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有资格了。我已经出版了一本小说，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我想，自己的前途已定。于是为了成为作家，我放弃医学，去了西班牙。那时我二十三岁。在我看来，和如今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相比，我要无知得多。我在塞维利亚（Seville）定居下来。我留起了小胡子，抽着菲律宾雪茄，学会了吉他，我还买了一顶平顶宽边的帽子，戴着它昂首阔步地走在蛇街（Sierpes）上，我渴望买一件飘逸的披风，里面衬着红绿相间的天鹅绒。但由于价钱太贵，我没有买。我骑着一匹朋友借给我的马在乡间四处游**。生活太愉快了，以至于我不能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文学上。我的计划是在那待一年，直到我学会西班牙语。然后为了完善我对意大利的肤浅的知识，我决定去罗马，那个我只在旅行中了解过的城市；接着再去希腊，并通过学习当地的方言来了解古希腊；最后我打算去开罗学习阿拉伯语。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我现在很高兴我没有执行它。我按计划去了罗马（在那里完成了我的第一个剧本），但后来，我又回到了西班牙。因为发生了一件我没有预料到的事：我爱上了塞维利亚（Seville），也爱上了那里的生活。顺便说一句，我还爱上了那里的一个年轻人，其有着绿色的眼睛、怡人的微笑（但我还是克制了那份爱），我无法抗拒这个城市的**。我年复一年地回到那里，漫步在洁白、寂静的街道上，沿着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散步，在大教堂里闲逛。我去看斗牛，去和那些漂亮的小姑娘调情，她们对我的要求不会超过我那微薄财产所能满足的程度。在如花般的青春年华，生活在塞维利亚就像在天堂一样。我把自己的教育推迟到一个更合适的时间。结果是，除了英文版，我从来没有读过其他语言版本的《奥德赛》（Odyssey），我也没有实现我读阿拉伯语版本《一千零一夜》（A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ht）的雄心壮志。

当知识分子开始研究俄罗斯时，我想起加图（Cato）八十岁时才开始学希腊语，于是我开始学习俄语，但那时我已失去了年轻时的热情，我的俄语从没超过能读懂契诃夫（Chekov）戏剧的程度，我早就忘记了我所知道的那点东西。我现在觉得我的这些计划有点荒谬。语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意义，我懂六种语言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精神上的优势。我遇到过精通多种语言的人，并没有发现他们比其他人更聪明。如果你在一个国家旅行，同时对它的语言有足够的了解，那就很方便，因为你可以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和想吃的东西。此外，如果这个国家有大量文学作品，阅读也是一种乐事。但是这样的知识很容易获得。试图学习更多语言是徒劳的。除非你倾尽毕生精力，否则你永远无法完美地学会说另一个国家的语言，你永远无法完全了解那个国家的人民和文学。因为他们，以及他们表达自己的文学作品，不仅由他们的行为和语言锻造而成（这两者的学习并不太困难），更重要的是还有其祖先的智慧基因、与生俱来的微妙情感和内在态度，这些都是外国人永远也无法完全掌握的。对我们来说，了解自己的人民已经够困难的了。如果我们，特别是英国人，认为自己能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由于四面环海的岛屿将我们彼此分隔，作为纽带的共同信仰，曾经缓和了其岛国性质，但这种纽带又由于宗教改革突然中断。费尽心思去学习一种并不能深入了解的知识似乎没有半点价值。因此我那时认为，学习一门一知半解的外语不过是浪费时间。在我看来唯一的例外是法语。因为法语是知识分子的通用语言，所以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来应对可能会遇到的学科问题是非常方便的。不仅如此，法国还有很多文学巨作。除了英国外，其他国家尽管都有伟大的作家，却没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同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法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也相当深远。能像母语一样熟练地使用法语自然很好。然而，你能把法语说得好到什么程度是有限度的。在练习法语时，最好对一个能说一口流利法语的英国人保持警惕。因为他要么是外交部门的专使，要么就是一个偷牌嗜赌的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