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年轻作家一样，我开始写剧本，因为我认为，把人们说的东西写在纸上比写故事要容易得多。约翰生博士（Dr.Johnson）很久以前就说过，设计对白与构思历险故事相比要容易得多。我翻遍了自己十八岁到二十岁的那些旧笔记本，上面记录了我脑海中构想的戏剧场景，我发现对白总体上来说比较容易，也更能实现。那些笑话尽管再也无法使我笑出来，但用的是当时人们使用的语言。我凭本能领会了其口语的特征。但是这种笑话很少，而且也有些粗俗。我的剧本主题都很阴郁。故事在忧郁、绝望和死亡中结束。在我第一次去佛罗伦萨的旅途中，随身带着《群鬼》（Ghosts），当时我在认真地学习但丁（Dante），为了掌握技巧，同时也作为消遣，我试着把它从德语翻译成英语。我记得，尽管我对易卜生（Ibsen）十分钦佩，但我还是觉得帕斯特·曼德斯（Pastor Manders）有点无聊。当时，《谭格瑞的续弦夫人》（The Second Mrs.Tanqueray）正在圣詹姆斯剧院（St.James’s Theatre）上演。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我完成了几部开幕戏，并把它们寄给了不同的经理人。有一两本再也没有退还给我，我没有底稿，所以这些剧本就遗失了。其他的几个剧本让我有些气馁，于是将它们束之高阁，有的还销毁了。在那时以及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一个不知名的剧作家来说，创作一部作品要比现在困难得多。由于花费低，剧本上演的周期长，由平内罗（Pinero）和亨利·阿瑟·琼斯（Henry Arthur Jones）领衔的一小群作家，可以在需要时为主要剧院写剧本。法国的舞台仍在蓬勃发展，对删减版的法语剧本进行改编也很受欢迎。从乔治·穆尔（George Moore）的《阿灵福德的罢工》（Strike at Arlingford）在独立剧院（Independent Theatre）上演这件事来看，我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我认为我的剧本唯一可能被出演的机会和方式，就是先为自己赢得小说家的名声。所以我把戏剧放在一边，全身心投入到写小说上。读者可能会认为，对于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这种有条不紊的工作方式是不适宜的。它所表明的是一种事实上的思想转变，而不是一种天赐的冲动，要以艺术作品丰富这个世界。当我出版了几本小说，还有一卷短篇小说集，准备把它们拿去付印时，我才坐下来写自己的第一部多幕剧剧本。这部戏叫《正人君子》（A Man of Honour）。我把它寄给了福布斯·罗伯森（Forbes Robertson），当时他是一位很受欢迎的演员，以其艺术品位而闻名。三四个月后，他把剧本退给我，我又寄给了查尔斯·弗罗曼（Charles Frohman），没想到他也把剧本退了回来。最后我把剧本重新写了一遍，而此时我又出版了两本小说，其中一本《克拉多克夫人》（Mrs. Craddock）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开始被视为一个严肃而有前途的小说家。因此，我决定把剧本寄给演剧社（Stage Society）。他们接受了它，委员会成员W. L. 考特尼（W. L. Courtney）非常喜欢它，并交由《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发表。此前他只出版过一个剧本，即克利福德男爵夫人（Mrs. Clifford）的《黑夜的肖像》（The Likeness of the Night），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由于演剧社是当时唯一的演出组织机构，它推出的作品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我的剧本受到评论家们的认真对待，就好像它已经在重要剧院上演多次一般。以克莱门特·斯科特（Clement Scottat）为首的那些老文人对这部戏大肆批判。《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的评论家说，这部剧没有表现出任何舞台天赋。至于是谁说的我忘记了，但是那些受易卜生（Ibsen）影响的批评家则认为这部作品值得考虑。对于负面评价他们表示同情，并给予我鼓励。

我想，我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从那时起，我以后的路就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除了学习了大量的剧本写作技巧，我一无所获。我的戏演了两场之后就再没戏了。对实验剧场感兴趣的一小群人都知道我的名字，如果我写了合适的剧本，我毫不怀疑演剧社会按时演出。在我为此感到满足时，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在排练期间，我接触了一些对演剧社感兴趣的人，特别是和格兰维尔·巴克（Granville Barker）探讨了一下，他在我的剧本中担任主角。我发现他们对我的态度很抵触。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自认为高人一等的狭隘。格兰维尔·巴克很年轻，我当时只有二十八岁，我猜他比我还小一岁。他魅力十足、快乐随性，身上带有一种轻佻的优雅。他满脑子都是别人的想法。但我在他身上察觉到他对生活的恐惧，而且他企图通过蔑视常人来掩饰这种恐惧。很难找到他不鄙视的东西。他缺乏精神活力。我认为艺术家需要更多的魄力、活力、率直和勇气，当然还要比旁人吃更多的牛肉。他写过一部戏，叫《安·利特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Ann Leete）。在我看来，这戏既乏味又做作。我喜欢生活，并且想要享受生活。我想尽我所能从中得到一切。我并不满足于一小群知识分子对我的欣赏。我对他们的素养表示怀疑，因为我曾去看过一场演剧社莫名其妙上演的一部愚蠢而又平庸的小闹剧，发现他们都笑得前仰后合。我一点儿也不确定，他们对高水平戏剧的关注是不是装模作样。我不想要这样的观众，我要的是广大的公众。而且我很穷，如果可以的话，我根本不想住在阁楼上靠面包皮度日。我发现钱就像第六感，没有第六感，你就无法充分利用其他五种感觉。

在排演《正人君子》（A Man of Honour）时，我发现第一幕中一些调情的戏谑场面很有趣，于是我决定写一部喜剧。我决定现在就写一部。我把它叫作《面包和鱼》（Loaves and Fishes）。主人公是一个世故而又雄心勃勃的牧师，故事讲述了他向一个富有的寡妇求婚，用阴谋得到主教的职位，最终他俘获了一个漂亮女继承人的芳心。没有一个经理人会考虑买下它。因为人们认为上演一出嘲笑牧师的戏是不可能受欢迎的。从中我得出结论，我最好的机会是为某位女演员写一部喜剧，如果她喜欢的话，她会说服一位经理人来试演这部戏。我问自己，什么样的角色会吸引女主角呢？很快我便打定主意，于是写出了《弗雷德里克夫人》（Lady Frederick）。但最有影响的一幕，也是后来让它如此成功的一幕，是女主角为了让一个年轻的情人醒悟，让他走进她的化妆室，看到她脸上没有化妆、头发蓬乱的那一幕。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化妆并不普遍，大多数女人都戴着假头发。但没有一个女演员会同意让观众看到她不施粉黛、披头散发的样子，因此每个看过剧本的经理人都拒绝了这部戏。于是我下定决心要设计一部没人会拒绝的戏剧。我写下了《多特夫人》（Mrs.Dot）。然而它的命运和其他剧本一样。经理人们认为这个剧本太没分量。他们抱怨说戏里没有足够的动作场面，当时很受欢迎的女演员玛丽·摩尔小姐（Miss Mary Moore）建议我插入一段入室行窃的戏码，让它更精彩。我开始想，我永远也写不出这样一篇让女主角喜欢到坚持让其上演的戏剧，所以我开始尝试去写关于男人的剧本。于是我写出了《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

我一直以为，我在演剧社取得的小小成功，会给经理人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令我难堪的是，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与演剧社那些人的联系，让他们对我产生一种偏见，他们以为我只能写些阴郁且无利可图的剧本。他们不能说我的喜剧是阴郁的，但他们隐约地感到戏剧中的不愉快，并深信这些剧本不会叫座盈利。我应该感到绝望，并且放弃让我的剧本上演的想法，手稿总是被拒使我感到气馁，但幸运的是，戈尔丁·布莱特（Golding Bright）认为我的剧本很有市场，并把我的手稿一一收下。他把它们交给一个又一个经理人，最后，在1907年，当我写完六部多幕剧作品时，经过十年的等待，《弗雷德里克夫人》（Lady Frederick）终于在宫廷剧院（Court Theatre）上演。三个月后，《多特夫人》（Mrs. Dot）在喜剧剧院（the Comedy）上演，《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在歌舞剧院（the Vaudeville）上演。6月，路易斯·沃勒（Lewis Waller）在抒情剧院（the Lyric）出演了《探险者》（the Explorer），这是我在写完《正人君子》（the Man of Honor）后紧接着创作的剧本。我终于得偿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