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轻的时候，如果我对一本书的直觉与权威评论家的想法不同，我会毫不犹豫地断定是我错了。我不知道批评家们接受传统观点的概率有多大，我也从来没有想到他们能自信地谈论他们根本不太了解的东西。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在艺术作品上，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我对这部作品的看法。我现在对自己的判断有了一定的信心，因为我发现，四十年前我对所读过的那些作家的一些本能的体会，以及由于和当时的主流意见不一致，我不愿去理会的一些看法，现在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尽管如此，我仍然阅读大量的批评文字，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愉快的文学创作形式。人并不总是为了自己的灵魂而读书，没有比读大量的批评文字更能打发时间的了。意见相同或相左都是一件趣事；了解一个聪明人对某些作家的评论总是很有趣的，比如亨利·莫尔（Henry More）或是理查逊（Richardson），这些作家你可能从来没有机会读到他们的作品。

但一本书中唯一重要的是它对你的意义。对于批评家来说，它可能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含义，但这种二手的意义，对你的帮助就很小了。我读书不是为了书，而是为了我自己。评判书的好坏不是我的事，我要做的是尽可能地从中汲取我所需的知识，就像变形虫吸收外来物的微粒一样，那些我无法汲取的东西与我无关。我不是学者、学生或评论家。我是一个职业作家，现在我只读对我的职业有用的东西。任谁都可以写一本书来推翻几个世纪前托勒玫（Ptolemys）建立起的学说观点，而我却能心安理得地不予理会。他还可以描述在巴塔哥尼亚（Patagonia）腹地的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之旅，而我依旧不会理睬。小说家除了自己的创作主题，没有必要成为任何主题的专家。相反，这对他是有害的，因为人性是软弱的，他难以去抵制那些不恰当地使用自己特有知识的**。如果一个小说家太过技术化，可以说是非常不明智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使用大量行话，这种做法令人厌烦。没有这些行话，文章才可能有逼真的效果，而气氛的烘托是以乏味为其昂贵代价的。人是小说家的主题，小说家应该对与人有关的重大事件有所了解，但一般来说，他懂一点就足够了。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卖弄学问。但即便如此，写作这个领域仍然是广阔的，我一直试图把自己限制在对我的目标有重要意义的作品上。你对你笔下的人物永远不可能有充分的了解。传记、回忆录和技术性的作品，往往会给你私密的细节、深刻的触动，以及启迪性的暗示，这些你可能从来都没有从一个活生生的生活原型中获得过。人是难以了解的。因此说服他们把关于自己的、对你有用的特别之事讲给你听，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样做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不能像看一本书那样，看完一部分，可以暂时把它放在一边，相反，你必须得读完整卷书，然后才知道：它其实并没有多少可以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