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了美国，不久后被派往彼得格勒（Petrograd）执行任务。我对这项任务缺乏自信，因为它似乎需要我认为自己并不具备的能力。但是当时似乎没有人比我更能胜任，而我的作家身份，对于我被要求去做的事情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掩护”。我的身体不太好。我有足够的医学知识来推测我的出血状况意味着什么。X光照片能清楚地看出，我是得了肺结核病。但我不能错过与托尔斯泰（Tolstoi）、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vski）和契诃夫（Chekov）在同一个国家度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机会。我觉得，在我被派去工作的间隙，我可以为自己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坚定地踩下了爱国主义的强音踏板，并说服了我咨询的医生，在当时那种悲惨的环境下，我不会做出过度的冒险。我斗志昂扬地出发，带着大量可供我支配的资金以及四个忠心耿耿的捷克人，他们充当我与马萨里克教授（Professor Masaryk）的联络官，教授手下大概有六万个可供调遣的同胞，分布于俄国多个地区。我对自己工作所肩负的责任感到极为兴奋。我是作为一名私人特工去的，必要时可以否认身份，接受指令和与政府敌对的党派取得联系，设计让俄国继续参战，并阻止同盟国（Central Powers）支持的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取得政权。我没有必要告知读者，在这项工作中我不折不扣地失败了，我也不会要求人们相信，如果我能提前六个月被派到这里，本可以取得成功。在我抵达彼得格勒三个月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政府垮台，终止了我的一切计划。

我回到了英国。我经历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也认识并深入了解了一位我见过的最不平凡的人。那就是曾暗杀特勒伯夫（Trepov）和谢尔久斯（Sergius）大公的恐怖分子鲍里斯·萨温科夫（Boris Savinkov）。但我在醒悟之后就离开了他。需要采取行动时无休止的讨论，犹豫不决，当冷漠只能导致毁灭时的麻木不仁，虚假伪善，心无诚意，这些我随处可见的弱点使我讨厌俄国，讨厌俄国人。我回来时的确病得很严重，因为在我所处的职位，我无法享受其丰富的给养，而大使馆的人却能酒足饭饱地为他们的国家服务，我（就像俄国人一样）的饮食被减少到很匮乏的程度。（当我到达斯德哥尔摩时，我有一天的时间等待驱逐舰带我穿越北海，我去了一家糖果店，买了一磅巧克力，然后就在街上吃了起来。）其中有一个计划是派我到罗马尼亚（Rumania），去执行一项有关波兰阴谋案的任务，其中的细节我已忘记了。计划最终失败了，但我并不遗憾，因为我当时咳得天昏地暗，高烧不退，彻夜不适。我去看了我能打听到的伦敦最有名的专家。他打发我去了苏格兰北部的一家疗养院、瑞士的达沃斯（Davos）和圣莫里茨（St. Moritz）。我当时不方便去，接下来的两年，我便过着虚弱病人的生活。

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活这么久第一次发现躺在**是多么令人舒服。令人惊讶的是，当你一整天躺在**时，你会发现生活是多么丰富，你可以找很多事去做。宽大的窗户敞着，窗外是冬夜的灿烂星光，在这样一个私密的房间里令我很舒适。它给了我一种美妙的安全感，一种超然和自由。这种静谧令人陶醉。我的房间似乎无尽空旷，我的思想，伴着群星，似乎可以做任何的历险。我的想象力从未来得如此轻快，就像是满帆的船顺风疾行。单调的日子里，我读的书和我的思考是唯一让人兴奋的事情了，这种日子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飞逝而过。我痛苦地离开了自己的床。

当我的病好了，足以让我每天都有些时间与病友们待在一起时，我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其中一些人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疗养院，这些人与我在南海遇到的人一样个性独特。疾病和古怪、隔离的生活奇怪地影响着他们，扭曲、强化并恶化了他们的性格，就像在萨摩亚（Samoa）或塔希提岛（Tahiti），人们的性格被令人倦怠的气候和隔离的环境恶化、强化或扭曲一样。我想，在疗养院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人性的知识，如果不是在那待过，这些知识我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