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对现实主义的需求，使戏剧放弃了诗歌的点缀，所以，戏剧进行了错误的转向。诗歌有一种特殊的戏剧价值，任何人在观看拉辛（Racine）或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任何一部伟大作品中措辞激烈的长篇演说时，只要观察一下自己感受到的兴奋和激动，就会明白诗歌的戏剧效果。这种兴奋激动是独立于理智之外的，是源自韵律词句所带来的情感力量。但不止于此，诗歌赋予事物传统的形式，增强了审美效果。诗歌使戏剧达到了白话剧所不可能达到的一种美。无论你有多么欣赏易卜生的《野鸭》（The Wild Duck）、王尔德的《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或者萧伯纳的《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如果你认为这些戏剧很“美”的话，你都算是滥用了“美”这个词。但诗歌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把戏剧从清醒的现实中解救出来。它把戏剧放在了另一个层面，使戏剧源于生活却又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观众就更容易调整自己的感觉状态，使他们更易于感受到戏剧的独特魅力。在戏剧这种人为的传播媒介中，生活不是一种逐字逐句的直译，而是一种自由的意译，因此剧作家有足够的发挥空间，来使他的艺术达到所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因为戏剧是一种假扮的艺术。它追求的不是事实，而是舞台效果。柯勒律治（Coleridge）所写的那种“自愿搁置怀疑”（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态度对于戏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真实对剧作家的重要性在于它使戏剧更富有趣味，但对剧作家来说，真实只不过是一种逼真。这是他能说服观众接受的东西。如果观众相信，一个男人得知在别人那里发现了他妻子的手帕，他就因此怀疑他的妻子，那好，这就是引起他嫉妒的充分理由。如果他们相信，十分钟之内就能吃完一顿六道菜的大餐，那就好极了，剧作家就可以继续写他的剧本了。但是如果无论是动机还是行动，都要求剧作家越来越现实主义，不能快乐或者浪漫地去装点生活，而只是去复制生活，那他就被夺走了大部分的创作资源。他被迫放弃独白，因为人们自然不会对自己大声说话。他不能精简压缩事件，以加快剧情的发展，必须使它们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不慌不忙地发生。他必须避免意外和偶然，因为我们知道（在剧院里）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结果表明，现实主义往往只能产出一些单调乏味的剧本。

当有声电影开始出现时，白话剧无力为自己辩护。因为电影可以更有效地表现动作，而动作是戏剧的精髓。银幕能营造一种人为的效果，就像诗歌曾经给戏剧带来的那样，因此戏剧又有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标准——逼真，只要能够引发戏剧情境，不大可能的事也是可以接受的。电影带来了各种各样新奇、生动的戏剧效果，带给观众刺激和兴奋。思想剧作家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因为他们作品的受众主要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戏剧不再感兴趣，却会对滑稽闹剧哄堂大笑，并沉湎于电影画面的刺激和精彩。当然，事实是知识分子已经屈服于这种舞台剧曾竭力予以摆脱的氛围，并受到这种假扮艺术的支配，而这种假扮艺术曾让第一次看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和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的观众为之倾倒。

我一直不愿充当先知的角色，把改造同胞们的事留给别人去做，但我不得不陈述我的看法，那就是我为之付出了那么多心血的白话剧将面临死亡。那些仅依赖于时代习俗，而非深层次人类需求的次要艺术，只会在人类历史上做短暂停留。十六世纪的意大利牧歌曾经是一种流行的音乐娱乐形式，让作曲家们兴奋不已，并产生了复杂的表演流派。但是，当能产生其所追求的更美妙、效果奇特的乐器被发明后，它就衰落沉寂了。同理，白话剧也会遭受相同的命运。也许有人会说，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所带给你的情感共鸣和战栗，是电影银幕永远给不了的。还有人会说，丝竹之音永远无法弥补人类声音的亲密特质。然而，事实证明，它们可以。

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如果舞台剧还有机会生存下去的话，就不要再试着去做那些电影能做得更好的事情了。那些剧作家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他们通过大量的小场景，试图再现电影的快速动作和各种场景。我想，或许剧作家现在可以明智地回到现代戏剧的本源上来，求助于诗歌、舞蹈、音乐和壮观的场面，诉诸所有可能的娱乐资源。但我也意识到，电影院以其雄厚的资源，无论在哪方面都可以做得比剧院更好。当然，这种戏剧需要一个同时也是诗人的剧作家。也许现实主义剧作家今天最好的机会，就是致力于迄今为止电影在呈现方面做得还不太成功的事情——动作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那种戏，以及机智风趣的喜剧等。银幕需要有肢体动作。无法转化成动作的情感，以及诉诸精神层面的幽默，对电影来说，都没有什么价值。无论如何，也许在某段时间内，这样的戏剧也有其自身吸引力。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就喜剧而言，对其现实主义的要求是不必要的。喜剧是一种人造的东西，所以只有自然主义的表象而非现实，才是恰当的。我们必须为了笑而去寻求笑。剧作家现在的目的不是要真实地再现生活（这是一件悲惨的事情），而是讽刺地、有趣地评论生活。不应该让观众问，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吗？他们应该满足于笑。在喜剧中，剧作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要求人们“自愿搁置怀疑”。因此，当批评家们抱怨一部喜剧时不时地“堕落”成闹剧时，他们是错误的。实践证明，通过三幕纯喜剧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是不可能的。因为喜剧吸引的是观众的集体心智，而这会渐渐让人幽默疲劳。闹剧则吸引的是更强健的器官，即观众的肚肠。伟大的喜剧作家，如莎士比亚（Shakespeare）、莫里哀（Moliere）和萧伯纳（Bernard Shaw），从来没有拒绝滑稽闹剧。因为来自生活的鲜活血液，供养着喜剧之躯生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