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作家必须问问自己，除了对自己，他写的东西是否还有什么价值。问题现在看起来可能很迫切，因为至少对我们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世界处于动**不安和悲惨之中，以前并不是这样。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从来就不想只成为一个作家，我希望过完整的生活。我一直惴惴不安，而且意识到：我有责任为公众的福祉尽一份力量，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天性倾向于远离各种公共活动，我曾极不情愿地参加了一些委员会的工作，这些委员会的目的是实现某种暂时利益。我认为自己的一生还不够长，无法把写作学好，因此不愿意把实现心中目标所需要的时间花在其他活动上。我从没能够说服自己——其他还有什么事情更重要。但是，当数百万人仍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当自由在很多有人居住的地方濒于消亡或已不存在，当可怕的连年战争使大批人的幸福感达到了最低值，人们变得心烦意乱，因为他们看不到生命的任何价值和希望。多个世纪以来，这些价值和希望曾支撑他们度过苦难的岁月，如今看起来似乎很是虚幻。因此，人们很难不去扪心自问：写剧本、写故事、写小说是否是徒劳无益的？我能想到的唯一的答案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天生就这样，以至于别无选择。我们写作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写作，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写作。世界上可能还有其他更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从创造的重负中解放灵魂。尽管罗马火光冲天，我们必须继续前行。别人可能看不起我们，因为我们都没有帮着拎一桶水，我们帮不上这个忙，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对付一只水桶。此外，熊熊烈焰令我们兴奋不已，使我们心中涌起万语千言。

然而，作家有时也参与政治活动。作为作家，这一影响是有害的。我没有注意到作家们的意见对事务的处理有很大的影响。我唯一能记得的一个特例是迪斯累里（Disraeli）。但就他而言，可以说，写作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政治进步的一种手段。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我有一个观念，总的来说，工匠（指作家）是在尽力坚持到他的最后一个目标。

因为我听说德莱顿（Dryden）是研究了蒂洛森（Tillotson）才学会写英文的，所以我读了这位作家的几段文章，并读到了一段话，这段话在这件事上给了我一些安慰。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应当高兴，因为那些适合在政府做事的人，当需要他们时，愿意承担起政府赋予他们的重任。是的，也要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费尽苦心，耐心管理，把这些作为公众人物的生活。因此，有一些人是为这所生、为这而长的，这对世界来说是件幸事。而遵守习俗使这一切变得容易，或者至少对他们来说是可以容忍的……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比较虔诚，比较悠闲，比较喜欢沉思默想，那么他的优点就是他不会为许多事情分心。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都集中在一件事上，他们全部的感情和力量都向一个方向涌动。他们所有的思想和努力都是在于伟大的目标和设计，这使他们的生活成为一个整体，并始终与自身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