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全然拥有知识分子的那份傲慢，假如像我希望的那样，我能抛下它，也并非由于我自身的德行或是智慧，只是因为我比其他大部分作家有更多的旅行机会。我很喜欢英国，但在那里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安适自在。面对英国人，我总是很害羞。对我来说，英国是一个我不想对其履行义务的国家，但同时又得对其负有责任，这使我感到烦恼。直到我和祖国之间至少隔了一道英吉利海峡后，我才完全地感到自在。有些幸运的人在自己的思想中找到了自由。与他们相比，我的精神力量相对较弱，但我却在旅行中找到了自由。当我还在海德堡（Heidelberg）的时候，我设法参观了德国的许多地方 [在慕尼黑，我看到易卜生（Ibsen）在马克西米利亚霍夫（Maximilianerhof）喝啤酒，脸上挂着不悦的表情看着报纸]。我还去过瑞士，但我第一次真正的旅行是去意大利，去那的主要原因是我读了很多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拉斯金（Ruskin）和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书。当时我有六个星期的复活节假期，口袋里还有二十英镑。我去了热那亚（Genoa）和比萨（Pisa），在那里我长途跋涉，只为了在雪莱（Shelley）曾读过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并写下关于吉他的诗句的那个松林里坐一会儿。之后我在佛罗伦萨（Florence）待了一个月，住在一位寡妇的家里。我和她的女儿读了《炼狱篇》（the Purgatorio），我们手里拿着拉斯金（Ruskin）的书，奔波数日，游览各处名胜。我欣赏拉斯金（Ruskin）让我欣赏的一切[甚至是乔托（Giotto）那座恐怖的钟塔]，厌恶地转身离开一切他所谴责的东西。他从未有过比我更热情的门徒。之后我去了威尼斯（Venice）、维罗纳（Verona）和米兰（Milan）。回到英国后，我对自己非常满意，对任何不同意我（和拉斯金）对波堤切利（Botticelli）和贝里尼（Bellini）的看法的人，我都非常鄙视。当时的我二十岁。

一年后，我又去了意大利，远至那不勒斯（Naples），发现了卡普里岛（Capri）。这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地方，第二年夏天我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假期。卡普里岛当时鲜为人知。从海滩到镇上还没有缆车。夏天去那里的人很少，你可以在那里吃住，那里提供酒水，住在卧室窗口可以看到维苏威火山（Vesuvius）的房间，一天只需要四个先令。当时那里有一位诗人、一位比利时作曲家、我海德堡的朋友布朗、几位画家、一位雕塑家（哈佛·托马斯）（Harvard Thomas）和一位曾在南北战争中为南方作战的美国上校。在上校位于阿纳卡普里（Anacapri）的家，又或者是广场旁边的莫尔加诺酒馆（Morgano’s），我难掩激动地听着他们谈论艺术和美，文学和罗马史。我看到两个男人在互相进行言语攻击，因为他们对埃雷迪亚（Heredia）十四行诗的诗性价值产生了分歧。我觉得这种感觉很棒。艺术，为了艺术而艺术，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东西。只有艺术家才能给这个荒谬的世界赋予意义。政治、商业、学识渊博的职业——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它们算得了什么？我的这些朋友（绝对，绝对是每一个朋友）或许会对一首十四行诗的价值，或者是一块希腊浅浮雕的精美（希腊，我的眼睛！我告诉你这是罗马的复制品，如果我要告诉你点什么，那这就是事实）意见相左，但是他们都同意一点，这些艺术作品都燃烧着像宝石一样耀眼的火焰。我太过于害羞，不敢告诉他们我已经完成了一本小说，另一本小说也已经完成了一半。我也同样燃烧着像宝石一样耀眼的火焰，但是他们会把我当作一个只关心解剖尸体、一个会趁他人毫无防备时塞给他最好的朋友一剂灌肠药的庸人市侩，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