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期间，我有许多空闲时间。一开始是因为我的工作只占用了我每天的一部分时间，写剧本也是把我的注意力从所做的事情上转移开的一种便捷方式。后来，我得了肺结核，不得不长时间躺在**，写剧本又成了一种愉快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很快，我接二连三地写了一系列剧本。第一本是写于1915年的《比我们高贵的人们》（Our Betters），最后一本是1927年的《坚贞的妻子》（The Constant Wife）。

这些剧本大部分都是喜剧。它们都是基于文艺复兴时期非常盛行，并由哥尔德斯密斯（Goldsmith）和谢里丹（Sheridan）继承发扬的传统而写成的，由于它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可能认为它确有特别吸引英国人的地方。不喜欢它的人把它描述为一种“人造”喜剧，并愚蠢地认为，用这个修饰语就是在斥责它。这是戏剧，它不是靠动作，而主要由对话组成。它以放纵的玩世不恭对待上流社会的幽默、愚蠢和罪恶。它温雅从容，有时又多愁善感，因为这是英国人的特点，有点儿不真实。它并不会说教。有时它提出一个道德问题，但只是耸耸肩，好像让你不要太过于强调它。当忙碌的伏尔泰先生（Monsieur de Voltaire）去见康格里夫（Congreve），与他讨论当前的戏剧时，康格里夫先生向他指出自己是个绅士而不是剧作家。拜访者回答说：“如果你只是一位绅士，我就不会费心地来拜访你了。”伏尔泰先生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睿智的人，但他在这方面却缺乏智慧。康格里夫先生的话哲理很深。这表明他很清楚，喜剧作家从戏剧角度需要考虑的第一个人就是作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