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提出的现实文化背景是改革开放了30年的中国。我们已经在第二章作了详细的阐述。这里想特别说明一点的是:我们所面临的事业不但是神圣的,也是悲壮的。我们仍然要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更好地解决人民的吃喝住穿的问题,更快地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向着更文明更先进的方向发展,实现几代人梦想的四个现代化。简言之,这就是启蒙现代性所要开的花,所要结的果,是历史理性的核心价值。但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追求更文明更先进的路途又是艰险的,我们已经为它付出了贫富悬殊、环境污染、道义滑坡、贪腐难治等严重的代价。因此,又要以人为本,以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全面发展为本,全面提高人的文化素养,建设一个最适合人生活的环境,保护大自然,让大自然与人和谐相处;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正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实现人性的复归,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简言之,这就是中国条件下审美现代性或文化现代性的基本要求,人文关怀就不能不是核心价值。这两种现代性、两种要求、两种价值,犹如鱼与熊掌,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要“兼得”。

一、文学的价值理想:历史与人文的张力

然而现实的状况却是上述两种价值的悖立。例如,经济发展了,可环境污染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但贫富悬殊出现了;科学技术提高了,可道德水准下降了;国家实力增强了,可贪污腐败也严重了……那么面对这种价值悖立的现实,文学家应该怎么办呢?

也许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恩格斯的如下分析:

在研究善恶对立的地方,费尔巴哈同黑格尔比较是很肤浅的。黑格尔指出:“有些人以为他们说人性是善的这句话时,就算是自己说出了非常深刻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人性是恶这句话,意思要更深刻得多。”黑格尔所说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个新的进步都必然是对于某一种神圣事物的凌辱,是对于一种陈旧、衰亡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乱。另一方面,自从各种社会阶级的对立发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源源不绝的证据。[14]

在我们这里是以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社会实现转型,但恩格斯所说的“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的严酷现实还是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面对此种现实,文学家怎么办?文学家不是厂长,不是企业家,不是产品推销商,他们不能只顾经济学定义的“历史发展”(实际上是物质主义、科学主义、技术全能主义、唯生产力主义),而不管什么“情欲”“贪欲”和“权势欲”的危害。作家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既要顺应历史潮流,促进历史进步,同时他们又是一个特别关注人的情感状态的群体,他们更重视人的良知、道德和尊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艺术地体现出来。如果说历史理性是“熊掌”,人文关怀是“鱼”的话,那么在作家这里这两者都要。作家看世界有自己的独特角度。在政治官员、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看来,为了历史的进步,不能不付出一些代价,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但在作家看来,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人的生存高于一切,自然是最宝贵的,环境的纯净是人生活所必需的,为了历史的进步付出沉重的代价也是令人万分感伤和悲哀的。在某些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看来,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要弃旧图新,就要“交学费”,种种社会负面现象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作家看来,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切负面现象都是丑恶的,都在揭露批判之列。“熊掌”,要!“鱼”,也要!二者应“兼得”。这就是真正作家面对现实的独特视角。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为了历史进步的社会改革都必须以人的良知、道义为基础,同时又认为任何人的良知、道义也要符合历史潮流的运动。

因此,真正的作家总是面临一个“困境”: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背反。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而应是亦此亦彼。他坚持历史进步的价值理想,他又守望着人文关怀这母亲般的绿洲。新的不一定都好,旧的不一定都不好。他的“困境”是无法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进行选择的,而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徘徊。而且这种“困境”是他所情愿的,是作家的一种特性。于是他对一切非历史和非人文的东西都要批判,于是他悲天悯人,于是他愤怒喊叫,于是他孤独感伤……可惜的是中国当代正面反映改革现实的三种范式,要么缺失人文关怀(第一种),要么缺失历史理性(第二种),要么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双缺失(第三种),这不能不引起作家们的深思。这样,我认为呼唤第四种艺术范式,提出“历史—人文”辩证矛盾的精神价值取向,就变得十分必要了。我们提出的这一范式的特点在于困境的“还原”,既不放弃历史理性,又呼唤人文精神,以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双重光束烛照现实,批判现实,使现实在这双重光束中还原为本真的状态。在价值取向上则是历史理性中要有人文精神的维度,人文精神中则要有历史理性的维度。

这第四种范式并非凭空提出来的。我们觉得苏联时期一些优秀作家的创作实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人与自然的斗争,是历史与人文展开的重要方面。人当然不能屈服于自然,改造自然是改善人的生存状况所必需的,属于历史理性的必然选择。作家不应站在这一历史维度之外,单纯地指斥人们征服自然给人类带来的坏处,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是作家又必然要关注改造自然中是不是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不是伤害了人的感情和生存方式。两个方面处于辩证矛盾中。苏联著名作家拉斯普京发表过一部题为《告别马焦拉》的小说。马焦拉是安加拉河上的一个小岛。春天来了,马焦拉岛上的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等待一件事情的发生:这里要修建水电站,水位要提高几十米,全岛都将被淹没。年轻人站在历史理性一边,他们渴望现代化的新生活,离开这个小岛出去见世面,去过更富有的日子,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作家肯定了他们弃旧迎新的生活态度。但是老年人却差不多都站在“人文关怀”这一边,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岛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亲切的、温暖的,不可或缺的;这里有他们绿色的森林,有他们宁静的家园,有祖宗的陵园,有他们的初恋之地,有他们所习惯的一切。达丽亚大婶对她的孙子安德烈说:你们的工业文明不如旧生活安定,机器不是为你们劳动,而是你们为机器劳动,你们跟在机器后面奔跑,你们图什么呢?作者同情、理解他们,认为他们的怀旧情绪是美好的,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作者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中徘徊,在“新”与“旧”中徘徊。新生活必然要取代旧生活,然而旧生活就没有价值吗?现代工业文明会使人变成机器,而素朴的母亲般的田园和传统的良知、道义的绿洲则会使物变成人。这种范式是在乔光朴与黄志亮之间保持张力,在“葡萄园”与现代工业之间保持张力。

在人与战争的关系中,是历史与人文展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战争当然有历史的维度,这就是战争的正义性问题。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人人都要有敢于牺牲的精神,要有坚强不屈的精神,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作家又不能不体察到,不论是什么战争,都是要死人的,都是要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创伤是难以磨灭的。这里还是来看一看写了《告别马焦拉》的拉斯普京如何运用同样的范式来写战争。小说《活着,可要记住》是他的又一成功之作。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却别开生面。故事发生在苏联的卫国战争接近胜利的最后几个月。安加拉河旁的一个村子,集体农庄庄员老古斯科夫家突然丢失了一把老式斧子,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却引起了他们一家人的注意和不祥的预兆。果然是老古斯科夫的儿子古塔科夫·安德烈在前线受伤,他在一个医院治愈了他的伤后,本应重返前线效力,但他却潜回故乡,当了可耻的逃兵。斧子就是他拿走的。安德烈深知逃兵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不敢公开露面,而是躲到安加拉河对岸暂时无人住的过冬的房子里。他的妻子纳斯焦娜猜到是她丈夫回来了,但她没有想到是如此回来的。可她还是与她的丈夫偷偷幽会,过着苟且偷生的日子。安德烈不许她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父母。小说的主要人物是纳斯焦娜。作家展开了对这位心地善良、感情丰富的妇女的内心斗争的细致描写。自丈夫逃回来之后,她的生活乱了。她希望她丈夫能活着回来,但她所期待的见面不是这样胆战心惊的幽会。她感到不安、羞愧、有罪,但她没有想揭发她的丈夫,她甚至可怜他。尤其在她多年不育现在却怀孕之后,她更愧对那些丈夫已经在前线牺牲或仍然没有回来的同村的姐妹。她开始疏远大家,处处怀疑人们知道她的秘密。她的内心的斗争更激烈。

喏,纳斯焦娜,拿去吧,别给任何人看见。在人们之间,你只能保持孤独,完全保持孤独,不能跟任何人说话,不能哭泣,凡事都只能藏在心里。往后,那往后怎么办呢?

她点头责备自己:瞧,你到了什么地步啦,以前要心里痛快,就到人群里去;如今,正相反,却逃出人群。她心头的痛感已感到麻木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她的呼吸中夹杂了哀怨而痛苦的呻吟。

在战争结束那天,村里开会庆祝胜利,她的感情更复杂,她为反法西斯的胜利而高兴,但同时她更感到无地自容。

纳斯焦娜走进她住的边屋,换了衣服。她的心早在田间就飞腾狂欢起来了,此刻仍在激动不已,渴望着到大庭广众中间去。但是有个声音喊她别去,一口咬定这并非她的节日,并非她的胜利,她跟胜利毫无关系,最下贱的人都有份,就是她没有。

她听到了歌唱胜利的歌声,她更为激动,内心的矛盾也更加激烈。

纳斯焦娜愈加心如刀割,心弦欲断。但她虽则痛苦不堪,却又一阵阵欲有所为,有所向往,有所追求。她从屋里走到院中,朝板墙外一探身,发现了村街尽头的游行人群。但为了避免看清楚里面都有谁,她没有去细看,就转身回屋了。她转念间想起了安德烈,不过这想念伴随着一股意外的怨气:是安德烈,是安德烈连累了她,使她无权跟大伙一样欢庆胜利。继而她又想,等安德烈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时,一定会更加难受、自怜自悯的。想到这里,她立刻冷静下来,心软起来,可怜起安德烈来,尽管依然夹带着一些恼恨情绪。她突然想去找他,跟他待在一起。人们在普天同庆,唯有他们俩该靠边站。

“一点也不该靠边站。”她委屈地抗议道,为自己辩护着,要争取重返人间。“怎么,战争期间我没有干事,没卖力气?为换来这一天出力比别人少吗?不,现在就出去,现在就出去。”纳斯焦娜一个劲地催促自己,可又原地不动……

纳斯焦娜就在这种内心的极度矛盾中得不到解脱,终于在绝望中投河自杀,安德烈则闻讯后逃往深山。村子里的人在埋葬了纳斯焦娜后,开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妇女们哭了几声,觉得纳斯焦娜怪可怜。不难看出,小说向历史和人文两个维度展开艺术的思考。卫国战争是保家卫国的战争,是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任何人对祖国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神圣的历史责任,临阵脱逃就是背叛,就沦为历史的罪人,最终都会受到谴责和惩罚的。逃兵安德烈最后逃往深山,与野兽同群,不能见人,就是应得的“惩罚”。纳斯焦娜感到自己欺骗大家,感到压力,感到羞愧,最终感到绝望,感到生活不下去,也是历史的铁一般的原则给予教训的结果。但是,很明显,作品在充分展开这个原则的同时,另一个原则,即人文的原则也在作品的人物身上展开。特别是在纳斯焦娜的身上,展开了“历史原则”与“人文原则”的激烈冲突。作家并没有把纳斯焦娜当作“反面人物”来写。作家以他的生花妙笔细致地揭示了她的内心矛盾,她的善良,她的勤劳,她的富于人性和牺牲自己的品质等,并都给予了充分的抒情性的笔墨,并不是一味谴责她。作者拉斯普京说:

我不完全同意批评家认为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的主要人物是个逃兵的看法。小说的主要人物是纳斯焦娜。我一动笔就一心要表现这样一个妇女,她富有忘我的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心地善良……为了更充分地表现她的性格,必须把这个妇女置于一种特殊的环境,让她内心的一切显示出来。我决定最好是把她置于战争的环境,就像小说所发生的情况那样。[15]

的确,作家是把纳斯焦娜作为主要的人物来写,而且不仅如此,还把她作为一个富有人性和人性光彩的人物来写,把她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来写。作家自觉不自觉地通过纳斯焦娜的内心冲突,展示历史责任的呼声与人文关怀理想的对立和斗争。纳斯焦娜在安德烈作为逃兵出现后,始终面临“困境”:一方面,她作为一个公民,祖国的责任始终在她心中跃动,使她不安,使她羞愧,使她感到自己自外于人民,这是历史的呼声一再在她心中像号角般响起;可另一方面,她作为一个妻子,对安德烈的爱情以及怜悯之情,她无法割断与丈夫的联系,特别是丈夫处在“困难”中,需要她的帮助,她不能不理睬,不能不对他倾注情感,她善良的心不能不这样做,这是人文的力量促使她如此去行动。这样,历史的向度和人文的向度在她内心分裂为两种不同的力量,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或许有人认为纳斯焦娜还有别的选择,为什么非把自己置身于这种困境中?让我们听听作者自己的解释。

现在谈谈纳斯焦娜。读者准备好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她本人告发自己的丈夫,或者她迫使他出面认罪。可是纳斯焦娜既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那样做。而我应当加以证明,通过证明,让读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的行为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如果她照另一种方式行事,这已经是另一篇中篇小说了,小说也应当由另外的作者来写。我觉得,我能够证明纳斯焦娜行为的必然性。[16]

事实上,作家已证明了纳斯焦娜的行为的必然性。作家通过纳斯焦娜内心活动的真实描写,特别是她的为人处世的真实描写,证明了纳斯焦娜只能有这样一种选择,而没有其他的选择。这里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作者说,如果小说照她的另一种方式行事,那么“应当由另外的作者来写”,这就清楚地说明纳斯焦娜的内心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社会人格结构中历史力量与人文关怀这两个维度的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纳斯焦娜”不过是作家的另外一个“自我”。作者不能不选择这种“困境”范式。

如果说,上面我所分析的这部作品,作家有很强的自觉性,作家是“自觉地”进入这种“战争/人”的“困境”范式的,或者说“困境”范式是他们的审美意识的自觉的追求。但有的作家也可能在不自觉地“陷入”这种“困境”的范式,这样作品的“困境”范式就是一种不自觉的甚至是无意识的选择。这类作品范式重要的是要有“真实性”的品格,只要真实,那么即使是“不自觉”,也能达到同样的艺术效果。

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美国作家米切尔的著名小说《飘》。玛格丽特·米切尔(1900—1949年)的小说《飘》取材于美国著名的南北战争。发生于1861—1865年的那场战争,实际上是北方的“自由劳动制度”与南方的“奴隶制度”之间的两种制度的斗争。农奴制度是美国南部农业社会的基础,妨碍了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南北之战对南方联军来说,是阻碍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这在历史上已是确定不移的。《飘》的作者本意是站在南方农奴主的立场,反映那场战争和战后南方重建的现实。这样作品的历史观就成为问题,甚至可以说,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样一部鼓吹历史倒退的作品,在1936年问世后竟立即风靡全国,这看起来不是有点奇怪吗?当然这与后来小说被成功地改编为电影并获奥斯卡奖有一定关系,与小说的言情性质有一定关系,但我认为这些都还不足以使小说如此被大家所欣赏。根据我的考察,我认为小说的成功还是与它的历史维度和人文维度的悖论所形成的艺术张力有关。作者从主观上虽然是站在南方农奴主的立场美化南方庄园的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但作品实际表现出来的比这要复杂和丰富得多。作品实际上是不自觉地但却真实地表现了“多重”的“历史呼声”与“人文关怀”的冲突,从而使小说获得了丰厚的思想和艺术内涵。作品通过塑造一系列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斯佳丽和瑞德·巴特勒这两个复杂的人物形象,起码展现出三重的“历史”与“人文”的悖论。

其一,在南北战争中,北方虽然站在“历史进步”这一面,解放农奴的确是发展解放生产力的进步之举,但北方人战争中对南方人极为残酷的屠杀和战后的血腥统治,是“非人文”的;反过来,南方人虽然想坚持农奴制,但倒很有人情味。作品充分展现南方的黑奴与主人之间的和谐、互助关系,这只需看看作者对斯佳丽的庄园内部的那些黑奴如何与主人“共命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了。这样“历史进步”却非“人文”,而“人文关怀”却非“历史”,这个悖论给人以深刻的反思。因为,自小说发表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人们就生活在这样荒谬的充满悖论的世界里,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共鸣。

其二,作品在客观上又反映出“历史进步”的必然,但这“历史进步”必然又不能不伴随“占有”“掠夺”“罪恶”等,即反“人文”的东西。作者着力刻画的斯佳丽和瑞德这两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的复杂性,就充分地揭示了这一点。这两个人物身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与作为没落的农奴主的艾希礼不同,他们是南方社会中最具有历史感的人物,他们看到北方的胜利、南方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北方有着先进的生产力。在威尔克斯庄园的野餐会上,男人们争论着战争,大家都觉得南方必胜,唯有到过北方的瑞德不这样看:

先生们,你们有没有人想过,在梅森—狄克森线以南,没有一家大炮工厂?有没有想过,在南方,铸铁场那么少?或者木材场、棉纺厂和制革厂那么少?你们是否想过,我们连一艘战舰也没有,而北方佬能够在一星期之内把我们的港口封锁起来,使我们无法把棉花运销到国外去。……我们有的只是棉花、奴隶和傲慢。他们会在一个月内把我们干掉。

而在那么多人反对瑞德的论调的时候,只有在一旁偷听的斯佳丽“却有某种无名的意识引起她思索,她觉得这个人所说的话毕竟是对的,听起来就像常识那样”。唯有一个女性认真思索并同意瑞德的看法。他们是南方具有“资本主义进步”意识的“精英”。这还表现在战后重建经济的活动中,他们都是最会运用资本主义的机制,以最艰苦的精神最快富裕起来的人。但这样的一对虽然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家庭,却享受不到幸福。其原因就是他们身上的“人文”太少。以斯佳丽来说,她一生的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支持她精神的是三样东西:爱情、土地和金钱。然而她对这三种东西的态度,并不是“生存式”的需要,而是“占有式”的“掠夺”。她对艾希礼的爱情始终是一种盲目的“占有”的欲望,就是想尽一切手段(甚至可耻的手段)把他弄到手,越是难于实现,就越要实现,但艾希礼是不是真爱她,或者艾希礼真的爱她了,又会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则并非她所关心的事情。对土地和金钱的态度也是如此。她完全被自己的欲望所“异化”,成为欲望的机器。这样,在必要的时候,她甚至可以像出卖“物品”一样地出卖自己。如为了弄到庄园所必须交的税款,她竟在一夜之间,不同任何人商量,不惜损害自己的妹妹,就同其妹妹的未婚夫、自己所不爱的人弗兰克结婚,连一点人性也没有。瑞德的具体情况与斯佳丽有所不同。但投机取巧,诡诈狡猾,损人利己,乘人之危等,与斯佳丽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历史感超过了书中所有的人物,可他们对“人文品格”的丧失也超过了书中所有的人。这样,他们性格的多重性就表露无遗。通过他们性格的多重性所反映的现实就获得了真实而丰厚的内涵,艺术的创造性也就隐含其中。

其三,“历史”与“人文”的悖立还反映在斯佳丽、瑞德这两个人物与梅勒妮等人物的对比上面。作为缺乏历史感的艾希礼的妻子在作者的笔下是“仁慈”的化身。她心胸的博大,性格的善良,感情的纯洁,待人的宽容,处事的诚挚,爱情的忠贞等,无处不显示出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她的“人文品格”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历史变动时期,在遇到困难或机会的时候,她彷徨等待、无所作为、没有活力、没有力量,又是一位最软弱、苍白的人物。作者情不自禁地赞扬她的美德,她简直是斯佳丽和瑞德的一面镜子,让斯佳丽和瑞德在这面镜子面前,感到羞愧。但在他们的“历史”(生活)的重要关头,作者却又把赞美之词给予斯佳丽和瑞德,他们虽然“不道德”,甚至投机取巧,不择手段,但他们无论在如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有豁得出去的冒险和牺牲精神,有那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心和能力。例如,在北军占领了亚特兰大之后,他们偷来了马车,在战火纷飞中,在尸横遍野中,冒着重重的危险,拉着在马车中呻吟的梅勒妮和她刚出生的孩子,返回庄园。回到庄园后,面对被战争摧残得面目全非的家境,斯佳丽又以极大的魄力和不怕吃苦以及战胜困难的精神,在绝境中重整家业,并适应资本主义在南部发展的机遇,独立地创出了一个天下。在这点上,他们更像一个新时代的“新人”。因此,反过来,斯佳丽和瑞德简直又是梅勒妮和艾希礼的一面镜子,让梅勒妮和艾希礼在这面镜子面前自叹无能,并映照出他们作为农奴主代表的不可逆转地没落的必然性。作品客观上通过人物性格的对比,艺术地写出了“历史精神”与“人文关怀”这两者的悖立,这就使作品既非对历史进步的简单歌颂,又非对人文精神的一味赞美。

在有了上面这几点分析之后,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断定作者米切尔只是站在南方农奴主的立场来理解和描绘南北战争和南方战后重建的情况。实际上米切尔的艺术视野和价值取向是双重的。她对北方资本主义向南方推进的历史,特别是对推进中的屠杀、破坏,确有严厉的批判,对南方庄园生活的美化和怀念,对梅勒妮的“仁慈”的赞美,在显示了她的历史观落后的同时,又表现了她对人文精神的神往。但客观上她又通过对斯佳丽、瑞德这两个具有资本主义智慧人物的描写以及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所投入的**,对南方贵族无可挽回的败落的预示,显示出作者的人文精神已获得了某种历史的维度。正是她的“历史—人文”双重精神价值的取向暗中在起作用,使她的作品不自觉地“陷入”了“困境”范式:历史进步的背后是人文精神的泯灭,可人文理想光环的闪烁中又拒斥历史的进步。

“历史—人文”双重精神价值取向的本质是,它既要历史的深度,肯定历史发展(包括科技进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对人类的生存是有益的,物质的发展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发扬人文精神的基础与依托;它同时又要人文深度,肯定人性、人情和人道以及人的感性、灵性、诗性对人的生存的极端重要性,不是在这“两个深度”中进行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选择。它假设“历史”与“人文”为对立的两极,并充分肯定这两极的紧张关系对文学的诗意表达的重要性和精神价值追求的重要性。

二、历史——人文张力关系的美学化

文学作品历史——人文关系的张力,必须美学化。如果不经过美学化,只是作品的一些思想价值生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甚至以理论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那不是审美的文学,也决不能从感情上攫取人心。

恩格斯说:“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17]恩格斯这句话,不仅仅是在一般的劳动中“人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马克思语)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在专门就文学创作来说的。就是说,文学首先必须是文学,必须具有审美的特征。因此“历史——人文”张力作为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必须溶解于审美的情感与形象中,文学的思想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它只有借助于作品中的情感和形象才能存在。离开审美的情感和形象来宣讲主题与思想,这与文学无关。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无疑地,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精神和倾向的表现。不管一首诗充满着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它是多么强烈地反映着当代问题,可是如果里面没有诗,那么,它也就不能表现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体现得很坏的美好的企图而已。”[18]别林斯基说得很好。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思想变成诗性的呢?

首先,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情致”或“热情”,不能理解为论文中的观点或日常生活中的议论。黑格尔把作品中的思想理解为“情致”。他的“情致”就是指渗透了人的全部心情的理性的内容。它带有理性的品格,但这一切都与情感粘连在一切。后来别林斯基发展了黑格尔的“情致”说,他说:每篇作品都应该是热情的果实。他认为我们平时说的“这篇作品有思想”“那篇作品没有思想”是不十分准确的。我们应该说,“这篇作品有热情”“这篇作品的热情是什么”“作品的思想就是热情。”[19]别林斯基所说的“热情”,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情致”(朱光潜翻译用词)。这样来理解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是正确的。记得歌德说过,谁要是要求我把《浮士德》主题思想说出来,那就等于要求我把我的作品重新写一遍。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过相似的话。他们的意思是,文学作品的思想往往是不可意释的。例如,一部《红楼梦》的见解和倾向,不是一篇或几篇论文、一部或几部书就能把它说得尽的,《红楼梦》的主旨是什么,作者所表达的见解是什么,它的思想倾向如何,人们已经发表了很多意见,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为什么?因为《红楼梦》的情致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就是极为简短的作品。例如,李白的《静夜思》,不过20个字,用“月夜思乡”这样的话来概括,不能说不正确,但也无法把作品的那种思想情感完全说出来。

其次,历史——人文的张力作为文学的价值取向,是不能喊出来,不能直白地说出来的,是要通过情节、情景的描写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诚如恩格斯所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20]所谓作品的见解愈隐蔽就愈好,就是说要通过场面和情节的描写自然地流露出来。那么怎样才能通过情节和场面的描写自然地流露出来呢?关键之点在哪里呢?关键之点就是要依靠审美性的艺术描写,作品的思想与倾向融化在艺术描写中,这种艺术描写必然渗透了作家的情感评价,所以历史——人文的价值意义,不是在艺术描写之外,只能在艺术描写之内,读者只要读了那艺术描写,就自然会慢慢地悟到作家所力图表现的历史——人文的价值的张力。

这里我们先举范仲淹的一首词为例。范仲淹(989—1052年),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贫苦出身,两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穷困苦学,经过不懈奋斗考中进士。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他在陕西带兵守卫边塞多年,英勇无畏,使西边的强敌西夏不敢来进犯。他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且亲自实践,关心国家大事,“每感论天下事,时至泣下”。他的人格为一代人所敬仰。他的词作现存五首。在《渔家傲》这首词中,写了守边将士的家国情怀,表现了他的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浓郁的思乡之情。《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全文如下: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的大概意思是:秋天来到的时候,边塞的风景格外凄异。连南飞湖南衡阳的雁也没有丝毫留恋的意思。军营的号角响起来了,连同四周的风声、马嘶声,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气氛。在高山屏障的怀抱中,在一抹云烟的笼罩中,夕阳西下,孤独的城楼也紧紧地关闭了。那么,将士们在这孤城中又如何来度过这漫长的夜呢?喝一杯边塞的浊酒,思念起在万里之外的故乡。思念故乡为什么不回去呢?原来还没有把西夏敌人制服,国家的安危还没有保证,还没有为国建立战功,如何能像逃兵那样回去呢?呵,当地的羌人又吹响了他们的羌笛,声音哀怨悠长,此时已是白霜满地了。大家都睡不着,将军的头发白了,战士的泪水又流下来了。

宋仁宗康定、庆历年间,范仲淹节镇西北,在今天的甘肃写下了这首词。1038年李元昊称帝,正式建立政权“夏”,史称“西夏”,在西北边境上,与北宋展开争夺战,给宋朝以严重威胁。康定元年(1040年)李元昊攻占延州,宋兵败。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被韩琦保荐为龙图阁大学士、陕西经略安抚使,担任延州知州。从此,范仲淹用了三年时间在甘肃庆阳开始了他抵御西夏入侵的保卫战。他到庆州后,犒赏诸羌,和解各民族之间的仇杀。例如,曾经暗中勾结李元昊的酋长600余人,受范仲淹感召,归顺宋朝。他还在通往西夏的要塞大量修建城堡,建立起立体的防御体系。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到大顺城视察,觉得经过艰苦的备战,抵御西夏的要塞已很坚固,于是吟道:“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第二年,范仲淹再次到边塞要冲大顺城,写下了《渔家傲》这首词。

范仲淹这首以描写边塞萧条的秋景做衬托,以抒发守边将士爱国和思乡为宗旨的词,正是开了以词抒写比较阔大的情感的先河。后来,苏轼和辛弃疾的豪放派,把范仲淹的这一尝试扩大为词的一大流派。范仲淹这种在艺术创造上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从思想价值上说,范仲淹这首词最大的特点是表现了历史与人文的张力。将士守卫边疆,坚守“孤城”,深知“燕然未勒归无计”,是不能离开阵地的,即使再思乡,再苦闷,再艰难,也要为保卫国家坚守到底。这样,词就肯定了一种“历史”的要求。联系上述宋朝当时西北部的西夏外患,那么这种历史精神、爱国精神就更在这首词中凸显出来。但是肯定了历史精神之后,还要不要一种人文关怀呢?当然要,这样,词中又充分地表现将士们思乡思念亲人的合理性。“浊酒一杯家万里”,家、亲人在千里万里之外,一杯浊酒怎能消解思乡思亲的苦恼呢?“一杯”与“万里”相对照。另外,词中以环境描写衬托感情。上片写环境,由一个“异”字引起,说明边塞秋天风光的独特性,然后用雁的形象来衬托人的心理。雁要南飞,不留恋这荒凉之地,那么人怎能耐得住这种凄凉呢?可是为了国家,守卫疆土,还是要忍受这大雁都无法忍受的地方啊!这样词人在肯定了守边的历史精神的同时,又肯定了思乡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燕然未勒”与“家万里”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不是要这个,就不要那个,是两个都要。“熊掌”要,“鱼”也要。在这种两者都不能放弃的矛盾中,作者把将士们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秋景与人物以及周边氛围的生动描写展现得很有诗意。“历史——人文”张力的价值经过具有诗意的艺术描写而完全美学化了,这是这首词的成功之处。

我一直认为文学的思想价值,是不能直接呈现出来的。它必须而且也可能“隐藏”在审美的艺术描写中,表面看是情节,是情景,是场面,是人物形象,是具体的细节等,但历史的、人文的深厚的思想就隐含在这描写里面。列夫·托尔斯泰对青年作家说:在作品中不要“大谈学问”“不要训诫”“不要按照自己的意志随便打断和歪曲小说的情节,自己反要跟在它后头,不管它把您引向何方。”[21] 也许托尔斯泰说的话有点片面,但他的意思是,作品的思想价值应该隐含在作为艺术描写的情节中,让情节自然流露出来。这是经验之谈。我们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所谓艺术描写,如情节描写,情景描写,都不是枯燥的叙述,而是充满情感评价的描绘,它的具体性和诗性完全融合在一起,这就形成了艺术中的审美。情节和情景如果枯燥地叙述,那么艺术就还是灰色的,只有艺术中的审美形态完成了,那么就像灿烂的阳光照临艺术的大地,作品中的情节和情景都沐浴在辉光中,它鲜蹦活跳,它晶莹剔透,它耀人眼目,它温暖人心,由不得你不感动、不欣喜、不神往。

我以前讲过“审美溶化”论,人为在艺术的审美中,社会、道德、伦理、历史、人文等因素都“溶化”于审美中,如盐溶解于水,“体匿性存,无痕有味”。有人质疑我的说法,说我这是什么不顾作品内容的“审美主义”。我的说法怎么是“审美主义”呢?我强调的是,在艺术作品中,社会的、道德的、伦理的、历史的、人文的价值思想,都有它们的重要地位,只是这些价值思想不是直接呈现于作品的外表,而是溶化与审美形态中,溶化在作品的诗情画意与作品的语言、情感和形象中。尽管“溶化”了,盐之“体”似乎藏匿起来了,但盐之“性”仍然存在,即社会的、道德的、伦理的、历史的、人文的价值思想在美学化后仍然存在。所以我至今不后悔我的这个比喻。

小结:在当前历史理性获得某种进步而人文关怀严重失落的背反语境中,文化诗学的精神旨趣就在于重塑这种“历史——人文”的双重价值。在物质得到极大提高与满足的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我们需要发扬人文精神的基础与依托,在历史与人文的深度中,肯定人性、人情与人道主义以及感性、灵性、诗性对人的重要性。文化诗学提倡“历史”与“人文”间亦此亦彼的张力关系,文学艺术正是在这种张力关系中获得诗意的表达与精神价值的诉求。

[1]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7~48页。

[2]马克斯·霍克海默、泰奥多·阿道尔诺:《启蒙的概念》,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3]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8~49页。

[4]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1页。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09页。

[9]陶东风:《从现代性的视角看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文艺报》1999年10月19日。

[10]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1页。

[11]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英国的自然主义》第四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12]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1922年第1期。

[13]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9页。

[14]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27页。

[15]《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编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16]《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编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

[17]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

[18]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

[19]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5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21]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董启,译,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178页。