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一下观众。我不会感激观众，这样说可能让人觉得很没有教养，但观众赋予我名声，即使是坏名声，还有一笔财富使我能够和我父亲像从前一样生活。我旅行过，我住在一个可以看到大海的房子，安静而远离尘嚣，宽敞的房间隐匿在花园之中。我常想，生命太短，一个人无法自己去做世间所有的事，因此可以付钱让别人替你去做，我已经足够富有，有能力享受“只做自己能做的”的奢侈。我也能够招待我的朋友，帮助那些我想要帮助的人。所有这些都归功于观众的青睐。尽管如此，我发现自己对剧院的观众越来越不耐烦，我曾提过，从一开始亲眼看见我自己的戏剧时，我就感到特别尴尬，这种尴尬并没有随着我创作的一部部戏剧得到减缓，反而越来越严重。一大群人正看我的戏剧，这种感觉令我厌恶恐惧，所以我发现自己出门会避开自己常走的街道，因为位于那条街上的剧院正上演着我写的一出戏剧。

我很早就得出一个结论，一部不成功的剧作没有多少意义。我认为我确切地知道如何成功地写出一部剧本。也就是说，我知道能从观众那里期望些什么。没有他们的配合，我什么也做不到，我也知道他们的配合可以到何种程度。我发现自己对此越来越不满意了。剧作家必须与观众的偏爱产生共鸣，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例子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并且在他最大胆的时候，他也只能把观众因怯懦或懒惰而满足于感受而不去表明的东西写进字句里。我已经厌倦了半真半假，因为这是观众准备接受的全部。在谈话中允许的各种事实，却不能被搬上舞台，我已经厌倦这种荒谬的行为。我厌倦了让我的主题去适合某个特定的范畴，把它延展到一个不必要的长度或者对其进行过度压缩，只因为戏剧要吸引观众，就必须要有一定的长度。我厌倦了尽力不使这个戏剧让人感到无聊。事实上，我不想再遵守戏剧的必要规定了。我怀疑我已经与公众的品位脱节，为了证实这一点，我特地去看了很多正吸引小镇居民的戏剧。我发现它们很乏味。那些让观众感到有意思的笑话，我笑不出来；那些让他们感动流泪的场面，我无动于衷。事情就是这样。

我渴望小说的自由，想到那些愿意倾听我述说一切的孤独的读者，我很高兴，我可以和他们建立一种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我从没企望在剧院花哨的宣传中，能与观众建立起来。我认识很多已经过气的戏剧家。我曾经看到他们可怜地坚持写下一部又一部自己的戏剧，却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变化。我看到其他人拼命想要捕捉现代精神，当其努力遭到嘲讽时便感到沮丧。我曾见过许多著名的作家，当他们把写好的一部戏剧交给剧院经理时，遭受到了傲慢的对待。而曾经，他们被这些经理的合同烦得要命。我还听过演员们对这些剧作家鄙视的评论。我看到他们最后意识到公众与他们结束关系时的困惑、惊愕和痛苦。我听过阿瑟·平内罗（Arthur Pinero）和亨利·阿瑟·琼斯（Henry Arthur Jones）在他们辉煌的时候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一个带着冷酷和讽刺的幽默，另一个带着疑惑和愤怒。他们说：“他们不再要我了。”我想我还是见好就收吧，离开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