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个剧本上演档期很长，而《探险者》又反响平平。我并没有赚很多钱，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一部热门戏剧的收入比现在少得多，我的版税也少得可怜，但无论如何我都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况，我的未来似乎是确定无疑的。四部戏剧同时上演的事实让我“声名”远扬，伯纳德·帕特里奇（Bernard Partridge）还为《笨拙》（Punch）周刊画了一幅漫画，画中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在宣传我的戏剧的展板前咬着手指。我接受了很多拍照和采访。一些有名望的人开始与我攀谈结识。我的成功突如其来，让人出乎意料。与其说我感到兴奋，不如说我松了一口气。我想我缺少那种对世事感到吃惊意外的品质，就像在旅行中，对那些最奇异的景象和最新奇的环境，我都觉得平平常常，因此不得不强迫自己去注意它们的与众不同，所以，现在我把所有这些忙乱、赞誉看作自然而然的一件事。一天晚上，我独自在俱乐部里吃饭，一位与我素不相识的会员，正在我的邻桌招待一位客人，他们要去看我的一部戏，于是开始谈论我。那位会员提到我是俱乐部的一员，客人问道：
“你认识他吗？我想他大概是很膨胀、很傲慢的吧。”
“我当然认识他了，”那位会员说，“他脑袋膨胀得连帽子都戴不上啦。”
他这么说，真是冤枉了我。我认为这次成功是我应得的。我被自己的恶名逗乐了，但并没把它当回事。我能想起有关那个时期的唯一明确记忆，是我在潘顿街（Panton Street）散步的一个晚上。路过喜剧剧院（Comedy Theatre）时，我碰巧抬头一看，看到夕阳的余晖点亮了云霞。我停下来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心里想：感谢上帝，我现在可以看着日落，而不必去想该如何来描述它。我的意思是我再也不用写书了，而是把自己的余生都奉献给戏剧。
我的剧本不仅在英国和美国，乃至在整个欧洲大陆都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当然，批评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一方面，一些流行的报纸杂志赞扬我的剧本的机智、欢乐和舞台效果，同时也指责剧本的玩世不恭；另一方面，那些更严肃的批评家对剧本非常不满。他们认为这些剧本价低质劣，微不足道。他们说我为了金钱出卖了灵魂。我曾经是知识分子中一个虽不重要却也受人尊敬的一员，他们对我冷眼相待已经够糟糕的了，还像对待魔鬼路西法（Lucifer）一样，把我头朝下扔进了无底深渊。对此，我很吃惊，感觉有点恼怒，但我还是强忍着他们对我的羞辱，因为我知道事情不会就此结束。我曾渴望达到某种目的，并采取了我认为唯一可行的手段。如果有愚蠢到家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也只能耸耸肩膀了。如果我继续写一些像《正人君子》（A Man of Honour）那样尖刻，或《面包与鱼》（Loaves and Fishes）那样嘲讽的剧本，我就永远不会有机会创作一些即使是最严厉的人也不会拒绝赞扬的作品。批评家指责我的写作是为了迎合公众，我并没有这么做。那时我的情绪非常高涨，善于写一些有趣的对白，对滑稽场面有敏锐的观察力，而且总是乐呵呵的。我还有更多的特质，但我把它们暂时放在一边，只用那些对达成我目的有用的方面来写我的喜剧。这些方面都是为了取悦别人，并且也达到了其目的。
我无意以短暂的成功收场，于是我写了接下来的两个剧本来巩固我在公众中的影响力。这两个剧本写得有点大胆，虽然现在看起来温和质朴，但那时却因为不雅而受到保守古板人士的抨击。其中一个剧本——《佩内洛普》（Penelope）肯定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因为当它二十年后在柏林重新上演时，整个演出季，剧院都座无虚席。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掌握了我所能学到的所有戏剧技巧，所以我取得了一连串的成功，但《探险者》（The Explorer）是个例外，我十分清楚地明白，这个剧本由于某种原因没能很好地让观众满意。我想是时候试试更严肃的作品了。我想看看在更复杂的主题上我能写些什么，我想做一两个写作技巧上的小尝试，我认为这将会很有戏剧效果，我想看看我能在公众中走多远。我写了《第十个人》（The Tenth Man）和《乡绅》（Landed Gentry），《面包与鱼》（Loaves and Fishes）在我书桌里放置了十几年后终于上演了。它们既没有大获成功，也没有一败涂地。经理人既没赚到钱，也没有赔钱。《面包与鱼》上演的时间并不太长，因为那时候的公众看到一个牧师被取笑，会感到不舒服。这出戏写得有些夸张，所以与其说是喜剧倒不如说是一出滑稽戏，但里面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场景。其他的戏剧就有点两边都不讨好了。其中一出描绘了乡村绅士们狭隘而守旧的生活，另一出是关于政治和金融领域的。这两个圈子我都比较熟悉，我知道我必须抓住观众的兴趣点，让他们感动，使他们发笑，我也加强了有关上演剧目的推介。坦白地说，它们不真实，却也不夸张。我的优柔寡断是致命的。观众们觉得它们很讨厌，也不太真实。于是我休息了两年，在第二年年末写了《应许之地》（The Land of Promise）。在这部戏上演的几个月里，剧院里一直人满为患，直到大战爆发。我在七年内创作了十部戏剧。由于对我已经有了评价，虽然知识分子们对我不理不睬，但我还是稳稳地赢得了公众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