赚的还多一些。”“那么你想回到过去吗？”“不，”他笑着说，“现在这样就挺好的啊。”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颂的。但不幸的是，很多时候，这些人会变得越来越不文明，服务态度也越来越恶劣，越来越无礼。我们只能艰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天生缺少教化，没有谁会喜欢为自己的同类服务，只有在得到报酬的时候才会变得和蔼友善。

萨文科夫。他在革命前是位恐怖分子的头领，他策划并执行了对普列韦和塞尔吉乌斯大公的暗杀。在警方的追捕下，他持英国护照过了两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最终在一家旅馆被抓获。他被带进餐厅的时候，士兵们正在写报告书。士兵跟他说他想要些什么东西都可以，他要了苏打水和香烟，他们给他拿了苏打水，负责逮捕他的那位长官从自己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朝他扔了过去。萨文科夫勃然大怒，他拿起香烟，扔到了警官的脸上。他跟我讲起他当时说的话的时候笑了笑，他当时是这么说的：“您忘了，先生，我和您一样都是个绅士。”这证明了我的理论是对的，那就是，人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用戏剧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的作家写作时往往都是不忠实于生活的。

我问他被捕时的感觉，是不是非常胆战心惊。“不，”他说，“毕竟，该来的迟早是要来的，奇怪的是，当这一幕真的到来时，我倒有些如释重负。你知道，我一直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我真的累坏了。我想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现在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他被判了死刑，等待行刑期间被监禁在塞瓦斯托波尔。我曾听过一个故事，说他以雄辩的口才说服狱卒加入革命队伍，然后放走了他。我问他这是不是真的，他哈哈大笑，真实的故事并没有那么浪漫。主管狱卒的那个中尉已经是一个革命者了，他是在别人的诱骗下才放走萨文科夫的。逃跑的过程很简单，中尉大摇大摆地走到牢房里，命令狱卒把萨文科夫带出来，叫萨文科夫跟着自己，然后就大步走了出去。哨兵们看见走过去的是一位长官，就什么话都没说。他们很快就到了街上，他们一路走到港口，上了一条提前准备好的小船，然后渡过黑海。他们遇到了几次可怕的暴风雨，但仍然在四天之内就到达了罗马尼亚海岸。萨文科夫从那里去了法国，后来住在巴黎和里维埃拉，一直到革命成功以后，他才得以重返俄罗斯。

我说策划并执行那些暗杀一定需要极大的勇气。他耸了耸肩：“并不是，相信我，这门生意和其他生意一样，你干着干着就习惯了。”

彼得格勒。傍晚时分，这里非常美丽。这里的运河各有各的特色，虽然你可能会想起威尼斯或阿姆斯特丹，但这也只是更加凸显了它们的与众不同。这里的色彩淡雅柔和，有着彩色粉笔般的质感，还有一种通过绘画难以展现的温柔感。你可以从中找到康坦·德·拉图尔素描画中梦幻般的蓝色、凋谢的玫瑰色、玫瑰花心般的淡绿和浅黄。它们给人的感受，就跟那些敏感的心灵从18世纪法国音乐的忧郁欢乐中所获得的情感是一样的。这个画面静谧、简单而纯真，对于那些想象力丰富、**澎湃的俄罗斯人来说，这个赏心悦目的画面还真是有些不太搭调。

我的第一位俄语老师是个敖德萨人，他小小的个子，浑身都是毛。他差不多都能算个侏儒了。那时我住在卡普里，我的住所位于一片橄榄树丛中，他常常在下午过来，每天都会给我上一堂课。他算不上一个好老师，非常腼腆，而且有些心不在焉。他穿着褪了色的黑色衣服，戴着一顶形状奇特的大帽子。他出汗出得很厉害。有一天他没有来，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还没有来，到了第四天，我就出去找他了。我知道他很穷，所以当初没细想就冒冒失失地给他预付了学费。我一路走到镇上的一条狭窄的白色小巷里，经过打听，找到了某栋房子顶层的一个房间。那是屋顶下的一间小阁楼，热得像火炉一样，里面只有一张小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看到我的这位俄语老师赤身**地坐在椅子上，喝得酩酊大醉，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大瓶酒。我进去以后，他对我说：“我写了一首诗。”然后二话不说，就配合夸张的手势背起了诗，完全没意识到自己还**着一尊毛茸茸的身体。这首诗很长，我一个字也没听懂。

每个民族都会为自己塑造一个本民族崇拜的人物典范，虽然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个典范的标准，但是他们之所以将其塑造成这个样子，一定是考虑到了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因素的。这是小说家们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形象，他们赋予了他血和肉。那些被他们赋予到这个虚构形象身上的各种特点，正是那个国家在特定时期隐隐约约的渴望，而过不了多久，那些着迷于这些虚构人物的淳朴人们便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榜样，并真的会去采取行动，据此改造自我。于是，你在现实生活中还真能看到小说中描述的那些人物类型。作家们能够创造一些性格特点，然后这些特点又会被人们吸收到自己身上，这还真是奇怪。人们都说，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些人物，与其说符合他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人物特征，倒不如说更符合他下一代人的特征。另外，无论是谁，只要在这世上走过一遭，便一定会碰到一些以拉迪亚德·吉卜林笔下的人物为榜样的人。我要说的是，他们表现出的品位真是糟糕。如今最能吸引英国人注意力的类型，似乎是那些身强力壮却非常寡言少语的男人。这种人物类型是什么时候开始闯入英国小说里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或许《简·爱》中的罗切斯特就是第一位这样的人物，从那以后，这样的人物便一直深受女作家们的青睐。他之所以被女作家们，被所有的女人爱慕，是有原因的。她们在他身上感受到了一种能够保护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她们所渴求的，而这种力量又是她们所能掌控的，所以大大满足了她们与生俱来的支配欲。由于这种人物类型在小说里和舞台上比在生活中更为常见，如果不让他详尽地表达自我，就很难去描写，所以虽然沉默是他的人物设定当中的一部分，但并不是他最明显的特征。事实上，这类人物往往也会啰唆，不过他原则上还是不爱讲话的，他话少，词汇量也不大，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很多术语，而那些人根本不可能听懂，作家们想以此来体现出他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一般人面前会很腼腆，他的言行举止也不太令人满意，但奇怪的是，尽管他在与同胞相处时显得有些笨拙，但与那些原住民打交道时却如鱼得水，显得非常有天赋。尽管他不谙待客之道，但当他遇到那些狡猾的东方人时，却不相上下。他对待他们仁慈而坚定，就像一个好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为人正直、公正、诚实。他并不特别喜欢读书，但所研究的那些文学作品都是充满智慧的，《圣经》、莎士比亚、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和小说《威弗利》。他不健谈，但说话的时候会直奔主题。他的智商很高，思维却有些局限性。他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却从来没有想过有时也可能会莫名地等于五。他对艺术没什么耐心，对待哲学的态度也很幼稚。他对那些“重要的事情”从未产生过任何质疑，实际上，他之所以如此强壮，其中有一个原因，正是他从未意识到问题可能不止有一个方面。他的性格比他的才智更优秀。他具有所有男子汉的优点，此外平添了几分女性的柔情。但我们也不能认为他没有任何缺点，作者也在暗示他的举止不总是好的，有时甚至有些粗鲁。如果有哪个灰色双眸的英国姑娘赢得了他忠实的心，将他那百炼钢化为了绕指柔，那这胜利该是多么伟大啊！他的脾气虽然控制得很好，但也常常令人震惊，当他想要控制自己的脾气时，凹陷的太阳穴就会青筋暴跳。他的品行会变化不定，有时很纯洁，有时恰恰相反，他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曾经十分**不羁。他很严厉，在必要的时候或许也很无情，心地却十分善良。他的外貌与性格相符。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肌肉发达，身手敏捷，玉树临风。他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头发卷曲，还有些灰白（尤其是双鬓的头发），下巴方正，嘴巴却没什么英气。他是人中豪杰。就是这些身强力壮、沉默寡言的人肩负起了所有白种人的重担，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伟大缔造者，是我们帝国的开拓者，是我们力量的依靠和支柱。他们在人迹罕至的边远地区不停地劳碌着；他们守卫着帝国的边疆：在印度之门、在帝国最荒凉之地、在非洲最黑暗的热带森林都有他们的身影。一想到他们，没有人会不感到骄傲。在任何一个杳远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实际上，这正是他们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