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被派往俄罗斯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于是我记下了下面这些笔记。

俄罗斯。我之所以对俄罗斯感兴趣，原因与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差不多。最明显的一个原因便是俄罗斯小说。托尔斯泰（Tolstoi）和屠格涅夫（Turgenev），但主要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vsky），他们传递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小说所传递的情感。在他们的对比之下，西欧最伟大的小说也显得有些矫揉造作。他们的新奇使我偏了心，无法再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待萨克雷（Thackeray）、狄更斯（Dickens）和特罗洛普（Trollope），因为这些人总在宣扬传统道德；甚至连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Balzac）、司汤达（Stendhal）和福楼拜（Flaubert），相比之下也显得拘于形式，有些冷淡。这些英国和法国小说家描绘的生活，是我所熟知的，我和我同时代的人一样，都已经厌倦了。他们描述了一个被整顿和束缚了的社会。它的思想已经被写过太多次，都写烂了。它的情感，即使是放纵，也是在一定限度内的。这是一种贴合中产阶级文明的小说，这些人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而且它的读者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所读到的一切都是虚构的。

荒诞的90年代把那些聪明人从冷漠中唤醒，使他们焦躁不安、心怀不满，却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满足。旧的偶像被打碎了，取而代之的却是纸糊的，一捅就破。90年代的人们大谈艺术和文学，但他们的作品就像玩具兔子，你给它们上了发条，它们就会蹦来蹦去，然后突然咔嗒一声停了下来，不再动弹。

现代诗人。只要他们能多点儿情感，即使他们没那么聪明，我也心满意足了。他们的低吟浅唱，并非因为巨大的痛苦，而是良好教育带来的清醒、愉悦。

特工。他的个子甚至还达不到中等，但看起来非常壮实。他走起路来悄无声息、健步如飞，他的步态很奇怪，有点儿像大猩猩，胳膊垂在身体两侧，距离躯干有点儿远。他给你的印象近乎一只猿类动物，随时都可以跳跃起来。他看上去力气很大，令人有些不安。他又短又粗的脖子上长着一个方方的大脑袋。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双小眼睛显得十分精明狡猾，他的脸出奇的扁平，仿佛被一拳打平了似的。他有一个又大又肉乎的扁鼻子，一张大嘴里面小小的牙齿都变了色。他那浓密的浅色头发油亮地贴着头皮。他从不大笑，但经常小声笑，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幽默的光，看起来有些凶狠。他穿着体面的美式成衣，乍一看，你还以为他是个曾在美国中西部某个繁荣的城市里，靠着小本生意发家致富的中产阶级移民。他英语说得很流利，但不准确。你跟他在一起待久了，便免不了被他的决心所打动。他有着强壮的体魄，与之对应的是他坚毅的性格。他冷酷、明智、谨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到底，他身上有一些可怕的东西。他那想象力丰富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既微妙又大胆。他的工作错综复杂，他则把自己当作一个艺术家，从中取乐。当他跟你讲他设想的一个计划或者他的某次成功脱险经历时，他的蓝色小眼睛就会闪闪发光，脸上露出魔鬼般的笑容。他对人的生命有一种英雄式的漠视，会令你觉得，为了这个事业，他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他的朋友或儿子的生命。没有人能怀疑他的勇气，艰难险阻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他都可以轻松面对，不仅如此，他还能以同样的心态去面对困苦和无聊。他是个勤俭节约的人，可以长时间不寝不食。他从不爱惜自己，也从不会想到去爱惜别人。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他虽然冷酷无情，但看上去脾气很好；他能够随意杀死一个人，却丝毫不表现出对那个人的敌意。如果忽略掉他对上等雪茄的极度渴望，他似乎只有一种**，那就是爱国主义。他有很强的纪律性，无条件地服从领导指示，也要求下属无条件地服从自己。

我的工作使我与捷克人有密切的接触，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种令我惊叹的爱国主义情感。这是一种专一的**，它可以让一个人全身心地沉浸其中，而不会给其他感情留下任何空间。许多人为爱国事业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他们并不是三三两两的狂热分子，而是成千上万的公民。他们为了国家独立而献出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安宁、家园、财富和生命，我对他们感到敬畏而不仅仅是钦佩。他们像百货公司一样井井有条，像普鲁士军团一样纪律严明。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爱国者（唉！在我自己的同胞当中实在太常见了）虽然希望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但自己必须也要有利可图（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还在讨论着找工作、耍阴谋、谋私利和互相嫉妒），但捷克人是完全无私的。他们就像母亲对孩子一样，不求报酬。当别人得到冒险机会的时候，他们会欣然接受乏味的苦差事；当别人被委以重任时，他们会欣然接受卑微的职位。同所有有政治头脑的人一样，他们也有不同的政党和方针，但他们都服从于共同的利益。在俄罗斯成立的伟大的捷克组织中，所有人，从富有的银行家到普通工匠，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把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献了出来，这难道不是一件神奇的事情吗？甚至连战俘们，天知道那几个可怜的小铜板对他们来说有多珍贵，也会捐出自己省下的几千卢布。

90年代的文学吸引着理智，那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净化着从水中流过的一切。当今文学吸引的却是情感，那是一口逐渐脏臭腐烂的水井。90年代的人们喜欢把喜怒哀乐都摆在脸上，像所罗门橱窗里的珍稀兰花，当今的人却把喜怒哀乐放在污水盆里。用宝石一样炫目的火焰把它烧掉可能有些荒唐，但把它做成面包酱又显得有些乏味。

我读《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还是个小孩，读的是华尔特·司各特出版的蓝封皮译本。很久以后我才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我对它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多年之后，当我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它的小说艺术的，此时在我看来，它有着强大的力量感和奇异感，但读起来有些生硬干涩。后来我又读了法语版的《父与子》，我对俄罗斯的东西不太了解，无法理解它的价值，里面奇奇怪怪的人名，独具匠心的人物，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但它只是一本一般的小说，和同时代的法国小说相似，对我而言，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后来，当我确实开始对俄罗斯感兴趣时，我读了屠格涅夫的其他书，但是它们让我有些心灰意冷。里面的理想主义太感性了，不合我的口味，而且在翻译版中，我无法看到俄罗斯人所珍视的写作手法和风格之美，我觉得它们没法打动我。直到我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读的是德文译本的《罪与罚》），我才感受到一种令人迷惘又扣人心弦的情感，这些书里才有真正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东西。我贪婪地一本接一本地读着这位俄罗斯最伟大作家的伟大小说。最后我读了契诃夫和高尔基的作品。我对高尔基不太感兴趣，他的题材奇特而遥远，但他的才华显得很平庸：当他毫不矫揉造作地记录最底层人民的生活时，倒还值得一读，但我对彼得格勒贫民窟的兴趣很快就丧失殆尽了。而当他开始思考或进行哲学探索时，我发现他非常浅薄。他的才华源于他的出身，他是以无产阶级的身份来描写无产阶级的，而不像大多数研究这个问题的作家那样，以资产阶级的身份来描写无产阶级。对于契诃夫，我则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我非常喜欢的精神。这才是一位真正有个性的作家，他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令人惊叹、鼓舞、恐惧和困惑的狂野力量，但是你可以和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我觉得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只有从他身上我才能了解到俄国的秘密。他涉猎甚广，对生活的认识也很直接。他曾被拿来与盖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相提并论，但只有那些两本书都没读过的人，才会这么认为。盖伊·德·莫泊桑是个聪明的故事讲述者，但充其量只能说得上效果还不错（当然，这是每个作家都应该接受的评判标准之一），他的作品缺少与生活的真正联系。当你读他那些较广为人知的故事时，你会感兴趣，但它们都是虚构的，经不起仔细推敲。里面的人物都是舞台形象，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的行为像木偶一样，而不像现实生活里的人那样真实。他们的人生观是枯燥而庸俗的，这是他们原型的出身所决定的。盖伊·德·莫泊桑在骨子里像一个衣食无忧的推销员，他的眼泪和笑声带着一种乡土旅馆的商业气息。他是郝麦先生之子。但是读契诃夫，你似乎不是在读故事，它们没有明显的奇思妙想，要不是从来没有人写过这种故事的话，你会觉得任何人都能写得出来。作家有了一种情感，他能把它用语言表达出来，你也能接受它，你便成了他的合作者。你不能使用“生活片段”这种如此陈腐的说法去描述契诃夫所讲述的故事，因为片段是割裂下来的一小部分，而当你读契诃夫的故事时，你绝不会有这种感觉，它就像透过指缝看到的风景，虽然你只看到了它的一部分，但你知道它是绵延不绝的。

我对莫泊桑的描述实在不公平。《泰利埃公馆》就是最好的证明。

俄罗斯作家风靡一时，人们仅因为某些作家用俄语写作就对他们的优点大加赞扬，于是乎，库普林（Kuprin）、科罗连科（Korolenko）和索洛古勃（Sologub）等人便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他们其实配不上这种关注。索洛古勃在我看来毫无价值，但他把情色与神秘主义结合了起来，很显然，这肯定会吸引到某个阶层的读者。话说回来，我倒不会像某些人一样，他们一副看不上阿兹巴切夫（Artzibachev）的样子。《沙宁》，在我看来，是一本有价值的书，字里行间透着阳光，这在俄国小说中甚是罕见。小说中的人物并没有生活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寒冷的毛毛雨中，他们的天空是蔚蓝的，夏日宜人的微风吹过桦树，飒飒作响。

每一个刚开始研究俄国文学的人都一定会惊讶于其贫瘠。就连最热情的批评家也表示，他们对19世纪以前的作品所感兴趣的不过是其历史价值，而俄罗斯文学的真正起点是普希金（Pushkin），然后是果戈理（Gogol）、莱蒙托夫（Lermontov）、屠格涅夫（Turgenev）、托尔斯泰（Tolstoi）、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是契诃夫，这就是全部。研究者会提到许多名字，但并不重视他们，而外行者只需要随便读一读其他作家的作品，就会意识到忽视那些人并没有多大损失。我曾试想过，如果英国文学始于拜伦、雪莱（Shelley）（把托马斯·摩尔放在雪莱的位置上也可以）和沃尔特·司各特（Stott），接着是狄更斯、萨克雷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最后以乔治·梅瑞狄斯（Meredith）收尾，这会是一番什么场景？那么首当其冲的一个影响就是，这些作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会变得更重。

正因为俄国的文学极其贫瘠，人们才把它了解得如此透彻。每一个读书的俄罗斯人都读尽了所有的文学作品，而且他们会反反复复地读，所以那些书对于他们而言都已经烂熟于心了，正如钦定英译本的《圣经》之于我们一样。而且由于俄罗斯的文学大部分都是小说，因此比起其他国家而言，小说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要高得多。

《钦差大臣》在俄罗斯享有盛誉。它本身就构成了俄罗斯古典戏剧的全部。每个中小学生都会读它，就像我们小时候都会读《哈姆雷特》一样；每到节假日，《钦差大臣》就会公演，就像在法国，每逢盛典和节假日，《熙德》就会在法兰西喜剧院里上演一样。对俄国人来说，这出微不足道的小戏，就像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康格里夫和威切利、戈德史密斯等剧作家的作品以及《造谣学校》等剧作一样举足轻重。剧中的角色已经成为用来描述人们性格特征的标签，里面上百句台词已经变成了格言警句。其实它也只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闹剧，谈不上比科策布的《德国小市民》好还是差，它的灵感可能就来自这部剧。它和《屈身求爱》差不多水平。它们都不太注重故事情节，剧中的人物只是从搞笑的角度而不是从角色创作的角度刻画的。不管你多么青睐它，你都无法相信其中角色的真实性。然而，果戈理很有头脑，他没有在剧中安插任何聪明或正派的人物，从而没有破坏画面。他的剧中聚集了一群恶棍和傻瓜，保持了某种艺术上的完整性，如果安插进一个老实或者能干的人，就会打破这种完整性。康格里夫也有同样的智慧，他创作的时候也十分小心谨慎，不会在他笔下的一群浪子中安插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果戈理和他同时代的人高度重视这出欢乐的小闹剧，这并不奇怪，但令人想不通的是，那些熟悉西欧文学的评论家竟然也会如此。那些向世界介绍俄罗斯的翻译人员当中，大部分人对其他国家所知甚少，他们会因为某些特征不是英国特色便将其赞扬为俄罗斯特色，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些特色只是出自俄罗斯的自然条件，在所有与俄罗斯自然条件相似的国家都能找到这样的特色。要想真正了解一个外邦国家，你不仅要在那个国家和自己的祖国生活过，至少还要在一个其他国家生活过。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就一直相信，早餐不吃面包卷不喝咖啡是法国的特色。

我的天赋并不出众，但我有某种性格上的力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的不足。我很有经验常识。大多数人什么也看不见，但我能极其清楚地看到眼前的一切。那些最伟大的作家们连砖墙都能看得穿，我的目光还没有那么犀利。许多年来，大家一直说我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我只是一直都实话实说而已。我不希望有谁把我看成别的什么样子；另一方面，我也认为没有必要接受别人的装腔作势。

那些研究异国外邦的研究者，不能指望自己对其人民有多深的了解，而且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即使过了许多年，他也无法与他们亲密起来。即使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虽然他们之间的语言差异非常小，但也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彼此了解。也许只有当人们的早年经历和教育背景相似时，才最容易相互了解。真正塑造一个人的是他在人生最初的二十年里对世界的印象。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鸿沟又宽又深，语言方面的障碍使他们只能一直保持着这种隔阂。即使你语言掌握得很好，也还不足以让人忘了你是个外国人，他们与你的相处永远不会像他们自己之间那样。只有通过阅读，人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去洞察另一个民族的人，对于这种用途，读二流作家的作品要比一流作家更有效。伟大的作家精于创造，才华次之的作家则精于复制。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会告诉你更多关于俄国人的事情。通过比较你认识的人和你读过的人，你可能会形成一种印象，这种印象即使与事实不符，也是独立、合理和连贯的。

我对学习一门语言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只要能流利地阅读和谈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就够了，再学下去也是浪费时间。若要真正地熟悉一门外语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这些努力得不偿失。

近年来，文人墨客流行谈论上帝，他们绘声绘色地去描写万能的上帝，来平衡词句或让段落充满感情。而现在萧伯纳（G. B.Shaw）和威尔斯（H. G. Wells）也来凑热闹，虽然只是踩点儿赶上，但他们已经加快了脚步，想要走在这场运动的前头。当你不再像以前那样活跃的时候，成为思想的领潮人一定很辛苦，如果他们两个人都显得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那也不奇怪。

我希望某个有思想的人可以写一篇文章，来解释一下在英国文人当中宗教信仰为什么会复苏，甚至在战前就已经出现了苗头。奇怪的是，他们并未影响到大众，教堂里头仍然空空****，更没能对那些智商和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造成多大影响。法律界、科学界以及商人都对宗教信仰持怀疑态度，这场思潮是纯文学方面的。这当然与法国一场类似的运动有关，法国那场运动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1870年普法战争的战败奠定了它的基础；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缺乏活力，于是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从宗教信仰中寻找寄托。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反天主教，共和国的反对者们便站在了天主教一边，许多人把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法兰西的伟大等同了起来。最终，科学没能替那些不明智的人实现愿望，科学从未假装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于是，许多人便投进了教会的怀抱。

法国的每一场文学运动，在英国都会有效仿者。在我们国家，一直以来都有着这样一些文人，他们仅仅靠着认真阅读法国的文学评论便获得了“独创性”的名声。英国跟法国一样，也有许多人对科学不甚满意。各个大学仍旧信仰着宗教，他们向年轻人灌输着“信仰上帝是件好事”的思想。不难看出为什么宗教主要是在文人当中表现出了死灰复燃的现象：首先，那些心存宗教本能的人，在之前会受圣职，而现在教职人员不再是受欢迎的职业选择了，便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了写作上；其次，作家们在不断地求变，他们这类人善变无常，而捍卫一种垂死的信仰不仅可以给他们提供别致、生动的新主题，而且也符合他们浪漫热情的本性。正如我们所知，我们对浪漫的渴望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稳定升温，我们都在贝斯沃特大街上寻找着鲁里坦尼亚王国(1)。后来战争爆发了，它所带来的痛苦、恐惧和困惑让许多人投进了宗教的怀抱。看到别人失去生命（其实他们并不怎么在意那些人），许多人便会依靠对那个无所不能、大慈大悲和无所不知的造物主的信仰来寻求慰藉。有一次，在海上，我以为我大难临头、快要死了，口中不自觉地念起了那些祈祷的话，这些话是儿时信仰在记忆中的残留碎片，我费了老大劲才把它们压抑了下去，才得以从容地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在那一刻，我差点儿就要信仰上帝了，还好我凭借过人的辨别力，看出了这种想法的荒唐，才没有屈服于心中的恐惧感。我试图在《人性的枷锁》一书中写下我为何舍弃了童年时那种非常热烈的信仰，但是想要准确地描述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我对写出来的结果也从未满意过。虽然我的思维方式是非常具象的，头脑对于抽象事物表现得很不活跃，但我对形而上学非常有热情，而看到哲学家们像杂技演员走钢丝般地面对那些难以理解的事物时，也会从中获得强烈的乐趣。我读过许多哲学著作，虽然赞同绝对事物存在论这种理论具有理智性，不知如何去否定它，但是在这些理论中，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使我摆脱对“宗教”这个词的本能怀疑。有些作家试图将玄学家说的绝对事物与基督教的上帝统一在一个概念里，我对这些人没有多少耐心。而且就算我对自己的想法有任何怀疑，战争也会把它们打消的。

当你在观察俄罗斯生活或读俄罗斯小说时，一定会注意到，俄罗斯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被一种强烈的罪恶感占据着。这是一种奇怪的特质，我曾试图去寻找其中的原因。当然，我们虽然在教堂里说自己是可耻的罪人，但其实并不认为自己有罪，我们很清楚我们根本不是什么罪人。我们有我们的缺点，我们都做过令自己后悔的事情，但是我们很清楚，自己的行为并没有到需要捶胸顿足和咬牙切齿的地步。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正派，命运赋予我们什么样的机遇，我们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生活。如果我们相信有末日审判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上帝既然如此智慧，如此通情达理，我们这些凡人都能轻易宽恕自己的左邻右舍，上帝也一定犯不着为我们的一些小缺点而追究。我们也并非自满，总的来说，我们足够谦卑，我们只不过是在忙着手边的工作，并不怎么为自己的灵魂而烦恼。俄罗斯人似乎有所不同。他们比我们更喜欢内省，他们的罪恶感是很强烈的。他们实在被这一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因为一点儿罪过便会悲哀痛悔、抽泣痛哭，而换作我们这些没那么敏感的人，根本不会因此而良心不安。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认为自己是一个大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暴戾、狂热，灵魂被撒旦牢牢控制着的人。但是，如果冷静点儿判断，德米特里只是犯了一些小小的过错。他喜欢打牌，喝起酒来总会贪杯，失了仪态，喝醉的时候会大吵大闹；他性欲强烈，无法掌控自己的急躁脾气；他容易冲动，但他邪恶的程度也就仅限于此了。瓦尔蒙先生，还有尚未被爱情变成一个“幸福的伪君子”的乔治·黑尔爵士，对他的这些小过失也都只是有些善意的蔑视罢了。事实上，俄国人并不是什么大罪人。他们懒惰，意志薄弱；他们话太多；他们无法很好地控制自我，所以表现出来的**无比热烈，实际上他们的**未必有这么大的强度。但总的来说，他们是善良的，性格也不错；他们不怀恨记仇；他们为人慷慨、宽宏大量，能够宽容他人的短处；他们可能不像西班牙人或法国人那样热衷于性事；他们善于交际；他们脾气火爆，但也很容易平静下来。如果他们深怀罪恶感，那显然不是由于他们做了或者没做什么事情（事实上，他们总是一上来就责备自己），而是由于他们的某些生理性癖好。参加俄罗斯酒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他们喝酒的时候有多么悲伤。他们喝醉了就痛哭流涕。他们经常喝醉，整个国家都饱受着宿醉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